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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去粉壁上留下血写的“杀人者， 打虎武松也”八字， 留下对那杀人世间也是对自己的判决。
武二郎，重回命运的十字坡，换作行者打扮，也换了镔铁戒刀， 他在镜前照了，突然“哈哈大笑” 起来，这番笑，在这个杀人黑店中，出自一个杀尽十五口良贱的行者口中，如何不令人觉得可怖？这笑，是那个杀人世界里，一把悲愤的刀在暗夜里的啸鸣。这笑， 是过去的武二郎的死前的呐喊，也是新的武行者的降临时的咆哮。读到此处，怎不令对险恶世间有深切体会的人们心胆俱寒 提握可相从自此后，武行者不再妄杀无辜，他的祭刀典，是杀得蜈蚣岭的贼徒，救了一门都遭害的被掳妇人，这次行义，是新武松的第一次行动，也是水浒传中，行侠至为完满的一节。武行者，已更贴近“侠” 的定义，而去“士” 则甚远了。然而昔日的二郎神采， 却恐已消磨殆尽。孔明孔亮庄再遇宋江，二人志向，其实已是不同。武松先说得自己将往二龙山落草，又叮嘱孔家兄弟“烘焙度牒书信”，“不可失落了那两口戒刀，这串数珠” ，为何？他已对俗世再不报希望，一意只要落草。宋江听时，心中自然不能认同，待次日，宋江心有不甘，又问道：“二哥今欲往何处安身？” 武松只得又说：“昨夜已对哥哥说了” ，将去二龙山入伙之事重复。宋江先劝武松与己同行，而武松以罪重为由推辞，虽也说了“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 的话，恐怕更多的只是聊以安慰宋江，安慰自己。次后酒店宋江送武松起身，劝他撺掇鲁智深等投降，武松也只终无一言。再看后面菊花会武松反对大聚义后就受招安的情节，以及功成身留杭州，宋江对这个曾经至爱的小弟也不再废言多劝的情形，可知武松之俗心已死，“六和寺内月明夜，三竺山中归去来”， 那个红尘里的武二郎，已作了止水边的武行者。
然而那柄砍缺的刀，却其实还一直在水浒传中闪动诡异之光。武松在血溅鸳鸯楼后，不曾有为哥哥报仇后洒下过的眼泪，因为，那些泪水，已化作残刀上的淋漓鲜血。而那柄残刀本身，也预示着“天伤星” 行者武松的未来断臂的悲剧命运。有人以为水浒传的作者，由于时代的局限， 对于滥杀无辜是持赞许态度的，对于平民百姓的性命是漠不关心的。然而我以为，文化与道德观念，在中国是传承已久、 绝难有如此大变化的，试看元剧明剧中的水浒人物故事，绝没有把滥杀无辜作为英雄事迹者，而即便只向内求证于现在的，也可发现，不曾妄杀无罪之人的鲁智深，能够成佛，断非偶然。 再试看“农民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的歌词，也可知道，作者那份对于纭纭众生的人文关怀，绝不会少到哪里去。硬要把所有人物塑造成“高大全” ，一部水浒，该变得多么索然无味。 那把砍缺的刀上的斑斑血迹，那个滥杀的武松，或许该是在象征水泊健儿甚而历史上有过的许许多多起义军的杀戮原罪吧，而征方腊时断臂的武松、 死伤的梁山兄弟们，正是对这份原罪的赎回 那残刀， 那天伤星的“伤”， 也是所有以血洗血又或手足相残的义军宿命里的“伤”啊。
6 水浒英雄赞 傲血霜锋武二郎
鲁智深的故事里，蕴藏着禅宗的成佛观，而武松甚而全体悲剧水浒英雄的故事，则又似乎暗合道家理念。那个曾令有情有义有智谋的武二郎无法立足的凶险世间，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慈孝” 的因果分析实例；那个身上沾有无辜者血痕的武松， 在江南战场被砍断臂膀，是“夫代司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矣” 的注解；而全部水浒英雄的结局，也正应了“物壮则老” 、 “强梁者不得其死” 、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 的道家人生哲学。 可是，读传时的翩翩少年们，哪个又会有心思有时间去领悟去理会这其中隐藏的道家智慧。读至昔时那个的打虎英雄武二郎，那个有仇必报的武二郎，那个轻生重义的武二郎， 那个霜锋濯傲血的武二郎， 那个本该“纵横振羽翰”的武二郎， 在宋帝国腹地的江南战场被砍得“血晕倒了” 时，哪个不咬牙深恨故事无情，哪个忍心卒读！
