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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传也好，话本也好，都没有说高俅与宋江三十六人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在高俅死后主张对高俅追削官秩的李若水，据上引《捕盗偶成》诗，是很清楚地知道宋江三十六人的，但他弹劾高俅却没有与宋江三十六人之反挂钩。《宣和遗事》既写到宋江三十六人，也写到高俅，可是故事中二者不曾发生过任何具体冲突。与宋江三十六人有关系的是大兴花石纲之役的朱，以及赠送生辰纲的梁师宝和收受生辰纲的蔡京。花石纲使杨志、林冲十二指使结义为兄弟，发展到杨志卖刀杀人，十二人上太行山落草。生辰纲使晁盖聚义拦劫，终至上太行山梁山泊，并连带宋江亡命江湖，成就了三十六人的事业。按《宣和遗事》，有理由成为宋江三十六人的头号敌人的应当是朱、蔡京和梁师宝三人。
元杂剧“水浒戏”没有出现高俅这个人物，戏中虽有衙内登场，但不是高俅的儿子。
由此看来，将高俅塑造成林冲以及梁山起义军的对立面，完全是《水浒传》作者独具匠心的创造。且不说这种人物配置，单就高俅人物形象而言，距离历史、距离宋元话本和戏曲已经相当遥远了。尽管《水浒传》作者利用了王明清《挥录》的材料，说高俅靠了蹴的脚头功夫爬上高位，但对他的出身、家世却进行了根本改造。这种改造，作者自然有他的意图，这一点将留待后文分析。
四
高俅和林冲的故事，简单概括起来，也可以说是“夺妻杀夫”。夺妻杀夫，本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小说史上这类作品屡见不鲜。最著名的当数宋初乐史（930—1007）的《绿珠传》12 。此事见于《晋书·石崇传》，不纯粹是小说家言。乐史敷衍成篇，如他在篇末所说：“今为此传，非徒述美丽，窒祸源，且欲惩戒辜恩背义之类也。”小说所强调的是绿珠作为一个侍姬，竟能不惜一死以酬主人，那些享厚禄、盗高位的衣冠须眉又如何：亡仁义之行，怀反覆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务，岂不悲哉！小说寓言如此。循此思路，詹詹外史《情史》把它编入“情贞类”。《情史》“情贞类”所收同类故事还有多篇。其中《申屠氏》叙靖康二年董昌之妻申屠氏美艳有才，当地富豪方六一设计诬陷董昌，将其杀害以夺其妻，申屠氏伪装顺从，伺机将方六一刺死，然后自缢。《歌者妇》叙南中大帅害死歌者以强占其妻，其妻藏利刃欲刺大帅未果，遂自断其颈而亡。这类话题的主旨都是赞赏女主人公的节操。
《水浒传》的林冲娘子也是一位烈性女子，第二十回补叙她见难逃高俅魔掌遂悬梁自尽，然而《水浒传》作者之意并不在褒奖节烈，而在揭示一个重大社会历史主题：官逼民反。“杀夫夺妻”是强者对弱者实施的暴行，强者当然是凭藉自己的权势达成其卑鄙的目的。司马伦之流所以能够得逞，客观条件是封建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这个体制的顶端是皇帝，皇权天授，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对臣民握有不容置疑的生杀予夺大权。皇帝以下由各级官吏叠成一个多层金字塔，上一层对下一层同样具有绝对的权力，塔基下则是广大的平民。这个金字塔结构的固着力是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配合意识形态便是“孝”和“忠”的神圣化和绝对化。由秦始皇创立的这个体制延续上千年，在改朝换代和分裂统一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改进而逐渐完备。人们在这个体制下生活，头脑里难以生长权利的观念，即使发生权利观念的萌芽，也必定会遭到无情的扼杀，像司马伦的行为，人们都只是以伦理的尺度考量其善恶，一般不会从法的角度判别其是非，触及“官”的要害问题。 《水浒传》的创造性和深刻性就在处理“杀夫夺妻”话题的别具机杼，超越情贞模式，作者把高俅、林冲及林娘子的纠葛配置成一个新的格局。林娘子淡出，着意展开高俅和林冲的矛盾。