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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观点，德意志人在罗马时代在他们所占据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以及后来在他们从罗马人那里夺取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不是由村组成，而是由大家庭公社组成的，这种大家庭公社包括好几代人，耕种着相当的地带，并和邻居一起，作为共同的马尔克来使用四周的荒地。在这种情况下，塔西佗著作中谈到更换耕地的那个地方，实际上就应当从农学意义上去理解：公社每年耕种另一个地带，而将上年的耕地休耕，或令其全然抛荒。由于人口稀少，荒地总是很多的，因之，任何争夺地产的纠纷，就没有必要了。只是经过数世纪之后，当家庭成员的人数过多，以致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共同经营已经成为不可能的时候，这种家庭公社才解体；以前公有的耕地和草地，就按人所共知的方式，在此后正在形成的单个农户之间实行分配，这种分配起初是暂时的，后来便成为永久的，至于森林、牧场和水域则依然是公共的。
这一发展过程，对于俄国，看来已经是历史上完全证实了的。至于德意志，乃至其余的日耳曼诸国，不可否认，这个推测，在许多方面，较之迄今流行的把农村公社的存在追溯到塔西佗时代的推测，能更好地诠释典籍，更容易解决困难。最古的文件，例如CodexLaureshamensis106，一般说来，用家庭公社来解释，就比用农村马尔克公社来解释要好得多。另一方面，这种家庭公社又造成了新的困难和引起了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只有新的研究才能作出结论；但是，我不能否认，作为中间阶段的家庭公社，在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以及英国很可能也都有过。
在凯撒时代，一部分德意志人刚刚定居下来，一部分人尚在找寻定居的地方，但在塔西佗时代，他们已有整整百年之久的定居生活了；与此相适应，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面也有了无可怀疑的进步。他们居住在木屋中，穿的还是很原始的森林居民的衣服：粗糙的羊毛外套，兽皮；妇女和显要人物则穿麻布内衣。食物为乳、肉、野生果实，以及像普林尼所补充的燕麦粥（直到今日，这还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克尔特人的民族食物）。他们的财富是家畜，但是品种很差；牛矮小难看，没有角；马是小马，不善奔驰。钱币很少使用，数量有限，而且只是罗马钱币。他们不制造金银饰品，也不重视这些。铁是很少见的，看来至少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诸部落中间差不多全靠输入，而不是自行冶炼。鲁恩文字（模仿希腊和拉丁字母造成文字）仅仅用作暗语文字，并且专供宗教巫术之用。把人当作祭品的做法还在流行。一句话，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个刚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的民族。不过，虽然与罗马人直接接壤的各部落由于输入罗马的工业品方便，因而其独立的金属业和纺织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但是在东北部，在波罗的海沿岸诸部落中，则无疑发展起了这样的工业。在石勒苏益格沼地所发现的武器——长的铁剑、环甲、银盔等等，和2世纪末的罗马铸币一起——以及由于民族大迁徙而流传各地的德意志金属制品，这些东西即使起初是模仿罗马式样的，但都相当讲究和独具风格。向文明的罗马帝国迁徙，使这种土生土长的工业，除了在英国以外，到处都绝迹了。至于这种工业是怎样一致地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可以拿青铜手镯为例来说明。在勃艮第、罗马尼亚、亚速海沿岸发现的青铜手镯，看来可能跟英国和瑞典的青铜手镯同出于一个作坊，因而同样无疑地是由日耳曼人生产的。
他们的制度也是跟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相适应的。据塔西佗说，到处都有氏族酋长（principes）议事会，它处理比较小的事情，而比较重大的事情则由它提交人民大会去解决；这种人民大会，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上，至少在我们知道有人民大会的地方，例如在美洲人那里，仅仅氏族才有，而部落或部落联盟是没有的。氏族酋长（principes）和军事头领（duces）还有显著的区别，正像在易洛魁人那里一样。氏族酋长已经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他们——如在美洲一样——大半是从同一家庭中选举出来的；向父权制的过渡，例如在希腊和罗马，促进了选举制逐渐变为世袭制，从而促进了每个氏族形成一个贵族家庭。这种古代的所谓部落贵族，大多数在民族大迁徙中或在它以后不久便衰落了。军事首长完全是按才能来选举的，不问世系如何。他们的权力很小，必须以自己的榜样来发挥作用；至于军队的实际惩戒权，塔西佗确定地说，是握在祭司们手里的。真正的权力集中在人民大会上。大会由王或部落酋长主持；决定由人民来做：怨声表示反对，喝采、敲打武器表示赞成。人民大会同时也是审判法庭；各种控诉都向它提出，并由它作出判决，死刑也在这里宣判，但只有对卑怯、背叛民族和反自然的淫行才判处死刑。在氏族和其他分支中，也是由以氏族酋长为主席的全体大会进行审判；像在德意志人的一切最早的法庭上一样，氏族酋长可能只是诉讼的领导者和审问者；德意志人的判决，不拘何时何地，都是由全体作出的。
