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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特伯就像人们谈论战争那样谈电影，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要想做煎鸡蛋，不打破鸡蛋不行。”如果某个生意合伙人因为自己和他有交情，或者某个演员因为敬爱他，以为他们之间的友谊有多深，到头来因不明不白地被电影制片厂克扣了工钱而去向他提出疑义时，他总是淡淡一笑，冷冷地说：“我一听到这个‘爱’字，就赶紧伸手捂住钱包。”
他对仁义道德不屑一顾，别人指责他缺乏信誉时他反而以此为荣。他根本就不希罕获得言而有信的美名。他认为握手是表面功夫，只有白纸黑字的合同才是真格的。只要有机会去骗取合伙人的建议和剧本，克扣他们的电影利润的合理提成，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干。要是那些过度疲劳的艺术家（制片人太了解情况了，明知道反对只是徒费口舌）忍无可忍地去责备他，他就只是简单地回答：“我是个电影制片商！”腔调和波多雷对一个类似的责难做出的回答：“我是个诗人！”一模一样。
瓦特伯使用律师就像流氓使用枪那般随便，玩弄感情就像妓女玩弄性爱一样老练，利用好的作品就像希腊人利用特洛伊木马。他支持罗杰兹退休演员之家就等于以色列支持千百万印度饥民和在阿拉伯各国栖身的巴勒斯坦难民，要想他对别人行善，就等于是要他做违反自己本性的行为。
瓦特伯刚接管时的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是个亏损严重的厂，他立刻在电脑中设置了严格的底线基数，订出全城最苛刻的条件，另外，他从不为创造性的主意冒险，要干也要等这些建议在别的厂得到验证为止，万一遇到紧要关头，他的王牌就是紧缩开支。
别的制片厂拍一部影片动辄耗费上千万美元，而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拍一部片子从不超过300万美元，事实上，一到费用超过300万时，缪斯·瓦特伯本人或三个副总裁中的一个就会一天24小时地盯着你了。他要制片人张贴完成契约的承诺书，要导演以自己提成的百分比发誓，要演员们千保证、万保证，反正大家务必按预算把影片拍成。凡是能按预算或低于预算拍成一部电影的制片人对缪斯·瓦特伯来说就是一个英雄，至于影片收入仅仅维持成本也没关系，但是如果影片超支，即使它净赚2000万美元，给电影制片厂带来丰厚的收入，瓦特伯也会执行和制片人签定的合同中的处罚条款，扣掉他们的利润分成。当然，这样做是要付诸法律程序的，但是厂里豢养着20个律师，他们正盼望着能上法庭实习，因而，和制片人的协议很容易达成，特别是那些还想在“三重文化”拍片的制片人和演员就更是只能忍气吞声。
瓦特伯的组织才能是众所周知的，他有三个副总裁，各人都有自己分管的天下，也都在为了瓦特伯的利益竞相卖命，特别是日后其中的一个人可能接他的班的指望激励着他们。这三个家伙全有富丽堂皇的房子、高额的奖金和在只有瓦特伯才有否决权的前提下处理自己管辖范围事务的特权，所以他们三个人都在拼命地猎取天才和好剧本，一心要降低预算，控制天才，扑灭任何标新立异的火花，然后炮制出特别的行动计划来，拿到设置在制片厂顶层的瓦特伯的办公室去。
他在性生活方面的名声无可指责，既不和小明星们打情骂俏，也从不向导演或制片人施加压力要他们在影片中启用某个相好，部分原因是他那禁欲的个性以及他低下的性欲，另外是他需要这份名声来维护权威，还有最主要的就是他对和从小相伴的妻子那30年的婚姻生活十分满足。
他们在布隆克斯中学认识，十几岁结婚，从此就一直生活在一起。
