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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有些评论者竟以为是梁山的“大好形势”（参见《毛泽东读五部古典小说》，97页）。其实审时度势，梁山并没有力量反掉赵氏王朝，只能是受招安，或被剿除。受招安求大赦，以保存落草兄弟。这正是宋江高于其它英雄好汉的战略观点。谴责宋江的受招安方针是没有历史的和逻辑的根据！
七、《水浒》的“忠、义”
宋江常把忠义挂在咀边上。金圣叹因此断言他是假仁假义。可是李贽却加标了个“忠义“，成了《忠义水浒传》。到底《水浒》的忠义是什么意思，确实是个难于回答的问题。就说忠吧，宋江明明心里想做皇帝。众家好汉杀官劫府有什么“忠”呢？可是又要受招安以显其“忠”。依我看，只有鲁迅说的确切：“终究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宋江做不了皇帝，就做皇帝的忠臣（奴才），李逵忠于宋江，所谓“哥哥杀我也不怨，剐我也不恨”（第七十一回），却是小强盗对龙头大哥的“忠”，也是奴才的忠。文化大革命中极为流行的“无限忠于”的“忠”，上呈“效忠信”，甘做孝子贤孙，也是奴才式的忠。可见在中国消除奴才式的“忠”颇不容易。其实只要有专制独裁统治，就总不乏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之辈，以及奴才式的忠心。
《水浒》中的“义”更为复杂。说“仗义”，其实有着全不相同的层次，“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并非是普遍原则。王英抢了妇女要强奸，宋江基于“义”给予劝告，并答应（后真的实现了）给他找个更好的妇人。可是周通只是强娶而非强奸，就被鲁智深也基于“义”毫不讲情面地暴打一顿，还强迫退婚。可见对“义”的解释不同。宋江讲的是江湖人士之间的“义”。鲁智深讲的是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的“义”。这也是宋江能成为强盗的大头领，鲁智深却不能的缘故。有论者竟把《水浒》中的江湖义气称之为“阶级感情”，并且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这自然是臆造。施耐庵果若能写出什么“阶级斗争观念”的作品，还要马克思做什么！《水浒》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当然反映出古代社会的不平；并且从“义”出发鸣出：“农夫心中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第十六回）。可这并不意味着作者能认识到阶级、阶级对立。相反，他只能意识到“善恶”之别。有贪官、有廉吏，有作恶多端的毛太公，也有乐善好施的史太公。在《水浒》充满的正是这类善恶之争。
但是《水浒》的善恶观，实质上受某些不同意义的“义”的观念所支配。鲁智深生具神力，武艺超群，作为颇受上司器重的中级军官（打死人，府尹也不敢轻易捉拿，还得请示经略使），自有气派，但却并不仗势欺人，以力压人。相反他总是见义勇为，不计个人安危的打抱不平。他打死郑屠，痛打周通，与崔道成、邱小乙拼死相搏，以至全力救护林冲，全都显示他的见义勇为的品格。他宁可剃发为僧，也不像李逵、三阮那样为了图一世快活而为盗。只是后来走投无路才落草上山。他是《水浒》中真正第一侠义英雄。
另一英雄武松，比起鲁智深却低一些层次。他杀嫂、杀西门庆固然是报仇，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伸张正义。同样血溅鸳鸯楼虽杀的有些过分，但实在也出于无奈，（不能让人们察觉），也还是官逼民反。不过武松还是江湖人。他的“义”还表现在“好汉不打笑脸人”，而与开黑店的孙二娘、张青结拜。又在得到小恶霸施恩的多方照顾，而帮助他打了大恶霸蒋门神，重夺回地盘，让施恩“重霸快活林”。从这方面说，武松的“义”又向无原则的流氓无产者的团伙的“义”靠近些。