而那个终在西湖边醉赏烟霞的武行者，那个与鲁智深的佛意、张顺的英魂同游的武行者，他心中， 可曾有过对那把砍缺的刀的遗憾与悔惜？ 儿时曾听闻西湖边有武松墓，神往不已，及至到得杭州，才知六十年代已被夷平，只好望湖兴叹。“失意且伍豪客，得时亦一英公” ，据说这两句曾联写在武松墓前。“英公”何许人也？不是别人，乃是初“伍豪客”，为义贼，后被高祖赞作“纯臣” 、再后名标凌烟的大唐名将名臣徐绩、说唐故事里的徐茂功啊。太宗晚年，试探英公，将其贬至叠州，英公无半句怨言，即时起身，太宗遂心释然，召回使为太子辅 英公者， 前时的豪勇义贼，后时的鞠躬谨慎重臣也。然而对于傲血的武二郎而言，“伍豪客” 或是为“英公” ，恐怕都未必是可以为他设计的最好结局。“偶像的黄昏” 也好，“众神的黄昏” 也罢，那“黄昏”才是关键词，只有西湖边的悲剧中的血色落日，才能将落寞孤傲英雄的伤残身影，映照得更为高大。而数百年后，另一个少年时曾傲然“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青年时带吴钩收取关山、 为“伍豪”人间伏虎，老来影图凌烟、 得为一世尽瘁“英公”的江南好儿郎，他的故事与失落的理想，却不也勾动这个民族又一轮回里悲怀愁肠？
宋江这个人（刘慧儒）
小时候看《水浒传》，最失望的是宋江这个人。说是爱习枪棒，专好结交天下豪杰，可一卷读完，未见他使出像样的一招一式。遇到险境，不是叫苦，就是跌足，要么拨马先逃，潜身躲藏，全无半点英雄气概。真纳闷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诸雄何以竟与此等人为伍，并尊其为头领！
涉世稍深，又看出宋江伪善和权诈的一面。他谦恭礼让、乐于助人，骨子里却工于计算，支配欲极强。这一印象，后来在金圣叹的评本里得到了印证。可我始终不解的是，梁山泊人才济济，施耐庵何以让这么个人位居群雄之首，因而觉得这是小说的一大缺憾。
近读《水浒传》，忽然茅塞顿开：施耐庵不正是通过宋江的成功以警世人吗？
宋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宋江以忠义的化身自居，连自我介绍时也忘不了说“俺是梁山泊义士宋江”，但细检其所为，殊难找到忠和义的踪影，充其量只有一些博施的善行而已。我们知道，“施”与“义”是两码子事：《三国演义》里曹操笼络关羽是“施”而非“义”、关羽千里走单骑才是“义”。宋江的“仗义疏财，扶危救困”，说穿了，予人以利的成分多，行义的因素少，《水浒传》作者用了“散施”二字，可谓大有深意存焉。所谓散施，不管张三李四，逢人送钱是也。他这头救济虔婆，那头赍助帮闲，为做媒的王婆“做好事”，让卖药的王公称“恩公”，就是杀人后畏罪潜逃之际，银囊也不见羞涩：栖身富豪柴进庄上时，仍多番背着主人馈银与同为避难者的武松：在清风寨，每日变相送钱给相陪的下人。后来身为囚徒在发配途中，还是像散财童子般一路乐施不疲。遇上劫贼，奉行的也是以不变应万变的金钱外交：“我自多与你们银子相谢。”到了江州牢城营，更是上下打点，管事的、听使唤的，里里外外，能塞钱处一味地塞。银子春霖般哗哗下过之后，我们便读到“满营里没一个人不喜欢他”。
宋江上梁山之前的所作所为，除施舍银两外，实在乏善可陈。而疏财也并非具体地周人之急，扶人之困，而是泛泛地予人以好处，广结人缘。当然，予人以好处，本无可厚非，只要当事人手有余财，尽可多多为之，受惠者不管困厄与否，总会高兴的。只是，宋江出身农家，职业不过是县衙的押司，每月进项，顶多几两银而已，终年积蓄的财，也不够他痛痛快快地疏上一次半次。单靠正当收入，“及时雨”这响亮的名头无论如何是赢不来的。
宋江收入菲薄却大行慷慨之道，不免有点蹊跷。他散施的银子究竟从何而来，《水浒传》未作正面交待。但在讲到宋家隐秘的地窖时，有一段闲文颇堪玩味：
