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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鲁智深相比，林冲、杨志虽也出身下层军官，但在与压迫作斗争时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格特色。
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社会地位并不算低，还有一个和睦的小康之家，只因为高俅的儿子偶然看上了他的妻子，于是一连串的厄运便降临道他头上。先是被诱入白虎节堂，刺配沧州，野猪林险些被害；到了牢城营，还梦想着在此年逃灾避难，可是鹰爪又向他伸来，火烧草料场，欲置之于死。林冲忍无可忍，这才挺身而出，手刃寇仇，反上梁山。在这段复杂的经历里，林冲最初始终忍气吞声，想从妥协中找到“挣扎着回来”的机会，但他毕竟不是可怜虫，而是忍辱的英雄。在《水浒》英雄形象的创造里，林冲是唯一不以性格的终结形态出现在读者面前的。经过了斗争考验的林冲，最终把武艺与生命一起都交给了农民起义运动。在血泊恨海里横刀而出的林冲，不仅在斗争中表现得最坚决、最勇敢，后来在大势所趋的招安局面里，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曾提醒宋江说：“朝廷中贵官来时，有多少装么，中间未必是好事。”（第七十五回）然而在无可避免的悲剧结局中，他最后还是无声无息地瘫痪而死了。
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本来能搞好和上司的关系，“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只为花石纲遭风打翻了船，不能回京赴任，后来听到有复任官职的消息，就又“收得一担儿钱物，讨回东京去枢密院再理会本身的勾当。”虽然被高俅“一笔批倒”，但因为梁中书“留在厅前使用”，满以为又前程似锦了，于是“早晚殷勤听候使唤”。他在教军场上争功斗狠，在押解“生辰纲”途中“恁地逞能”，表现得多么买力！还是那个老念头：“博得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但是，“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终于使这位杨提辖“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只有去二龙山落草。杨志的遭遇，虽然也是被逼上梁山，比起林冲来就比较难于引起读者的同情了。
从以上三人上梁山的道路可以看出，《水浒》的确反映了巨大的历史真实，反映了徽宗王朝统治的危机。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4…3 11：38 回复此发言3 论《水浒》（李希凡）
在《水浒》的历史画卷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人民，始终占着中心的地位。例如阮氏三雄，不仅在“劫取生辰纲”中起了骨干作用，就是“火并王伦”、“活捉何涛”，也主要是他们的战功，他们的出场确实带有劳动人民造反的典型特色。三阮出身于道地的渔民，处于乱世，生活的潦倒，境遇的惨淡，小说虽然只有寥寥几笔，却有力地烘托了他们义胆包天、敢于反抗的性格。此外如解珍、解宝、顾大嫂、石秀等人，也写得十分出色。在这里，我们只谈谈两个最突出的英雄形象——武松和李逵。武十回（从二十三回到三十二回）是《水浒》中最有名的章节，其中如“打虎”、“杀嫂”、“打店”、“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都是突出刻画英雄形象的精彩篇章。作者笔下的武松，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理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便死也不怕。”渗透在武松性格中的古代英雄的力、勇、智，充分寄托着正战胜邪、善战胜恶的理想。人民渴望充溢着武松这样的力、勇、智的英雄，正反映着历史的要求，因为喘息在残酷的封建统治下的人民，想起而反抗，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力、勇、智。而比起其它水浒英雄来，武松的力、勇、智表现出更高的层次，也就是表现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里，他适应着周围的复杂环境，也采取了复杂的斗争方式，这突出地表现在惩罚西门庆和杀嫂的情节里。
在《水浒》成功的英雄形象的创造里，黑旋风李逵是唯一不具有性格传记的艺术典型。从酒楼会宋江的出场，到劫场、上梁山、回家探母、受招安、被毒死，李逵始终是这个李逵。《水浒》作者偏偏没有特别单独描写过他。他的性格的表现，总是交织在同时着重描写别人的画面上。从李逵一出场，就突出地显示了他性格的特征。见宋江时的卤莽，赌场的赖帐，江边的抢鱼，酒楼上的闯祸，生动地反映出他纯真、浑厚的性格。李逵毫不虚伪，即使一时“猴急”做出了“不直”的事，也正反映出他的真和直来。他胸中永远燃烧着对不公平社会的仇恨怒火，随时斗付之于行动，不能忍受任何压迫和欺侮。他绝对忠实于起义军的利益。为了山寨，任何事情都走在前面，不怕困难，不畏生死。他不能容忍敌人，也不能容忍自己弟兄做违反替天行道的事情。在“元宵闹东京”之后，他和宋江闹的一场小误会，就生动地表现了他这方面的性格特色。
难得的是，《水浒》作者并没有超越现实生活基础去塑造他的英雄。这些英雄人物，都如实地带着他们那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面貌。即使是同一阶层的人物，也交织着复杂多样的性格特点。打虎的武都头，还可以受惠于张都监，把他看着恩人。如果张都监真是赏识他，而不是阴谋陷害他，依武松的性格，也就会知恩报恩，效力于张都监了。这说明武松这位英雄也受着封建关系和观念的局限。而李逵在战斗中不分是非的蛮干，一斧一个排头砍去，滥杀无辜，也真实地反映了农民起义中的历史现象。
三
