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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流行”什么理论。根据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创办者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言，1997年全世界主要刊物共发表科学论文九十二万五千篇，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用英语撰写的，而其中讲英语国家的科学家仅占一半。其他国家即使得到了这些论文（当然很多人，比如很多中国学者是根本无法看到的），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翻译。另一方面，为了取得国际声望（譬如获得诺贝尔奖），非英语国家的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便会千方百计寻求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而《科学》杂志的主编Floyd E。Bloom却说，看到作者的文章里有语言错误，他便会怀疑该作者在做研究时是否也同样心不在焉〔11〕。第四，英语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使它成为一名国际门卫，决定着国与国之间的人口流动，特别是人才流动方向，致使很多国家高层次人才外流。我国有人认为，“托福”等考试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等国家“收割”中国人才的“收割机”〔12〕。第五，英语的传播和使用加剧了农村和城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以及社会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之间的不平等，并且，由于Internet的出现和使用，创造了新的信息贫困阶层（the information poor）。第六，英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逼迫世界上的其他语言不断地边缘化，直至消亡。世界上的语言正在以二倍于濒危哺乳类动物、四倍于濒危鸟类的速度灭绝。目前世界上的约六千种语言，到2050年将有一半会灭亡或濒于灭亡，到2100年百分之九十将会消失。地球上一种语言的消失，就意味着人类精神领域一座大型图书馆付之一炬，因为人类的物质生存依靠的是生物的多样性，而人类的精神生存必须依赖语言的多样性。在这场人类语言的浩劫中，英语无疑扮演着“语言杀手”的角色。欧洲在逐渐走向统一，货币统一之后，欧洲人开始探讨制定“欧洲宪法”的可能性，但欧洲各国宁愿在欧盟会议上付出高额翻译费用，进行十多种语言间的相互沟通，谁也不敢提及统一语言的可怕事情。相反，欧盟将2001年定为“欧洲语言年” （the European Year of Languages），以提倡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在英语的“进口国”，英语成了一块烫红薯，扔掉不可，但拿在手里难免烫手。然而，英语的“出口国”也并没有因此而幸灾乐祸，他们同样忧心忡忡：英语还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吗？谁来制定英语的“规范”？如果像语言学家Braj B。Kachru所说的那样，英语的本族使用者“看上去已经失去了完全控制英语标准化的特权”〔13〕，那么他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语言上的东西，随之丢失的将包括他们的文化和传统，因为谁都知道：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如世界上的少数民族担心自己的语言的死亡将带走他们的文化，从而让他们永远失去“根基”而四下漂泊一样，英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也同样害怕被他们视为“语言垃圾”的印度英语等的广泛传播会“污染”他们语言的纯正。当然他们更担心美国英语（Americanism）成为谋杀他们“英语”和文化的“刽子手”。
199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生洛克德（Joe Lockard）发表了一篇名为《拒绝网络英语》（Resisting CyberEnglish）的文章，在网上竞相传播，广为引用。该文将英语分为高附加值英语（highvalueadded English）和低附加值英语（lowvalueadded English），因为作者认为“英语是区域性的，网络英语才是全球性的”，而网络英语是“公开支持美国世界权力”（project American world power overtly）的美国货，其他英语（包括英国英语、加拿大英语和澳大利亚英语）在网上是没有创造性的，只有被动接受的权利。
“英语教学工业”（English teaching industry）在每年给英国带去七十亿英镑的有形和无形收入的同时，也解决了成千上万的英国人的就业问题，这一点对经济不景气的英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英国国内的语言学校（language school）便有几百家，英国文化委员会和海外自愿者服务社（VSO）每年向世界各地派出成千上万的“专家”和“学者”。如果英国英语失去了其“权威性”（其实正在失去），那这种“无烟工业”的损失和影响将远远超过关闭几个煤矿所造成的后果。因此，1995年在English 2000的揭幕仪式上，查尔斯王子也站出来强调：英国英语就是比美国英语好！
美国英语的传播势头自然锐不可当，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后盾，以及由此而赋予强劲冲击力的美国文化（如好莱坞电影和流行歌曲），已经远远将一度至高无上的“皇家英语”或“牛津英语”抛在身后。更让英国人担心的是，其他讲英语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也跟他们在争吃这块肥肉。甚至连所谓的“新英语国家”（countries of new Englishes）如印度、尼日利亚和新加坡也已经蠢蠢欲动。最近，印度认为自己“出口”英语的时机已经成熟，打算向越南等国家派出“语言专家和教师”〔14〕。
