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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的历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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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第一所医学院男女兼收
    索雷纳斯生前虽然名气甚大,遗作却没有太大影响力,反倒是盖伦(Galen of Pergamon,120…199)的权威性影响医界达数百年之久。盖伦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女性的身体天生有瑕疵,需要特别的调整,所以女人的胸口长有乳房,这是为了保护心脏、给予心脏温暖。此外,他认为忧郁的女人比较容易罹患乳癌,当代的身心医学虽有相同臆测,但实验未能证明罹患乳癌和忧郁有关。
    来自拜占庭的编者阿以希厄斯(Aetius)则是最早记录乳癌手术的人,他认为惟有生长在乳房下侧、面积不及乳房一半的肿瘤才能开刀切除。阿以希厄斯认为进行乳癌手术前,应当先灌肠通便或用舐剂(the riac)为身体解毒,舐剂是无数奇怪成分组成的解毒剂。当时的人相信,驴奶熬煮螯虾(crawfish)也有解毒效果,因为鳌虾的模样及名字都暗示它有医疗效果,虾的巨蟹(cancer)【按:Cancer意为巨蟹宫、巨蟹星座,然从文意考虑,巨蟹当为巨螯】不正好可用来治疗癌症(cancer)?“癌症”与巨蟹同字,可能源自巨蟹与鳌虾都横着走,一旦钳住东西就死也不放开,也可能因为恶性肿瘤形状似蟹。
    阿以希厄斯记录了李欧尼德斯(Leonides)的一次乳癌手术过程,后者是一世纪时亚历山大学派的医生:
    我让病人平躺下来,从乳房肿瘤上方的健康组织切进去,然后烧灼成疤,阻住流血。接着再切入乳房深部,同样使用烧灼法封住伤口。我重复交又使用切割与烧灼,止住流血,防止大出血的危险。当肿瘤切除手术完成,我再度烧灼所有伤口,直到疤痕干涸。手术过程中的烧灼是防止出血,最后的烧灼程序是彻底清除所有残留肿瘤。
    使用烧灼法防止出血,这是乳癌切除手术的标准程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到了世纪时,希腊与罗马的医界累积了不少有关乳房的文献,一直到19世纪,这些有关喂食母乳、奶妈哺乳、乳房疾病的知识大体维持不变,与民间疗法共同为人所信奉不疑。
    中世纪初期,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成立了第一所医学院,位于南意大利的沙雷诺(Salerno),这所学校兼收男女生,学习产科、妇科与一般内科。据说其中一名女医生撰写了第一本妇女疾病教科书。这本教科书以不同语言写作,共分好几篇,其中一篇使用15世纪的古英文写作,建议罹患乳癌的妇女:“使用一英钱【按:原译注为空白,自网上查知,英钱Dram,一般称打兰,与盎司一样为重量单位,常衡英钱约合1/16常衡盎司,1。771克,药衡英钱约合1/8药衡盎司,3。887克】的阿美尼亚陶土、三盎司(译注:盎司为重量单位,1盎司=28。35克)【按:此注为常衡盎司,药衡盎司合31。103克】的玫瑰油,调和醋与龙葵汁,涂抹于患部……同时,煮沸过的男人排泄物亦可治疗看似不治的恶性肿瘤。”当时医界似乎认为,各式排泄物都可用来治疗乳癌,包括以“羊粪混合蜂蜜”或“老鼠屎调水”涂抹胸部。这些疗方显示乳癌的治疗并无太大进步,和古埃及人使用黄蜂屎、古希腊人使用蝙蝠灰差不多。
    至于用拉丁文或其他语言写就的中古世纪医学文献,也建议使用民间偏方,比如1350年时,居住于亚维侬的德赛哈(Peyre de Serras)便认为妇人会难产、月经失调、乳房疼痛,可能导因于脓包、脓疮、乳癌或每个月的内分泌改变,可以将接骨木的根浸泡于醋汁,连续饮用9天。另一个治疗乳房疼痛的著名偏方,则是猪血制成的膏药。涂抹膏药可防止患部震动,缓解患部的疼痛,就算患者后来死了,当时看起来也似乎颇有疗效。
