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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者为人生的意义寻找到了归宿吗？寻找到了人类能够不断攀登的道路吗？没有，二元论和还原论的传统限死了他们。海德格尔说，人的存在即是他的本质，本质沿于与现象的对峙；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并指出，辩证法应是人学方法。这显示了萨特的某种进步，但萨特接着在与虚无的对峙中阐述存在时显然仍旧在二元论的监狱里跳舞。为了摆脱胡塞尔现象学的主观唯心的倾向，萨特选择的无神论和唯物论一元论的倾向却是倒退。尽管他辩称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可是人们还是指责他的个人主义倾向。方法论的捉襟见肘，使他完善不了真正的“人学”。随着其人的死亡，他的学说也只能同样趋于消亡。
梅洛－庞蒂（1908～1961）被人称为“法国最伟大的现象学家”，他希望克服自笛卡儿以来的二元论，然而，他的办法却是混沌一元论。他企图消除存在与意识的对立，却又建立了存在与虚无、自在与自为、充实与虚空等新的二元论。为了消除二元对立，他力图建立中介，为此他创立了“身体－主体”的概念，一个既可分又不可分的现象学一元论概念。他依据“格式塔”心理学原理：整体先于细节，结构先于部分，加上知觉世界的不可逆性，以此达到被二元论冲淡的模糊一元论。为此，人们称他的哲学为模糊哲学。事实证明，这种倒退还不如二元论。
雅斯贝尔斯（1883～1969）的存在主义虽然也是不成功的，但他的关于建立世界哲学、关于人类轴心时代以及关于人类精神全面升华和全盘人性改造的说法，并预言新的世纪人类第二次轴心时代的来临，的确是非常有价值的，这相当于为新世纪人学时代的到来作出了非常有意义的判断。
如果说梅洛－庞蒂走的是模糊一元论的道路，那么伽达默尔（1900～2002）等阐释学哲学家走的则是模糊多元论的道路。可是这种模糊多元论其实是貌似多元，实质上仍然是模糊的二元论。阐释学从解释启蒙思想家的偏见出发，否定一切对立概念的绝对性，认定即使偏见也存在其一定的合理性。在承认一切偏见的合理性的阐释的背景中，阐释学似乎在提倡某种多元论，但这种混沌的多元论到头来依然受到传统的二元论语言结构的制约，而且它并没有真正导引出多元论结构中的规律性，所以，阐释学的努力同样是失败的。
在面对西方传统哲学的二元论方法的态度上，英美分析主义哲学家把二元论坚持到底，直到撞上南墙才不得已而罢休，如前面所述的罗素、维特根斯坦等；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哲学家们则要么退回到整体一元论，如前述的胡塞尔、萨特、梅洛－庞蒂等，要么推向模糊的多元论，如前述的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伽达默尔等。推向多元论是正确的方向，可是由于未找到其中的规律性而只能提出混沌的诗的语言，或对一切偏见作出相对主义的辩护。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后一位著名人物，哈贝马斯（1929～）想通过把康德的主体性转化为“交互主体性”、把纯粹理性转化为“交往合理性”和把先验性转化为程序性等的观念、术语、说法来改造传统的哲学。他不承认自己为纯粹的哲学家，而只是一个社会危机问题的改良者。他的方法基本上与英美分析主义哲学家后来的语言哲学倾向合流，希望通过改造语言（语句、语法、语义、语用等）来改善人类的思维。前面说过，这是不可能的，这与西方古代的先哲从发现逻各斯出发来推进语言并从而推进思维的发展相比，恰恰走了完全相反的路。如果说西方古代的先哲是在推进哲学的话，那么，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则是在“让哲学安息” （维特根斯坦语）。
结构主义是哲学由对象转向语言以后形成的一种影响相当广泛的思潮，它与后来的解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派别几乎全都出自法国。结构主义最初产生于索绪尔（1857～1913）的语言学，他所创立的能指与所指、同质与异质、共时态与历时态、句段关系与联想关系以及后来的转喻与隐喻等一系列关于语言和言语的结构概念被后来（五十年代后期）的一些学者发展为结构主义哲学运动，并逐渐壮大而取代存在主义成为法国哲学的主流，例如列维－斯特劳斯（1908～）建立了结构主义的人类学，拉康（1901～1981）建立了结构主义的（潜意识）精神分析学，阿尔都塞（1918～1990）建立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福科（1926～1984）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思想史，巴尔特（1915～1980）把结构主义运用到社会学和文艺学领域等。
前面提到，通过语言现象的研究来探索思维（逻辑）的规律是反其道而行之，反而掺和进了大量人为的非自然的因素。利用结构的系统概念来批判传统的二元论哲学逻辑固然具有新意，但语言本身的二元论结构却限定了这种研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所以，充其量，它仍旧不过是一种变换了方式的新说法，对于揭示人自身的人性及其思维的规律而言，并不能产生突破性的成就。
（七）西方哲学死亡的最后一幕——后现代主义
在发生了六十年代后期（如1968年的“五月风暴”）的西方青年学生的精神反抗运动之后，曾一度充当过青年精神导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尔库斯等）、存在主义（萨特等）以及结构主义等哲学思潮在知识界的影响力大大失落，被人们称为后结构主义者的福科、巴尔特、德里达等人的思想转向了对西方传统的彻底解构。解构主义的哲学融入了后现代的文学艺术和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科学，形成了当今行世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
前面所述“让哲学安息”的哲学行为到了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这里，大概算是到了让哲学真正进入死亡的最后一幕。
