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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决不妨碍统一。
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企图建立“满蒙新国”，阴谋没有得逞，转而迫使张学良就范。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三次警告张学良，不得与南京国民政府妥协。8月日本特使林权助到沈阳，借参加张作霖葬礼为名，阻挠东北易帜。同时他带来田中义一的命令，反对东三省同关内统一，要求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林权助再度威胁张学良：如果东三省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立即作出反应，申明自己是中国人，要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顶住日方压力。国民政府决定和平解决东北问题。7月3日，蒋介石奉方代表要求东北易帜，服从三民主义。 同时派代表到东北与张学良谈判易帜之事。张表示同意，唯以对日外交问题，易帜要延长三个月。但行动上同国民政府保持一致，为实际上之统一。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3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至此，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局面。
张学良生性不羁，对政事并不专心，沉溺酒色之中无法自拔。这时军阀内部纪律涣散，宴会很多，每每选色征歌，醉生梦死。有一次冯玉祥被邀请赴宴，宴会主人招来妓女，嬉笑取乐。冯玉祥很是气愤，实在看不过去，就在街上找了一个老妇人在席间啼哭，冯给其银元，结果满座皆惊，不欢而散。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张学良爱美人，他的近侧们就投其所好，争相进献美女来讨好张学良。1928年底张学良易帜后，经常走访南京。张学良走访南京不是和蒋介石商谈政事，而是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后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学良最荒唐的事莫过于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带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张学良干脆出钱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张学良因“九一八”事变后退避不战而被迫辞职出国时，首先做的事却是向他的诸位娇妾告别，报纸责骂为“娇妾重於国土”。如此挥金如土的生活，当然感到财力不足，除了加收各种苛税外，还通过其它渠道取财，甚至盗卖故宫的珍宝。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其中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英国图书馆以12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而从法律上讲这些财物应该属于溥仪所有。
“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招待宋哲元和其他几位将领，携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去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先生的《宇宙锋》。观剧中途，张闻侍卫副官长谭海来报事变。张学良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并和左右通宵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请示如何应变。据当时财政部冀察晋绥特派员荆有容目睹，张还曾亲自与南京通话。张学良迅即召来顾问特纳，令其立即通知欧美各国驻平新闻记者举行记者招待会。同时，张学良召集重要将领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策，直至次日凌晨。是夜，张学良庶几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稍后，南京军事委员会复电称：“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畔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
张学良迫于军令，不战而退，被千夫指责，从此背上“不抵抗将军”之恶名。而正直“九？一八”的晚上携夫人和赵四小姐看戏，也被舆论指责，说张学良竟有如此闲情逸致去看戏，这传闻不胫而走，说九一八事变之夜，张学良正在北平与当时的红影星胡蝶良宵共舞。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为此还写了《感事近作，哀沈阳两首》：“赵四风流朱五狂，偏偏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报佳人舞几回。”
公众舆论尽管如此，但张学良对日立场十分坚决，不容置疑。事变前夕，张在接获紧急情报后即据以致电蒋介石，并慨然请缨：为国为家，愿意身临前敌，虽战死疆场，亦无所悔。而蒋介石这时训诫张学良说，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还发出中国现代史上臭名昭著的“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不顾。而在事变前的一周，蒋介石再次密电重申不抵抗的政策。这些“内幕”公众舆论自然不会知晓，致使张学良一直背负着不抵抗的罪名。南京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有这样一段：“政府现在即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意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当时就有一副对联讽刺说：“主权零趸，坚持不抵抗主义；良心批发，发扬大无畏精神。”横批为：“中正不正”。事后日本关东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搜出五十多张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最巨额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五十多万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败受贿丑闻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军人们乘势发起打倒腐败政党政治的军人夺权运动。当时日本社会舆论普遍倾向於军人，声称“宁要清廉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这也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开始。