作者固然是把高俅作为坏人来描写，但对他的描写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高俅本来就是一个破落户子弟、游手好闲的无赖棍徒，这样一个社会人渣居然由皇帝的好恶而擢升为朝廷重臣。高俅发迹，昏聩的赵佶自不能辞其咎，但是如果没有金字塔式的封建官僚制度，赵佶纵有其意亦难以达成其事。第二，高俅夺林冲之妻，不似司马伦那样赤裸裸，他使用“合法”手段，设陷阱诱使林冲带刀进入军事机密的白虎堂，名正言顺的加其死罪；死罪未能成立，高俅虽然恼怒，却仍不直接杀掉林冲，而是采取暗杀的方式；在林冲未死之前，高俅一直不肯公开强夺林娘子。高俅调动国家机器来对付林冲，使林冲躲无可躲，藏无可藏。第三，高俅作恶多端，祸国殃民，终其《水浒传》情节，他并没有像一般小说中的坏人那样得到恶报，《水浒传》的结局是宋江等人冤死，他仍然高居庙堂。综合三点，作者没有把高俅写成一个孤立的坏人，作者主观上不可能对封建官僚制度的本质有所认识，但至少认识到高俅的坏不是孤立和偶然的现象，是当时官僚政治腐败和黑暗的集中表现。
林冲这个人物，《水浒传》作者依据“豹子头”绰号给他设计了一个“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外貌，这个从《三国演义》张飞形象复制出来的外貌与他的儒雅的举止反差太大，并不被读者认可，清代以后的绘画和戏剧舞台脸谱都被修改成清雅的须生，以达到表里如一的美学效果。《水浒传》的林冲有两个特点。一是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安分”是指他安于封建等级制度所规定他的社会角色，他不想投机钻营往上爬，更不想改变现存社会等级秩序，他只求在现存社会等级秩序中维持他的也许是令人羡慕的家庭生活。他任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非军中指挥官，品级不高，也没有什么实权。他娶妻尚未得子，岳父也是一个教头，婚姻门当户对，是一个小康家庭。他很满足，为了保住这种平平常常的小家庭生活，决不招惹是非，是非招惹到他，他宁愿躲避退让，即使受欺侮也要逆来顺受，委曲以求小家之全。他武艺高强，既没有鲁智深的豪侠之气，更没有李逵的反叛精神，他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良民。假若不是高俅逼他至绝境，他一定会像他岳父一样安安稳稳和默默无闻的过一辈子，决不会落草为寇。其实，千百年来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样生活过来的，即使是被压在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如果不是略无生机，也不会铤而走险，去甘冒“大逆不道”的罪名。正因为如此，林冲的性格很有中国国民的代表性。其二，林冲眼睁睁看着草料场被烧，虽庆幸不曾被烧死，却从此也逃不脱一个死罪的结局，他挺枪冲出山神庙，杀了高俅派来的爪牙。接下去，作者没有循着传统复仇类型作品习惯思路来写林冲如何潜回东京，去取仇人高俅的首级，而是走上梁山，投身到绿林草寇中去与朝廷对抗，换句话说，林冲的“反”，已超越了个人反抗的范畴，他的反抗与当时社会的颠覆势力融为一体，升华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反抗，明显的带有政治性质。
林冲和高俅的矛盾已不是简单的好人和坏人的矛盾，而已提升为民众和官府的矛盾。高俅将林冲逼上梁山，成为了官逼民反的典型案例。《水浒传》通过林冲被逼上梁山极有感染力的故事，充分揭示了官逼民反、民不能不反的合理性。作者的同情在林冲一边，这种倾向在封建时代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叛逆。
五
小说家在创造自己作品的艺术世界时，不论他写的是有文献可参的历史题材，还是凭空虚构、驰骋想象的神魔故事，其创作的原动力，不管作家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是来源于小说家生活时代的社会矛盾的撞击。作品的情节和细节，以及人物性格等等，也不管作家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投影。宋江三十六人的题材虽然有一个长期累积的历史，但《水浒传》绝不是民间文学范畴的集体创作，而是作家个人的作品，属于作家文学范畴。关于《水浒传》吸收了宋元以来传说、话本、戏曲方面哪一些要素以及如何吸收，当写文专论，这里暂且不谈。既然《水浒传》是作家个人独创的长篇小说，它就必定透射着作家生活时代的“当代精神”，是作家生活时代的现实产物。那么，《水浒传》是哪个时代的产物？就林冲和宋江而言，这对 人物形象和矛盾冲突的现实依据又是什么呢？