    中世纪医师开出来的药方不过如此,难怪当时的妇女只能求助宗教,在教堂里跪求圣母玛丽亚、庇护圣者,或者向床头圣人肖像祈祷,至少不会带来坏处。从前面几章提及的圣人、教士行使奇迹显示,早年宗教信仰与医疗行为是密不可分的。
13世纪的医师就知道乳房自我检查
    13世纪,意大利外科医师达隆苟柏格(Bruno da Longoburgo)、柏格纳(Theodoric Borgognone)、达沙里希托(Guglielmo da Saliceto)写了不少医学论文,论述当时所知的乳癌知识。达沙里希托认为,饮食疗法与局部敷药对乳癌一无帮助,准有开刀割除才能治愈。达沙里希托建议的方法是用“尖锐的刀子”切除肿瘤、施以烧灼,再敷上镇痛药物。柏格纳的《外科医学))(Ctirurgia)一书有幅播图,医师正在为一名妇女检查乳房,并教导另一名妇女如何自我检查乳房脓肿。想到今日医学强调乳房自我检查的重要性,不能不佩服柏格纳走在时代之前。
    当时法国最重要的外科医师是蒙地维尔(Henri de Mondeville,1260?-1320),他是法王菲利浦大公的御医,也是蒙派里耶、巴黎两地的外科教授。蒙地维尔认为乳癌开刀,必须有把握将肿瘤完全切除千净,否则开刀只会让癌症恶化。根据临床经验,他发现开刀切除肿瘤,通常反而造成无法治愈的伤口,他也不明白其中原因。当时医界并不知道手术有可能造成癌细胞扩散,形成全身性的疾病。
    蒙地维尔也认同盖伦的说法,认为:“与其他动物的乳房相比较,人类的乳房之所以长在胸口,原因有三:一,胸口是高贵、显目、贞洁的所在,是乳房典雅的展示处所;二,让心脏可以暖和乳房,乳房再回馈心脏以温暖,使其强壮;第三项理由仅适用于硕大的乳房,它们覆盖胸口,温暖、庇护、强化了腹部。”显然,蒙地维尔以华丽的语言取代了解剖学知识的贫乏。
    中世纪学界对人体的描绘常是基于微薄的证据(有时甚至毫无根据),比如从希波克拉底以降,医界深信乳汁是经血的转化。历史学者拉阔(Thomas Laqueur)认为这种“奶与血的诗意连结”,源自古代医学走的是认识论的路子,仰赖临床经验与民间知识,而非真正的观察。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制图者,甚至还画出连结子宫与乳房的血管,达文西一幅著名的画作便是如此。
    一直要到维塞留斯(Andreas Vesalius,1514…1564),解剖学才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维塞留斯曾在派朱尔担任外科教授,解剖过不少尸体,对人体的构造功能有新的认识。即便如此,他在1543年发表具突破性的解剖学论文,针对女体的解说依然受到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的影响,比如他相信形成胚胎的物质是“男性精液’与“女性经血”,母乳是经血流至乳房,神奇转化而成。维塞留斯对乳房的兴趣集中于它对新生儿的用途:
    当胎儿诞生人问,无须教导,便会自乳房吸吮所需养分。乳房生于胸口,配备有乳头,附有管状构造,经由内部力童,将血管输送的血液转化成乳汁。
    文艺复兴时期,不少医师留下有关哺乳的文献,多数是以拉丁文写作,不适合一般人阅读。只在医界流传。就算医师以母语写作,读者也多是其他专业人士,因为当时识字的男人不多,女人更少。
产婆与奶妈连成女性医疗者网路
    16世纪最著名的法国医师帕赫(Ambroise Pare,1510…1590)写过许多有关哺乳的著作。他受希腊/罗马前辈医师影响,特别侧重奶妈,在一篇名为《有关奶妈的乳房与胸部》的论述里,提及“奶妈应当有宽阔的胸部、丰满的乳房,但是不能无力松垂,而是软硬适中。”帕赫认为,“软硬适中”的乳房才能制造最好的乳汁,婴儿也可轻松吸吮;过于坚硬的乳房,乳汁势必过于浓稠,婴儿也会因吸吮困难,感到愤怒,不愿吃奶。”帕赫认为过硬的乳房还有另一个缺点——会让婴儿变成朝天鼻。
    帕赫的论点充满可疑的假设,比如黑分奶妈胜过淡发女子,红发奶妈千万不能聘用;如果奶妈生的上一胎是男孩,最好不过,她的血液“废物较少”、乳汁较佳,因为“男婴比女婴好,他在腹中会以天然的热力温暖母亲。”即便帕赫有关黑发奶妈、男婴优等的论述荒诞不经,针对哺乳,他还是提出一些合理、实用的建议。
