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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其价值似乎也一下子凸现出来。
这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
其实，陈应松的小说很早就表现出成熟的艺术个性。有评论家认为，他是楚风小说的代表作家，其创作风格“精彩绝艳”。奇异的故事，独特的人物，别样的视角，诗化的语言，神秘的氛围，奇瑰的意境，细腻的写实主义和浪漫的超现实想象巧妙地结合，以及渗透在字里行间的生命感悟和哲学思考，共同营造出了一个鲜活、独特而深邃的艺术空间，逼真而深刻地象征着时代的生存状况，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固然，一个作家的价值并不完全由文学史家来判定，但是，陈应松毕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引起人们如同今天的关注，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看来，仅从小说技巧或者艺术层面来谈论陈应松，似乎难以为他过去的沉寂找到答案，甚至也可能遮蔽他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写作者在当下或者未来的价值。
回顾一下我们面临的时代状况，或许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陈应松。
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全面启动，中国的现代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就历史的发展而言，现代化进程其实就是一个世俗化过程。与西方世界的经验相似，中国社会的世俗化冲动来源于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一个是政治大革命结束后乌托邦理想的衰微，另一个是在社会转型期中人们的世俗欲望的激活。理想的衰微一方面使得人们摒弃了宗教式的迷狂而趋向于常识理性，另一方面也使得终极追求被搁置而趋向于现世态度；而世俗欲望的激活一方面使得物质功利取代了禁欲主义，另一方面也使得大众欲求濡化了精英意识。
处身于这样的历史进程之中，多元性的选择成为可能。就像法国当代思想家布尔迪厄曾经批判过的西方知识精英一样，中国的大多数作家选择了与时代合谋，尽情地加入到世俗化的大合唱。自然，陈应松也面临着自我选择。对西方现代启蒙主义思想的认同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领悟，早已使他初步形成了一种知识分子气质。在多年的写作实践中，他逐渐选择了个人化的观察视角和言说方式，以饱满的激情追踪着时代脉搏，试图透过纷纭变幻的表相去把握本质，尽管有时稍显滞后或粗砺，但仍然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气象。在光怪陆离、漂浮不定的时代图景中，早期的陈应松似乎并没有找到完全属于自己的角度和立场，更没有找到可以作为精神支撑的强大的心灵资源。所以，在他过去的一些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深情的凝视，一种伤感的叹息，一种痛苦的思考，而缺乏一种超越的光芒，或者说，这种光芒只在强大的物质化社会的缝隙中闪闪烁烁，尚未爆发出灼目的光辉。强烈的良知和道义感使得陈应松怀有崇高的野心，他一直试图突破如浓雾般笼罩着心灵的新意识形态，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去触及时代的灵魂。尽管这种努力一度使他寂寞异常、疲惫不堪，但这也使得他的心灵免于了被濡化，而总是保持着一种清洁与鲜活，这也为他未来的超越提供了可能性。
直到去神农架挂职深入生活之后，陈应松似乎如醍醐灌顶般获得了某种神示，于是像沉积多年的熔岩喷发了。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像天风一般袭来，让人为之震撼。他在叙事中呈现的强烈苦难意识和孤独意识，就像锋利的刀刃，直逼人类生存的困境；他投射在那片原始森林里每一块石头和每一片树叶的温情，那融入每一个形象中的怜悯与关爱，都给人强烈的心灵冲击。他的写作由此开始兀立于时代浪潮，超拔于当下人们的生存困境，呈现出独特而耀目的光芒。