严格地说，后现代主义思潮并不是什么新创立的哲学派别，而是一种埋葬一切哲学派别的文艺化话语风格。近代西方哲学之父笛卡儿是法国人，他的哲学获得了欧洲，其中特别是英国、德国的哲学家的发展和推进，到了二十世纪末，仍旧由法国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基本上都是法国人）出面来把它埋葬。这与其说是出于巧合，还不如说是出于某种宇宙对称原理的公平原则，即一个大的循环最后又回到原点。
笛卡儿作为近代西方哲学之父是以逻辑学家、数学家、自然科学家等身份出现的，其哲学的出现强烈地体现了人类的自然理性。其哲学经后人的发展推进了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启蒙主义，总之，大大高扬了人类的理性主义精神。然而，作为哲学的埋葬者面目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者，其反对的目标恰恰是理性主义本身，是对启蒙主义的颠覆。由于上述情况，人们会很容易发现，先前的哲学家研究的重点是在创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乃至改造人类自身的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相应的物质工具，而后现代主义者研究的重点则在揭露自然、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现状的危机，由此反而解构既存的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相应的物质工具。很显然，后现代主义者不是哲学家，而是实实在在的反哲学家，不是哲学的建设者，而是埋葬哲学的掘墓人。由于哲学（在历史上与神学的联姻）生下了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启蒙主义，哲学的精神已经完全被体现为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并愈来愈被后二者所超越，所以，实际上哲学本身已经丧失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生命力了，因此，哲学在二十世纪的死亡是自然的归宿，毫不足怪。问题在于，人类未来的命运仅靠既存的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理性主义即可获得完全安全的保障了吗？后现代主义者对危机的揭露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真实的，至少对于西方人来说是相当真实的。可是后现代主义者虽然是成功的破坏者，却远不必是成功的创造者。笔者认为，未来的人类命运的问题需要靠新时代的人学来审视，并求得解决。人学的逻辑远不仅仅是西方哲学的逻辑，后现代主义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创立人学的逻辑。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明显是道德真空的时代，同时也进入了亟待更新逻辑、呼唤逻辑革命的时代，人类必须创造三元乃至多元的逻辑来取代西方哲学传统的二元逻辑。这不仅仅是改造自然、社会的需要，更是改造人类自身也即人性的需要。
后现代主义者作为哲学的破坏者和埋葬者来说，其任务是完成得相当出色的，但仅仅破坏是不能改善人类的命运的。可悲的是，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要破坏哲学本身，而且还要取消哲学所要求的关心人类命运的“大叙事”。
后现代主义的最早的代表人物利奥塔（1924～1998）在1970年发表的《后现代的知识状况》论文中即明确地指出了上述观点。利奥塔说：“我所谓的现代，指的是使用元话语来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这样的元话语明显地诉诸宏大叙事，如精神辩证法、意义解释学、理性或劳动的主体，以及对财富创造的解放。”他直接定义“后现代”为“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1〕，仅仅“不信任”还不太可怕，可怕的是还要取消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由于方法论素质的欠缺，后现代主义者基本上是对这种“关切”的放弃。利奥塔认为，哲学的叙事是违反规则地帮助科学取得了世界的统治地位，它倚仗哲学叙事的两大神话：一曰关于人性的解放；二曰关于知识的统一性。前者属于法国启蒙主义的传统，后者属于德国唯心主义的传统。这二者连同英美传统的经验的相对主义，共同构成了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宗旨是要超越现代主义，解构现代性哲学的基础：批判二元论尤其主客观对立的思维模式，批判还原的知识论基础，批判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批判以人类中心论为主导的人道主义、本质主义、整体主义等。很明白，如果没有了二元论，没有了还原论，没有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论，没有了人类中心论的人道主义等等，西方哲学还怎么存在下去呢？所以后现代主义者又被称为解构（哲学 ）主义者，他们自觉地充当西方哲学最后的埋葬者。
利奥塔、福科、德里达（1930～）等是几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其中福科甚至被称为与柏格森、萨特并列的当代法国三个最伟大的哲学家。当代有没有伟大的哲学家（不论法国还是他国）？我认为没有。柏格森、萨特，再加上福科，我都只视为不过是杰出的人文学者而已，伟大的哲学家谈不上，因为他们并没有谁真正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值得后人继续加以发展的哲学体系。如果说柏格森、萨特没有，福科就更没有，至少前二者还没有以“解构”哲学为己任，而福科是要彻底解构西方哲学的人。