部落联盟从凯撒时代起就组成了；其中有几个联盟已经有了王；最高军事首长，像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间一样，已经图谋夺取专制权，而且有时也达到了目的。这种侥幸的篡夺者决不是绝对的统治者；不过他们已经开始粉碎氏族制度的枷锁了。被释奴隶一般处于低微地位，因为他们不能属于任何氏族，而在新王的手下，这样一些宠儿却往往获得高官、财富和荣誉。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现在成了大国国王的军事首长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在法兰克人中间，国王的奴隶和被释奴隶，起初在宫廷里，后来在国家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新的贵族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他们当中产生的。
有一种设施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就已经看到，与氏族制度并行，还形成了一种独立自主地从事战争的私人团体。这种私人团体，在德意志人中间，已经成为经常性的团体了。博得了声誉的军事领袖，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掠夺成性的青年人，他们对他个人必须忠诚，而他对他们亦然。首领供给吃喝并奖赏他们，把他们编成等级；对于小规模的征战，他们充当卫队和随时可以战斗的队伍；对于大规模的征战，他们是现成的军官团。不管这种扈从队必然是多么弱小，像后来例如在意大利奥多亚克麾下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他们仍然成为古代的人民自由走向衰落的开端；在民族大迁徙时期和迁徙以后，他们也表明自己的作用正是这样。因为，第一，他们促进了王权的产生；第二，如塔西佗已经指出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和抢劫，才能把他们纠合在一起。掠夺成了目的。如果扈从队首领在附近地区无事可做，他就把自己的人马带到发生了战争、可以指望获得战利品的别的民族那里去；由德意志人组成的辅助军，在罗马的旗帜下，甚至大举对德意志人作战，这种辅助军有一部分就是由这种扈从队编成的。德意志人的耻辱和诅咒——雇佣兵制度，在这里已经初具雏形。在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国王们的这种扈从兵，就同非自由人和罗马人出身的宫廷奴仆一起，成了后来的贵族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一般说来，在联合为民族＇Volk＇的德意志各部落中，也曾发展出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和所谓王政时代的罗马人那样的制度，即人民大会、氏族酋长议事会和已在图谋获得真正王权的军事首长。这是氏族制度下一般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这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典型制度。只要社会一越出这一制度所适用的界限，氏族制度的末日就来到了；它就被炸毁，由国家来代替了。
八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据塔西佗说，德意志人是人口众多的民族。我们从凯撒的著作中可以得出一个关于各德意志民族人数的大致概念；他认为住在莱茵河左岸的乌济佩特人和邓克泰人的人口，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共为18万人。因而，每个民族大约有10万人，这已经大大超过例如易洛魁人在其全盛时代的总数，那时易洛魁人不到2万人，但已成为自大湖至俄亥俄河和波托马克河整个地区的可怕力量。如果我们根据现有材料，把莱茵河附近定居的大家知道得比较确切的民族试着划分一下，那么每一个这样的民族在地图上所占的面积平均约等于普鲁士的一个行政区，即约为1万平方公里，或182平方地理里。但是，罗马人的GermaniaMagna＇大日耳曼尼亚＇，直到维斯瓦河为止，占有依整数计共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如果一个民族的平均人口为10万人，那么整个大日耳曼尼亚的人口总数，应达500万；对于野蛮时代的民族集团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而就今日的情况来说——1平方公里10人，或1平方地理里550人——这是极其微小的数目。但是这并不包括生活在那个时候的全部德意志人。我们知道，沿喀尔巴阡山脉直至多瑙河口，都居住着哥特系统的德意志民族——巴斯塔尔人、佩夫金人等等，——它们的人数非常之多，因而，普林尼认为他们是德意志人的第五个大系统，而这些在公元前180年已经替马其顿王柏修斯做过雇佣兵的德意志人，还在奥古斯都在位的初年就已突进到阿德里安堡附近了。假定他们的人数只有100万人，那么到公元初，德意志人的大概数目，就至少有600万了。
在他们定居日耳曼尼亚以后，人口一定是日益迅速地增长的；单是上面提到的工业方面的进步，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石勒苏益格沼地所发现的古物，就其中的罗马铸币来判断，是属于3世纪的。由此可见，到这个时候，在波罗的海沿岸金属业和纺织业已经很发达了，跟罗马帝国已有频繁的往来，比较有钱的人已享有某些奢侈品，——这一切都是人口更为稠密的迹象。而在这个时期，德意志人在莱茵河、罗马边墙和多瑙河全线，从北海起到黑海止，也开始了总进攻，——这也是人口日益增多，竭力向外扩张的直接证明。斗争持续了300年，在斗争期间，哥特民族的整个大系统（斯堪的纳维亚的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除外）向东南推进，形成了漫长的进攻线的左翼；进攻线的中央是高地德意志人（赫米奥南人），沿多瑙河上游突进；右翼是易斯卡伏南人即现今所谓法兰克人，沿莱茵河突进；征服不列颠，则是印格伏南人的事情。到5世纪末，罗马帝国已是那么衰弱，毫无生气和束手无策，因而为德意志人的入侵敞开了大门。