二
神农架是华中地区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千里林海茫茫苍苍，充满神秘色彩。由于山高路远，交通不便，这里的不少地方至今仍处在“刀耕火种”的时代，生命的原始状态得以保留。就在这片远离都市的土地上，陈应松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人生体验。他虔诚地以一种草根情怀咀嚼着生命的要义，为我们逼真地勾勒出了一幅荒芜的苦难生存图景，显得奇异、惨烈而生冷。
由于自然条件所决定，神农架的人们只能在坡地上耕种，一场冰雹或者白毛风就可以令半年的收成付诸东流；一年的辛劳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有时遇到变故甚至无以果腹。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人的生命显得特别粗砺和脆弱，就像山上的石头或林中的树木一样，随时可能被生命之外某种不可把握的力量收割。当生命变得脆弱不堪时，人生的终极目的自然会被悬置。更多的人生活在无目的的状态中，为了满足本能的需要，他们有的厮杀挣扎，有的醉生梦死，有的麻木不仁。猎手老关的孙子毛为了得到叔叔的一床铺盖，不惜在他的酒里下毒；他对叔叔充满敌意，“咬着牙齿的声音就像在咀嚼一头老熊”（《豹子最后的舞蹈》）。显然，生活的极端贫困使得人的原始野性极大扩张。同样，九财叔为了要回自己应得的二十元钱，像幽灵一样死磨硬缠，因为他的女儿连出门穿的裤子都没有；最后，他为了那笔不多的钱，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杀掉了六个地质队员，并杀伤了欲和自己分赃的侄儿（《马嘶岭血案》）。这是一部让人读来感到窒息和疼痛的作品，物质的贫困导致了九财叔心灵的荒漠化，以至深藏在人性深处的阴冷、自私与贪婪像撒旦一样奔逃而出，万劫不复。像《狂犬事件》中堕落到无药可救的复员军人张克贞、凶悍得敢用缝衣针给自己缝伤口的汤六福、为蝇头小利到处上访的“英雄”郭大旺，《到天边收割》中好吃懒做的赌徒王起山、以打老婆闻名的余大滚子，他们人格的残缺性在极端的环境之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陈应松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沉重的人性荒野图景。这正如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一书中所指出的，贫困者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还在“渴求把自身掩盖起来”——精神处于麻木状态。“时代之所以贫困来由于它缺乏痛苦、死亡和爱情之本质的无弊。这种贫困本身之贫困是由于痛苦、死亡和爱情所共属的那个本质领域自行隐匿的。”人生的贫困首先表现在人生意义的缺失，苦难压倒了一切，使得人们对于痛苦、死亡和爱显得漠不关心。这种荒漠化的景象并不仅仅限于神农架的土著。当公路修通以后，人们发现外面的世界所呈现的同样是荒芜的景象。那个与女人偷情、突遇车祸而没有穿裤子的忘恩负义的男人，那个身受重伤却不得不将获救的机会让给仅受轻伤而象征着权力的局长的小马（《松鸦为什么鸣叫》），那些傲慢、自私、冷漠的象征着知识的地质勘探队员（《马嘶岭血案》），他们同样对自己的困境一无所知，就像失去家园的阴冷的风在大山中游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应松笔下的神农架故事不再是虚幻的传奇，而是与时代本质相通了，有着强烈的现实感。
其实，凡属于人生意义流失之地，就是荒野。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刘恒、杨争光等人的笔下也呈现过类似的荒野景观。但在陈应松的笔下，在呈现苦难的同时，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期盼。难道，人心只能堕入永远的黑暗吗？
《到天边收割》更像一则寓言，金贵走出大山又无奈地逃回大山，最后悲剧性地死亡。金贵是孤独的。他因误会而被同伴孤立，想发财而被骗，寻找母爱却被母亲用五千块钱买断母子关系，打工被同事无端怀疑而受侮辱。在山里，他没有自由，但他还有爱的希望；在山外，他似乎获得了自由，但失去了信念的支撑。生活其实已经抛弃了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找不到自己生活的意义，而爱情又是那么虚幻，根本无力使他摆脱那种无目的的惶惑，更无法与生活达成“缓和”。他无法摆脱这种孤独感，这也就决定了他的结局只能是走向死亡。
