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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对史实，这段文字盖有一误、二错、三失实。一误者，《生活》创刊年代为1925年，被写成了“1920年”（或系校误）；二错者，创办之初的主编乃黄炎培，而非王志莘；三失实者，所谓“第8卷第50期后”被“查封”，历史的事实应该是，1933年12月8日，“最高军事当局和中央党部”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欲加之罪，发出查封《生活》周刊的密令；同年12月16日，出满8卷50期的《生活》周刊被迫停刊；亦即国民党当局先发出“查封令”，而后刊物停办。
但问题的关键，还在《生活》周刊的《创刊词》署名“抱一”，究竟是谁？对此，《创刊词》一书将其定为邹韬奋，并写了《作者邹韬奋小传》说：
邹韬奋（1895～1944），名恩润，笔名抱一……
其实，“抱一”另有其人。他就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黄炎培（1877…1969），号楚南，字任之（初字韧之），别号抱一。《生活》创办伊始，他自任主编，而由王志莘具体负责周刊的编务（相当于“编辑部主任”）。这篇署名“抱一”的《创刊词》，是他亲撰的。而在《生活》周刊创办一年之后（1926年10月），他主动让贤，选拔时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刚及“而立”之年的邹韬奋接任主编。
三曰：臆断。例如，1922年9月13日创刊的《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份机关报，无论在中共党史，还是近现代新闻出版史上，皆应大书一笔。《创刊词》一书录入了《向导》“创刊词原文”即《本报宣言》，并记其“首任主编是蔡和森”。但这个《宣言》并未署名，而《创刊词》编著者断定《宣言》作者是瞿秋白，不惟撰了《作者瞿秋白小传》，且在“焦点评析”中对秋白生平思想（尤其是1935年6月就义前写的《多余的话》）作了洋洋数千言的长篇大论。此乃臆断。
让我们先看中共党史。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中共“二大”，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张国焘、蔡和森分别为负责组织、宣传工作的中央执行委员（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上册第103页）。按照会议决定，由蔡和森在上海筹办并主编《向导》周报，他还设计了《向导》的报名，得到中央会议一致认同。协助他办报的则是高君宇。
再看瞿秋白这一时段的行踪。1922年2月，瞿秋自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5日至12月5日，瞿秋白参加共产国际先后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并任中共代表团陈独秀的翻译；12月21日，奉命随陈独秀启程回国，至1923年1月13日抵达北京。（参见姚守中等编著《瞿秋白年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109～111页）这表明，《向导》创办时，瞿秋白尚在莫斯科，并未选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他怎能如《创刊词》书中所说，“同年与蔡和森创办《向导》”，并撰《本报宣言》呢？
三看这篇《本报宣言》发表后产生的巨大社会反响。胡适评论：
我们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们在上海出版的《向导》周报，标出两个大目标：一是
民主主义革命，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1922年
10月1日，今见《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70页）
当然，胡适赞同第一个“大目标”，而坚决否定《宣言》对于“国际帝国主义”这个“恶魔”在政治上、经济上“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论述，并“奉劝我们的朋友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同上，第571页）但胡适的这番评论，倒很好地烘托了《向导》创刊的“历史背景”：第一，《向导》创刊，就是针对“胡适们”无视帝国主义这个“恶魔”的侵略，把民众“导”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目标；第二，《向导》周报，乃是在新当选的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领导之下办起来的。故胡适所谓“陈独秀先生们”，广义上讲，指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狭义上讲，即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他们三位，堪称当时中执委的“三驾马车”；胡适在上述评论中落笔第一句是，“中国共产党近来发出一个宣言”。此即由陈、张、蔡负责起草，经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蔡和森在事后回顾说，“发行这周报的纲领完全是根据（中共）第二次大会的政治宣言，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实行民主革命。”他虽未自道是《本报宣言》的执笔者，但明确指出是根据《大会宣言》写的。也可以说，前者是“大宣言”，后者为“小宣言”；“小宣言”申述了“大宣言”的主张，决非可与寻常“骚人墨客”之“春秋笔墨”等类齐观。
