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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阳怔了一下，这是他没料到的，不过他挺感动，说声“谢谢你”就接了。随即看起来：
福人无福
某邹姓乞丐在街上乞讨，整整一天无人施舍，正要离开时有一男性公民丢给了他两元钱，他见该施主面有福相，心想何不借福一用，便将这两元钱买了一彩券。竟然中了大奖，获奖金数百万之巨。一下子由乞丐变成暴发户。这位新暴发户吃水不忘打井人，决定找到施主分出一半奖金给他。他来到原先行乞的地方等候施主的出现，一直等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等到了那位福相施主，他高兴之极，连忙上前呼叫，不料那施主朝他大吼一声：今儿个我心情不好，少招惹我！他吓了一跳，刚想解释只见那施主大步开溜，消失在人群中。他怔了半晌后恍然大悟：原来福人是我不是他。
奇事不奇
福建有一对夫妻生了一个男孩，刚生下来就会说话，说的是：给钱给钱。家人觉得十分希罕，果真往他手里塞了一张百元大票。他攥着钱身体不断生长，竟一下子长到七八岁孩子大小，又喊：给钱给钱。家人又塞给他一张。他攥着又继续长个，眨眼功夫长成个十七八岁小伙，又喊给钱给钱。家人不敢给了，他就自己从抽屉里拿钱。这时就见他下巴生出了胡子，一会儿功夫胡子长得老长，又一会儿功夫胡子变白了，脸上也生出皱纹，成了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儿。到这般天地他还不住口地喊给钱给钱，可家里的钱都叫他拿光了，他就把他妈手上的金戒指撸下来。哈哈一笑就一头栽地死了。也有人说这奇事不奇，人一辈子有多大的财运是有数的，早够数早死，晚够数晚死。所以那小孩子拿够了钱数就上西天了。
艾阳不由抿嘴笑笑，他觉得国瑞记的这些东西太荒诞、太离谱，也不伦不类，对写作没什么用处，于是就不再细看，一路浏览下去，也无非是些老鼠抓猫，老鳖成精之类的奇观趣闻。可看到最后一则他被吸引住了，他问国瑞：“这个由集资引发的自杀杀人案件真的发生过吗？”
国瑞说：“发生过，是我老姨村里的事，那个自杀杀人的人我还认识呢。是真的，肯定是真的。”
艾阳点点头。
国瑞问：“艾老师我记的这些材料对你还有些用处吧？”
“多接触一些信息总是有益的。”艾阳说，“最后那个案件很让人震撼，也发人深思，这个案件可以写一篇小说，你能再详细讲一讲吗？”
国瑞很高兴地把案件的来龙去脉讲给艾阳听。
电话响了。艾阳去书房接时国瑞看了看表，九点半多了，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得走了，再不走就不识趣了，抓紧时间问问官司的事就走。
书房的门没关，艾阳讲话的声音很大，不论国瑞想不想听都往他耳朵里灌。很快他注意听起来，因为说的恰是官司方面的事，当然耳机里的话他听不见，单是艾阳的话就得听一半猜一半才成。“……在北京二中院起诉……案子结了已有半年了……我败诉……输在哪儿？输在咱有理上，有理就觉得不用走关系，等着法院判……媒体没报。为什么不报？你们搞新闻的不是都会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打官司是有理输了不是新闻，有理赢了才是新闻……好了，用不着你安慰，有空再聊，家里有客人……女客。老婆跑了，来个女客有啥值得大惊小怪的？挂了。”
国瑞并不知道艾阳打官司的事，媒体炒来炒去的时候他还没进城。等艾阳在沙发上坐下，他忍不住问道：“艾老师也遇上官司了？”
艾阳苦笑笑，说：“可不，官司一个接一个。”
“什么结果。”
“全输了。”
国瑞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犹豫着，他想自己是为蔡毅江的官司而来的，可艾作家自己的官司都打不赢，再提出让他帮助打官司，这就有些强人所难了，而且也没有意义。这么想国瑞便把本来要说的话咽回肚里，起身告辞。
中部