至于阮氏兄弟、李逵的“义”，那纯粹是职业强盗团伙的义。只是为了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而共同杀人越货，打家劫舍而团结的“义”，并且与鲁智深、武松等人不同，他们总要依傍有权势有威望的“大哥”。由此这种“义”就与对老强盗、大龙头的“忠”分不开。这也许是《水浒》中最广义的“忠义”、也就是三阮要把“一腔热血卖与识家”、李逵可以认杀、认剐的忠义罢。
显然，在一个造反集团中，若鲁智深的理想化的“义”占了优势，那么它就成为吊民伐罪的农民战士。而若李逵、三阮式的“义”占优势，那就是荼害人民土匪强盗。有种极恶劣倾向，就是混同《水浒》中对义的不同的诠释，硬把强盗美化为“农民起义”。
八、《水浒》的现实主义
近些年来“现实主义”已经不“时尚”了，是老掉牙的陈年旧货了。可是人们还在看《水浒》、《红楼》，总得归上一类。时尚的类还真有点容不下，于是还得说点现实主义吧！
过去不少论者以为凡现实主义者必定讲“阶级、阶级斗争”，虽然也曾风光一时，可也许就是让现实主义赶不上现今潮流的原因之一罢！据此说，《红楼》中司棋、金钏、晴雯等丫头之死，与白毛女受迫害差不多，都属于受地主阶级迫害致死。却忘记了这些“二小姐”的威风（司棋大闹小厨房是一例），也忘记了这些丫头在被放逐时，还如何百般哀求不要脱离贾府，即不要脱离奴才地位的可怜相。若把阶级斗争作为现实主义的标志，孙二娘卖人肉馒头也应是阶级斗争了。又有把“反封建”的内容作为现实主义的标签。《水浒》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皇权主义固然不是反封建，《红楼》中又何尝有反封建呢？曹雪芹，一个没落八旗贵族的贵公子怎会反封建？反封建是资产阶级及其前身——独立的市民的事业。施耐庵、曹雪芹的时代与此都不沾边哩！
《水浒》以及一切伟大现实主义作品之伟大当然不在此。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盛赞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也难说是“反封建的英雄”，也没有什么“阶级斗争观念”。他们甚至流露出严重的贵族的倾向和兴趣。《红楼》何尝不如此。例如刘姥姥二进大观园，念叨着小姐们头天吃一顿螃蟹够庄户人家一年开销。后来惜春作画，林妹妹忽想起在大观园宴会戏谑刘姥姥的情景而发了“雅谑”：刘姥姥成了“母蝗虫”。可以猜测黛玉不过是开玩笑，而并无恶意。但试问究竟是刘姥姥，还是整天在大观园里吃喝玩乐的小姐、少爷们，谁是“蝗虫”呢？曹雪芹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他是极心爱这些看不起穷人的贵族小姐、痛惜她们后来不幸的命运。但是他既然写出了在典型环境中，通过细节言行表现典型人物的典型意识和心态，那就是现实主义。
《水浒》也是通过描述在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意识、心态、语言和行为表现其现实主义。李逵杀了李鬼，要吃饭却无菜。看到李鬼的尸体，自己笑了：“好痴汉，放着好肉在前面，却不会吃”！于是割下李鬼腿肉烧吃了（第四十三回）。这是恩格斯说的“这一个”（参阅《马、恩选集》，IV，453页），鲁智深、武松、史进、石秀这些同样是大胆的英雄决不会如此。这是从细节上看《水浒》的现实主义。
从总体上说，《红楼》是唱了一曲没落大贵族家庭的哀歌。而《水浒》却是在更大视野中，主要是市镇小民，乃至中等人户受到封建皇权压迫起来造反的现实。中国人民饱受皇权专制主义的压迫，各色人等曾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道路走向造反：官逼民反。但却反不掉压在人民意识中的皇权主义。只能祈求“替天行道”的英雄好汉。祈求包大人、海青天、这类幻想中的清官（现在小说、电视剧又加了一大批大辫子的明君、贤臣、清官、廉吏来强化幻想）。但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道路还是走不通。任何专制王朝体制，既使开始是什么什么之治，什么清平世界，走到后来总会是昏君、佞臣当道、贪污遍地、恶霸遍野。于是要造反，甚至反了皇帝，但却反不掉皇权主义，还要真龙天子坐龙廷，一次再次重演一遍。这是一切古代专制统治走的必然道路。中国古代各朝各代的兴衰足以证明这个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水浒》没有回避这个矛盾。