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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判定林冲故事不是说书、演杂剧的民间作者的创作，而出自最后修改全书的江湖文人之手，依据有二：其一，在《宣和遗事》中虽有林冲之名，但在南宋说书、元代杂剧中，完全找不到林冲故事；其二，林冲的出场，是以《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为模特儿，因此林冲故事必然产生在《三国演义》之后。林冲怎生模样？“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手持丈八蛇矛”，请问这不是张翼德是谁！
这位创造林冲故事的作者实在高明。在修改全书的时候，他发现这么一部大书竟然没有一位中心人物，堪作典型。不管你把梁山泊、水浒寨写得多么威武雄壮，但是这一批草莽英雄的身上，多多少少总有一些毛病，要想说明梁山事业的正义性，总还显得不够。举例说吧，鲁智深嫉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生所作所为，充满了侠义精神。因为行侠仗义，后来逼上了五台山（还不是梁山）。可惜他有点儿莽撞，要救金翠莲，是小事一桩，本来不必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但他三拳打死了镇关西，从此走上逃亡之路，就显得做事不够稳重。当了和尚，老是戒不掉酒肉，总得算是不足之处。武松被誉为复仇之神，但是作为英雄人物，总是快意恩仇，而且草菅人命，所作所为，还做不到大义凛然。晁盖是个小地主，地头蛇，还和私商往来，做些不法生意。他的仗义疏财，结交江湖豪杰，说穿了，其所疏之财，也多是不义之财。他的上梁山，并非不得已，而是想发横财，自蹈法网，没有什么冤屈可言。郓城小吏宋江，一出场给人的印象就不好，明明是包二奶，还说是做善事。做个小吏，还要仗义疏财，财从何来？显然兼跨黑白两道，既吃俸银，又收贿赂，不算贪官，也是污吏。水浒英雄只是这一班人，别说希望“图王霸业”，就是希望争取同情，能够立足，亦非易事。要那些民间说书、演杂剧的作者描绘一些草莽英雄，他们可以说得头头是道，演得酣畅淋漓，这是他们的看家本事，完全可以做到。但是要他们去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正义之神，使天下后世改变对梁山英雄的印象，去掉这部小说“诲盗”的恶名，这就不是他们所能做到的了。因为他们平时很少接触这样的人物，胸中缺少这样的模特儿。
虽然林冲故事的素材来自元杂剧的“衙内戏”《蔡衙内夺妻》，但是也得有高手来加工。林冲的后来居上不仅使梁山上出现一位正派的英雄，而且让《水浒传》这部小说大大地提高了档次，得以作为古典名著立于中国正宗文学作品之林。
《水浒传》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可以各抒已见，认真讨论，不必忙于下结论。我还可以再补充以下的看法。
《水浒传》里征辽部分文字不多，而且是在续加部分，它不是《杨家将》，反侵略，保家卫国，不是它的主题。
《水浒传》不反皇帝，梁山英雄在与官兵敌对之时，还放声高唱“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因此，推翻宋朝，另立新朝，不是它的主题。
《水浒传》更不反对皇帝制度。李逵始终反对招安，力主“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他是梁山上最敢说话，口无遮拉的人，他的话可以视为梁山上的“底线”。既然要去东京夺了鸟位，则这个“鸟位”还是要保存的。因此，推翻专制王朝，建立民主政府不是它的主题。
《水浒传》里描写市民生活的文字确实不少，而且涉及到一些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如王婆说的一本“捱光”经，与潘、驴、邓、小、闲的五字真言。但是《水浒传》不是《金瓶梅》，男女风情不是它的主题。
还有，如果从一本书的内容分析它的主题发生困难的话，探讨一下书名，以及其中主要的政治口号，也许能够作为参考。《水浒传》的主题难以判定的原因是：它存在许多不同的版本。70回本到梁山大聚义为止，没有招安情节，被认为是反政府的，坚持革命的；100回以上的各种版本都有招安情节，则被认为是投降的。这样，主题就有了很大的出入。但是，不管什么版本，书名都是《水浒传》，梁山上的政治口号都是“替天行使”。其中有没有微言大义，倾向于哪一类主题（反抗政府还是投降政府），是值得作一番探讨的。
七、关于水浒书名和替天行道的口号
问：听说《水浒传》书名的出处是罗尔纲先生发现的，书中“替天行道”的口号的出处是您发现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答：不错。罗尔纲先生发现“水浒”的出处是在20世纪40年代；我发现“替天行道”的出处是在20世纪50年代。其实，发现某个词语的出处是很简单的事，钻研一门学问的时间久了，接触的资料多了，有时就能突然发现想找的根据，成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问：您能否把这两次发现的情况介绍一下？
答：完全可以。先说书名，水浒的“浒”字读hu，不常用。《说文》解释说：“水涯也。”就是水边上的意思。水浒二字联用，出自《诗经·大雅·緜》：“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爱及姜女，聿来胥宇。”这是一块地方，也就是周王朝的祖先开墓创业的地方。1944年秋，罗尔纲先生在四川李庄镇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因患疟疾，在家休息，偶读《诗经》，竟发现了《水浒传》书名的出处，如获至宝。以“水浒”作书名，确实是微言大义。“水浒”是“水边”之意，正是“微言”、“大义”是什么呢？那就是作者把水泊梁山比作周王朝的祖先开墓创业的地方，希望梁山起义事业能够兴旺发达，最后建立起像周王朝这样长达800年的大王朝。说明作者（不知道是谁）对梁山起义事业是肯定的，是推崇的。
