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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县三村-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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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广州,帝命文天祥开府南剑。天祥遂开督府置僚属,一时知名者四十余人,潘任与焉,佐文天祥经略江西,次汀州。端宗立,以潘任为行都招讨使,移屯漳州,复梅州,旋出江西会昌,屯大营冈。文天祥分兵次兴国,为元将李恒袭溃,走循州。潘任留守大营冈,得报望空号泣,率偏师入广欲与天祥合。端宗崩,帝立,改元祥兴(1278年),加潘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文天祥被执五坡岭,二年(1279年),宋亡。潘任图复宋祚,往安南寻赵氏裔不获,间关回赣,遇寇聚项山,歼灭之。闻元定鼎,绝食而死。明太祖追谥忠节。”

    但是潘任不见于正史,文中屡次直称文天祥之名,不合义法,梅县三村保存的旧谱又说潘任“宋末状元及第”,显然是附会。看来潘任的事迹颇有可疑之点。

    潘任的儿子十三郎定居项山,奉潘任为开基祖。项山属武夷山系,横亘于寻邬和梅州之间,在梅州西北,主峰项山甑,高1530米。

    十三郎的孙子琴、瑟二人,于南宋末年循东江上游而下,迁到广东长乐,即今五华,琴为长乐潘氏开基祖。再传十二代,到处士公〔号素斋,生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卒于天顺二年(1458年)〕,随再醮母从兴宁迁居程乡,即梅县,为梅县潘氏开基祖。

    传说处士公初居城北镇,后迁居南口镇东约六华里的大竹乡葵湖村。生四子,永聪、永明、永发和永潭。永发〔生于景泰元年(1450年),卒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死后,遗孀陈氏〔生于天顺三年(1459年),卒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八月〕用扁担挑着两个儿子积河和广河回娘家兴宁县圩下村去,循官路来到今高田村和塘肚村之间,天色将晚,前面是山口,森林密布,虎狼出没,只得在路边小店住下,待次日上午再走。同时住店的一位地理先生廖炳,听陈氏诉说后,说官路东侧三星山下的“山猪窝”风水好,劝她住下。山猪窝便在今寺前排村中部叫蕉园下的地方。陈氏在山猪窝搭了一个草棚,接来处士公的遗孀姚氏。永发卒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姚氏卒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则陈氏率二子在今寺前排定居当在1487—1503年之间。寺前排潘氏奉处士公为一世开基祖。

    陈氏(被尊称为陈婆太)定居时,今寺前排一带已有村落,因为在三星山下,故名三星寨,有刘、钟、濮、温、黄、谢诸姓,以刘姓为大姓。今南口镇当时叫南口堡,所在高地叫墟冈。墟是集市所在地,冈是高地,南口当年在集市高地上。

    此后永聪的后人也有迁来的,也有和永明、永潭的后人一起随清初闽粤客家人回迁江西的潮流而迁回寻邬的,不过永聪后人在三村始终很少。村人传说,这是因为照风水说法,处士公的坟地为“獭形”,“右边煞,左边堵,坟地上看不到水”,所以“发三亏大”,只有老三永发的子孙大大繁衍,成了三村的主要房派。

    永发的儿子积河、广河长成后离开“山猪窝”,在它以东200米左右的地方造了一所坐南朝北的住宅,现在叫做“老祖屋”,仍在寺前排村。积河生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卒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五月,广河生卒年失载,老祖屋的初建年代应在积河去世之前,如在陈氏去世之后,则为1552年8月至1553年5月之间。

    积河的孙子五世伸公,号前溪,生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于明晚期越过官路,在路西今塘肚村坐北朝南、风水上称“牛形肚腌穴”的地方造了一座住宅,叫“对门排”,从此积河公一房就主要住在塘肚村。伸公是万清公买来的嗣子,这大约是他迁居路西的原因。路东的寺前排和高田则是广河公的一房。后来广河公的后裔六世昆敬在塘肚造了一座住宅,据小盆地中央,所以人称田心堂,但是子息不旺,又搬回路东了。有人据风水术传说是因为塘肚的风水发大房不发二房,又有人说是因为田心堂背后对着西北方向一个小山口,冬季风硬,不利子孙。

