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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佐顿让我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提了很多问题，却很少谈到你自己。”他停顿了好一会儿，仿佛在对到底是否值得再多打听下去进行了思想斗争，然后才问道：“你为什么在维加斯呆这么久？”
“我是个作家。”我告诉他，而且从这里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他们听到我曾经出版过一本小说后的表情使我好不得意，更让他们吃惊的是我已经31岁了，抛开了妻子和三个孩子跑到维加斯来赌博。
“我一直以为你顶多不过25岁呢，而且你没有戴结婚戒指。”科里疑疑惑惑地说。
“我从不戴结婚戒指。”我告诉他。
佐顿开玩笑地说：“你不需要戒指，你不戴戒指才像个罪犯。”
我无法想象温和谦恭的佐顿会开这样的玩笑。他自己也结过婚，并且住在俄亥俄州。也许他内心也感到开这样的玩笑未免有些粗俗，他的思想根本就不可能这么自由化，也许是他妻子说这类话的时候他惯于纵容她随便乱说，渐渐也就听得心安理得。我相信她开这类玩笑是满不在乎的，但从他的口中讲出来就实在很不相称，当然，听到他这样说我也无所谓，绝对不至于把难以接受的内心世界也表现出来。我把自己的婚姻状况告诉了他们，在讲述这些故事的过程中，我对以前所吹嘘的牛皮也做了澄清——我腹部的伤疤不是战争造成的，只不过是胆结石手术留下的痕迹。
科里听后忍不住笑道：“你这个该死的艺术家！”
我耸耸肩，微笑着继续给他们讲我的故事。
第五章
我不知道自己的故乡籍贯，不认识任何堂表亲戚，甚至不记得父母的音容相貌。我只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当我刚刚三岁，他才五岁的时候，母亲把我们俩遗弃在纽约的一家孤儿院外面，从此杳无音信。对于这一切，我从来只字不提，别说告诉科里、佐顿和戴安妮了，甚至和我在世界上唯一最亲的人——我的哥哥在一起时，也绝对闭口不谈。
我不愿意谈它的主要原因是它听起来催人泪下，而身临其境的我们在当时却不觉得它有那么悲惨。孤儿院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那里的教学制度完善，院长精明能干，直到我和阿迪离开时，这里给我们的感觉都是良好的。就在哥哥18岁那年在外面找到了工作和住房后，我从孤儿院跑出去投奔他。几个月后，我又离开了哥哥，谎报年龄参了军，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事隔16年后，我在维加斯向科里、佐顿、戴安妮绘声绘色地描述那场硝烟弥漫的战争以及我在战后这么多年来的生活。
战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报名参加了新成立的社会研究学校里的写作班。当时人人都希望成为作家，就好像20年后人人都梦想当电影制片商一样。
我在军队时是孤家寡人，到了学校却交际颇广，并且认识了我未来的妻子。那时候，由于除了已成家的哥哥，我没有任何亲戚，所以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泡在学校的饭堂里。我嫌一个人呆在那所位于哥洛夫街的宿舍实在太寂寞，每隔不久，就说服一个女孩子和我同居几个星期。有趣的是我很走运，几乎每次都能成功。我在学校里交的朋友都是享受政府津贴的退伍兵，大家的经历类似，趣味相投，只有一样分歧就是他们对文学生活很感兴趣，而我则不屑一顾，因为我想当作家是由于自己经常被那些惊险离奇的故事魂牵梦萦，这些千奇百怪的故事使我跟世界脱离了，把我从人群中孤立起来。我发觉自己读的书比任何人都多，甚至比那些攻读英语博士学位的人还多。虽然我偶尔会花点时间赌博，那只不过是因为我当时无所事事，在靠近第十大街东边的地方发现了一本教人赌球的书。我依照这本赌球经书的指点，按图索骥一般地把橄榄球、篮球、棒球……等各种球类都赌过之后，觉得索然寡味，马上又回到了我的读书写作上来。