贝拉·瓦特伯过着童话般的生活。她十几岁读中学就以身材丰满性感而出名，她那对巨乳配上羞答答的表情，真是妙不可言，迷住了缪斯·瓦特伯。那时候，她穿着宽松厚实的特意大了两码的毛线衫和裙子，其效果就像把光辉灿烂的放射性金属隐藏在黑暗的山洞里一样，你越是知道它就在那里，它越要藏起来不让你见到，于是更引得少男们春情激荡，想入非非。缪斯前途顺畅，成为一名制片人后，她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顾着生孩子。尽管两年生了两胎，她还是愿意在育龄期每年都生一个，倒是缪斯不想再要了，那时他已把主要精力放在事业上，再说她那曾经使他感到性饥渴的胴体布满了生育的疤痕，那曾经令他爱得几乎窒息的乳房下垂了，而且青筋累累，整个人变成了犹太型的家庭妇女，很难再引起他的欲望。他为她雇了一个女佣后就把她连同性爱都弃在了一边。他仍然需要她，起码要她来为他的衣着操心。她是个出色的管家，他的衬衫经她浆洗后就好像是全新的一样，而且她还把他的拉斯维加斯式的西装和漂亮的领带保养得井井有条，总是在最适当的时候送到干洗店去清洗，既不太经常以免损耗，又不能太少造成他邋塌。有一次，她买了一只猫，它喜欢坐在沙发上，那天碰巧缪斯也坐在那张沙发上，他站起来时裤脚管上沾了一些猫毛，他抓起那只猫就一把扔到墙上，还对着贝拉歇斯底里地吼叫，她第二天就把猫送给了别人。
最神奇的是权力总喜欢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自从缪斯当上了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头头之后，贝拉·瓦特伯也同时仿佛被仙女的魔杖点了一下，顿时发生了质的变化——那些加利福尼亚培养出来的经理们的太太整天围在她身边和她套近乎；发型师上门为她设计了一个用黑色鬈发做成的发套，使她显得雍容华贵；娱乐圈里所有的人都参加的、设在温泉的健美操训练班坚决地毫不留情地把她的体重从150磅减到了110磅，甚至连乳房也缩小了些，只是和她身体其他部分比起来还是嫌太大。经过一番整容手术，它们终于变成了一对小小的非常匀称的玫瑰花蕾。外科医生给她做手术时，还削去了她大腿两侧和臀部的各一大块肉；制片厂的时装专家为她设计了整整一大立柜的衣服以适应她的新身材和新身份。贝拉·瓦特伯在镜子里欣赏自己的形象：再也不是往日的那个性感、多肉、漂亮却又俗气的犹太公主，而成了一个苗条细腰40多岁的精力充沛的活泼女人。夸张一点说，简直有些像一个不久前才踏入社会的少女了。她没有注意到另一面：她现在的外貌和过去的相比判若两人，实际上是对她过去的歪曲。不错，她是成了一个精瘦的时髦太太，只可惜那副天生的大骨架子无法改变，这样往日的她就像幽灵一般依附在她现在的躯壳和脸庞下不肯离去。她自以为已恢复了青春和变得更美，所以当一个正在受训的年轻男演员假装爱上她的时候，她就上钩了。
她真诚地以激情回报他的爱，不惜屈尊到他那间在桑塔·莫尼克的污秽的公寓里和他幽会。年轻的男演员充满活力，而且敬业精神可嘉，因而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扮演的角色，不但使她生平第一次享受到彻底完美的性生活，甚至几乎相信自己也爱上了她。他的功夫可谓做到了十足，还特意从故西珠宝店买了一只漂亮的手镯送给她，而她则把它当成自己第一次真正享受性的欢愉的证据，今生今世都会珍惜这件定情物。最后，他请她帮忙在“三重文化”的大故事片里争取一个角色。她告诉他自己从不过问丈夫业务上的事时，他的震惊难以形容。他们大吵了一场后，这位演员就永远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她怀念他，连他那污秽的公寓和他爱好的那些摇滚乐唱片都成了她深深思念的东西，但她毕竟曾经是个头脑清醒的少女，后来又成长为一个有清醒头脑的妇人，此事之后，她再也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再挑选情人时，就像喜剧演员挑选帽子那样小心翼翼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在和男演员的恋情中，渐渐成了一个谈判高手。首先，她非常注意寻找有才华的演员。事实上，从这种才气十足的演员身上，她的确得到的乐趣也更多。其次，在她的调弄下，一般智力就和天才挂上了钩。她在事业上帮助他们，当然不会蠢到直接去找她的丈夫，缪斯·瓦特伯是绝对不干预这类事务的。她去找三个副总裁中的任何一人，向他们大谈自己在某个艺术小组演出易卜生的戏时发现了某位男演员是如何有才能，并一再声明自己不认识他，只是肯定此君能给厂里创造财富，副总裁就会把那演员的名字记下来，给他安排一个小角色。这样搞法没过多久，贝拉·瓦特伯那淫荡的名声就传开了，有些流言还说她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和任何人造爱，以至于每当她到任何一个副总裁的办公室时，那个副总裁都坚持要有一个秘书在场，这种情形如同妇科的男医生给病人检查身体时坚持要一名护士在场一样。