    在伸公造住宅之前,塘肚已有程、温、罗、李、郑等姓居住。

    在寺前排、高田和塘肚,潘姓子孙迅速增加。积河公有7子,广河公有3子,他们的堂兄弟7人又共有7子,即第四世有17名男丁。第五世有30名男丁。积河之后,塘肚村七世的品一公有7子,允彝公有9子、36孙、108曾孙。传说允彝公的妻子治丧时,梅县县太爷去兴宁办事,路过这里,听说这情况便赠她谥号为“好命婆”。族谱里,以后有十子八子的不少。当时还有一个习俗,便是虽有了几个儿子,还要再买几个儿子为嗣子,大约是为了壮大家族力量。然而,早先居住三星寨和塘肚的诸姓却丁口越来越少,经济不景气。原来的大姓刘氏把土地陆续卖给了潘姓,至光绪末年只剩了几家人。刘氏最大的一幢围龙屋叫兰馨堂,屋主只有一女,招潘氏八世某人入赘,从此兰馨堂易姓。连刘姓的私塾“细学堂”也卖给了潘家。塘肚一边,温姓甚至把老祖屋让出了一半给潘姓,罗姓也只剩下一幢住宅。三村里潘姓占了绝对优势,几乎成了潘姓的单姓血缘村落,这或许就是“后客”排斥“前客”的现象。只有高田的谢姓,还有七八十人,而且子弟或读书有成,或经商致富,还相当发达。

    村人们对这个情况也有自己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寺前排是“美女献花形”的风水形局,潘氏老祖屋正在“美女”的产门(阴户)位置上,所以子孙众多。另一种说法是,三星山从北面看去是个三角形,从山尖有八道山梁分散而下,像一面撒开的鱼网,所以风水上叫“网形”。寺前排和高田在网底,而潘氏老祖屋的风水形局是“猫形”,在网底正可以大吃鱼虾,以致潘姓既富裕又多子孙。村东头的东华庐,中厅的对联是“祖德高深开大业;网形雄耸育英才”,可见村人对这风水是很认真的。寺前排和高田的潘氏造屋,除了供祭鲁班和杨筠松外,还要祭廖炳,就是最初给永发公遗孀陈氏建议留住在三星寨的地理师。房子造好以后,在祖堂的神橱背面左角设香案永远供奉鲁、杨、廖三仙。至于谢姓,是因为他们的祖屋宝树堂正在八道山梁中一道的下端,分占了一个龙穴,所以也相当发达。在塘肚村,伸公的孙子七世品一(生卒失载)和允彝〔生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卒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堂兄弟合力在官路西边的沼泽地中央小小一块稍稍高一点的干地上造了一座房子。沼泽地中央造房子本来是风水术上的大忌,但是一位地理师看出,这块干地的形局是“出水莲”,风水大好。所以塘肚村积河公的后代也既富裕又多子孙。这座房子至今仍叫“出水莲”,而且院门隐蔽,以保持整个外墙为完整的长圆形似莲花。不过沼泽早已淤成农田了。

    但品一和允彝很快因不睦而分开了。品一在塘肚小盆地南侧中央造了围龙屋,允彝在小盆地东北角东距“牛形”一百多米造了一幢宅子,围龙屋部分只大体整了两端的基地便停下没有造。允彝的亲弟明芳公后人(十一世)在允彝宅的西面不远处造了一幢围龙屋,叫燕贻堂。这三房成了积河公之下的三个支派。明芳公后裔不旺,只有品一和允彝两支在塘肚生生不息。作为积河公的后代,他们年时节下仍到寺前排的老祖屋祭祀。从五世到十一世,在塘肚村造了好几幢中型围龙屋。

    广河公后裔则长期围住在老祖屋左右,直到十二世才有钦学、钦罗二人成立支派。钦学公“以贸易起家,积成巨富”,他的第三子国城“复继绳之,家声丕振”,在老祖屋西面建“上新屋”,奉钦学为开基祖(见《南华堂碑记》)。钦罗公后人在老祖屋东面建“下新屋”,奉钦罗为开基祖。两座新屋的建造时间大约在乾隆、嘉庆年间。此后,两房就分别在老祖屋的东、西两侧发展。

《梅县三村》第二部分 三、海风万里故乡情(1)

    客家在大迁徙过程中养成了勇于开拓的精神和浓厚的家族观念。影响寺前排、高田和塘肚三村聚落建筑环境的,第一是客家的大家族聚居习惯和妇女的劳动持家,第二是他们抛家离乡去开拓南洋,备尝艰辛,小有成就,不忘故土,对家乡建设尽心尽力。如今三村的高质量房屋,全部是他们建造的。而且,他们眼界宽、思想活,常常招聘潮州工匠,采用海外样式,大大改进了传统的围龙屋。