四曰：妄测。例如，1934年1月1日创刊于北平的《文学季刊》，每期四五十万言，是现代文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大型文学杂志，实当代大型文学期刊之滥觞。该刊标明“编辑者”郑振铎、靳以，并每期刊有冰心、巴金等“编辑人”和卞之琳等“一百零八人”的“特约撰稿人”名单。曹禺追忆其处女作《雷雨》在《文学季刊》发表的经过说：“那时靳以和郑振铎在编辑《文学季刊》，他们担任主编，巴金是个编委，还有冰心和别人。”（《简谈〈雷雨〉》，《收获》1979年第2期）赵家璧在回忆中说得更具体：“靳以当时告诉我季刊有编委会，由巴金、冰心、李健吾、杨丙辰（按，杨为‘特约撰稿人’）等组成，由郑振铎、章靳以出面任编辑，实际工作他等于一个人包了。”（《文坛故旧录》，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0～221页）这表明，“编辑人”即“编委”，“编辑者”即“主编”；故现行文学史及期刊史著作记述这本大型文学杂志，均称主编郑振铎、靳以，或简称“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而“包干”了刊物编务工作的靳以，照现在通行的说法，应该就是“执行主编”。
然而，《创刊词》一书录入《文学季刊》的《发刊词》，写了《作者巴金小传》；进而在“焦点评析”中借巴金“发现了曹禺”，“析”成“巴金主办《文学季刊》”；更以巴金曾为1935年12月16日《文学季刊》终刊号写了“头版头条”的《告别的话》，反推《发刊词》“作者”亦为巴金，纯属“想当然耳”的妄测。
事实是，《文学季刊》之《发刊词》与《告别的话》，一头一尾，均未署名。直至巴金晚年，这才追述了这篇《告别的话》的来历，说：
他（按，指靳以）在天津照看母亲的病，我去北平看完校样，写了《停刊的话》（按，即《告别的话》）。（《〈收获〉创刊三十年》，《文艺报》第47期，1987年11月21日）
至于《文学季刊》的《发刊词》，巴金临2004年发表的《怀念振铎》提及《文学季刊》的停刊与他对郑振铎的“批评”（即《告别的话》），强调“友谊并未受到损伤”，而《发刊词》如果是巴金自己写的，他何必隐而不提？赵家璧是郑振铎、巴金、靳以的挚友，在上述回忆中肯定了巴金写《告别的话》，靳以写《文学季刊月刊》（按，《文学季刊》停刊后改出的月刊）《复刊词》，但对《文学季刊》的《发刊词》作者亦未置论。又据朱自清（郑振铎挚友、《文学季刊》创办见证人）1934年2月25日日记，“下午振铎兄见告，靳以、巴金擅于《季刊》再版时抽去季羡林文（按，指季批评丁玲小说集《夜会》一文）；又不收李长之稿。”（《朱自清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九卷第287页）可证，其时在上海从事写作与书刊编辑的“编委”巴金，是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再版”时才来北平介入编辑（且其“主阵地”在上海，有事才来北平）；亦即从《发刊词》之内容（如推崇胡适、主张“整理国故”等）、文风及巴金在《告别的话》中对其提出“批评”等项来看，如果推断其“作者”为“第一主编”郑振铎，尚不失为有据之论；而巴金则绝无可能在此之前就为“拟办”中的这本《季刊》写《发刊词》。除了上述数端，还有其他令人惊讶的谬误，试举较显者：
一为错写人名。例如，张君劢，错写为“张君劢”；冯雪峰，错写为“冯雪枫”；尤为突出的是《创刊词》书中对《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的介绍，云：
《现代》文学月刊，1932年5月创刊于上海，现代书局发行。前两卷施存蜇编辑，第3卷起由施蜇存、杜衡合编……
同为《现代》编辑（按，应为主编），前称“存蜇”，后作“蜇存”，已属编校之大误；问题还在：何来“施蜇存”这个“创刊词作者”？
当然，由于“蛰”、“蜇”二字形近而致排校偶误，即使严谨的学术名著，亦所难免。但《创刊词》关于《现代》杂志的全部文字，从目录到内文，述及施蛰存者不下数十处，无一不写作“施蜇存”，又在《作者施蜇存小传》下，注以“不详”，这就决非出诸“手民”之误，实乃编著者缺乏最起码的现代文学史常识，不知施蛰存为何人却妄评其“创刊词”了。
二为滥冠创刊号“影印件”。仍以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为例。“创刊号”影印件的封面格式为美术体“《现代》（竖写）1932年，创刊号，现代书局印行”。然而，出现于《创刊词》书中的影印件，赫然在目的竟是“胡适之体”（直书）的《现代评论》“第六卷第一三二号，民国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即1927年6月18日）。《现代评论》创刊于1924年11月，其作者除郁达夫、闻一多、梁实秋之外，多为北京各大学的教授、学者如胡适、徐志摩、陈衡哲、丁西林、杨振声，以及在京的沈从文、胡也频、凌叔华、朱湘等作家、诗人；无论就刊物性质及作者队伍来说，与被文学史家称为“培育”了“现代派”文学的三十年代的《现代》杂志，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这不是在糊弄读者吗？类似的，还有将《文学》杂志“影印件”冠于《文学季刊》，兹不赘。 三为任意删改“创刊词”。谨将笔者所见《现代》杂志“头版头条”（《创刊宣言》）照原样迻录如下：本志是文学杂志，凡文学的领域，即本志的领域。
本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由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故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希望能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
因为本志在创刊之始，就由我主编，故觉得有写这样一点宣言的必要。虽然很简单，我却以为已经尽够了。但当本志由别人继承了我而主编的时候，或许这个宣言将要不适用的。所以，这虽然说是本志的创刊宣言，但或许还要加上“我的”二字为更适当些。
