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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县城里一片狼籍，几乎没有一栋房子是完好的。街道上，国共两军的阵亡者都倒在一起，解放军遗体比较集中的地方在20师师部附近——据说，华野1纵3师的一个营突破到这里的时候被阻断了后路，既攻不上去又退不下来，结果全部打光了。
守城官兵五天五夜没合眼，全都累晕了，一个个木木呆呆的跟傻子一样。有的人躺在死尸旁边就睡着了，怎么摇也摇不醒，所以清理战场的时候必须先用烟头在鼻孔上烫一下，看看他动不动，要不然真有可能稀哩糊涂地把睡觉的人给活埋了。
不过，也有睡不着觉的。蔡智诚就遇到一个老兵，他坐在废墟上、拿着一截草根放在嘴里嚼，说自己被硝烟熏得舌头发苦、连酸味甜味都尝不出了，于是，蔡中尉就摸出两颗美国水果糖递给他。那糖果是用玻璃纸包装的高档货，老兵从来没见过，他欣喜地端详了半天，却又仔细地用布包好、揣进怀里，说是等回家的时候带给孩子吃。
“你家在什么地方？”
“四川泸州，五年没回去了”
“……把糖果吃了吧，我另外帮你寄回家去”
几天以后，蔡智诚按照老兵的地址，用军邮往泸州寄了一包奶粉和糖果。
滕县之战是十分惨烈的，整20师守军遭到严重打击，华野的损失也很大。据《粟裕回忆录》记载，“第1、第4纵队的伤亡各约五千人，非战斗性减员亦各约五千人”——这其中，“战斗伤亡”主要出现在滕县周边，而“非战斗性减员”的情况则比较复杂。
7月20日之后的几天，蔡智诚他们尾随着“叶陶兵团”，在滕县、峄县和枣庄一带兜圈子。快速纵队并不担心第1、4纵队在附近打转，只要他们不能到鲁西与“陈唐兵团”会合、不能回鲁中与陈毅主力聚集，等国军的五个整编师赶到鲁南以后，就可以将这两支华野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消灭在运河和沂河之间。
那几天，快速纵队始终与“败退的共军”保持着适当的距离，白天接触袭扰、夜晚就后退到解放军的攻击范围以外，用总部的话说就是：“不攻坚、不守点、不停留、吃掉多少算多少，打了就跑”。在尾追缠斗的过程中，与伞兵交手比较多的是廖政国的第1纵第1师。
有天上午，特务队在行进途中遇到一帮从解放军那边跑过来的投诚士兵，讯问过后才知道，这伙人原先都是整编第74师的国军，现在又“哗变反正”了——这样的好消息当然使得马师恭司令十分开心，他吩咐特务队腾出帐篷、拿出罐头和饼干，让“起义”的弟兄们吃好、喝好、休息好。
在安排接待的时候，一个贵州口音的士兵引起了蔡智诚的兴趣。
“兄弟，是贵州人么？”
“是啊，老乡，我叫罗华，镇远的”，那位老兵显然也听出了蔡中尉的乡音。
抗战期间，贵州镇远有个“镇独师管区”，是专门为74军补充新兵的后勤基地，李天霞、张灵甫等人都兼任过这个师管区的司令。1942年，罗华在镇远县入伍，先是在师管区进行了四个月的训练，然后就被编进了58师。在47年5月16日的孟良崮战役中，这个74师58旅机枪手的子弹打光了，只好举手投降、加入了共军，可到了7月22日，他又携枪逃回了国军。
这帮人物，看上去还是挺猛的
华野1纵和4纵的“非战斗性减员”究竟包括了多少逃兵，马甲我没有确切的数据。但根据蔡智诚的回忆，仅由直属队（特务队和侦察队）收容的原74军官兵就超过了四百人，这些脱逃人员大都被送往徐州、编入了重新组建的整74师——但也有例外，比如蔡智诚的贵州老乡就被留下来当了伞兵。
刚开始，参一官（主管人事的参谋）还有点不大同意，因为按照规矩，伞兵缺员只能从补充团里调拨，各战斗队是不许自行招人的，而且，这个罗华也不会跳伞，不符合伞兵的标准。可蔡智诚却表示：“不会跳伞可以学，容易得很。打仗的本事是阎王爷教会的，一时半会地学不成”，游乐智队长也说：“如果你们参谋处能给我几个42年的兵，我就不找你的麻烦”。