《水浒传》的成书年代，我曾用历史的方法进行过考证，结论是成书在明代嘉靖初年13 。现在我要用文学的方法，对《水浒传》成书过程作逆向的探索，以求得它的生活原型。
有论者以《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为前提，认为《水浒传》是根据元末农民战争的经验创作而成的。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这些战争有其共性，同时又各具个性。共性方面，农民暴动的原因都是相同的，大要为一个王朝统治已经腐朽，也就是朝廷失去了调节统治机制的能力，各级官僚唯利是务，法度不存，地主肆无忌惮的对农民实行超经济剥削的同时，政府也在加剧对农民的横征暴敛，农民难以生存，大批背乡离井沦为流民，有的则聚啸山林成为“草寇”。此时社会如同一堆干柴，只要出现晁盖、宋江式的人物，就是干柴遇着火星，顿时会燃成燎原大火。农民起义虽然有的也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但由于它不是生产力发展到高度水平产生了新的生产力之后引起的社会革命，在实践中却并不能加以贯彻，他们多半只代表起义队伍的集团利益。在集团内部也仍然存在严格的等级，头领和喽 口 罗 并不一样“大块吃肉、大秤分金”，因此在与当朝政权的斗争中常常表现出实用性和妥协性，故而朝廷的对策也常常变换使用镇压和招安两手。不仅历史上的宋江受招安，唐末的王仙芝在乾符三年（876）、乾符四年（877）两次提出过招安，明代正德年间的刘六、刘七也谋画过招安，明末的张献忠也接受过招安。然而这些共性都是寓居于个性之中，通过个性显现出来的。成为作家创作的生活原型的东西，是具象的、鲜活的、五光十色的和浸润着情感的。我们判定一个时代生活是否是某部作品的生活原型时，标准应当是时代的个性。元末农民战争的个性是什么？简而言之是秘密宗教和民族矛盾。最初起义的领袖以明教、弥勒教作为信仰和精神纽带唤起并组织民众，同时又打出反元复宋的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旗帜。韩山童、刘福通就是宣传弥勒佛已经降世，明王已经出世，鼓吹要改朝换代。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攻占婺州，在衙门前树两面黄旗，旗上大书：“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又立两个木牌，牌上大书：“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秘密宗教和民族主义在晁盖、宋江的起事过程中毫无踪影。把《水浒传》的故事放进元末的时代环境中，明显的难以契合。《水浒传》表现的是贪官污吏、地方豪强和广大民众的矛盾。它所展示的是皇帝昏庸、官吏不法、民不聊生、盗贼蜂起的社会图景。作者叙说北宋末年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不过是借他人之酒来浇自己胸中块垒而已。它不是元末社会的投影，更不是明初社会的投影。封建专制的历朝各代，即使是圣君贤相的太平盛世，官吏贪脏枉法、欺凌百姓的事情也是要发生的，但是情况和程度却有差异。朱元璋立足后，对官吏实行十分严厉的监控，他和他的儿子永乐皇帝朱棣对贪官惩办手段之残酷，史所罕见。明代前期的各级官僚，在总体上还是比较收敛的，不大敢肆无忌惮的恣意妄为。相对来说，社会也处在一种较为安定的状态。高俅和林冲的故事以及桃花山、二龙山、对影山、梁山等等山头林立的动乱局面，绝非明初现实的写照。