二十一年，五月一日，施蛰存
这是一篇至关重要的文学史与期刊编辑史文献。然而，《创刊词》一书却以“创刊词原文”为名录载的这篇《创刊宣言》仅剩了三行：本文艺月刊是一个普通的文学杂志，不是同人杂志。本杂志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本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主观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
编者做这种任意删改，亦见于青年周恩来执笔起草的《觉悟宣言》。《创刊词》编著者不仅将其原名擅改为《本刊宣言》（按，《觉悟宣言》兼有社团及刊物双重含义），且仅录《宣言》开头片断文字（还有讹误）及结尾“求大家的‘自觉’‘自决’”的四条方法，其他文字被悉数删除。《创刊词》一书《序》中言其“撷取的作者”为“五大”（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诗人）、“四代”（一代宗师、一代名宿、一代伟人、一代领袖），然而出诸周恩来这样中外敬仰的大政治家和真正一代伟人之手笔的《宣言》，尚且遭此任意删改的厄运，书中所录其他“创刊词原文”（或“译文”），还能有多少可信度？！
四为篡改报刊历史。例如，《创刊词》书中将上海老牌的“新闻纸”（newspaper之意译）《申报》弁于全书之首，却对其副刊《自由谈》做了如是论述：《自由谈》）创刊时间：1932年12月1日。书中还以“创刊词原文”为名，录入了黎烈文写的《幕前致辞》；于《作者黎烈文小传》下，注曰：不详。其实，从鲁迅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的相关文章注释，并不难知黎烈文其人，且对《自由谈》“创刊”，有扼要介绍： 《自由谈》是该报副刊之一，始办于1911年8月24日，原以刊载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1932年12月起，一度革新内容，常刊进步作家的杂文、短评。（《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五卷第5～6页）
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黎烈文应聘入《申报》馆接编《自由谈》，于1932年12月1日发表《幕前致辞》，乃是“革新”而非“创刊”。在柳亚子1935年作《序》的《上海研究资料》一书《学艺》栏内，载有《自由谈的始末》，称：“《申报》上的《自由谈》，是上海一切日报副刊历史最久的一种。”从1911年8月24日（清宣统三年七月初一日）创刊，至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0月31日宣布停刊，“首尾共二十五年，实得二十四足年又约三个月”。
还有必要一提的是《自由谈》首任编辑（实即“创刊”人）王钝根。《创刊词》一书《礼拜六》“创刊词”《作者王纯根小传》中，不惟错写其名为“纯根”，且亦以“不详”二字打发之。
谨按，王钝根，本名王永甲（1888～1951），原名晦，字耕培，号钝根，别署根盘，以号行。江苏青浦县（今上海）青浦镇人。十六岁中秀才第一名，废科举，入上海广方言馆习外语，一年即通英语。先后任《自由谈》主笔，创办《自由杂志》《游戏杂志》《礼拜六》周刊等。1915年入南社。后应聘为《新申报》副刊《小申报》编辑。诗文之外，尤擅书法，《礼拜六》刊名即其所题。晚年穷困潦倒，抑郁而亡。柳无忌主编《南社人物传》中有其小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创刊词》一书所“不详”的“创刊词作者”，除上述施蛰存、黎烈文、王钝根之外，尚有民国名人左舜生、现代作家秦似等，实际上都不难查明。这除了表明编著者缺乏相应的文史知识之外，还可以说是在欺蒙读者了。
从编校质量来看，《创刊词》一书的差错亦十分惊人。诸如，书中评述邵飘萍遇难前发表的《飘萍启事》：“简短明了，笑逐言开。”（第134页）且不说措辞失当，更将“笑逐颜开”成语误为“言开”，殆成笑柄；又如，瞿秋白抒发其济世救民情怀之诗句“倒悬待解何年？知否？知否？倒悬待解”（按，原题《无涯》见《饿乡纪程》），书中竟将“待解”写成“解待”（第216页），不惟差错，亦表明编著者根本不知其诗意却要强作解人。其他较重要差错如：
《努力周报》“创刊词”《作者胡适小传》：“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分学”（第190页），“分学”系“公学”之误；
《向导》周报“创刊背景”：“《向导》，周刊，中国共产中央委员会第一个机关报”（第210页），“中国共产”下夺一“党”字；
《民国报》“创办背景”：“蔡元培就此事在《民法报》发表《告全国文》（第90页），《民法报》系《民立报》之误。（按，书中《民立报》皆误为《民法报》，按差错计算法，仍算一字）
该书差错严重，所谓“中国人文精神得于承前启后”（《编后记》），真是从何谈起！
好选题书要好好编著
陈老萌
近来关于介绍旧期刊的出版物多了起来，其中很有些不俗之作，前读张伟先生的《尘封的珍书异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即是，它或许见证着空谈学风有了改善。顷又见《中国创刊词》，787×960的大开本，四百多页，五十万言，不仅重现了不易寓目的昔日文本，而且配套多种相关文字，除创刊时间、地点的说明，另有创刊词作者小传、“创办背景”及“焦点评析”。这些于读者均大有裨益。此外配有许多配图，不乏罕见者。
这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程，编著者却看得太过容易了。编后记说：“原以为三个月便可将此书脱稿的，不意竟费时半载余，这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体。”这意思在于认识到编著此书的艰巨性，表达效果正好相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