美国人是不是就高枕无忧呢？事实远远不是这样，英语同样让不少美国人头疼不已。我们知道英语不是美国法定的“官方语言”（official language）。事情便由此而起。1981年，加州已故参议员哈亚卡瓦（S。I。Hayakawa）向美国国会提出了一份宪法修正案。这份修正案的具体内容从未向外界公布，但其中心思想是把英语法定为美国的官方语言，并禁止联邦和各州法令使用其他任何语言。1983年，哈亚卡瓦和密歇根州眼科医生唐顿（John Tanton）成立了一个名为“美国英语”（US English）的组织，该组织的宗旨便是力争使英语成为美国的官方语言。这一做法的影响非同小可，将直接牵涉到美国成千上万移民的生活。目前为止，美国至少已有二十五个州通过了该法令。令很多人不解的是，该法令支持者的中心理由，一是认为英语历来就是他们的“社会黏合剂”（social glue）和“共同纽带”（mon bond）；二是相信语言多样化会“导致语言冲突、种族对抗和政治分裂”〔15〕。美国人的担心自然是有理由的，不然，美国英语组织也不会有大把大把的美元四处游说。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其他国家的担心了。
对全世界任何国家一样，英语是福，也同样是祸。英语的国际化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谁也无法阻止它。《今日英语》（English Today）主编麦克阿瑟（Tom McArthur）今年5月在为庆祝“欧洲语言年”而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作了一篇名为《世界英语：是福？是祸？》（World English： a Blessing or a Curse？）的演讲。在该文结尾，麦克阿瑟告诫大家，“应尽可能避其弊以用其利”（seek to benefit as fully as possible from the blessing and as far as possible avoid invoking the curse）〔16〕。
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已经把英语变成一把双刃剑，在披荆斩棘奋力向前的同时，最好不要弄得自己也遍体鳞伤，甚至连自己的双脚都砍掉。“英语热”在我国持续高温，一浪高过一浪，这无疑是件好事，但我们的头脑却不能发“热”，相反更要保持冷静：英语带来的并非都是福祉，不该让英语带走的还是要想想怎样才能留下，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浪潮里，有些应该留下的或需要建设的只有凭借英语去实现，譬如说“失语症”的治疗。
注释：
〔1〕这些数字来源于英国文化委员会1995年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一次名为English 2000的调查，见English Today杂志1997年第1期，第23页。
〔2〕David Crystal；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58。
〔3〕Robert Burchfield； The English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60。
〔4〕Robert Phillipson； Linguistic Imperiali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p。1。
〔5〕 斯塔罗杜勃采夫著、刘文飞译：“文字是文化的衣裳。”《环球时报》2001年6月22日。
〔6〕 联合早报编：《第四座桥——跨世纪的文化对话》，新世界出版社1999版，第215页。
〔7〕 史有为：“从英语可能成为日本第二‘公用语’谈起。”《语文建设通讯》2000年第7期，第9页。
〔8〕〔10〕David Graddol； The Future of English？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 1999； p。2、38。
〔9〕转引自Robert Phillipson； Linguistic Imperiali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p。138。
〔11〕申慧辉：“总把新桃换旧符……裹夹在高科技、后殖民和文化研究中的人文科学。”载刘海平编：《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版，第288页。
〔12〕Xiao Shi，TOEFL： Americas Reaper of Chinese Talent； Beijing Review， Oct。 2。 2000。该文发表后World Press Review 2001年元月便全文转载。
〔13〕B。 B。 Kachru； Standards； codifications； and sociolinguistic realism：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outer circle； in Quirk and Widdowson （eds。）； English in the World：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0。
〔14〕U。 Rai； Indian English ready for export； Guardian Weekly； Oct。 25。 2001。
〔15〕R。 D。 King； Should English be the law？ in W。 H。 Roberts and G。 Turgeon（eds。）； About Language： a Reader for Write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ess； 2000； pp。218～226。
〔16〕T。 McArthur； World English： a Blessing or a Curse； English Today 2001； 67/3； p。61。
生死关头：民主人士与土改运动
？ 袁小伦