若把高俅和林冲放在明代中叶的正德年间，则会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存在融为一体。在正德时代产生高俅和林冲的故事，不止是合逻辑的，而且可以说是写真纪实。正德前期宦官刘瑾把持朝柄，结党营私，而朝中士大夫官僚居然依附宦官，盛乱朝纲。历史上宦官窃夺大权的事并不稀罕，但士大夫官僚与宦官结合成“阉党”，这是第一次。《明史》专为“阉党”立传也是史无前例的。刘瑾“阉党”中贪官很多，试举张一人。此人进士出身，位居阁僚，贪财而且渔色，对刘瑾阿谀奉承，甚至称刘瑾为“老者”。他强夺属僚的妻妄，因寡廉鲜耻而著于史册。
张綵，安定人。弘治三年进士……性尤渔色。抚州知府刘介，其乡人也，娶妾美。綵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贺曰：“子何以报我？”介皇恐谢曰：“一身外，皆公物。” 綵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内，牵其妾，舆载而去。又闻平阳知府张恕妾美，索之不肯，令御史张禴按致其罪，拟戌。恕献妾，始得论减。14张綵的作为与高俅有何区别？碰到不肯献妻的张恕们，他就动用国家机器，“按致其罪”，与高俅对付林冲的办法简直如出一辙。张綵所以如此嚣张和毫无顾忌，原因就在他们完全把持了朝政，那政治的黑暗与《水浒传》的描写相合着契。
《水浒传》作者对高俅的描写有两点值得我们 玩味。其一是高俅的发迹。《水浒传》利用了《挥麈录》的记载，但并非完全照搬，而是有所取舍和有所强调的。把高俅写成是破落户出身和市井棍徒，是《水浒传》作者的创造。从一个市井棍徒发迹成朝廷重臣，在社会战乱年代有可能，像话本中津津乐道的朱温、石敬塘、刘知远、郭威等人，都是由一介游民而升腾为帝王将相，所谓时势造英雄，社会条件是绝对重要的；和平年代里一个游手好闲的无赖汉想凭藉一点蹴麈之类的技能一步登天，几乎没有可能。在社会正常情况下，官吏的选拔是有规定程序的，多半要经过科考，少量的也有恩荫和捐纳。既不肯埋头寒窗苦读，又没有贵胄家庭的背景和万贯的家产，入仕只是妄想。《水浒传》写的北宋徽宗时期，尽管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毕竟没有社会大动乱，在这样的背景下市井棍徒高俅能够如此发迹辉煌，不能说不是一个疑问。其二，《水浒传》写高俅没有亲儿，不得不过继一个子嗣，而且这个干儿子竟是高俅自己的叔伯兄弟。《挥麈录》记高俅是有子嗣的，这样写也是作者的创造。认自己的叔伯兄弟为干儿子，不符合封建宗法。
两个疑点如果放在明代中叶这个特定时空里就都可以得到解释了。这个时代，一个市井无赖的确可以发迹变泰，当然不是去场屋应试，不会得到恩荫，也没有财力去捐纳，他们有一条捷径可以走，就是净身做个阉人入宫，一旦获得皇帝宠信，便可权居百官之上。明朝立国的时候，朱元璋严禁宦宫识字，以防止他们干政。永乐皇帝朱棣篡夺侄儿的帝位，宦官从中帮了他的大忙，他于是不顾朱元璋的圣训，开始重用太监。永乐末年出身教职、官位低微的王振净身入宫充任宫中女子的教习，可以说是打破了朱元璋的禁令15 。王振在宣德朝即掌司礼监，正统初年便独揽大权，正统十四年（1449年）挟正统皇帝率兵至土木，酿成土木堡之役惨败，导致正统皇帝被瓦剌也先俘掳。正德年间的刘瑾本是谈氏子，依太监刘姓者净身进宫，冒其姓。此人狡狠奸险，仅“粗知文事”16 ，然“日进鹰犬、歌舞、角觝之戏，导帝微行”17 。正德皇帝为刘瑾所蛊惑，怠于朝政，大权尽落刘瑾之手。刘瑾一手遮天，作威作福，网罗党羽，迫害忠良。为翦除异己，屡起大狱，据《明史》记载，谪尚书王佐以下者百七十三员。招纳朝臣焦芳、刘宇、曹元、张綵、刘玑等数十大员结成阉党。《明史》曰：明代阉臣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末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犯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18太监多来自社会下层，刘瑾一党的太监张忠曾与霸州大盗张茂结为兄弟，并引张茂混入豹房“侍帝蹴麈”19 。陈洪谟（1474…1555）《继世纪闻》也有此类纪载：“京师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处，京卫屯军杂居，人性骄悍，好骑射，往往邀路劫财，辄奔散不可获，人号为放响马贼。近来内官用事，谷大用、马永成、张忠等皆霸州、文安诸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