轰轰烈烈的水泊梁山在皇权主义意识下被瓦解了、众家英雄好汉被暗害、或逃逸了，这就是《水浒》的现实主义所在。金圣叹作为古人，不必苛求，何况他修改的文字确有独到之处。不过他“腰斩”全传，却大大削弱了《水浒》的现实主义力量。既使如此，也是《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无法比拟的。至于现今时尚的金庸类的作品，作为消闲品或宠物类，固无不可。却无法郑重视之。因为在那里完全由作者任意编造一个“武林”世界。那里的人物，据说那些大侠，大恶人，都充分表现了（人间不可能有的）“人性”中的“爱”、或“恨”。他们只能由天而降，而不可能在历史的现实的世界中成长出来，那里的人物和生活也全由作者任意规范。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想要多少美女，就有多少美女，想要怎样怪异的“武功”，就有怎样怪异的武功。穷措大自可以想像“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是别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即可！
（全文完）
古典重读之《荡寇志
说《荡寇志》坏，主要就是丑化农民起义，对它的艺术水准，批评意见倒不多见。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是，正因为它的艺术上还算不错，一度还很流行，所以思想就显得尤其坏。今天看来，当年鲁迅先生所谓的“思想未免煞风景”，确实还是有的。关键是主要人物没有独立的人格，一股子奴才气。但是不是丑化农民起义，就成了有争议的问题。
很简单，要问《荡寇志》有没有的一般的丑化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我可以说，看近几年学术界研究的成果，潘旭澜笔下的太平军，止庵笔下的义和拳，可都比《荡寇志》里的梁山贼寇惹人反感多了；要问《荡寇志》有没有具体的丑化《水浒》里所描写的这一次梁山起义？我可以说，朱大可、孙勇进，包括我们天涯的淮茗大哥，大大小小知名的或是不知名的论者都十分有力的证明了，水泊梁山的好汉都就是不把老百姓的性命当回事的那么一帮子人，——所以把他们往坏处写，也就好象确实不是没有理由。
实践出真知，《荡寇志》的作者俞万春，在珠崖、桂阳等地，是确实和农民军打过仗的，所以他写梁山起义如何失败，也就显得比较真实。书的前三十回，梁山队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发展势头好，很快抢了很多州府，但思想政治工作没有跟上，在占领区的统治地位并不牢靠，而且战线拉得过长，实力分散，给了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所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是历朝历代农民起义最常见的命运，至少，比被招安后和方腊火并掉要典型。从阅读效果上说，《荡寇志》里每一个好汉被干掉之前，总还有机会展示一下自己的个人才能，往往显得比较壮烈。比起《水浒》里“征方腊”的那十回书里，众英雄像被机枪扫射似的毙命，如杨志、史进这等第一流身手的人物，居然无声无息的就没了，俞万春这么写，恐怕反而要让人容易接受一点。
当然，农民起义搞到后来，总不免有内讧。五虎上将里的霹雳火秦明，就是因为卢俊义的猜忌给逼死的。而且，《荡寇志》里，打击梁山主要靠的不是官军，而是各处的地方豪强，割据武装。这个我们也熟，看《三国》里孙曹刘们是怎么起家的，就知道确实是怎么回事。李自成败于辫子兵，最后在九宫山，却也很可能是死在地主武装手里。更典型大家也更熟悉的，当然就是差不多在《荡寇志》成书的同时爆发的太平天国。朝廷的八旗绿营早烂掉了，要与石达开李秀成这样的优秀将领争衡，到底还是靠了曾国藩的湘军。
太平军一进苏州，当即就毁了《荡寇志》的书版，有趣的是，除了上述一般农民起义都有相似外，太平天国的命运和《荡寇志》的描写还有额外的巧合。太平天国起初把洋人当做“番弟”，“洋兄弟”，后来则据说是在“在清朝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不得不陷于失败”。《荡寇志》里，梁山有个洋人军师，乃是“大西洋欧罗巴国人士，名唤白瓦尔罕”，此人后来降了官军。而水泊梁山如此地利竟也被最终攻破，则是因为，围剿的将领得到了一套西洋画法的梁山全图。