从官司起诉到宣判前后不到一个月，法院判决蔡毅江败诉。蔡毅江没有上诉，丢下句：操他妈，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尔后便和寇兰离开了，不知到了哪里。官司也涉及到国瑞、小解和王玉城，天成公司终止了与他们的劳动合同，于是他们分手了，各奔西东。
合租的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平房如今只剩下国瑞一人。一派树倒（官司输）猢狲散的景象，国瑞心里空落落的，好像被一阵大风吹到了天尽头。不过一个人倒能静下心来想一些事情，而国瑞眼下要想的事情也确实很多：刚刚输掉的官司，以后怎么办？和陶凤的关系……等等等等。
官司真的让他难以忘怀，他怎么也没想到会落到这么一种结果。宣判那一刻他在场，肃穆的法庭，正襟危坐的法官以及义正词严的宣判词，这所有显示着威严与公正的直观愣给他这么一种印象：官司赢了。而当法官念到最后一句：原告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懵了，直到看见黄天河的律师上前与法官握手，他才明白官司的的确确输了。他不由向自己询问：这世界是咋啦？咋连一点天理都没有了。而在他能够清醒面对现实时，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包括当事人蔡毅江）在整个官司过程中其实一直是不清醒的，用城里人的说法是傻冒一个。眼见得一桩桩怪事出现：司机老陈撤回了原先写的证明材料；医院里找不到蔡毅江的病历；蔡毅江的律师说无法与医院交涉；法院以谁主张谁举证为由不去医院取证……这些怪事已经呈现出一种事态：各方各面（也包括蔡的律师）已经组成了一个联合阵线，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昧心钱走到一起来了。黄天河赢得这场官司就像用一个团的兵力去取一个人的首级，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官司的失败使国瑞耿耿于怀。
再就是下一步何去何从，回乡不在考虑中。对于这一点哥哥国祥有不同意见。他不止一次对他说不要太勉强，混不下去就回家。他知道哥哥是真心关心他，自从父母去世，哥哥便承担起家长的责任，事事处处照顾着自己，生怕出岔。特别是自己进城以后，哥哥更对他放心不下，说来说去就回到了根本：混不下去回家。但哥哥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混不下去回家又怎样呢？又有什么前途？还不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好歹留在城里，没准哪一天就会得到机遇。那天去逛超市，一个算命的老头喊他老板，可他站下了，本不想算命也站下了，更可笑的是他还红着脸向算命老头承认自己不是老板。算命老头说他知道他还不是老板，但不久的将来会当上老板。还说这次他不收钱，让他当了老板后来这儿给他送钱。他把算命老头的吉言暗暗记在心里。想真有那么一天当上老板，他一定来找他，给他送钱。在国瑞的意识里有一点是很坚定：他进城的目的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而是伺机发展。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他对丢了眼下的工作并不当回事。他本就想离开，况且陶凤也是这个意思。他也不急于再找事做，他想留点时间归整归整思路，看能不能找到一条发展的捷径。他不赞成小解和王玉城的急功近利，一天挣不到钱就惶惶不可终日，一趟一趟跑职介所，孬好给个活就干。小解去了一家“小肥羊”餐饮连锁店，干杀羊的活。他就不想想靠杀羊能杀出一条血路来么？王玉城到郊区一家养鸡场，养鸡何苦跑到城里来？他劝过他俩不要太匆忙，慢慢找个合适的工作做。可他俩心虚气短，终于走了。临走丢下句国哥别忘了广场三结义呵。说的和听的脸上都挂着笑，可心里都酸酸的。那一刻国瑞也入心地想以后若自己好了一定要帮助他俩。说起来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腰缠万贯不肯帮人，而有的人未见富豪念想着帮人，尽管并不能由此断定一个人品性的善恶，却也能看出人的大气不大气来。国瑞是大气的。