那个参一官犹豫了好半天，最后总算答应了。于是乎，罗华就成了特务队三分队的军士长。
可是，这位新来的部队上士刚上任就提出一个要求：遇到华野1纵1师的时候，他只参战、不打枪。理由是“人家饶了我一命，我也要放人家一马”——还真有点关云长的味道。
不打枪就不打枪，蔡智诚挺爽快地答应了。
这时候，国军五个整编师已经汇聚鲁南、对叶陶兵团展开了围攻。
徐州总部给华野1纵起的代号是“西瓜”、把4纵叫做“面包”，反正都是嘴边的美食——所以，吃几块“西瓜”，简单得很，不劳罗上士动手也没有多大问题。
孟良崮战役期间，华野1纵1师的损失很大（据《叶飞回忆录》叙述，在天马山阻击战最危急的时刻，1师师长廖政国的身边只剩下了几个警卫员），所以，战斗结束后，1师补充的俘虏兵最多。
可是，5月份吸纳的俘虏多、7月份逃跑的也就越多。以罗华所在的1团1营3连4班为例，全班8个人、有6个来自74师，简直快变成国军部队了，结果，一不留神就跑得只剩下班长和副班长。而那个倒霉的光杆班长是谁呢？是“华东一级战斗英雄”、“三级人民英雄”、“全国战斗英雄”、志愿军“特级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杨根思。
说起来，连这么优秀的班长都挡不住罗华开小差，这家伙也确实够资格当伞兵的军士长了。
“解放战士”之所以逃跑，首要的原因当然是他们接触革命军队的时间短，受到的思想教育不够、政治觉悟不高；其次也是由于“七月分兵”以后战事频繁、战场条件恶劣，在撤退的环境下，部队的管理出现了混乱；而另外还有一个缘故，则在于国共双方“土地改革”的差异。
了解现代史的朋友大都知道国民党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也都知道那是50年代国民党政权在台湾期间搞的把戏。但实际上，早在1947年，国民政府就已经出台了《授田法草案》和《“剿匪”区内屯田条例》，声称要把“匪区内的荒地”分给国军士兵——从概念上讲，这些“荒地”是指解放区里的“无主田地”，总面积有多少？不知道，反正它们都在共产党手里——长官们鼓吹“打完仗后享清福，一手领钱（遣散费）一手分田”，哄得当兵的兴高采烈，满心希望着冲进解放区去当地主。
冲来冲去、冲到孟良崮，双手一举，地主没当成、先当了“解放战士”，罗华他们也总算瞧见了解放区的土地。可看见归看见，却没有他们的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只分田给贫苦百姓、不分给当兵的——罗华问领导：“什么时候分地给我们？”，指导员笑盈盈地回答：“等解放你们家乡的时候就有了”。几个贵州人掐指一算，这里距离西南老家还隔着十万八千里，轮到自己分田不知还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不如就近开溜、回国军那边混一混来得更快当一些……于是就开路逃跑了。
虽然只当了两个月的共军，可罗华掌握的情况却不少，分析起政策来也是头头是道：“共产党的土改对我不合适。他们那边分了地，只许种、不许卖，实在不方便”——这家伙原本是内河上的船工、根本就不会种地，他“授田”的目的无非是想弄点本钱做买卖，要是让他拿锄头当农民，他才不干呢。
47年7月24日，快速纵队收复峄县，罗华也在这里穿上了伞兵的制服。
收复峄县其实很容易，因为县城里仅仅驻扎了解放军的粮秣站和宣传队，国军一到就全跑光了，只在街道的墙壁上留下了许多标语口号。
那些日子，叶陶兵团主力基本上不大敢接近城镇或者主要交通线，总是在峄县（枣庄）以北、滕县以东、费县以西的“滕费边”地区游弋。说起来，这“滕费边”原本是抗日老根据地，共产党政权的时间很长（抗战时期曾经叫“双山县”，后来为了纪念八师师长王麓水，又改名为“麓水县”），所以，解放军在这一带运动也应该属于“内线作战”才对。可是，6月份，根据地的干部骨干和积极分子几乎全部参加“六、九大突围”、跑到滨海区去了，弄得地方组织分崩离析，当地老百姓也有些恼恨八路军丢下他们不管，结果，第1、4纵队在老区活动，既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补充，“内线”条件就变成了“外线”，根本站不住脚。