过去有人解释过这个书名的含义没有？有过。明代万历年间，袁无涯刻《忠义水浒传全书》，就在“发凡”中说：浒，水涯也。宋江把自己所居之地称为水浒，是表示不敢据有梁山泊，要学姜太公居于东海之滨，等待机会来辅佐周文王的意思。
明末的金圣叹则对“水浒”又作出一种含义相反的解释。在《贯华堂水浒传》序二里，他说：“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处则有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他把宋江等人痛恨到极点，要把他们流放到穷荒去，不同于中国。
袁无涯与金圣叹两人的解释，都是从水涯、水边之意遐想开去，无边无际，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自然不可轻信。罗尔纲先生发现“水浒”是个地名，是周王朝开幕创业之地。以此地作书名，自有肯定梁山事业之意，而非无稽之谈。在几个月之前，《云梦学刊》2005年第6期发表了李万生《水浒书名及相关问题》一文，作者在文中说：《水浒传》书名出自《诗经》，“梁山一百八人啸聚水泊之边，是将兴未兴，与《诗经》所叙相近。他们最终没有建立政权，以招安结束，可以说是始于水泊，终于水泊。可见此书名为《水浒传》是十分贴切的。”罗先生在60年前已经发现“水浒”出处一事，这位作者不一定知道，他既找到了“水浒”真正的出处，理解其含义自然也就和罗先生相同。
问：您对梁山泊的政治口号“替天行道”的出处是怎么发现的？
答：对于我所不了解其含义，或者不了解其出处的词语，我有一个笨办法，就是先去查工具书。不管它解释得是否正确，总能给我提供一些线索。在20世纪40年代的桂林，我居然在一本汇集各种会党资料的专业工具书上查到了“替天行道”的词条。那上面解释说，这是“民间帮会起事用以号召之常用语”。我和聂绀弩先生商量（当时我是《力报》记者，他是副刊“新垦地”的编辑）。他说不妨到道家经典中去查出处。此后又过了十多年，我是在把出处彻底查清，又找到了足够的旁证之后，才把结论公之于世。
1958年，我在《关于里的“替天行道”的解释》一文中说：“我认为：‘替天行道’出于《道德经》。它的原文是这样的：‘天之道，其犹张弓欤！有余者损之，不是者补之。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损不足以奉有余！’用这句话来概括说明一切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真是一针见血，恰到好处。我以为：水浒英雄所坚决反对的，正是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他们要替天行道，就是要实行‘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天之道’。”
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现象，也就是现成所说的“马太效应”。《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有这样的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不论古今中外，从感情上说，穷人们都会反对这种损害穷人的“人之道”，而希望推行有利于穷人的“天之道”。
问：“水浒”这一书名的出处，“替天行道”这一政治口号的出处，全都查清楚了。可不可以这样说：凡是肯定这个书名，肯定这一条政治口号的人，就是肯定农民起义，对起义农民抱同情、支持态度的人。
答：我想还不能这么说，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从情理上说，固然有很多人都同情农民起义，但是经过很理性地考虑，有人就会不赞成用起义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因为大起义的风暴一旦掀起，每每腥风血雨，玉石俱焚，千百年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与文化精品，毁于一朝，全社会所付出的牺牲是太大了。他们希望用相对缓和一点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再说，许多人对农民起义，也包括一切弱势群体的起义是同情的，肯定的，但是对某些起义领袖则颇有微辞，这些人有可能是野心家，他们很会利用起义群众为自己拼命，在群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推倒了旧的暴君之后，可能又把新的暴君捧上了皇帝的宝座。在研究《水浒传》时，很多人对宋江的狡诈就十分不满。
其实，“水浒”不过是个书名，是一块招牌而已，“替天行道”也不过是标语、口号而已。招牌虽然好看，口号虽然动听，梁山头领们究竟做到了没有，做到什么程度？是力所难及，一时做不到呢，还是有心作假，挂羊头卖狗肉？那又需要认真探讨，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的。就算此书作者（还不知道是谁）用“水浒”这个地名作书名，用《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替天行道”作为梁山好汉的政治口号，也不过是对梁山事业抱有一种“期许”之意而已。而且，这也是作者一厢情愿的事，梁山头领们认不认识“浒”字，知不知道“水浒”二字的深意？对“替天行道”一语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还很难说。
八、关于水浒传的作者
问：《水浒传》的作者是谁，这个问题目前难以定论，但还是请您提出一个初步的简明扼要的答案。
答：如果希望说得相对正确一点，那就应该说，是集体创作。不过这个集体是个特别大的集体，从时间上说，上起北宋末年，下至明末清初，长达四五百年；从空间上说，东至东海海滨，西至太行西岳，南至长江下游，北至长城内外；纵横好几千里。在这个时空之内，有不计其数的作者都为写成这部大书出了力，把他们的心血留在字里行间。不过这些作者相互之间都没有见过面，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那些说书的，天天都在说，天天都在修改；那些演戏的，天天都在演，天天也在改进。凡是改得好的，比较成熟的故事，最后都写进了书里。这本书稿又不断地被加工，加工者，大都是流落江湖的文人。说这个大创作组总数有千百人，一点也不夸张。不过他们从来没有开过会，没有商量过创作计划，一切编写，修改工作都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规律默默无声地进行，自己修改前人的创作，又让后人来修改自己的创作。有许多地方，后人修改前人的书稿是改好了，但是也有改糟了的地方，还不乏改来改去，重复劳动，白费工夫。所以一改再改，改了几百年，直到最后成书，还存在以下这些毛病，或者叫做不足之处。
