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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个想法使我感到不满足，其他一切都很顺利。对子女心满意足是人之常情，他们的确聪明伶俐招人喜爱。在我儿子五岁时，有一次，我带他在街上散步，有只猫从地窖里跳出来，跑得很快，简直像在我们面前飞行一般。我儿子稚气十足地问我：“那是只胆小鬼吗？”回家后，我把此事讲给维丽听，她兴致勃勃地把它写了下来，要寄给一家专门为精彩小故事付稿费的杂志社。我的反应与她不同，我想也许他的小朋友曾这样笑骂过他，而他对这句话根本不理解，反而没感到是受了奚落。我第一次认真思考我儿子所接触语言的奥秘和经历，我羡慕他的童真，也羡慕他有父母可以交谈，同时他的父母还会为他的才能大惊小怪。
记得有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全家人在第五大街散步时，维丽在欣赏商店橱窗里那些她永远也买不起的衣服。有个只有三英尺高的衣着考究的妇女向我们走来，只见她穿着雪白的有皱边的衬衣，外边套了件麂皮背心，下穿一条深色的苏格兰粗呢裙子。我女儿拉一拉维丽的外衣，指着那个侏儒妇女问：“妈妈，那是什么？”维丽感到既惊恐又不好意思，她对伤害别人感情的事一向反应过敏。她赶紧叫女儿不要作声，直到那个妇女走远为止，然后才详细地向女儿解释说那妇女永远不可能再长高了。女儿并不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于是又问道：“你是说她不会长大，那就是说她也像你一样是个小老太婆？”维丽尴尬地冲着我笑一笑，回答她：“是的，宝贝。别再想这件事了，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天晚上在家里，我给临睡前的孩子们讲故事，女儿似乎在沉思，没听故事。我问她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向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爸爸，我究竟是个小女孩呢，还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小老太婆？”
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父母都有无数类似的有关他们孩子的故事，因为这些事天天都在父母和孩子们之间发生。然而我仍然禁不住陶醉在和儿女们一块儿分享生活的乐趣中，这些欢乐丰富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就是由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编织而成的。
再说一个关于女儿的故事：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她不断地淘气，一会儿把食物扔到哥哥身上，一会儿又故意倒翻饮料，接着还把船形调味瓶撞倒，弄得维丽怒不可遏，终于忍无可忍地对她吼叫：“你再多干一件坏事，我就宰了你！”这当然是个夸张的威胁，但是女儿非常认真地盯着她并且小心翼翼地问：“你有枪吗？”
这可真够滑稽的，她居然以为除非她妈妈有枪，否则就杀不了她。小家伙对战争、伤风败俗的强奸犯和猥亵犯、交通事故、殴打、癌症、中毒、被人从窗口扔出去等等，均一无所知。我和维丽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维丽爱怜地对她说：“我当然没枪啦，别傻了。”听了这几句话，女儿脸上的忧虑顿时烟消云散，而维丽从此以后也没再说这类的气话了。
维丽有时也让我吃惊——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变得越来越富于宗教色彩，也越来越保守了，她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梦想当作家的玩世不恭的格林威治的女孩子了。住在城里的公屋区时，是不准养宠物的，她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她喜爱动物，现在我们拥有自己的房子了，她就买了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尽管儿子和女儿在草地上玩小狗小猫时的情景动人，我仍然感到有点不高兴，我不喜欢家养的猫和狗，那是因为它们都是孤儿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宠物。