上面我们是站在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摇篮旁边。这里我们却站在这一文明的棺木旁边了。罗马的世界霸权的刨子，刨削地中海盆地的所有地区已经有数百年之久。凡在希腊语没有进行抵抗的地方，一切民族语言都不得不让位于被败坏的拉丁语；一切民族差别都消失了，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利古里亚人、诺里克人都不复存在，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罗马的行政和罗马的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这样也就摧毁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残余。新出炉的罗马公民身分并没有提供任何补偿；它并不表现任何民族性，它只是民族性欠缺的表现。新民族＇neue Nationen＇的要素是到处都具备的；各行省的拉丁方言差别越来越大；一度使意大利、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成为独立区域的自然疆界依然存在，依然使人感觉得到。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备能够把这些要素结成新民族＇neue Nation＇的力量，任何地方都还没有显示出发展能力或抵抗力的痕迹，更不用说创造力了。广大领土上的广大人群，只有一条把他们自己联结起来的纽带，这就是罗马国家，而这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成了他们最凶恶的敌人和压迫者。各行省消灭了罗马，罗马本身变成了行省的城市，像其他城市一样；它虽然有特权，但已经不再居于统治地位，已经不再是世界帝国的中心了，甚至也不再是皇帝和副皇帝的所在地了，他们现在住在君士坦丁堡、特里尔、米兰。罗马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税、国家徭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渊；地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来祈望。
社会状况同样也是绝望的。从共和制的末期起，罗马统治的目的已经放在残酷剥削被征服的各行省上了；帝制不但没有消除这种剥削，反而把它变成了常规。帝国越是走向没落，捐税和赋役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无耻地进行掠夺和勒索。商业和工业向来不是统治着各民族的罗马人的事业；只有在高利贷方面，他们做到了空前绝后。商业所得到所保持的东西，都在官吏的勒索下毁灭了；而残存下来的东西，仅在帝国东部的希腊部分才有，不过，这一部分不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霸权的最终结果。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了。在意大利，从共和制衰亡的时候起就几乎遍布全境的面积巨大的大庄园（Latifundien），是用两种方法加以利用的：或者当作牧场，那里居民就被牛羊所代替，因为看管牛羊只用少数奴隶就行了；或者当作田庄，那里使用大批奴隶经营大规模的园艺业，——一部分为了满足主人的奢侈生活，一部分为了在城市市场上出售。大牧场保存了下来，甚至还扩大了；但田庄田产及其园艺业却随着主人的贫穷和城市的衰落而衰败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经不再有利可图；而在当时它却是大规模农业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现在小规模经营又成了唯一有利的形式。田庄一个一个地分成了小块土地，分别租给缴纳一定款项的世袭佃农，或者租给分成制农民，这种分成制农民只能获得他们一年劳动生产品的1/6，或者仅仅1/9，他们与其说是佃农，勿宁说是田产看管人。但是这种小块土地主要是交给隶农，他们每年缴纳一定的款项，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可以跟那块土地一起出售；这种隶农虽不是奴隶，但也不是自由的，他们不能和自由民通婚，他们相互间的婚姻也不被看作完全有效的，而是像奴隶的婚姻一样，只被看作简单的同居（contubernium）。他们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辈。
古典古代的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经不能提供值得费力去取得的收益，因为它的产品市场已经消失了。帝国繁荣时代的庞大的生产已经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这种小农业和小手工业都不能容纳大量奴隶了。只有富人的家庭奴隶和供他们显示豪华的奴隶，在社会上还有存在余地。但是，日趋灭亡的奴隶制仍然能够使人认为，一切生产劳动都是奴隶的事，让自由的罗马人来做有失他们的身分，而现在人人都是这种自由的罗马人了。结果，一方面，多余而成了累赘的被释奴隶的人数日益增加；另一方面，隶农的人数，破产的自由民（类似美国从前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多。基督教对于古典古代奴隶制的逐渐灭亡是完全没有罪过的。它在罗马帝国和奴隶制同流合污达数世纪之久，以后也从来没有阻止过基督徒买卖奴隶，——既没有阻止过德意志人在北方或威尼斯人在地中海买卖奴隶，也没有阻止过后世买卖黑奴。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此也就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民的生产劳动。在这里罗马世界就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民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再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
各行省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