（由此可见，如果鲁南军区先前不那么慌张、再坚持一阵，七月份的局面完全可以不这么被动的）
45年12月，山东八师师长王麓水在滕县战役中牺牲；“滕费边”一度更名为“麓水县”
这时，“滕费边”地区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也没有国民党的政权，纯粹是个真空地带。国军快速纵队则充分发挥机动性能较强的特点，成天尾追缠打，搞得叶陶兵团十分难受。
（著名作家邓友梅先生当时就在1纵文工团，他写了一篇《追赶队伍的女兵们》，讲的正是这时候的故事）。
电影上的解放军经常有两句话：“我们的两条腿，赛过了敌人的汽车轮子”，“把敌人胖的拖瘦了，瘦的拖病了，病的拖垮了”……这是实情、也是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但话又说回来了，能把带汽车轮子的国军拖垮，两条腿走路的共军也轻松不到哪里去。
伞兵们每天都能抓到许多俘虏。其实，与其说是“俘虏”、不如说是“掉队人员”更加准确一些，因为抓来的人全都筋疲力尽、衣不遮体，不是有伤就是有病，个个奄奄一息，有的在半道上就咽了气。
不过，也有个别精神特别好的。
有天早晨，特务队担任侧翼搜索，突然发现路边的瓜棚里探出几个脑袋，尖兵连忙举枪咋唬：“站住！干什么的？”
“看瓜的”，回答得理直气壮。
看瓜的？想蒙冤大头呢——延绵数日的大雨、接二连三的打仗，各乡各村的老百姓跑得精光，西瓜全都烂在了地里，哪里还用得着看守瓜棚——蔡智诚二话不说，把一帮“疑犯”提溜上了车。
上车一打量，四个小孩，两男两女，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四五岁。板起面孔一吓唬，立马就招认了：他们是某纵“娃娃班”的——“娃娃班”其实是个随营学校，娃娃兵们除了学习文化以外，平时还帮着搞搞宣传、或者给卫生队打个下手什么的——这几个小孩是一个组，组长是个女孩，头天夜里跟着大部队宿营，组长姐姐睡过了头，爬起来一看，别人都走光了，只好稀哩糊涂地乱追，追饿了想找几个西瓜填肚子，结果吃着吃着就遇到了国军……
从这样的娃娃身上也问不出什么情报，只好装模做样教训几句：“不老实在家呆着，跑出来捣什么乱？”
“我们不是捣乱！我们是主动出击，消灭蒋匪帮！”
“主动出击？怎么出击到西瓜地里去了？”
几个小家伙干瞪眼不说话，却还是一副很不服气的样子。
罗华以前曾经看见过他们表演节目，这时候挺来劲地鼓动说：“娃娃兵唱歌满好听，唱一个，唱一个”
唱一个就唱一个，四个小共军亮开了嗓门——
天上下雨地下流，万水千山任我走，
天上下雨地下滑，哪里跌倒哪里爬！
唱得好唱得好，全体国军热烈鼓掌，还拿出饼干和罐头慰劳他们：“来来来，吃东西，我们也优待俘虏”。
说是优待俘虏，可蔡智诚的心里却有点犯嘀咕。
对于内战，共产党的定义是“解放”，国军被抓了就等于是“被解放”了，所以有“优待俘虏”的规矩；而国民党方面的定位却是“戡乱”，因此要把战俘当做“叛乱罪犯”对待。从道理上讲，国民党军也反对杀俘，但实际上，所有的战俘都要经过军法处的审判，虽然对“胁从人员”的判罚比较轻（有的遣散、有的甚至还补充进军队），但对党员干部和宣传人员的量刑却很重。这几个小娃娃少不更事、口无遮拦，真要被送到法庭上去，弄不好会被判个十年八年的（山东战区的战俘监狱在江西、河南战区的监狱在湖北），那可就太惨了。
蔡智诚私下里和刘盛亨商量这件事，刘副队长也明白他的意思，笑着说：“几个小孩子，又不是战斗兵，随便处理吧”。