我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并开始写一部有关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在短篇小说创作学习班里，我碰到了后来嫁给了我的妻子——她是一位娇小的爱尔兰加苏格兰裔的女孩子，胸部丰满，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对什么事情都非常认真。当时她正在很有礼貌很小心但措辞很激烈地评论着别人的作品。她无法评论我是因为我刚到这个班，还未来得及交上自己的小说。她跟着朗读了一篇自己的作品，我听后大吃一惊——这篇小说写得精彩动人，讲的是一个爱尔兰酒鬼舅舅的故事。小说读完后，全班同学为爱尔兰人爱喝酒这个观念大喝倒彩。她漂亮的脸蛋顿时显得因受到了伤害而惊慌失措，接着她据理力争了很久才得到答辩的机会。只见她站起来，用悦耳动听的声音出人意料地平静地说：“我在爱尔兰人中长大，他们全都嗜酒如命。”然后她转过脸去冲着她的老师问：“先生，您说这话对不对？”她的这位老师名叫梅乐尼，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地地道道的爱尔兰人，那天碰巧他又喝醉了，只不过班里的其他同学没有察觉而已。这位梅乐尼先生庄重地靠在椅背上，自豪地回答：“我不知道，我本人是斯堪的那维亚人！”全班同学都忍不住哄堂大笑，可怜的维乐丽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对这些醉醺醺的呓语莫名其妙，愣在了那里张口结舌。我情不自禁站起来为她辩护，因为这篇小说的确写得很好，但是同时，我的本能也告诉了我：她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作家，因为她和班里的绝大部分同学一样，虽然富于天赋，却不能像我和其他极少数的几个人那样精力充沛，坚韧不拔地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对于我们几个人来说，写作是生活中唯一真正愿意去干的事情，而她则不是。
学期快结束时，我交的一篇短篇小说大获好评。课后维乐丽走到我的跟前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那么认真写出来的东西都不尽人意，而你呢，整天嘻嘻哈哈，吊儿郎当的，写出来的小说却使我流泪！”她那种一贯如此的认真态度令我感动不已。为了让她理解我，我邀请她去喝咖啡。在咖啡馆里，我才知道她的全名是维乐丽·欧·格来蒂——一个带有爱尔兰色彩的姓名，她为此一直烦恼不休，以至于后来我总是怀疑她嫁给我只不过是为了摆脱她的这个“欧·格莱蒂”的姓氏，她还要求我称她作“维丽”。尽管那天我们已经聊得情投意合，她还是让我足足献了两个礼拜的殷勤才让我上床。更令我啼笑皆非的是，她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轻佻的村姑，上床前还要我戏剧性地先把她灌醉，据说是以便她有借口指控我利用了她的民族弱点。
们心而言，在此之前我对她远未达到朝思暮想的程度，但是居然和她初次上床就能融洽得无与伦比，也许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有些人在性生活中是天生的一对，想达到性高潮就必定非君莫属。她和异性在一起时总感到羞怯，只有对我才如此开放，而我和其他性伴侣在一起也从来没有这么自如轻松，看来真可能是这种神秘的“天生一对”使我们俩心有灵犀吧！经过了这一夜的颠鸾倒凤，我们就再也不肯失去对方了。在这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把住宅区内的电影院一个个去过了，把所有的外国片也一部部看过了。每天，吃完意大利餐或中国菜后，我们就溜回我的房间里造爱，直到将近半夜时分，我才把她送到地铁站，让她坐车赶回在昆士的家。她很久都不敢留下来过夜，直到一个周末，她实在挡不住诱惑了，向父母撒了个谎后，留了下来，第二天还为我做了可口的早餐，又和我一起看星期天的晨报，和我一块儿欢度了这个迷人的礼拜天，但是她也因此得到了整个家族暴风骤雨般的斥责。星期一晚上，她一见到我就哭得天昏地暗。“怕什么？我们结婚吧！”我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她吃惊地抬起头，瞪着我说：“我可没有怀孕！”我当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她更惊慌了——真可惜，她除了在写作的时候，一点幽默感都没有。我好不容易才让她相信我真心实意向她求婚，她激动得满脸通红，扑到了我的怀里不断抽泣。