三位副总裁都在玩弄手腕想抓大权，他们都必须或者是认为必须讨好瓦特伯的妻子，其中杰夫·瓦更捷足先登，成了贝拉的好朋友。他把介绍某个英俊健壮的年轻人作为友谊的交易，当她没有这类性伴侣时，就拼命逛昂贵的罗帝奥妇女用品商店，或者和漂亮的小影星泡在独特的餐馆里吃午饭，脸上戴着不吉利的巨大的男装墨镜。
杰夫·瓦更由于和贝拉的关系密切，就最有希望在缪斯·瓦特伯退休后接他的班。这里面的危险区是：如果缪斯·瓦特伯知道自己的妻子是贝佛里山的淫妇后，他会采取什么行动？花边新闻专栏作家已经把贝拉的风流韵事当作“匿名节目”来登载，瓦特伯不可能没有看到过，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经臭名远扬。
像往常那样，缪斯·瓦特伯这次又让人大吃一惊：他根本不做出丝毫反应！充其量就是偶尔对她的情夫报复一下，从不对妻子追究。
他第一次的报复对象是一个年轻的摇滚乐歌星。这家伙到处吹嘘自己的成功，把贝拉·瓦特伯称之为“老骚货”。他的原意是想高度赞扬她的情欲旺盛，哪知反而被缪斯·瓦特伯认定是莫大的侮辱，就像他的副总裁竟敢穿牛仔裤和圆领汗衫来上班是对他的侮辱一样。这个摇滚歌星出过一本歌曲专集，所挣的钱比他在一部故事片中所挣的要多出十倍，却受到好莱坞梦的影响，鬼使神差一般人了“三重文化”的门，自我陶醉在演电影的狂热中。在预演这部影片的那天晚上，他把乐队的全体成员以及他所有的女朋友都请到瓦特伯的私人放映室来，那里还挤满了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大牌明星。这次预演是当年好莱坞的大派对之一。
这位摇滚歌星坐在那里等了又等，电影一直放到结束，银幕上就是没有他扮演的角色，原来他的角色已被全部删剪掉了。这个打击使他丧失了理智，最后不得不被护送回家。
缪斯·瓦特伯用一个大变革来庆祝他从一个制片人晋升为制片厂的首脑。在过去的数年里，他注意到制片厂中有权势的人物对金像奖只授予演员、作家、导演和制片人这种做法颇感不满，是他们生产了影片，而荣誉却全给了他们的雇员，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恼火。缪斯·瓦特伯几年前就首先公开支持在金像奖中增设一个欧文·台尔伯格奖，他还很精明地在计划里写明此项奖不是每年一次，而且规定只授予某个数年来都能生产出高质量电影的制片商。他这个人工于心计，故意又在上面附上了一条一年只能够得一次台尔伯格奖的限令。设立了此项奖的结果是使许多在电影界有影响的制片商所生产的影片本来是与得奖无缘的，现在因为制片商获得台尔伯格奖后，也有机会享受到传媒广泛关注的荣耀了。但是制片厂的首脑和只顾赚钱而在影片中表现平平的明星们还是不能获奖，于是，缪斯·瓦特伯又支持设立一项人道主义奖，奖励某些带着崇高理想献身于电影事业，为改善更美好的人生做出了贡献的人。两年前，缪斯·瓦特伯终于获得了此项奖，并且在数百万美国忠实的电视观众面前接受了此项殊荣。此项奖是请一个有国际声望的日本导演授予的，理由很简单，实在找不到一位能在授奖时肯保持一副严肃表情的美国导演——多兰在向我讲述这个特别的故事时这么说。
在缪斯·瓦特伯接受此项奖的当天晚上，有两个电影剧作家由于激愤而心脏病发作，一位住在贝佛里威尔舍旅馆的女演员把电视机从她的四楼套间扔了出去，三名导演愤然辞去金像奖评委的职务，一位电影剧作家对此事的评论是：简直就像要关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投票选希特勒当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一样滑稽和荒唐。然而不管怎么样，这项奖的金像成了缪斯·瓦特伯最心爱的收藏品。