我对维丽感到心满意足，但是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夫妻和谐的难能可贵。她是一个作家的贤妻及其儿女的良母，当遇到孩子们跌伤需要缝针，伤风需要吃药之类的事时，她从不惊动我，也不叫我帮忙。说到家务活，我最没耐心干了，而她任劳任怨，把通常是男人干的那些粗重的家务活也全包了。她父母家离我们只有30分钟的车程，她经常在晚上和周末开车带孩子们到那里去，她甚至不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同前往，因为她知道我不喜欢这样的拜访，了解我情愿利用独处的时间写作。
不知道为什么她晚上经常做噩梦，也许是和她那充满天主教教规的童年有关。晚上，她即使是在熟睡的时候，也会绝望地轻声叫喊与哭泣。每当这种时刻，我不得不叫醒她。有天晚上，她在梦中极度惊恐，我把她紧紧搂在怀中，问她梦见什么，有何不妥？她在我耳边柔声地说：“千万别告诉我关于我即将死亡的事。”
这件事对我的惊吓非同小可。我的直觉告诉我，她一定是去看过医生并得到了不幸的消息，但是第二天早上我追问此事时，她竟然忘得一干二净。我又问她是否去看过医生，她反而笑我婆婆妈妈，还若无其事地解释道：“这和童年所受的宗教教育有关，也许是我害怕下地狱的缘故。”
我为杂志社当自由撰稿人已有两年了。看着孩子们成长，婚姻美满得使我几乎要自寻烦恼。维丽经常回娘家，而我则把自己关在地下室的小书房里写作，因而我们之间相处的时间并不很多。
我一边在写作，希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名利双收，一边在为杂志社写稿，每周至少三篇。我写那些有关绑架和谋杀的小说是为了消遣和名誉，而给杂志社写稿则是为了挣钱养家。我估计得再过三年才能把小说写完，但我一点都不在乎。每当感到寂寞时，我就把越堆越高的手稿拿出来通读一遍。看到孩子们一天天健康成长，看到维丽越来越知足常乐，怕死的念头也越来越少，我感到无比欣慰。谁都说好景不长，我认为好景之所以不长是因为你不想它长，如果样样事情都完美无缺时，你就会去自找麻烦。
住在郊区的房子里也已经两年了，每天写作十个小时并阅读自己拥有的杂志、报刊和书籍；每月去看一次电影，日子过得非常有规律。有一天，埃迪·兰舍打电话约我去市区吃晚饭，我高兴极了，这可是我两年来第一次去看纽约市区的夜景。这两年里，我每次去市区跟杂志社的编辑讨论约稿事宜，都是在白天完成的，而且我总是开车赶回家吃晚饭。这一方面是因为维丽已经成为一个出色的厨师，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不想错过晚上和孩子们呆在一起的欢乐，再有就是晚上可以在清静的小书房里写作。
这一次是因为埃迪·兰舍刚从好莱坞回来，他向我打包票会有重要消息告诉我，还有美食等着我去分享。像往常一样，他问我小说进展如何。他总是以慧眼识英雄的态度待我，始终以为我会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这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巾少有的、不带任何私心地真诚待我的一位。他有些地方很有趣，令我非常羡慕，他还让我回忆起维丽在新学校学习写作时的情景。她那股劲头当时充斥在她的写作和日常生活中，即使是现在她每隔一段时间也会表现一下。我在电话里告诉埃迪我正好第二天要到杂志社去谈约稿的事，谈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共进晚餐。
那天晚上，他领我到一家叫珍珠的饭店去。我真是孤陋寡闻，竟然从未听说过纽约有这么一家著名的中国餐厅，这次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吃中国菜。我把新鲜感告诉埃迪，他觉得不可思议，也因此详尽地给我介绍了中国菜的各种珍馐佳肴，还指出哪些是名牌菜并把“招财饼”上那些汉字的意思解释给我听。看到我想吃招财饼，他赶紧阻止我说：“哦，你千万别吃这些饼，如果吃了就太没品味了。看来今晚你最大的收获要算学会不应该在中国餐厅吃招财饼。”