一、前70回既有人想反上东京，夺了帝位，也有人朝思暮想，希望招安。下半部中亦复如此。不仅全书没有统一的主题，前后两部分全都没有统一的主题，造成聚讼纷纭，至今还得不出一个明白的结论。
二、此书真正精彩的篇章，不过是40回之前几个主要人物的活动，如鲁智深、林冲、宋江、武松、李逵等人。这以后许多攻城打仗的情节，都是那些民间艺人所不熟悉，只是为了拉人上山凑数才安排的。所以就精彩不起来，怎么修改也没有用。
三、那些民间艺人所塑造起来的人物，总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毛病，因为他们平时所接触的只能是这些江湖人物。只有林冲是由后来的加工者江湖文人所塑造起来的，他一出现，立刻后来居上，成为全书的中心人物，逼上梁山的典型。
四、人物太多了，反而成为负担。如果只有36个头领，不勉强凑民108个，此书必然精彩得多。前重后轻，是此书一个难以克复的大缺点，那个决定把36人扩大为108人的决策者应该对此负责。
五、此书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构，是由许多小故事堆砌而成。有些小故事十分精彩，但是组合在一起反而被冲淡了，凡是由民间小故事聚合而成一本大书的著作都有这种毛病。如果像扬州评话《武十回》那样，把精彩部分尽量发挥，艺术上的成就必然更大。
六、综观全书，其中某些故事似有重复之嫌。例如两个红杏出墙的女人都姓潘，其中一些情节也颇相似。这绝不是作者为了卖弄才华而故用险笔，实在是把许多小故事揉合在一书中而出现的难以避免的漏洞。
对于《水浒传》的作者问题，陈松柏《〈水浒传〉作者研究八说》一文说得既十分周到，又精简扼要。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是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
问：如果要您答复，这本书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谁，您会怎样回答？
答：我认为此书是由一些民间艺人在宋、元、明三代的长期中逐渐积累，逐渐修改而完成的。民间艺人编写成许多水浒故事，这对最后成书，起了主要作用。江湖文人把许多故事编纂成为一书，对于最后成书，只起了次要作用。把此书的作者说成一两个人——罗贯中或施耐庵，既非事实，也不公平。
问：对于施耐庵的问题，现在说法不一。有人主张继续探讨，有人认为无此必要。您的看法如何？
答：我的看法是无此必要。有人说，经过考证，确有此人。我认为：我们要找的，是《水浒传》的作者，而不是施耐庵其人。如果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水浒传》的作者，则我们找出了施耐庵又有何用！还有，我们不探讨施耐庵的问题，但是并不反对别人去探讨。我们虽然没有探讨这个问题的计划，如果别人进行探讨，有了出乎意外的收获，那也是大好事。
我认为：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研究作品的本身是主要工作，探讨作者的情况是次要工作。如果探讨作者的情况已经山穷水尽，再无发展了（对《水浒传》作者的探讨已是这种情况），难道我们对作品的研究就进行不下去了吗？当然不是。了解作者的情况，对于研究作品本身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随着作品的不同，探讨作者的情况作用也不一样。研究《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时，了解作者情况十分必要，因为这两部作品都是由作者一手写出来的（暂不谈读书的问题）。作品本身常常是作者的自传，了解作者对于了解作品确实非常重要。研究《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情况就不一样，它们的作者不是真正的作者，只相当于现代的一个编书者或责任编辑，他与作品的内容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因此，了不了解作者情况，就不十分重要了。更何况《水浒传》的作者施、罗二人还不是真名，而是托名、化名。
弄不清作者，作者不可考，其实并不影响我们对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其价值。例如我们的《古诗十九首》，其中所写的离愁别绪，委婉动人，对后世诗歌发展的影响深远，超过了后来的任何一位大诗人。但其作者为谁？已不可考。此后南方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北朝民歌《木兰辞》也是如此，虽然影响很大，就是考查不出谁是作者。
九、关于《水浒传》的版本
问：《水浒传》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版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请谈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答：《水浒传》的版本之多是在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出现的事。这与皇帝极不负责、万事不理颇有关系。明代是个极为专制的王朝，大权都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文武百官都要对皇帝负责，皇帝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