    帕赫认为,生产会让妇女精疲力竭,人们除了关切婴儿的福祉外,也应关心母亲的健康。对于放弃哺乳的母亲,帕赫写了一篇长文指导她们如何退奶,包括按摩、敷膏药、擦拭乳液、使用吸乳器,甚至让大人或小狗吸吮她的乳汁!如果找不到协助,也可以使用玻璃吸乳器,一头置于乳房,另一头套进嘴里,自行用嘴将乳汁吸出。
    帕赫就和当时的医师、道德家一样,认为母乳比奶妈的乳汁优异,更有益婴儿的健康。16世纪下半叶,人们发现奶妈哺乳的孩子夭折率很高,原因之一可能是奶妈经年累月的哺乳,早就没有“初乳”,无法给予婴儿所需的抗体;相较之下穷人家的孩子出生后吸吮母亲的乳汁,夭折率较低。最早发现此一现象的是威尔斯的医师琼斯(John Jones),他在1579年写道:“贫穷母亲的小孩较为强壮。“当时,就算上流人家的母亲愿意喂食母乳,产后几天,她也不可能哺乳,因为医界相信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认为稀薄的初乳对婴儿有害。
    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师就产科医学建立了崭新的论述与文献,但是孕妇的照顾、生产、哺育照护还是由产婆负责。多数地方,产婆是师徒相传,缺乏正规教育与官方监督,到了16世纪末,巴黎地区的接生婆便由民间、医疗与宗教单位监督。1601年,巴黎地区的产婆官方名录上列有60人,根据资历深浅排列,领衔的是布卓儿夫人(Louyse Bourgeoyse)。
    布卓儿夫人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她曾接生过法王路易十三,以及亨利四世与玛丽皇后的五个孩子,1609年,她出版了法国史上第一本由产婆写作的产科书籍。布卓儿的多数论点和帕赫相似(她的先生也是外科医师,拜在帕赫门下),但是她针对妇女照护,注入了个人观点与经验,强调食疗胜过医疗。
    她在书中列出不少退奶秘方,其中一帖是以蜜蜡、蜂蜜、一盎司的玫瑰油、一盎司的鲜奶油,加上鼠尾草与山萝卜的汁调成膏药,涂在细麻布上,然后用醋汁与玫瑰油细细按摩乳房,盖上热的亚麻布,上面敷以细麻布上的膏药,连续敷8天。哺乳中的母亲不管是因为恐惧、愤怒、生病、饮食失调或忧郁导致乳汁千涸,若希望恢复奶水者,布卓儿夫人建议以茴香、菊苣、酸模与莴苣炖汤,早晚食用。乳房肿痛与长瘤者,她建议:“取半磅猪油融化,加人少量新蜡、两盎司松脂,制成膏药,切开脓肿后,迅速涂抹于【其】上。”
    布卓儿夫人的写作平易近人、疗方家常,在产婆、母亲与奶妈间广受欢迎,因为她们无法阅读艰涩的医学文献。
    至于选择奶妈的标准,布卓儿夫人也不像男性作者那么道德挂帅。她指出,当时不仅贵族使用奶妈,中产阶级聘用奶妈的情形也日益普遍。布卓儿夫人认为选择奶妈,最好遵守一些传统准则,比如注意奶妈的牙齿好坏、头发颜色、病史,特别要注意她的个性(水性杨花者不宜),因为孩子在母亲腹中只待9个月,却在奶妈怀中至少躺两年。布卓儿夫人观察到不少孩子与奶妈十分亲密,更胜过与生母的感情。17世纪时,奶妈与产婆已经变成更上轨道的行业,让女人有机会清白赚钱,甚至攀上高位。产婆与奶妈连成一个女性医疗者网络,构成对男性医师的强力挑战。
直到19世纪人们依然深信癌症会传染
    不管当时的女性疗者或正牌医师都奉行体液论,认为疾病源自体液失衡,遵照希波克拉底与盖伦的疗法,以催吐剂、放血或特定食物物来恢复体液的平衡。当时医界普遍相信乳癌是体液过稠引起,肿瘤恶性程度要视体液浓稠度而定。他们认为乳房肿瘤除非严重溃烂,否则不应开刀切除,应该以食疗恢复体液平衡,再配合局部敷药。
    当时最有名的德国医师费比(Wilhelm Fabry,1560…1634)认为,乳癌起因于乳汁凝结,在乳房内结成硬块。费比以善于切除乳房肿瘤闻名,包括腋下肿瘤,他曾记录下自己的手术:
    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病患罹病五年了,肿瘤硬块已经蔓延到腋下,才找我为她开刀。我在她的右乳上发现肿瘤,比一个拳头还大,又硬又白、又在掖窝下发现三个肿瘤,每个都大如鸡蛋。我先对病患施以适当的食物、饮水、通便、放血净身后,为她施行手术,取掉那些硬决肿瘤,病志便痊愈了。”
    假设费比所言不虚,病患真的在术后痊愈,很可能是因为他遵守了癌症手术的准则,除了切掉肿瘤,还将邻近的完好组织也一并切除。他知道只要还有一点点残余,“癌症就会再度复发,病况比手术前更糟。”