两个朋友之间有这么一个日常生活的小插曲已够逗的了，数月后，我在《绅士》杂志上看到他利用这件趣事写成的一篇文章。在文章里，他既开自己的玩笑，又开我的玩笑，把这件事叙述成一个精彩感人的故事。看了这篇文章后，我对他的了解更深了，原来他是把幽默感隐藏在自己那寂寞的、与周围的人疏远的外表下面。从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得知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他把我描写成一个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心中有奋斗目标的人。这篇文章让我久久兴奋不已。
不过，他说我那天晚上最大的收获是不吃招财饼，这可就说错了，因为晚饭后他说服我出席纽约文学界的派对，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伟大的奥萨诺。
我是在晚餐的最后阶段被他说服的。当时正边吃甜品、喝咖啡，边闲聊。我在埃迪的建议下要了巧克力冰淇淋，他告诉我这是配中餐吃的唯一甜品，还一再忠告我别吃招财饼。然后他即兴邀请我和他一起出席那个派对。我不想去，因为回长岛得开一个半小时的车，而且我宁可赶回家，也许可以在上床前再写上一个小时左右。
“还是和我一起去吧，”埃迪说，“你不能老是当一个溺爱妻子、儿女的隐士，抽出一个晚上来，在那里可以痛饮和畅谈，还会碰上一些漂亮的女士，也可以和一些重要人物接触。如果你认识某个评论家，以后他碍于情面，也就不可能把你的作品批得一无是处。如果某个出版商在派对上见过你，认为你是个好人，你的作品在他的心目中就能成为好作品。”埃迪知道我还没为自己的新书找到出版商，我第一本小说的出版商永远也不愿意再次见到我，因为他只卖出了2000本，而且以后都没有希望再出普及本。
在他的游说下，我出席了那个派对，见到了奥萨诺。在派对上，奥萨诺一直没有提起过他还记得和我的那次会见，我也只字没提，可是一周后，却收到了他寄给我的信，问我是否愿意去见他并和他共进午餐，谈谈他为我安排的一份工作。
第二十三章
我接受奥萨诺为我安排的工作是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首先是这工作本身很有意思，也很光荣：自从几年前奥萨诺被任命为这本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补充刊物的首席编辑以来，他就和手下的工作人员关系紧张，所以我将是他的助理，薪水可观而且不影响我写小说。再有就是我呆在家里太久太安逸了，成了一名资产阶级的隐士。虽然我很幸福，但是这种幸福的生活过久了也很乏味，我心底里渴望着刺激与冒险。
我依稀还记得自己曾经躲到拉斯维加斯去，把寂寞与绝望的情绪统统留在那里之后轻松地回来。如今，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回忆不愉快的往事，是否有点疯狂？而且如此身在福中不知福，又是否正常？
我接受这份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奥萨诺这个人。他当然是全国最著名的作家，出版的一连串小说都非常成功，受到普遍的赞扬，同时他又因为和法律发生冲突以及对社会采取革命态度而臭名昭著，再加上他的桃色新闻就更是名声狼藉了。总之，他似乎和任何人、任何事都过不去。尽管如此，在兰舍带我去出席并见到他的那个派对上，他却风度翩翩，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出席这个派对的人都是文学界的精英，消沉和懒惰者是不可能赢得这些人的好感的。
我得承认确实被奥萨诺的魅力所吸引。在派对上，他和他的密友——一位极有权威的文学评论家，又是他作品的支持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位评论家一向以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而著称，他认为非小说类的作家也有许多是在创作艺术，同时，一些评论家本身就是艺术家。奥萨诺一只手拿稳酒杯，另一只手做出准备挥拳的样子，义愤填膺地痛斥道：“你竟敢靠欺诈真正的艺术家维生，还厚颜无耻地说自己是艺术家？你其实连什么是艺术家都不知道！艺术家从来不依靠任何东西，全靠自己创作，你懂不懂这些？你这个笨蛋！艺术家像一只辛勤的蜘蛛，每条蛛丝都是从自己的身体里抽出来的，而你们这些鸟人手拿扫帚，把他们千辛万苦吐出来的丝毫不留情地一扫而光！你们只会挥舞扫帚，你们这些不中用的东西，一辈子就只会干这些伤天害理的好事！”他的朋友感到愕然，因为他刚刚赞扬过奥萨诺的非小说类作品是艺术作品。