在临近中秋9月18日夜晚，东北三千里江山被鲜血肆意染红，大部国土相继沦陷敌手。白山、黑水成为东北人民的梦魇。不战而退，实在令国人为之痛愤。半个世纪过去了，张学良在纽约回忆九一八事变那段历史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命令。”而这些话里也许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吧！
1933年3月蒋介石跟张学良会面，蒋说：“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们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为了维护领袖的地位，张学良只好离去，交出军权，借名到海外考察，实则带蒋受过。张学良说过：“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是我有服从统一中国的决心。”
1936年12月张学良声泪俱下，向蒋介石哭谏，苦陈抗战之必需，但被蒋严词训斥。蒋介石不仅严厉拒绝，还打算亲临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张、杨进攻红军，蒋介石还命令张学良对爱国请愿群众用机枪扫射进行严酷镇压，使张学良深感不解和痛苦。为了保护群众，张学良向群众保证将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才劝阻了群众继续前进，避免了一场惊天血案的发生。这一事件，加剧了张对蒋不满。张学良见用尽任何办法劝蒋都无效，不得已决定实行“兵谏”——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蒋介石，并囚禁诸多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昭示扣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抗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蒋介石迫不得已同意。
在释放蒋介石之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乘飞机离开西安。结果刚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张学良被扣之后，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制止了军队里的骚动。张学良与周恩来都曾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以前曾听说过的名字”。在延安事先曾进行过商谈的张学良与周恩来基本达成一致抗战的认识。张学良说，“尽管我们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他曾评价周恩来“反应很快，了解事情也很深刻”，“说话一针见血，而且对事情看到很清”。张学良实现了蒋介石与周恩来的直接会谈。张学良领着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并列席了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谈。
西安事变之后，南京政府命李烈钧、朱培德、卢钟麟组成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李问张为什么要劫持长官，进行叛变。张愤然回答：“我过去毅然决定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九一八事变奉命不抵抗，遭到国人唾骂。我国难家仇集一身，所以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抗日。难道抗日有罪？这次事变的经过，蒋委员长知道的最清楚，请审判长自己去问好了。”
郭松龄在奉军将领中，是别具特色的一个人。他受过北京陆军大学的系统教育，曾加入同盟会，在广州和天津两次谒见过孙中山，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韩淑秀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任附小教员，学生时代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她的家就是活动的一个据点。辛亥革命爆发后，奉天的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响应武昌起义，郭松龄就是组织者之一。他们两人在韩淑秀的家里相识，韩淑秀非常佩服郭松龄的为人和才干。郭松龄在白色恐怖中被捕，当局贴出布告判处郭死刑，韩淑秀四处进行营救活动。1912年12月25日，正当郭松龄等被带到大西门外荒草地杀人场行刑时，韩淑秀拿着一份当日的《盛京日报》，高呼着：“刀下留人！”十万火急地闯进法场。原来这份报纸上刚登出“清帝退位诏书”，韩淑秀在千钧一发之际，以政局骤变的快讯，挽救了郭松龄等的生命。两人在生与死之中建立了感情，结为恩爱夫妻。
郭松龄在奉天讲武堂任教官期间，刚好张学良在这里学习，他亲身感受着郭教官远离声色，自持清廉，治军严谨，对部下赏罚分明的一身正气。张学良对他湛深的学养和高洁脱俗的人品极为钦佩。郭松龄虽比张学良年长19岁，两人却成了莫逆之交。经张学良不断向父亲推荐，加上两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屡立战功，郭已成为奉军中的重要将领，掌握奉军的精锐师旅。
杨常事件中的杨宇霆、常荫槐本来是张作霖的得力干将，但在张作霖死后，居功自傲，处处与少帅张学良作对。张学良对于杨、常的专横虽也如梗在喉，但他念及杨、常的才干和他们追随大帅的功绩，总是心存余虑，委决不下。