且说宋江，他是个庄农之家，如何有这地窖子？原来故宋时，做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做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第二十一回）
宋江挖这个藏身的地窖原来是因为做吏难。做吏为什么难？解释是：做押司的，一旦犯罪，轻则发配，重则问斩。其实，这句话并未正面说明做吏有何难处，只是强调为吏者犯罪难逃法网而已。古往今来，有罪则有罚，不管犯人为吏为官还是为民；至于为吏者知法犯法，量刑较重，乃是各朝通例，非独宋代如此。所以这句话并不在解释做吏难，更像是搪塞。这不似作者一时疏误，而是用心之笔。写到宋江时，作者每每用一些囫囵话把行文分成两个层次：表面上极力塑造、维护宋江的正面形象，在深层却又解构它、戳穿它。上面引的那段话也是这样：作者一方面告诉读者，当押司的有莫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却以文不对题的解释否定了这一风险。也就是说，宋江挖地窖并无特别理由。没有客观风险而预先安排退路，想必另有隐情。耐人寻味的是“重则抄扎家产”这句话。量一区区押司，有何家产值得惊动官府查抄？可见押司职位虽低，也有致财的可能。宋江倒不像是聚敛盘剥之徒，但他收入微薄，却“端的挥金如土”，这如土之金出自何处，不能不说是一大疑案。而他家那口地窖子恐怕是个有提示性的注脚。
地窖子看似作者轻轻带过的闲笔，其实是理解宋江所谓“忠”的关键文字。地窖作为避害的一窟与另一窟——梁山，一暗一明遥相呼应。梁山是水外之地。如金圣叹所说，《水浒传》之为书名，就是取梁山在水涯彼岸之意。水在王土之滨，浒又在水外，梁山泊超出了“率土之滨”的畛域，上得梁山便不再是王臣。宋江掌权后，梁山泊造兵符印信，设黄钺皂盖等违禁之物，俨然是朝廷的排场。相比之下，地窖子虽无其威风，但却有其功用；它不在王土之外，然在王土之下，同样摆脱了朝廷律令的约束。蛰伏地窖，便是置身于国家法度之外。说到法度，有一个细节给人印象很深：宋江在发配途中被请到梁山大寨。花荣要给他开枷，他作色道：“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一个擅字，多么凛然。可后来被蒙汗药麻翻，李俊把他救下并开丁枷，并不见他醒来后动问，“国家法度’如何不在了。此后在李俊家盘桓数日，也没想到要重新戴枷。如果说，这枷是在他无知觉时别人除去的，没有他的干系，那么在穆太公家借宿时，确确实实是自己打开的。当两个公人说“这里又无外人，一发除了行枷，快活睡一夜”时，宋江应声道：“说得是。’公人在蒙汗药事件前，一路未曾建议去枷，可现在他们领悟到，宋江在梁山泊生死弟兄们面前只是作秀，故尔加一句“这里又无外人”的知情语。
宋江每被视为无条件地忠君，是因为他甘领刑罚而不愿落草为寇，即使上了梁山也心怀朝廷。他受刑是因为杀婆惜，杀人后，他信誓旦旦对苦主闫婆说：“我是烈汉，一世也不走，随你要怎地。”好个烈汉！没过片刻，被闫婆扭结到县衙门口时，就瞅个空子开溜了——躲到国家法度无法进入的地窖子里。后来从地窖里爬出，也不是投案伏法，而是四处寻找保护伞隐身匿形。最后也是由于大赦有望、缉捕难逃才去自首的。可见，宋江的伏罪是有选择性的。法在他眼里不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家大典，仅是权衡利弊时的一个参数。伏罪与否，要视刑而定：重则逃，轻方就。可在人前，他矢言忠君服刑之事断无商量余地。在发配途中，刘唐请他上梁山入伙，他做出一副宁死不能不忠的样子来，闹得要挥刀自刎。后来因题反诗获死罪，被梁山好汉救出，却闭口不再提陷他不忠的话，而称“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其实，何尝就到了“不由不”的地步，如果他真以为忠君事大，性命事小，现在自杀为时也还未晚。在宋江眼里，抽象的伦理原则远不是什么“甚于生者”。为了苟活，全可以丢开。可见，他的“忠”是有条件的。