奥萨诺说完后走到一组准备巴结他的妇女中问。她们里面有两个女权主义者。他和她们在一起不到两分钟，这个组就成了全场注意的焦点——当他带着轻蔑的神情听一位妇女说话时，那双不安分的绿眼睛闪烁得像猫眼，这使她终于忍不住向他疯狂地诅咒，然而他却不屑一顾地耸耸肩。
我在四处随意漫步，听精英们高谈阔论。我发现奥萨诺的大部分议论都是废话。我和他最大的分歧是有关写作的，我讨厌文艺评论，尽管也看过很多评论文章和购买各种各样的评论报章和杂志。
而当一位艺术家又有什么了不起？既不见得敏锐过人，又不一定充满智慧，也许既没有痛苦，也没有狂喜，说的全是连篇废话。
事实上，他们就像一个以打劫保险柜为目的的人却在干些无关痛痒的事——拨了号码盘后只去听里面那个门栓进入位置的声音，至于保险柜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却根本不当一回事，直到若干年后，保险柜的门也许会自动打开，于是这个打劫的人就兴致盎然地开始验明该保险柜的类型。
至于写说长道短、讨价还价的评论则是件苦差使，总是弄得晚上睡不安宁，而且对他人，对外面的世界都失去了信心，渐渐变成了一个胆小鬼，一个在日常生活中逃避责任的人。这种对感情生活的逃避，却偏偏是件无可奈何的唯一能做的事，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对自己的那些为廉价的通俗杂志和书评写的劳什子文章感到沾沾自喜，这成了我的一技之长，也标志着我已经不仅仅是个一钱不值的艺术家。
奥萨诺永远不会明白这种事，就好像几年后他依然不明白好莱坞的作品一样。他一向致力于当一名艺术家，也发表过一些接近艺术的“艺术作品”，却对电影作品莫名其妙。其实电影是门新兴的事业，它像一个还不会坐马桶的婴儿，你不能责备它把屎尿撒到了别人身上。
有个妇女大声地问：“奥萨诺，你和女人的风流事打破了纪录，你能否公开你成功的秘诀？”
包括奥萨诺在内，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我对他的敬仰程度又增加了几分——一个有五位前妻的人竟然还能笑得出来！
奥萨诺说：“在她们搬进来和我一起生活之前，我就对她们说得一清二楚，必须按照我的生活方式过日子，绝对不能按照她们的方式过。那时她们明白自己的地位，所以表示接受我的条件。我总是对她们说，如果她们不再满意我的安排，就可以搬出去，不必争论，不必解释，不必谈判，反正一走了之。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她们总是在搬进来之前信誓旦旦，表示绝对同意，搬进来以后却又千方百计地破坏规矩，老是想有起码百分之十的比例按照她们的生活方式来过日子，当遭到拒绝时，她们就开始拼命抗争。”
“多美妙的条件，”另一名妇女嘲弄道，“作为回报，她们得到了什么？”
奥萨诺一脸正经地朝周围望了望，然后答道：“公平的造爱。”一些妇女马上发出了不满的嘘声。
我决定为他工作后，首先在家里看完了他的全部作品。他的早期作品的确一流，带有深刻而又简明的情景，活像蚀版画。几部小说联系起来看，可以由人物和故事情节串联起来，有好些想法可以说对社会是行之有效的。他后来的作品更趋向博大深沉，至于那些抒情文则属于夸张型，仿佛是一个大人物在唱咏叹调。他的小说招来各种各样的褒贬，为评论家提供了许多材料去评价、解释、讨论、攻击、赞美……我认为他最近出版的三本书都是糟糕透顶的，然而大多数评论家却持不同意见。
我开始了新生活，每天开车到纽约上班，时间是从早上11点开始直到日落。
书评社还包括出版一些发表书评的报纸。社里的各个办公室都很宽敞，里面的工作十分紧张，节奏快捷，非常忙碌。如果仅仅从出版字数来看是无法得出公平答案的，因为我们出书评的速度只为每周60篇，但是每月运到这里的书数以千计。对这些送来的书起码都得浏览一下大意，这种工作量恐怕只有过来人才能真正了解个中滋味。奥萨诺在工作上对每一个书评社的成员都非常和气，他老是问我那本小说的进展情况，还主动提出在出版前先帮我看一遍，并为我提一点编辑的建议，我却由于自尊心太强而不愿意给他看。尽管他名声显赫而我默默无闻，但在小说方面，我自认为比他强。
奥萨诺在晚上长时间阅读送来评论的书和写出相应书评后，就会从书桌里拿出威士忌来，一边就着瓶子喝，一边长篇大论地给我上文学课，或者就是谈一些关于作家的生平、出版商的秘闻。女人经之类他当时想得起来的话题。在过去的五年中，他一直在从事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