国瑞想的最多最苦的还是陶凤，不是丢了工作才这样。在和陶凤的关系上，国瑞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一方面他怕失去陶凤，而另方面为防止失去又处心积虑地“计算”着陶凤。这种“计算”从根本上说与性欲无关，只为一“锤”定乾坤，让陶凤成为“他的人”，为最终结为夫妻铺平道路。尽管这有些不择手段，但就目的而言也算是用心良苦的，大体说得过去。不是说爱情都是自私的吗？允许别人自私也得允许国瑞呵。再回到那句谑言：领袖是人国瑞同样也是人，即使有些不当也属枝节问题，问题是怎样为陶凤评判是非。这么说吧，无论是从观念还是其他方面出发，陶凤对国瑞的拒绝无可厚非，爱也不能成为非委身不可的理由，是爱则更应遵循顺其自然与两厢情愿。这道理百分之百的正确，不正确的只是生活本身。生活无常，对于如浮萍般在都市漂泊谋生的他们而言，生活的变数高深莫测。司机老陈的一个急刹车不就改变了一切？改变是那么猝不及防。谁又能料到国瑞以后会遇到些什么？换句话说，陶凤今天坚守的立场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瑞以至他们二人今后的命运？也许只有天知地知。而此时此刻，国瑞对陶凤的爱与追求一如既往。在想了许多之后决定立刻去见陶凤。
陶凤已经离开了乡巴佬饭庄，去了另一家饭店。这个国瑞是知道的，他去找过她。只是每次去的程序已约定俗成：先给陶凤打个电话，如蒙恩准，约莫她快下班时赶过去，不进饭店，等在附近，陶凤下了班再找过去，只因时间已晚，说不上几句话就得分手。乡巴佬近处有一个小公园，相会时国瑞能对陶凤有限的亲热。新地点没有这个条件，因此国瑞耿耿于怀。
打电话还是去发廊，里面的小姐还是发哥发哥地喊。靓妹小周不在了，问了下才知道前不久出了一桩事：一个嫖客敲诈她，叫她拿出三万块钱，不给就把她当婊子的事告诉她家里。当嫖客已够下流，再处心积虑干缺德事，就是个货真价实的下流坯。没办法小周只能开溜。据说现在还干老本行，没丢饭碗，用小侯的话说是世上还有男人在，有男人这一行就是铁饭碗。
电话有人用，国瑞只能站在门口等。“理论家”小侯忙里偷闲地冲他招下手，说：“发哥坐下等吧。”
国瑞说：“不用坐。”
小侯说：“干了一天活，坐下歇歇脚。”
国瑞说：“没干活。”
小侯问：“休班？”
国瑞说：“辞退了。”
听国瑞这么说，在店面上的几个洗头妹一齐朝他看。
“发哥，找到新活了吗？”一个胖乎乎的女孩问。
国瑞摇摇头。
“发哥，来我们这儿吧，”小侯说，“你要是同意，我去跟老板说。”
“我来能干啥？”
“啥不能干？理发，洗头……”
“我不会。”
“我教你。”小侯说，“学成了手就不愁了。女客都希望男的做。”
国瑞想起小侯关于铁饭碗的话，自嘲道：“学成了手，只要世上有女人在，我也能抱上个铁饭碗啦。”
都给逗笑了。
“发哥真有趣，你来吧，不用你干活。”胖女孩说。
“不干活做什么？”国瑞问。
“光给俺们说笑话。”胖女孩说。
“说笑话谁给我开工资？”国瑞问。
“大伙呗，大伙给你凑。”胖女孩说。
“你来吧，来了把这芳芳发廊改成发仔发屋，生意一定会红火。”小侯说。
发仔发屋？国瑞的心动了一下。这时电话倒出来了。
电话通了，里面嘈杂得很，听不出接电话的是男是女。他大声喊找陶凤，对方也大声喊陶凤不在。他问去哪儿了？对方就说叫一个男的带走了。国瑞怔了一下，刚要再问，电话挂了。国瑞再拨就是忙音。还拨照旧忙音，国瑞撂了电话，急急匆匆地奔出发廊。
“发哥，还没给钱呢？”
“先该着！”
国瑞匆匆忙忙跳上一辆公交车。
陶凤打工的饭店在市中心一条繁华街，原本交通很方便，几条公交线从这里过。后来改成了步行街，车辆绕行。下了车国瑞一路小跑，与悠闲逛街的人恰成对比，不少人向他投去警惕的目光，是不是个行窃后逃窜的小偷？幸好没碰上见义勇为的人，顺利到达。