陈应松在小说中反复表现着这种与苦难相联系的孤独感，并期望超越这种孤独。
《豹子最后的舞蹈》是一首激情洋溢的挽歌。那只失去了生存之地的最后的豹子，漫无目的地跋涉着，没有希望地和猎人做着最后的搏斗，它在心底悲吟着：“我们天生是孤独沉默的精灵……而如今，我的孤独才是真正的痛苦的孤独，没有啦，没有与我相同的身影，在茫茫的大山中，我成了豹子生命的唯一，再也没有熟悉的同类。” 这让我联想起里尔克笔下的《豹》：“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巴黎动物园笼中的豹子和神农架的这只豹子一样，都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被一种巨大的孤独感笼罩着。但是，神农架的这只豹子因为作家心灵中激情的投射，它心底的一隅仍然存有一缕温情。即使是在雨点般的木棒砸来，已经失去生路的时候，它仍然怀想着自己的母亲。它仰天发问：“可是，母亲，你站在我们童年的故居望着我吗？”失去了母亲和故园的庇护，它只能沦为一只孤独的豹子，在没有家园的途中流浪、漫游。在它生命的最后岁月，它仍然满怀着期待，“在我的记忆中，白岩是无人能上去的地方，是远古的童话，是一片永远挂在天堂的风景。”显然，白岩在这里被陈应松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它就像海德格尔所谓的澄明之境——极乐的可以安憩的家园。这也是可怜的豹子驱除自己孤独感的唯一选择！更何况，它的母亲登上了那里，完成了生命最后辉煌灿烂的一跃。那方土地对于它而言，是一个谜，是一种向往，更是一种激情……正因为如此，我们从这篇充满了人与自然尖锐对立的作品中，读出了一种温情和希望。人与动物一样，只有在家园里，才能获得灵魂的安憩。
《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的伯纬是一个奇人，他背着同伴王皋的尸体翻山越岭回到故乡，一路上为了驱除孤独，他自言自语，与尸体对话，与山中的草木对话。要叙述这样一个残酷的故事，对写作者的神经无疑是巨大的挑战，陈应松以极大的耐心控制着自己的语调，与他笔下的人物分享着这种独特的生命体验，以奇诡的语言传达出了那种震撼灵魂的孤独感。亚里斯多德说：“孤独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伯纬没有成为野兽，在松鸦鸣叫声的烘托下，他蹒跚的步履散发着神性的启示。他就像守候在地狱门前的天使，随时准备着救助出车祸的夜行人。尽管伯纬对外界的变化无能为力，但是他可以坚定地保持自己内心的热度——人靠内心的激情生存于世的真相在陈应松的笔下得到有力的彰显。无论这种激情带给人类的是灾难还是幸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人类永远需要这种热力。在卡夫卡、福克纳和辛格等伟大作家的笔下都出现过类似的人物，他们成为人类在黑暗中得以慰藉的星光。陈应松的目光穿透了那孤寒死寂的暗夜，聆听着松鸦为孤独、为焦虑、为苦难、为黑暗而发出的悠长鸣叫，真实地刻画了这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典型人物。伯纬从外在的形象到内在的道德并非那么完美，但在他身上洋溢着一种让人不能不仰视的光辉——博爱的精神。陈应松用他心底的光芒为我们点燃了雪夜里的篝火，让我们不再为那松鸦的鸣叫而感到恐怖与荒寒！
护林员宝良一年四季呆在神农顶的观察塔里，他最可以消磨时间的事情就是磨懒豆腐，甚至将石磨的槽都磨平了。他除了偶尔向山下通报火情，更多的时候是靠自言自语来打发漫长的时光。他失去了女儿、妻子，没有了亲情，生命的苦难使他几乎失去了坚持下去的勇气。但是，他最终还是战胜了自己的犹豫，留在了山上，因为他意识到，那种无以名状的孤独感已经与他的生命合而为一了，他因为孤独而存在，因为孤独而获得生命的意义。在《云彩擦过悬崖》这部小说中，有一大段巴洛克风格的华彩段落，生动而细腻地描绘了神农架云彩的美丽。在这样奇瑰的环境中，人们无疑会涤除玄鉴，澄怀味象，与自然达成和谐相融。其实，陈应松在他的神农架小说中一直没有放弃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问题，这也是生存之基本问题，天人合一是一种理想，他使宝良的孤独不再成为孤独，他也使我们在黑夜中摸索的人看到云彩，看到一种走向拯救的可能道路。