瓦特伯还想出不少强迫正在升起的新星为他拍坏电影的鬼点子，例如为他们提供数目可观的按揭付款来购买在贝佛里山的大楼公寓等。缪斯·瓦特伯的制片厂为了剥夺本该属于这些富于创造性的奇才的钱，还不断地在法庭上制造把官司打到底的局面。瓦特伯在华盛顿有靠山，他擅长用美丽的小影星和秘密基金招待政客，经常出资让他们到世界各地的那些费用昂贵的名胜之地度假。他深知该如何利用律师和法官去敲榨金钱，巧取豪夺。至少多兰是这么说的，我听起来，这个人就像是个精力充沛的美国奸商。
他除了狡猾之外，支撑着三重文化制片厂的最重要的资本是他在华盛顿的那些靠山。
由于他的禁欲生活，因而他的敌人所散布的许多关于他的流言蜚语都站不住脚，他们一会儿说他每个月都极其秘密地飞往巴黎去嫖童妓，一会儿又说他是个窥淫狂，在妻子的卧室开了个窥孔，放任他的妻子和奸夫淫乱就为了能够在那边欣赏，等等不一而足，不过，这些丑闻全是假的。
由于他的智力和个性，他和电影界里的其他重要人物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躲开传媒的报道，唯一的例外就是这一次争取人道主义奖。
多兰把车开进了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里，我第二眼就已经讨厌它了：楼房是混凝土结构的，空地的景色和工业区的公园大同小异，使整体建筑看起来就像是无害的机器人的集中营。我们进了几重门后，警卫没有为我们提供特别的停车位，我们必须使用计时的车位。出入口有能自动抬起的红白线条相间的木把手，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得交25美分才能从出入口的门通过。
我还以为没安排车位是个意外事件，是秘书处的疏忽，但多兰告诉我这是缪斯·瓦特伯的手段之一，为的是故意把像我这样的天才捉弄一番，他们不敢欺骗导演以及大牌明星，一般影星也自会把车开到泊车位的后面，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作家明白：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听了多兰的解释，我认为他有些偏执狂，所以笑了笑，没发表意见，不过他们的这种做法的确有点让人不高兴。
在主楼，有个保安员检查了我们的证件，然后打电话落实我们是否事先约好。不久，一个秘书下楼来接我们乘电梯到顶层。顶层的布局很有品味，但令人毛骨悚然。
尽管这样，我还是承认对杰夫·瓦更的魅力和他在电影业方面没底线的做法印象深刻。我知道他是个惯于玩弄骗术的人，可是干这一行的人行骗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就像在一个热带的岛上发现某种外形奇异却又不能吃的水果一样自然。我和代理人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瓦更叫秘书停止接所有的电话。他的这种做法当时真让人感动，后来才知道他并没有真正下达秘密暗号去停接所有的电话，因为在我们开会前他至少接了三个电话。
在开会前，我们还得再等半个小时瓦特伯才有空。杰夫·瓦更就给我们讲有趣的故事，连那位俄勒冈森林少女刺他的丑闻也被当做笑话来讲了。这个故事结束时，他笑着补充：“如果她的工作做得彻底一些，这些年来可就为我节省不少的金钱和麻烦了。”
瓦更的电话又响了，接完后，他陪我和多兰走过大厅，到了一间豪华的会议室。它也可以用作电影放映厅。
尤格·克林诺、郝林南和缪斯·瓦特伯都坐在长长的会议桌旁随意地聊天，稍远一些有一个满头白发的中年人，瓦更介绍说他就是影片的新导演，名叫西蒙·贝福特。我记得这个名字，20年前他导演了一部很好的战争片，紧接着他就和“三重文化”签了长期合同，成了为杰夫·瓦更炮制劣质影片的一员大将。
和他坐在一起的年轻人名叫费兰克·理查德。此人有一张狡猾的尖脸，身穿加州嬉皮士服装，看起来很刺眼。他正是詹娜丽描述过的那种在贝佛里山游来荡去，专门靠欺骗和拉皮条混日子的年轻漂亮的男子，她称他们这种人为“令人恶心的一群”。她这样说也许是为了让我振作起来，但我看少女们很难抗拒像费兰克·理查德这种人物的诱惑。他现在是西蒙·贝福特的制片经理。
缪斯·瓦特伯没有浪费时间来说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