评论者一般都说《荡寇志》的艺术水准不坏（除掉那些骨子里坚信思想不好，艺术上就必无足道的人物），但究竟不坏在哪里，好象就很少有人谈。翻来覆去也只是引用鲁迅先生的那几句话：“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摹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或者，“文章是漂亮的，描写也不坏。”
那我就说两句。
让人印象比较深的是它结构。这部书的大框架搭得比《水浒》好，它不是一个十回又一个十回串起来的，而是写了一场大的战役的全过程。一边是梁山从鼎盛到逐步衰落到灭亡，一边是陈希真、云天彪、张叔夜这些朝廷和地方的势力怎么兴起，怎么慢慢对梁山形成合围剿杀之势。常常是同时几条战线都在打，而方方面面的战况，彼此都有微妙的关联。这在今天的军事小说里不希奇，古典里能在这方面做得好的，此外就好象只有《三国演义》。不过《三国》结构的完善，多少得益于史实自身的提供的均衡性。俞万春就没占到这个光，小说里那么多的线索，他完全是靠自己纵横捭阖的才能组织起来的，从这点上说，他很了不起。
除掉开头几回写陈希真父女脱难的故事，总的说来，我感觉《荡寇志》受《三国》的影响要远大于《水浒》。因为《荡寇志》里运筹帷幄的谋略写得很见功夫，而《水浒》这方面其实做得很差。这就和《水浒》的另外一部续书，陈忱的《水浒后传》不同。我要是施耐庵，就一定不会喜欢陈忱这样的续作者，要是搁现在，恐怕还要告他抄袭。他常常就是拿《水浒》原有的故事，换个人名再写一遍。俞万春倒还干这么没意思的事。陈丽卿给高衙内调戏，当然也让人想起林冲娘子的故事。但之后的发展就全然不同。林冲被陷害，自己事先完全是不知不觉的，陈希真则很早就决定了逃走避祸，但面子上和高俅父子虚与委蛇（说实话，这里描写的火候没掌握好，这段时间里高衙内的表现很感人，让我想起了被朱九真欺骗的张无忌）。不幸他的计划被高俅身边的一个篾片识破，于是双方又有了一系列的斗智。这样事件的复杂度远非林冲那回可比。
不妨这么说，如果陈忱是一个模仿者，俞万春则更多时候是一个加工者。又比如《云公子万弩射索超》一回，这是脱胎于《三国》里诸葛亮木门道射张郃的情节。但前前后后的铺垫渲染，比是三国里那回书要详细得多。索超秦明先跟路人打听，说是没有伏兵，看雪地上一点人迹没有，确信没有伏兵，这才放心追下去，——一路还夹写雪景，写雪地行军的的艰难，这些细处功夫，都是《三国》通常不会下的。结果官军是绕出“林外小路，盘上山去”的，所以索超还是中了埋伏。我想鲁迅先生“几欲摹前传之垒”的评价，大约也就是针对这些内容而言。
甚至《水浒》里的一些破绽，也被俞万春利用得很好。如秦明是给宋江设计害死全家，才不得不逼上梁山的。要说对此事秦明一点怨气没有，那也未免不合情理。《荡寇志》就写官军抓住这一条，大搞反间计。梁山马军五虎将里，为什么独独董平的名字在天罡排名里和其他人隔开，孙立那么厉害，为什么却只能在地煞里容身，《荡寇志》都给解说得很圆：
金大坚也将怎样密镌石碣的话说了，又道：“这是宋江想与卢俊义争位，故与吴用、公孙胜议得此法，特将卢俊义名字镌在第二。此碣自卢俊义一到山泊之后，就已镌定。彼时张清、董平等尚还未到，原想就部下头目中选出几个，以满一百八人之数。后同张清等到来，却好天罡数内余第十五、十六两行未镌，因将张清、董平镌入。所以董平在五虎将之列，名次却在十五，顿与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离开，实为镌刻已定，难以改易故也。”贺太平又问道：“那董平、张清本位，原拟镌刻那个？”萧让道：“一个拟刻孙立，一个未定。至于地煞数内多有未定，所以龚旺、丁得孙尽有空缺可填。就是蔡福、蔡庆、郁保四、王定六等，也都是临时填上去的。此一事，惟有宋江、吴用、公孙胜及小人等知悉，余人都不晓得。”张公大笑道：“妖言惑众，一至于此。”
对喜欢武侠小说的读者而言，《荡寇志》的还有一个进步也值得一说，就是他的武打场面很详细。《三国》里，赵云冲阵时，“浑身上下，若舞梨花；遍体纷纷，如飘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