不顺利发生在店里。晚上七八点钟生意正隆，服务员像没头的苍蝇在饭桌周围乱窜，谁也顾不上谁，搭不上话，搭上了也讲不了几句。国瑞不屈不挠，见人就问，一个也不放过，包括领班。七拼八凑倒也凑出个情况：下午五点多钟，一个农村青年来找陶凤，说是陶凤的乡亲。见面后两人就出了店门，在街上说了一会儿话，接着陶凤就回店请假，后来就一块走了……
那人是谁？真是陶凤的乡亲？来找陶凤干什么？他们到哪儿去了？疑惑间国瑞猛然想起芳芳发廊被敲诈的小周，兀地惶恐起来，把事情整个往坏处想，担心陶凤遭人暗算。他想必须赶紧找到陶凤，一刻也不能耽误。
首先想到陶凤的表姨，她是陶凤在这座城市惟一的乡亲，或许她能知道些情况。陶凤住她家时他打过电话，电话号码还记得，国瑞就把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正是陶凤的表姨，他自报家门，对上了号他就问陶凤去没去那儿。对方说没去。他又问有没有老家的人去？表姨说没有。糟糕！他叫了声。
国瑞又想到国通。但很快又予以否定。国通与陶凤不搭界，问不出结果。
国瑞再想，就想不起什么人了，没人可找了。什么叫大海里捞针？这就是。城市大得叫人没一点办法。在村里当街喊一嗓子，家家户户都听得见。城市干嘛要造这么大，人掉进去连影儿也见不着。
倒是另辟蹊径，令国瑞见到一线希望，他想起“乡亲”之外的一个人——吴姐。吴姐是个四通八达的人物，上次就是她找到了被派出所拘留的小寇。对，找吴姐，让她帮忙。
他找到电话，给吴姐挂手机。
一开口吴姐便听出了他。挺快活地问：是你呀，在哪儿呀。他说了地点。不等吴姐再说，他就迫不及待地讲了自己的所求。吴姐听了格格笑，说丢了女孩子就找我，当我是收容所呐。他说求吴姐帮忙。吴姐不笑了，说眼下她有应酬，离不开，叫他过一个钟头再给她挂电话。
他回到饭店门口，这样陶凤回来看得见。
找陶凤的确是她的乡亲，与她同村同姓不同族，叫陶东。只因陶姓两族在早年结了仇，后代人之间的关系疏远。陶东不知怎么打听到陶凤的地址，见了陶凤头一句话就说他爹当选了村主任，他进城是替村里办一件事。又说她家里托他带了东西来，因担心找不着，东西放在宾馆里，让陶凤跟他到宾馆取。
宾馆离饭店不远，陶凤看见还有两个本村人坐在大堂沙发上，都是陶东的叔伯兄弟，一个叫陶本强，一个叫陶有了。见了陶凤站起来打招呼，说已在餐厅定了座，先吃饭。陶凤推辞说店里工作忙，拿了东西就回去。陶东说好长时间没见了，趁吃饭的工夫说说话。陶本强和陶有了也附和陶东一再地留，拗不过陶凤只好留下了。
正要往餐厅走时陶凤听见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十足的舞台腔。是与服务小姐交涉钟点房打折的额度。陶凤投眼看去，差点叫出声来，柴达夫，清泉茶吧的经理柴达夫。西装革履的，身旁站着个女孩子。陶凤心里也就明白了，柴又物色到一个人选要把她送进影视圈。冤家路窄，陶凤正想抽身，柴达夫却转过头，看见了她，也认出了，叫了声陶小姐，伸出手向陶凤走过来，握住了又摇个不停，说：陶小姐好久不见了，还在乡巴佬饭庄吗？这时柴达夫扬手把那个女孩子唤过来，介绍说这是陶小姐这是杨小姐，介绍完又拿出名片向陶凤递过去。陶凤说你给过。柴达夫说新印的，旧的作废了。陶凤只得接了。正这时陶东他们在前面喊她。柴达夫抬眼看看问：是一起的？陶凤说是老乡。柴达夫礼貌地扬手打招呼，说句陶小姐得空到敝吧喝茶哟。
点了不少好菜，酒也是高档的。陶氏三兄弟吆二喝三地喝。喝酒的场面陶凤见得多，那些套路她也很熟知。正像有人用时兴的歌手大奖赛来说明现在盛行的上行下效，给选手打分，北京是去个最高分再去个最低分。下面小县城也是去个最高分再去个最低分。大小饭局也同样像从同一个吃喝学习班学出来的：按身份入坐，吹吹拍拍。劝酒词、黄段子、卡拉OK一样也不能少。这不连这个小村官的儿子与小弟兄喝酒也鹦鹉学舌，依着葫芦画瓢。陶凤心里烦烦的，闭着眼可还是不住往耳朵眼里灌：
东哥敬你了，大伯掌了咱村的大权，祝大伯身体健康，祝东哥心想事成，先喝为敬，我干了。
东哥我也敬你一杯，大伯当选是泊子村人民政治生活的一桩大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