第二个周末，我拜访了她那个在昆士的家，并且和她的家人共进晚餐。她的一家子人口兴旺，除了父亲、母亲。三个弟弟、三个妹妹，还有好几个醉眼惺忪的舅舅。她父亲在太美尼厅①工作，是个专职的政工人员。看得出来，这个大家庭虽然人口庞杂，但相处得非常和睦。成年人是为了大快朵颐才喝醉的，所以醉后也不会有什么暴力行为。一向滴酒不沾的我，这天也陪他们尽兴了几杯，大家都觉得很痛快。她的母亲长着一双勾人魂魄的大眼睛，一看就知道在继承基因方面维丽是得到了她母亲的性感和她父亲的缺乏幽默感。只见她的父亲和舅舅们醉了仍不失警惕地盯着我，仍在千方百计地判断我会否是一个假婚姻的名义来玩弄他女儿的骗子。欧·格莱蒂先生突然冷冷地问：“你们究竟准备什么时候结婚？”他终于把话题转到了关键之处。我知道要是我不小心答错了，马上会被他和那几个舅舅打得鼻青脸肿。我理解这位父亲对我跟他女儿在婚前就发生性行为一事的愤怒的心情，理解他身为人父的重重顾虑，于是我笑着回答他：“明天一早！”我明知道这个答案虽然使他们放心了，他们也无法接受，他们才不肯因为如此仓猝行事而让亲友们误会维丽已经怀孕了呢！其实我也并非迫不及待，何况我这个人从来就不习惯催促别人。最后，我们商定了两个月之后的一个吉日正式结婚。我很高兴有这么长的时间来过渡。说真话，我当时还不敢肯定自己对她到底是爱还是需要，使我感到幸福的真实原因是我将有自己的家庭、妻子、孩子了，我妻子的娘家人将成为我的亲戚。我将属于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将和家人们一起过节度假庆生日，将在生活中过上正常人的日子，再也不用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部队里的惊险经历也算不了什么，我将揭开自己历史的新篇章，十年之内在这个社会上站立起来！
被我邀请参加婚礼的有我唯一的亲人——我的哥哥阿迪，还有写作班上的同学们。婚礼前最使我感到麻烦的是一定要向维丽以及负责婚姻登记的法官解释为什么我要使用“墨林”这个战后才改的假名。我以自己是作家，“墨林”是我最喜欢用的笔名为理由，还拿马克·吐温来做比喻，法官非常通情达理地表示了认可，还告诉我他所认识的上百个作家均是如此这般地改名换姓。他不知道我改名的真正目的是由于我对写作有一种神圣感，认为它是一座绝对纯洁高贵的艺术圣殿，害怕别人知道了我的底细后而玷污了这片净土。我希望人们以为作家的我和以前现实生活中的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
婚后，通过欧·格莱蒂的政治背景，我在联邦预备役局谋到了一份职业，成了GS—6预备役行政部门的一个职员。
孩子们出生之后，婚姻生活开始乏味，每天每周都如复印机一般地机械运作，据说这就是正常家庭的幸福标准。维丽和我从不出远门，节假日我们一家子就和她娘家的或者我哥哥家的亲人们聚餐。我上夜班的时候，她会和公寓里的房客们互相串串门。她交了很多朋友，周末的晚上，当这些朋友举行派对时，她总是兴高采烈地去参加，而我则是坚决留在家里照看孩子们和写作，任维丽怎么动员我都足不出户。轮到她在家里招待这些朋友的时候，我厌恶极了，而且丝毫没有掩饰这种不耐烦的情绪，搞得维丽往往因此而不开心。记得有一次，我以照料孩子为借口，躲到卧室里看手稿，维丽见我失踪得太久了，忍不住扔下朋友来找我。当发现我只是为了阅读而不肯回到她的派对上去的时候，她伤心欲绝，脸上那种极端痛苦的表情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经历了这场小风波以后不久，另一痛苦降临到我的身上：凌晨两点，我突然被胃部和整个背部的一种剧烈的刺痛疼醒了，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去找私家医生，只能硬撑到第二天才去我们享受免费治疗的退伍老兵医院。那里的医生给我做了X光等各种各样的检查和化验，折腾了整整一个星期仍然查不出是什么病。在我第二次发病的时候，医生们只好从发病的症状来诊断可能是患了胆结石。又一个星期后，我再次发病，医生见我痛苦不堪的样子，给我注射了吗啡，这次我躺在床上有两天不能上班。