于是，四位可爱的少男少女就从卡车上蹦下来、飞快地跑进田野，只在迷朦的雨雾里留下了他们稚嫩而坚强的歌声：
“天上下雨地下滑，哪里跌倒哪里爬……”
战争的急流偶尔也会泛起温馨的浪花，但战争的本质依然是残酷的。蔡智诚他们虽然放走了西瓜地里的娃娃兵，却绝对不肯放过更大的“西瓜”——在当时，“西瓜”是华野1纵的代号，4纵的代号是“面包”。
西瓜和面包已经被包围在鲁南的泥泞之中了，等待他们的只有困守和突围两种选择。
困守坚持，没有希望，鲁南根据地的共产党组织已被扫荡得支离破碎，共军的两个纵队既没有可利用的地形也没有可依靠的民众，绝地游击、断无生机，于是就只剩下了突围一条路。可是，往哪个方向突呢？北边有国军的四个整编师，重兵集结、严阵以待；南边是徐州“剿总”大本营，虎视眈眈、守株待兔；西边津浦铁路，国军部队来往调动迅速；东边的沂河正遇雨季，波涛汹涌、形成天堑。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共军只能选择东西两向，极有可能往东走”。道理很明显，首先，六月份的时候，鲁南军区就曾经向西突围过，结果没有成功、最后还是折向东边才跑出去的，“西瓜”和“面包”应该会吸取这个经验教训；其次，东边虽然有沂河挡道，但冲过了沂河就可以进入沂蒙山区，那里是共产党的铁杆根据地，按照以往的习惯，共军“回娘家”的可能性最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向西突围，即使穿过了津浦铁路，共军依然处于外线态势，国军照样还可以把他们围起来——刚冲出一个包围圈、再掉进一个包围圈，已经十分疲惫的“西瓜”和“面包”决不会干这样的傻事。
各路国军相继赶到鲁南战区，大家在步步推进的同时都在观察、猜测着叶陶兵团的动向。
7月24日，整7师、整48师与包围圈里的解放军发生交火，老7军和48军都是桂系主力，战斗力较强，打了一整天，共军有些支撑不住了。7月25日，整57师（段茂霖部）和整84师（吴化文部）这两支杂牌弱旅也加入战团、大打出手，快速纵队就被替换下来、返回峄县休息（这有点象是篮球场上的“垃圾时间”）。
可是，刚睡了一晚上的安稳觉，26日上午，伞兵又接到了指示，说是“西瓜”和“面包”已于25日夜间突破当面防御、正向沂蒙山方向逃窜。“徐州剿总”命令鲁南国军全力追击，务必将其歼灭在沂河沿岸——打了这么些天，答案终于揭晓，共军果然向东突围了！
蔡智诚记得，那天的天气很恶劣，大雨从头天晚上开始下，下了一整天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快速纵队在雨水和泥泞中艰难行进，不断有车辆发生故障，磨蹭到傍晚才勉强到达齐村镇一带。这时候，前方已经完全被泥浆淹没、根本无法分辨路面，卡车或者翻进了道沟里、或者被淤泥憋熄了火，无奈之下，全体官兵只得弃车步行，伞兵部队也从摩托化步兵彻底沦为了徒步步兵。
入夜以后，雨更大了。照往常的规矩，部队应该停在原地歇息才是，可这时候，上级一直催促伞兵尽快探明共军去向，而伞兵们也记得，前不久、也是因为遇雨休息、结果让鲁南军区趁夜脱逃的教训，于是稍事休整之后就离开了齐村镇，继续向前追击。
这个“坚决的举动”实际上救了伞兵的命——因为就在7月26日晚间，叶陶兵团突然兵分两路：4纵第10师继续向东佯动、吸引追兵，兵团主力则借着雨夜的掩护转头向西、以急行军方式直奔津浦线——而当天夜里，华野两个纵队的六个师就恰好经过了齐村，如果伞兵们还在镇子里面睡觉，非被共军全歼了不可。
说起来，伞兵总队那天晚上的运气还真是不错。他们一路向东猛走，不仅与掉头西行的叶陶主力擦肩而过，而且还稀哩糊涂地超过了4纵10师、跑到了佯动部队的前头，居然一直没有与共军遇上面。
相对而言，伞兵副司令张绪滋少将的运气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