张学良继承父业后，杨宇霆视张为后辈，凡事都是自作主张，甚至张提不同意见，也不予理睬。有时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也给予张以难甚。张学良暗下决心，一定要寻找机会除掉这个飞扬跋扈的人，“杀一儆百”以起到树立权威、稳定政局之目的。
面对咄咄逼人的杨宇霆与常荫槐，张学良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认为若不除掉这二人，东北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就难以解决。于是张学良借要吃晚饭为由对杨、常说，吃饭后再议。他利用杨、常回家吃饭的时间，召集警务处长高纪毅作了周密布署，待杨、常晚上再来议事时，当即将二人处死于老虎厅内。张学良处决杨、常不仅使他的权力集中了，而且给其他怀有异志的东北军将领敲了警钟，树起了少帅的威严，提高了声望，巩固了易帜后的东北政局。
东北易帜后，日本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然企图瓦解东北政权，并认为在东北没有再比杨宇霆更合适的人选了，而要让杨上台，又非打倒张学良不可，所以，那一阵子日本人和杨宇霆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
说来也是杨、常利令智昏，弄巧成拙，“东北五路”这个日本人的政治讹诈早已使张学良怒不可遏了，他们偏偏在这时又节外生枝，提出一个涉及外交和东北政局稳定的新问题，张学良当即表示，目前东北甫经安定，涉及外交大事应该慎重考虑，不能草率从事，此事必须从长计议。
杨、常若稍有自知之明，应该就此止步了。可是他们竟坚持己见，继续纠缠，掏出事先就已写好的便条，硬要张学良当场拍板，即行签字。
张学良被逼无奈，心中冒火，几次想拒绝，可又觉得多有不便，毕竟杨宇霆、常荫槐人本为东北军元老，在张作霖时期曾受重用。
据说张学良当时用抛银元来占卜是否除去杨常两人，连抛两次都是肯定的，袁大头朝下，张学良很纳闷，一气之下第三次把银元仍得很远，被张夫人余凤至捡到，一看还是没有头像。认定杨常两人非除不可，于是告诉张学良第三次也是肯定的，从而坚定了张学良的决心。现在老虎厅的张桌子上陈列的就是当时那枚银元。
杨常被杀后，少帅做到了“立威”，整个东北的军政人员再也没有人认为少帅是扶不起的阿斗了，但是对于杨常事件是对是错很多人还各有各的看法。
赵一荻，人称赵四小姐。很多女人都会爱上风流倜傥的少帅，但能没名没份地陪伴一个失意的男人度过数十年寂寞生涯的，只有赵四小姐。关于这对“牢狱鸳鸯”相濡以沫的爱情，不管何时娓娓道来，都带着一种世纪沧桑风云变幻的感慨。
赵四在《新生命》一文中写道“为什么才肯舍己？只有为了爱，才肯舍己。世人为了爱自己的国家和为他们所爱的人，才肯舍去他们的性命。”还有张学良用他那浓重的东北口音讲过的“这是我的姑娘”，而这句“这是我的姑娘”至今令无数人动容不已。
赵一荻与张学良的初识在天津，当时北洋政府中有些达官贵人，因在北京生活受到拘束，便常溜到天津在交际场中品酒赏花，高歌酣舞。张学良在天津有私邸，颇为精美。他有时路过天津也小作逗留。好奇的赵四小姐，到那里看热闹，经人介绍，与张学良相识。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
后来，赵四小姐私奔，在赵家掀起了轩然大波。其父赵庆华登报声明，断绝父女关系，并从此不再做官。而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担心赵四小姐的私奔有辱张家门庭，只给她秘书的地位，没有正式夫人的名义。
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赵四小姐对张学良的爱意，赵四心甘情愿地以秘书身份陪伴着张学良。
而心胸大度、温柔贤慧的于凤至感念赵四小姐的一片真情，力主在帅府东侧建起一幢小楼，并亲自监工设计装饰，使得赵四小姐搬入此楼居住。期间，于风至知书达理，情分和礼数都属不浅。在北京一起生活的日子，赵四把张学良送给她的礼物，都先拿到于凤至那里。她们与张学良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生活。一九二九年赵四小姐和张学良将军在这里有了唯一的儿子。
赵四小姐才智过人、兴趣广泛，不安心只在深宅大院里当张学良的“秘书”，这是她的性格使然，与于凤至截然不同。她要做张学良生活的伴侣，也要成为他公众场合的“左右手”。大方的举止、流利的英语和娴熟的舞技，让她左右逢源。
后来张学良和赵四需要一个固定的社交聚会场所，以他们当时的财力和地位，这势必是一座设计精巧、取意新奇，少不了大兴土木、雕梁画栋的宅第。讲排场、要门面是张学良和赵四天生的性格成分，这一点也体现在了他们对住宅的追求上。
张学良是一个民族主义、英雄情结兼备的人，优越的成长环境让他对外国文化的求知欲望甚浓，而赵四从小生活在繁华闹市——天津，租界文化对她的影响也不小。不失民族气节，能够接受新鲜的思想文明，表现在了他们对待历史事件的态度上，也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个角落。
二人后来信奉洋教，心如止水，不闻窗外之事，尽管世事总是无奈，他们却始终不觉得孤单寂寞。相伴七十载，毫无悔言。后来于凤至为报答几十年来一直照顾著张学良的赵四小姐，主动与张学良解除婚约，成全了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在基督十字架下终于结为正式夫妻，而这时两鬓云霜的他们已经相濡以沫，整整度过了三十六个春秋。
时光飞逝，岁月不再，当年所有的建筑已经残损破旧，只有这段美好的爱情和他们对爱的忠贞，至今被人们怀念，唤起许多人的记忆和思考。
提起老百姓口中这位“蒋该死”蒋介石先生，很多人会想到李敖的那句经典评价“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蒋氏终其一生，就大处着眼而观之，可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器小量狭、自作聪明，终令国事一败涂地。美国政治传记作家、《蒋介石传》的作者布赖恩？克罗泽说蒋介石既放荡不羁，又遵循孔道；偶尔暴躁，通常却待人谦恭。
蒋介石早年给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堕事乖方”八字考语。“乖方”，显然是指蒋介石急躁易怒的性格。蒋16岁就得了个“红脸将军”的名，曾因开设课程一事作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他陈述理由时“情态激烈”，让学校董事感到怒不可遏，几乎把他扭送官府查办。1908年，蒋介石从日本返家，与妻子发生口角，竟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