    另一著名德国外科医师休兹提特斯(Joharines Schultetus,1595…1645)在他身后才发表的《外科医师的战备》(Armamentarium Chirurgicum,1653)中说明乳房切除步骤,并配以插图。这本书被翻译成德文、法文、英文等多种语言,其他外科教科书也引用它的插图,对医界的影响达数百年。
    1628年,哈维(William Harvey)发现了血液循环与淋巴系统,哥本哈根医师巴多林(Thomas Bartholin,1655…1738)为其命名为“淋巴管”(vasa lymphatica),自此,医疗科学迈入过渡阶段,逐渐放弃传统的体液病理学,到了19世纪,终于全面接受了细胞病理学。不过在这200年间,江湖术士、迷信、缺乏根据的偏见还是与正统医师、科学、实验观察并存,直至今日,情形依旧没变,只是不再那么嚣张而已。
    当时某些医师相信癌症会传染,尤其是肿瘤已经溃烂者,阿姆斯特丹的解剖学家兼医师屠耳丕司(Nikolaas Tulpius, 1593…1674)便曾提及,某名病患罹患“开放性乳癌”,传染给她的丈夫。屠耳丕司广为后世所知,因为林布兰的《解剖课》画作便是以他为主角。直到19世纪,人们依然深信癌症会传染,即便今日,癌症病患的亲友仍常有这种缺乏科学根据的恐惧。
    当时,开刀切除肿瘤被当成癌症的最后治疗手段。1663年,法王路易十四的母亲安尼皇太后发现左乳有一个小瘤,御医用放血、催吐、灌肠、贴压、糊贴膏药各种手段治疗,全部无效;肿瘤恶化溃烂后,又改用莨菪与羔羊烧灰敷贴。大群法国与外国医师、民间疗者、江湖术士进宫为安妮皇太后治病,开出各式不可思议的疗法。看到这种情形,巴黎医学院卸任院长帕丁(Gui Patin)不禁叹气:“癌症不仅现在无药可医,也永远无法治疗,但世人却都甘愿受骗。”(1665年5月22日)。
    1665年8月,安妮皇太后日趋虚弱,两度宣布病危。这时她找来洛林地区的一位医师,他的偏方是用含砒素的药膏将感染的组织烧成坏疽,然后切除。从1665年8月到次年一月,安妮皇太后连续接受好几次手术,病情未有起色。终于,宫廷请来奥思卓地区的名医费伊(Arnoldus Fey)为安妮皇太后开刀。因为安妮皇太后已经病人膏盲,费伊要求立下一份证明文件,注明他不为手术结果负责。安妮皇太后接受了痛苦的手术,旋即在当年一月过世,享年仅65岁。
    法国首例成功的乳癌切除手术是由赫维提斯(Adrian Helvetius, 1661…1741)完成,他是荷兰外科医师,在巴黎开业。赫维提斯在1697年发表的《试论有关癌症的本质与疗法》(Letter on the Nature and Cure of Cancer),以此名成功的病例为本,阐述了现今所谓的肿瘤摘除术(lumpectomy)。
    赫维提斯的病患名叫波庞蒂(Marguerite Perpointe),生于距离伦敦25里格(译注:里格为长度单位,1里格约4。83公里)处的一个村镇。她在1690年4月发现自己罹患乳癌,感到右乳疼痛,并摸到一个胡桃般大小的硬肿块。她渡海前往巴黎向赫维提斯求助,说她的乳房曾在几个月前不小心撞到门上的钥匙。赫维提斯认为她应该开刀切除肿瘤,介绍她去找两位外科医师,并表示愿意指导手术。波庞蒂因为过于畏惧开刀,改用膏药、粥剂等其他方法治疗,全都无效。6个月后,肿瘤长到拳头般大小,疼痛更加剧烈。
    波庞蒂担心肿瘤会爆开,回去找赫维提斯,赫维提斯检查过后,认为“还来得及为病人摘除肿瘤”。那次手术阵容非常庞大,执刀的两位外科医师由赫维提斯亲自挑选,当着20位知名人士面前举行,这些人包括医师、名流与科学家,全都“因为好奇,希望目睹法国从未做过的手术”。观者预期看到“残忍的场面,漫长痛苦的手术,凄厉的悲嚎、血液喷飞、病人濒临死亡”;结果正好相反,手术过程“毫无痛苦、听不到哭声,病人并不衰弱。仅仅流了不到两盘的血,手术进行轻松、快速、有效率。”
    手术后,现场人士检查医师摘除的肿块,发现它硬得有如“牛角”。大家一致同意赫维提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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