《水浒》通过丰富复杂的水浒英雄人物的性格，以及他们各不相同的被逼上梁山的传奇故事，究竟宣传了一种什么思想？这是有关《水浒》思想艺术成就的中心问题。那么，渗透着梁山义军的反抗行动，也为作者所憧憬的当时的农民斗争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可以叫它作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这在《水浒》里表现得很明确，即所谓“论称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没有剥削的痛苦，没有阶级的压迫，只有“死生相托，凶吉相救，患难相扶”。作者在“单道梁山好处”那篇四六文中，热情地赞颂了这种理想：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亦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人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第七十一回）
从这篇“言语”可以看出，作者是把它当作封建社会农民的理想化社会组织来歌颂的。他们的这种空想主义当然远不及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这除去时代条件的不同之外，规模、时间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水浒义军的起义时间很短，在聚义的期间又没有远离他们的根据地。他们提出的口号“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目标是打击贪官污吏，打击恶霸地主，反抗压迫，为人民报仇雪恨；却没有提出改变生产数据所有制的要求，没有觉悟到必须推翻封建统治才能改变农民的生活命运。特别是由于忠义观念渗透着他们的反抗行动，宋江的妥协投降路线又占据着统治地位，从而终于酿成了这次起义的悲剧结局。不过，他们的反抗行动，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一代王朝的统治。梁山义军从霸据一方，抗击官府，到攻城夺县、粉碎祝家庄曾头市的地主武装，打败封建统治者军队的多次进攻，自然是破坏封建制度的最鲜明的证据。就是在他们平素小规模的活动中，也反映着这样的精神。请看第七十一回的一段叙述：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4…3 11：38 回复此发言4 论《水浒》（李希凡）
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粮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挡！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
这正是“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斗争实践，即使如某些历史家所说，带有“流寇的色彩”，而正是它在破坏着封建统治和封建制度，也反映着当时当地人民的要求，起着号召人民反抗的作用。
水浒义军的忠义观念，虽有它的局限性，但水浒英雄的义，又终究不尽相同于《三国演义》刘备、关、张的义气。刘、关、张的结义，最初就是建立在为了“破灭黄巾”、“上报国家”的基础上，后来也不是尽义于公，尽义于人民，而是尽义于个人，尽义于“兄弟”。关羽降汉不降曹，“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也为了同样的义，关羽在赤壁决战中，在华容道上放走曹操以报知遇之恩。水浒英雄的义，最初就是建立在“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基础上，所谓“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东溪村“七星小聚义”，他们设誓劫取生辰纲，就明白表示过：“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财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做生辰。此一笔正是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诛地灭，神明共鉴。”（第十五回）后来在水浒英雄大聚义之后，他们攻城夺县，反抗官府，击杀害民贼，是为民除害，“散粮救民”，远征祝家庄、曾头市，就更是解除农民痛苦的革命行动。正因为梁山义军的义，它包含有这样丰富深广的社会内容，所以疾贤妒能的白衣秀士王伦，才被老实人林冲火并。也正是这种义不废于私，不废于个人，所以当李逵听到宋江有苟且行为，才“气做一团，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字扯得粉碎”，还“拿了双斧，抢上堂来，径奔宋江”，要砍杀他。
只可惜他们的义又和忠君思想混杂在一起，终于不得贯彻始终。从水浒义军的反抗行动里，也可以看出，他们深切痛恨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些直接压迫剥削他们的人，却不反对那祸根子——至高无上的皇权，在他们和官府的最初一次冲突里，阮小五和阮小七曾唱过这样两首山歌：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老爷生长石碣村，秉性生来好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于赵王君。
“酷吏赃官都杀尽”与“忠心报答赵官家”，本来是互相矛盾的，可在他们看来，却是统一的。这种矛盾而统一的思想，一直贯穿在他们的行动中：一方面和封建王朝作斗争，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皇帝的招安。这种精神面貌在《水浒》里虽然表现得错综而复杂，却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拥护皇帝，反对贪官污吏，正是封建社会普通农民的思想，它和小生产者所处环境的分散性与闭塞性，以及保守观念有密切的关联。因为在封建制度下，“天高皇帝远”，他们身受其还害的，是酷吏贪官，并不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只是个人品质的好坏，而皇帝老官仍然是真命天子，“朝廷不明”乃是“奸臣闭塞”的结果。即使有的起义英雄失去了对当今皇帝的崇敬，（如李逵的“扯诏谤徽宗”）但也不过是为了要他的“哥哥”来当皇帝而已。朱元璋不是终于当上了皇帝的“宋公明”吗！