临近圣诞节的时候，为了挣点钱给孩子们买节日礼物，我私下里到一家银行兼职上夜班。就在节前的一个星期，快下夜班之时，我的病又突然猛烈发作了，疼得我死去活来，我还是坚持要去退伍兵医院。我坐出租车走到第22商业大街，在医院入口处对面的马路旁下了车。深更半夜的，出租车马上就开走了。我还没走上半步，腹部的疼痛猛然加剧，一下子跪倒在街上。紧接着，强烈的疼痛放射到了我的整个背部，我实在无法忍受了，当即躺倒在冰冷的人行道旁。整条大街空寂无人，马路对面的医院大门离我只有100英尺之遥，但我已经疼得完全瘫痪了，一动也不能动。这时的我没有丝毫害怕，反而只求速死以摆脱痛苦，只要不再承受这份折磨，我宁肯不再为妻子、孩子和我的哥哥活下去。随着对死亡的渴求，墨林的传奇故事一下子间进了我的脑海，蓦然，我想到自己不是一个该死的魔法师，还不该死去！于是我用打滚来止痛。记不清楚我怎么样给滚得掉进了人行道旁的阴沟里，头靠在阴沟的边缘上。我稍微张开双眼，看见附近一家商店那装饰来迎接圣诞的节日彩灯，疼痛似乎减轻了一些。我躺在阴沟里，只觉得自己是条可怜虫——当我出版了一本书，被评论家誉为天才，称作美国文坛的新星时，怎么会想得到今天竟会瘫倒在阴沟里，像条狗似地悲惨地死去，而偏偏造成死亡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需要加班赚点钱来买圣诞礼物，仅仅是因为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处境并来关心一下我的死活！我完全陷入了自怜自叹的悲哀中，不可思议的是这种自我怜悯居然有吗啡一样的麻醉功效，疼痛又减轻了一些！
我至今不能记起自己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才从阴沟里挣扎出来，爬到医院的大门口，只记得当我终于爬到有灯光的地方并被人发现后，匆忙赶来的医护人员七手八脚地把我抬进急诊室。我一边梦呓般地回答各种问题，一边庆幸自己终于奇迹般地逃脱了死神的纠缠，躺在了温暖舒适的病床上。
医生给我注射了吗啡，疼痛完全消失了，我只是感觉到又乏又困，所以很快便沉沉地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一位曾经给我看过病的年轻医生正在给我把脉。他名叫科恩，看见我醒了，笑着说：“已经给你的妻子打了电话，她说等孩子们上学后就来医院看你。”我点点头说：“我猜我不能等到圣诞节就得动手术，是吗？”科恩医生稍微沉思了一下，然后继续微笑着说：“你既然已经熬到现在了，为什么就不能等到圣诞节后？我把手术安排在27号，你可以在圣诞节晚上来，我们为你做好手术的准备。”“好的。”我说。我信任他，因为他似乎是医院里唯一理解我为什么不愿意在圣诞节前做手术的人。我记得他说过：“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推迟手术，但是我支待你。”我无法向他解释是为了使孩子们得到玩具，因为孩子们相信圣诞老人会在平安夜给他们送礼物来，所以我不得不打两份工；我无法向他解释我必须对家庭和家庭的幸福负责，因为这个家是我在世界上唯一拥有的东西。
我将会永远记住这位年轻的医生，他的样子就像电影中那些标准的医生，特别是他平易近人，从不装腔作势的作风令人不胜感激。这天他开了很多吗啡让我带回家，捧着如此大剂量的麻醉药，我有点纳闷，不明白他这是为了什么。直到手术后几天，科恩医生兴冲冲地对我说：“小伙子，你患的是胆结石，检验却查不出来，我们是根据你的症状来诊断的。手术证明了我们的诊断完全正确，果然是胆结石，好大的一块石头啊！告诉你，除了这块结石，你没有其他毛病。手术时我给你仔细地全面检查过，你尽管放心好了，很快你就会重新壮得像头牛似的！”我当时根本不明白他到底指的是什么，足足过了一年以后，才意识到他那么高兴是因为在我的腹腔里没有发现癌细胞，才知道他不愿意在离圣诞节仅一个星期的时候给我动手术是担心我会以为自己身患绝症而万念俱灰。
第六章
我把当时我哥哥和我妻子维丽每天到医院陪我，还有阿迪为我刮胡子和开车接送维丽往返医院，阿迪的妻子帮忙照料我的孩子等故事告诉了佐顿、科里和戴安妮。就在我讲得入迷，陶醉在昔日的亲情中时，忽然发现科里正在朝着我诡谲地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