关于福科的哲学倾向，他本人自称：“我从来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结构主义者。”〔2〕福科此说是在否认自己与当时大行其道的各种思潮的关系，以表明自己的独立性，所以福科决不是在继续谈论哲学，因为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即逻辑是最讲知识的共性和普遍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所有作家其实都只能说是社会问题和文艺问题的思想评论家，而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如利奥塔、福科、德里达、德留兹（1925～1996）等人，甚至他们在“解构”意义上的先驱，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所谓的三位怀疑主义的思想大师，也难以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事实上，西方哲学的解构的先驱应首推马克思，因为正是从马克思开始，在西方哲学界才产生了明确意义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在前面曾说到，摧毁二元论哲学基础的工作是从或者倒退到一元论，或者推向混沌的多元论进行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只有到了马克思才开始有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尼采是非理性主义者，是十足的哲学基础的攻击者、解构者，因而不可能是纯粹的哲学家。弗洛伊德用非科学的方法建构“科学”，因此他也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哲学基础的维护者。这三位的确可以算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掘墓者，也即后现代主义者的先驱。
福科用对精神病、惩罚、性等专题研究来取代对理性、社会、人的一般研究，他的见解新颖，有个性，有时也的确比较精辟、深刻，但他的方法（如他本人所言 ）是非科学的。他的“知识考古学”是在解构既存知识的一切先在的理性“结构”，他的“系谱学”“历史开端发现的不是它们本原的纯粹同一性，而是相异事件的纷争”，他自称其“系谱学是完全反科学的”。
无论福科的“知识论”研究抑或“系谱学”研究，都只是对哲学进行解构的尝试，都只是一次性的破坏工具，不具备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的价值。他的关于性的研究就更是如此。在福科的研究中，过去哲学关于人的理性主义的画像全都被取消了。福科认为，人的本性不是劳动创造，而只是快乐、休息、躁动。福科摧毁理性主义的目的不是在推向更高级的精神性，例如真理的信仰、仁爱的情感、美的自由等等，而是退回到人的原欲，其中特别是回到性欲的快乐中去。福科本人死于爱滋病与他的这种追求不无关系。
德里达被一些人视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中最为“纯粹的哲学家”之一。如果不是按反讽的意义去理解的话，我倒是认为，德里达更像是一位颇为坚忍的与纯粹哲学处处对着干的语言文字的游戏家。为了表明自己的解构主义的立场，他的与纯粹哲学对着干的表演最为鲜明。这样做的结果，固然可以有让人颇觉哲学可疑并从而摒弃它的效果，但从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到德里达的学说实在也有一点“有理三分辩，无理辩三分”，甚至有时还似乎有点无理取闹之嫌。虽然他可能确实已看到了西方哲学的弊病，然而他的所作所为除了进一步消灭它之外，实际上却并没有想要另辟蹊径，从而建设性地使之重生，以便继续使之成为对人类的命运有意义的思维工具。有人评价所谓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流行的一种文艺评论的风格，并没有多少真实有意义的建设性的思想，说得温和一点，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不足，可谓中的。
针对西方哲学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提出反中心主义和哲学“边缘”的作用，还有“补充”因素的可能及后来居上的作用等等。例如他认为，文本写作的流动性可能构成对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针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结构，他提出从哲学的“边缘”发掘中心意义的设想，以及在逻辑的意义中寻找出对修辞和隐喻的依赖；此外，他又提出文本是字符流动所编织的“网络”，而网络无中心、无结构、无本质，从而可以解构一切中心、一切结构、一切本质；他还在字符的“所指”和“能指”的二元对立关系之间插入流动的“意指”，以“分延”（difference）否定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以“撒播”（dissemination）表示在意指过程中不断产生“意义的意义，无限的蕴意，从能指到能指的无限的指向……”等等。以此尽一切可能解构任何固定的对应性，从而达到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目的。德里达还接受了弗洛伊德潜意识的启示，设想了先于书面写作、先于说话的“原型写作”，即设想把图形和符号直接刻写在人的大脑中，以此为他对理性主义的哲学的解构提供先验的基础。总之，为了解构现存的西方哲学的二元论结构，德里达设想出了一切可能想到的机械办法。遗憾的是，这样做，虽然对二元论基础的破坏绰绰有余，可是对于多元论基础的建立却毫无任何真正的建树。这不是对他的责怪，其实二十世纪其他的西方哲学家也一样。在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旧传统的阴影中，他的确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然而就好像孙悟空之于如来佛的手掌心，或人之于地球，他不可能仅仅揪住自己的头发即可把自己提起来。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借助其他的力量，例如东方人的智慧，或许更应有中国人的古老智慧。
（八）后现代主义的拙劣模仿者——部分中国文人中的“思想”闹剧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说的中国人的智慧应是中国人在几千年中积累起来的传统的智慧，这种智慧与当今一帮自称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文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