我在这里分析《水浒》所反映的梁山义军反抗思想的局限性，以及梁山英雄忠义观念的复杂性，不是想一笔勾销水浒义军反抗封建统治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而是想说明，《水浒》作者是在这样的历史深度上，反映了水浒义军的斗争生活和复杂的精神面貌。因为也正是在这种反映生活的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从艺术形象的真实，表现出水浒义军失败的历史原因。它表明了《水浒》在表现水浒义军的生成、发展和失败的时候，他的观察不是表面的，他敏锐地抓住了农民义军思想上的复杂的悲剧矛盾，通过真实、绚烂的艺术形象，从封建社会农民反抗必然失败的历史高度上，把它完整地表现出来。这就使得《水浒》不仅具有思想 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而且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 《水浒》称之为封建时代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史诗，是当之无愧的。虽然残留着说话讲述阶段某些原始形态的缺陷，却已基本上具有了近代长篇小说的规模，它有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和虽是链条式却已比较完整、贯串的故事情节，而且在它的艺术描写里交织着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画面，更重要的是，在这幅完整的社会生活画面里，深刻地反映了中世纪震撼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伟大的农民起义。从这个主要方面看，他不仅是中国长篇史诗的开创者，也是此后继之而起的描写历代农民起义的章回演义体小说都未能达到的光辉典范。
1988年1月31日
论鲁智深
试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分析《水浒》
中人物鲁智深的心理结构
摘要：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其价值级差分为三档：生理需要、心理需要与超越性需要。我国古典小说水浒中的人物鲁智深不仅具备简单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同时也具备水浒中其他人物所不具有的超越性需要。鲁智深的超越性需要即是成为一个行侠仗义、见义勇为的侠者。正是因此，鲁智深是水浒中最具光彩的形象。
关键字：
鲁智深 需要 自我实现
西方文化历来注意对人自身的认识。从“认识你自己”的希腊箴言，到“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语），再到“人是会思考的芦苇”（帕斯卡尔语），西方人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人的认识、对人性的开掘。当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其价值级差分为三档：一是生理需要，具体包括生存需要（进食和睡眠）、安全需要（自卫和攻击）与性的需要；二是心理需要，包括权利需要（等级与礼仪）、情感需要（友谊与爱）与认知需要（理解、认同和归属）；三是超越性需要，即自我实现。本文拟用上述需要层次理论，分析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中的典型人物鲁智深的心理结构。
一、生理需要与心理需要
关西汉子鲁达逃到五台山做了和尚，是出于安全需要。因为失手打死了“镇关西”，他从渭州经略府提辖的身份一变而为全国通缉的杀人犯。曾经给予他身份与地位满足了他的权利需要及认知需要的体制突然向他张开了血盆大口，于是保全性命成了鲁达的首要的需要。也因此，当那娶了他曾搭救过并正为之而落得如此下场的金翠莲养做外宅（即今所谓“二奶”，甚或是“三奶”“四奶”）的赵员外把他误当成金翠莲勾引的汉子并带领三二十手执棍棒的打手要捉拿之而他同样误以为是官府要逮捕他的的时候，他“见不是头，拿起凳子，从楼上打将下来。”①同时鲁达当能从这场误会中体会出别的什么滋味，在与金翠莲相对久处的时候，他也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男性角色。作为比正常男人更加身强体壮并且正当壮年的男人——不久之后，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与林冲结义时，时年“三十四五”②的林冲称其为兄，据此推测此时鲁达年纪当在四十上下——鲁达不会没有性的需要。虽然水浒作者囿于当时道德观念，把鲁达这类英雄好汉描述得似乎从不近女色，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推测。小说第五回花和尚大闹桃花村，当不明就里的鲁智深听到刘太公为小女招夫之事而“烦恼”时，“鲁智深呵呵大笑道：‘男大当婚，女大必嫁’，这是人伦大事，五常之礼，何故烦恼？’”③鲁智深的这种反应体现出他是以过来人的身份自居的，可见其对男女之事并不隔膜。此理可以类推小说中其他英雄人物比如武松等。
鲁智深在五台山毫不掩饰自己贪吃好睡的性格，对佛教那一套清规戒律毫不理会，因为其并非真心出家而只是出于安全需要。而除长老之外的那些和尚竟然不明此理，惹得鲁智深两次酒后大闹五台山。如果说贪吃仅仅出于生理需要，则酗酒只能算是生存需求满足之后的膨胀式需求，殴打众僧则是出于心理需要中的认知需要（理解、认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