如果说前面论述的几篇小说主要讲述的是山里人的故事，那么《马嘶岭血案》则讲述的是山里人和山外人的故事。在这篇作品中，阴冷的文字中弥漫着血腥，让人深切地感受到钝痛。因为二十块钱导致穷苦的民工情绪激化，因为冷漠导致罪恶的杂草在荒芜的心灵中疯长，最终酿成六条人命的血案，正如海德格尔所警告的，“上帝”离去后，黑夜降临人间。阅读这篇小说，几乎让人感到窒息，也为文字击中心灵的力量而感到惊叹。陈应松在小说中其实隐含着对以祝队长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批判，正是清高、冷漠滋生的毒菌毒害了空气，正是缺乏人情味，缺乏关怀和怜悯之心，缺乏信任导致了矛盾激化，最后带来了大屠杀。小官一直保留着大学毕业生小杜送给他的一颗糖的糖纸——那是人性温暖的象征。其实，这才是拯救之路。
陈应松以一种充满厚重历史感的语调表现着苦难意识，凸现着苦难中的孤独，孤独中的恐惧，并表达了对苦难和孤独的神圣承受。就像西绪弗斯神话所告诉我们的，忍耐是命中注定，只要不放弃心中的那缕星光，终会获得拯救。
综观神农架系列小说，陈应松不是以故事情节来吸引读者，而是以一种独特的关于人的栖居形式的体验将小说的魅力呈现在读者面前，他没有给出结论。他专注于表现人性隐秘的痼疾和内在痛苦，具备了直接进入心灵的强大能力，揭示出了人的内在的困境，并以充满热度的文字给人以力量，指引着迷途的人们为走向家园而努力：人的精神归宿永远只是一个诗意的期待，唯有坚守苦难和孤独才能实现超越。
三
在中国当下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学已从政治功利走向了世俗功利，越来越深地陷入商品化的泥淖。随着平面化、消解深度模式、消解意义的理论甚嚣尘上，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寻和对意义的追问已成笑柄，几乎失去了话语空间，消费性写作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时髦的话语形式。一种语调温馨、性感、梦幻似的写作充斥着人们的视野，营造着新的乌托邦幻境，安抚着从金钱追逐中暂时撤离的人们，然后将他们安然地送入梦乡。文学正在蜕变成迷幻的大麻，蜕变成自淫或他淫的工具。激情像潮水一般从文字的缝隙间消退，只留下苍白的裸露和虚假的呻吟。失去精神支撑的文学愈来愈丧失深入骨髓、让人颤栗的力量。我们已经很少听到“发自灵魂的声音”，很少听到面对这个世界的“真实的体会”，至于那种真正面对生存困境而“分享艰难”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
与这个时代流行写作最大的区别在于，陈应松越来越坚定地从功利性中摆脱了出来，始终直面我们生存的困境，关注着时代的精神问题。在他那些充满热力的文字和故事背后，越来越强烈地弥散出饱满的激情和强烈的诗性。
为了收集《松鸦为什么鸣叫》的素材，陈应松在大雪封山的十二月冒着生命危险走了四个多小时去采访主人公。就在冰雪皑皑的神农架公路上，他突然感悟到：“我要写出人性中最明亮、温暖的那部分。”“这是最寒冷的冰雪和松鸦的叫声告诉我的。”他对苦难的感同身受显然是坐在咖啡馆里听着柔情的音乐、啜着咖啡的人所体验不到的。出身农家、当过水手的陈应松始终与下层有着水乳交融的真挚情感，他的作品中绝大多数主人公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可是他从这些甚至是鹄型鸠面的平凡人身上体会到一种存在的崇高和伟力，这些体验同时也转化成为他自己的一种信念，使他有了奥登所谓的“在钝痛中承受人类所有的苦难”的勇气。这为他探询生存之意义提供了夯实的基础，更为他拓宽自己的精神空间提供了一条通道。陈应松曾在一篇创作谈中写道：“神农架……最重要的是给了我浩然之气。那是一个长期蜗居在城里的作家最最缺乏的。”正是这来自山野的弥漫着草根味道的浩然之气，使得他在文字间构筑出了一种大境界。
在陈应松看来，“写作，是圣者的事情，……为上帝赋予我们人类的苦难和幸福立言，为浮华和破灭，为无休无止的劳役立言，为这个永远也弄不明白的世界立言。”这种崇高的使命感使他坚信，“理想精神的坚守是文学持有严肃和诚实的必要条件，它是作家坚持纯正的艺术之路和免于沉沦的精神资源”。因此，在他的作品之中，他始终没有放弃那一片精神的高地。尽管陈应松从未标榜过他的知识分子立场，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