    明末清初,海禁至严,但广东的潮州和福建的漳州,仍有不少人漂洋过海到南洋拓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开海禁,到雍正时又允许人民出洋贸易,1860年,中英签订《北京条约》,清廷被迫开放大量海外移民,华侨因而大增。到光绪末年,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南洋华侨事业达到高峰,梅县已经有两三千人出洋。

    南口潘氏出洋较晚,但很快便有大的成就。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丁满十六出洋”是一般成规。孩子少时,在家随母亲生活,入塾读书,到了年龄即作为“新客”由常来常往的“水客”带到南洋,在父亲、叔伯或同乡的扶持下当伙计。若干年后回家乡娶亲,度完五十几天的新婚佳期,丢下妻子再到南洋去。有了些发展,便在当地再娶一位妻子。数年一回老家,或者数十年不回,到了迟暮,则回故乡安度晚年。因此,村里的青壮年大多是妇女。高田村围龙屋德馨堂的一位八十多岁的阿婆,著名华侨潘立斋的孙媳,回忆当年生活时说:“开饭要摇铃,五张饭桌,上横只一桌,是男席,下横有四桌,都是女席。”

    钦学的孙子立斋(1854—1926年,十四世),是三村潘氏第一个出洋华侨,在海外创业,成就很大,村人叫他“潘百万”。他提携子弟出国并热心扶植,在南洋和桑梓兴办学校,建设乡里,不遗余力。从此以后,三村迅速成为华侨之乡,经济大大发展,建造了一大批经过改良的新型围龙屋。潘立斋造成了三村潘氏历史的转折,是三村新历史的开辟者。立斋同时或稍后有钦学系的从堂侄祥初(1851—1911年),钦罗系的从堂侄君勉(1882—1968年)和十六世植我(1885—1953年)等。

    立斋去世后,他的儿子所写的《哀启》说他:

    “自束发受书,勤学好问,早有大志。年十九,困于家计,因而辍学,遂赴琼州执工艺,往来于羊城及粤西梧州。越四年,还家省母。居二年,以工艺不足展其才学,即赴南洋荷属之巴达维亚经营商业,与肖世伯郁斋创设增兴公司。是时海道大通,先严察知海外商业与内地贸迁关系至巨,仍与从堂兄祥初等商议设万通安记商号于香港,以为转输百货总机关。由是商务蒸蒸日上,分支增兴号于泗水,合组纶昌号于吧城。不数年间,如孟加锡之兴昌,三吧冷之汇群,日本之广兴昌,澳门之同昌,吧城之兴隆、阜通、远通,咸先后相继提携创立。而先严名望亦由之日隆,遂公举为巴达维亚中华商会会长。其时祖国正变法兴学,爰捐资创办中华学校,以培植华侨子弟。待学生毕业后,送百余人归国,肄业于南京暨南学校。江督端方,待遇优异,询及先严家事,特题赠‘忠教传家’匾额。嗣以报效海防经费,奖叙知县。及分发福建,委办漳州水灾赈济,捐务出力,保升同知。方图出仕,即电闻王母邓太夫人抱病,星驰归里。未几丁艰,读礼家园。鼎革后,遂无意进取,淡泊自居,惟间一二年则南渡巡视各处营业状况而已。至先严对于桑梓,凡造桥梁、修道路、办平粜、兴蚕桑,一切地方公益事,莫不疏财仗义,解囊襄助。对于宗族,则于光绪季年偕祥初兄旋里,合议建设家族学堂,求新学而聘教员,不惜多金以栽培后进。又选其优者,或赴羊城,或渡日本,以学习工艺技术。此外增尝产、修族谱、兴山利、维持宗族,诸善举悉力为己任。先是,先严已在本乡建屋数楹,及游江西吉安府,见其商务繁盛,遂购店业,设商号,并于吉水县五十二都忠鹄乡门村购田产,筑屋宇,以为子孙迁居之计。”

    立斋和祥初合力完成钦学公遗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今高田村东端创办毅成公家塾。1924年,立斋71岁寿辰时,任香港嘉属(嘉应州,即梅州)商会正会长的从堂侄君勉等醵资为他祝寿,他指令把全部集款用来发展南口镇上建于1911年的安仁学校,而将原毅成公家塾和塘肚村早年由允彝公房派创立的笃才学校作为它的低年级分校。1928年,后人用祝寿余款在南口镇上建成商业街永发街,有店面16间,以其中14间捐为学校的公产。立斋和祥初、君勉对三村和南口镇的经济发展、建设和教育有很大的贡献,使三村成为梅县最富裕的农村之一。1907年,著名的爱国者、为台湾复归而奋斗的诗人丘逢甲与立斋在香港合影,题诗一首:

    “祖国归航率岛民,养成豪杰共维新。他年编入文明史,此是当年领袖人。”

    戊戌变法,主要内容之一是兴办新式教育。1899年,新政改革家黄遵宪回原籍梅县定居,竭力鼓吹教育,“普及民智”,以教育为“救中国之不二法门”,创设嘉应学会议所。清末民初,梅县中小学校有80%为华侨捐办。立斋兴新学,与这段历史有关,又办实业,所以丘逢甲称他是一位维新领袖人物。

    祥初和君勉都曾捐款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中山先生曾在过香港时暂住君勉家,亲书“博爱”二字相赠。

    君勉于1908年赴香港,在立斋和祥初开设的万通安记商号任司理,后赴日本神户任潘植我创办的得人和商号副经理。1916年,创立旅港嘉属商会,任第一任会长。1936年,又任南洋输出入商会第一届理事长。他大力捐助抗日战争。40年代初,在神户开设东明公司,又在香港、上海及梅县设南通公司,在九龙设南洋织造厂。他还热心扶植家乡青年赴印尼谋生。

    塘肚村的华侨发迹稍晚一点,重要的有潘仲元(潘振纲之子)、潘万兴(潘炎寿之子)和潘添仁,都是印尼侨界领袖。仲元是印尼潘氏福利基金会主席,与苏加诺、苏哈托等人颇有交往。

    20世纪初直到40年代,华侨在故乡大量建造房屋,根本改变了故乡面貌。

    1897年,潘祥初在高田村东部造成一幢南华堂。不久,立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今高田村东端与寺前排村邻接处,叫做“田唇前”的地方造了一座围龙屋,有两层围屋,名为德馨堂。德馨堂形制全是传统的,但装上了从香港运来的自来水管。稍晚一点的毅成公家塾就在它西侧大约一百米。

《梅县三村》第二部分 三、海风万里故乡情(2)

    从南华堂和德馨堂开始,以后的大型住宅都是华侨造的,大多称为某某庐,当地人把它们叫做华侨屋。比较重要的有钦学系十五世祥初的南华又庐(1904年)、他同父异母弟展初的承德楼(1912年)和育初的儿子焕云的很洋气的焕云楼(40年代),还有星福的伟新庐、松桂的锦冈围(均为40年代),等等。属于钦罗系的则有十五世君勉的荫华庐(1919年),十六世植我的东华庐和东华又庐(均为1919年)、宇怀的宇安庐(30年代)、季文的继曾庐(30年代)、植我的弟弟德我的德华庐(1933年),等等。塘肚村的华侨屋比较少,重要的有十五世森寿建的敦义庐(30年代)、十五世经猷和伦猷的景星围(30年代)、十五世银猷和钜猷完成的锦和庐(十四世缵珍初建于30年代)、十七世锦三的锦华庐(30年代)等等,还有一些小型的“双合杠”(又称“窄面横”)和“三杠”住宅。塘肚华侨发迹比寺前排和高田的晚,正赶上二次世界大战和1949年以后的大变,而且以前的老围龙屋比较多,所以华侨屋的规模和质量明显不如路东的,只有锦华庐和锦和庐很整齐。

    华侨在南洋的开发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达到高潮,寺前排、高田和塘肚三村的建设相应地于20世纪最初的40年达到高潮,直到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打断。塘肚的发英庐,在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兴建,到80年代完成,是三村最后一座围龙屋。

    这一批在短短时期里由三村潘氏第十四、十五世的华侨建造的华侨屋,占三村建筑的大部分,而且是质量最好、最堂皇的部分。它们虽然仍旧保持着传统的基本形制,但是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反映出封建宗法制的动摇和西方建筑的一些影响。它们祖堂的地位削弱了,供生活起居的厅堂发达起来,内部空间因此更开敞、更统一、更完整、更有层次。有一部分房屋有了楼层。出现了没有围屋的“四杠”、“五杠”式住宅,它们都有走马楼,楼上楼下空间交流,变化尤其丰富。以枕头屋代替围屋的多了起来。也有了浴室(冲凉间)和厕所,居住的舒适度大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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