宋江的“替天行道”常被视为“忠”的表征。这“替天行道’也是句含混话。天之大德曰生，宋江所行的却是杀戮。他从法场得救，要做的头件事就是烧杀：火烧无为军，杀死黄文柄一门良贱四五十人。黄某不管平素为人如何，在宋江一事上无可指责，他仅仅维护了朝廷的利益。退一步讲，即使宋江有理由仇杀，杀的应是黄文柄一人，而不该是合家老小。对此，连称许宋江的李贽老先生也大摇其头，批道“大不是，大不是”。宋江忠君的神话还建立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口号上。也不知这贪官和皇帝的界限宋江是怎么分的。不知他践踏的王法，是贪官的，还是朝廷的？他率众攻的城、掠的地、杀的官兵、抢的国库，是贪官的，还是朝廷的？他劝降和逼降的剿捕将领，是贪官的，还是朝廷的？他拉秦明、呼延灼、关胜等人背叛朝廷，抬出的理由是，梁山好汉企盼朝廷招安。可这些人根本不需要绕一个落草——招安的大弯子，他们已是在为朝廷效力。
宋江受招安是否符合施耐庵本意，现在不得而知，值得关注的不是宋江招安后的行为，而是求招安的心理。我们知道，传统的仕途是“学会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文不成、武不就的宋江，没有待价而沽的资本，县衙小吏已是他事业的顶点了。可宋江不是安分之人。他言必称忠义，但有两处却显现出心迹：一是得知晁盖等人在梁山做大事业，自言自语流露出艳羡之情，‘一是酒后题诗“敢笑黄巢不丈夫”。庙堂既然无法靠近，就在江湖上迂回发展。当然，走江湖也得凭本事吃饭，但有个“义士”名头，不啻怀里揣着“铁券丹书”，近可以保身，远可以腾达。待得当上梁山寨主，总算有了与“帝王家”交易的本钱。倒霉的是那些诚心聚义、共襄盛举的异姓弟兄，糊里糊涂就被宋江给卖了。
宋江的“忠”如此，“义”又何如？义是《水浒传》的灵魂所在，梁山事业的凝聚力就是义气。身为群雄首领，宋江理当为义的表率。不错，宋江在江湖上有“孝义黑三郎”的美名，各路好汉都把他目为义士，对他恭敬有加。然而众人的敬意并非基于各自对他的认识，而是传闻。初见他时，谁也没见他有何义举，难免对他有些无礼。只在听到他是江湖上盛传的“及时雨”时，才倒身便拜。这一套式重复得有点腻味，作者不厌其烦，是为不断提醒读者：众好汉拜服的宋江不是活生生的见义勇为之士，只是“义士”名头的载体罢了。一句话，宋江的威望不是建立在他的行上；然他的名，如我们前面看到，源于施利市恩，与真正的“义”相去甚远。
宋江和梁山的结义弟兄后来又是如何相处的呢？与宋江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晁盖、花荣、李逵诸人。花荣是宋江的心腹，救过他的命，共他患过难。按说，两人可以毫无保留地推心置腹。可如前文提到的，当花荣要给他开枷时，他假惺惺地来一套说孰背着花荣却又私除行枷。李逵是一条血性汉子，对朋友忠贞不贰。他讲到母亲不幸死于虎口落泪时，宋江一厢却大笑起来，接着说：山寨得了新人，“正宜作庆”。一次，李逵求战被宋江喝止后擅离梁山，宋江就认为他“多管是投别处去了”小人之心，由此昭然。
最能看出宋江为人的是他和晁盖的关系。晁盖是他的“心腹弟兄”，他曾担着“血海也似干系”给晁盖通风报信，后来晁盖也曾两次率领人马赶来救他的性命。宋江得救时向晁盖发誓，要“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实际又如何呢？
宋江一入伙，就甩开晁盖更改梁山体制。梁山的秩序是以交椅排名次，这既是才能功劳的体现，也是发号听今的依凭。宋江头件事就是废除旧法：功不分高下，让旧头领坐主位，新头领坐客位。这一安排乍看无关紧要，实则不然。晁盖的原班人马是旧头领，宋江交结的是新头领。本来一到梁山，大家便是兄弟，不分你我，聚集在寨主晁盖的麾下。宋江硬要分宾主，貌似谦逊，骨子里却咄咄逼人。旧头领总共才九个人，新的多达二十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