土地改革简称土改，当年的翻身农民称之为“分田分地”，中共称之为一场彻底摧毁封建土地制度的群众运动。中共把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消灭地主阶级，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并为实现这个革命任务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29年秋天，毛泽东在指挥红四军攻占上杭后，有感于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一片大好形势而填词《清平乐·蒋桂战争》，精彩地描绘了土地革命战争的一个图景：“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1〕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共已在约有一亿一千九百万农业人口的老解放区（总人口约有一亿三千四百万）基本上完成了土改，尚约有二亿九千万农业人口的新解放区（总人口三亿三千六百万）需要土改〔2〕。在这些新区，封建土地制度依然存在，广大农民仍然受着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完成新区土改，成为建国初期执政党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革命任务。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不少人同地主阶级、同土地有不同程度的联系，有些人本身就是工商业者兼地主或地主兼工商业者。少数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民主人士，同土地的关系就更加密切。总体来说，民主人士自身的经济利益同土地改革是相矛盾的。用改革开放以前的一句常用话讲，土改运动对民主人士来说，真是“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了”。新区土改成为开国之初民主人士必经的生死大关。中共和毛泽东等领袖人物是如何处理与民主人士在土改问题上的矛盾的？民主人士又是如何度过土改这一“起死回生大关”的呢？
一
执政党和参政的高层民主人士之间在土改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集中表现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会上。土改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中共中央向会议提出了土地改革法草案。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在系统地说明了土改的“必要性”、“正义性”和各项相关方针政策后指出：“明确地说明土地改革的这一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现在仍然是必要的。因为这个基本理由与基本目的可以驳倒一切反对土地改革、对土地改革怀疑以及为地主阶级辩护等所根据的各种理由。而现在各种反对与怀疑土地改革的意见，实际上仍然是有的。”〔3〕因为会议的重要目的就是要统一思想，尤其是要打通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思想，所以他特别强调，在城市各界人民中，“解释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法令，使他们了解，并同情农民，帮助农民，而不要去同情地主，帮助地主，更不要去庇护地主，庇护自己亲朋戚友中的地主分子，应该告诉这些地主分子，要他们老老实实地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和农民协会的决定，而不要去进行反抗和破坏活动，以免遭受可以避免的打击。这也是组成反封建统一战线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4〕。
在会议讨论中，不少民主人士表露出“和平土改”的幻想，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一些从地主阶级营垒中走出来的开明绅士和起义将领，则对土改表示怀疑、不满以至抵触。他们说“地主养活农民”，“地主和佃农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地主的好处不可一笔抹杀”，“土改偏差很大”，“斗争过火”等等。有的甚至说，党和国家的干部“上层好，中层少，下层糟”，“地方的农会常常被土匪流氓把持”，等等。不少人以“江南无封建”等言论，对土改进行抵制。出席会议的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这些言论也表现附和和共鸣〔5〕。难怪，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认为，在土改问题上的争论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针对上述对土改的各种怀疑、幻想和抵制言论，中共在会议过程中以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的传统手法，对民主人士进行反复的说服和教育。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分别约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一些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座谈，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并在小组和大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力图在共同纲领基础上统一认识。结果，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主席张澜、民建中央召集人黄炎培、民进主席马叙伦、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在会上分别表态，宣布拥护土地改革法草案。起义将领刘文辉、卢汉、邓锡侯等也表明支持和拥护土改的立场。然而在会议上的表态，一般来说并不能说明表态者的思想真的没有异议。邓锡侯的话就值得注意：“这样一个土地制度的改革，在我个人，我可以坦白地说，是和我本阶级（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相冲突的。”“我愿诚恳地拥护这样的一个土地改革，我要坚决的放弃本阶级的利益，来服从全国人民的利益，服从整个革命的利益。”“我抱定决心，不仅做到军事上的‘起义’，而且更要做到阶级上的‘起义’。”按照唯物史观，思想境界再高，要放弃自身的根本利益是难以自愿的。显然民主人士鉴于大势所趋，胳膊扭不过大腿，不表态也得表态了。毛泽东也很清楚，民主人士还有思想问题。他在6月30 日作题为《做一个完全革命派》的闭幕讲话，着重点就在于要民主人士过好土改关。毛泽东为翻身农民摆功说劳，并说明如何对待土改是关系到是否革命的严重的立场问题，要求民主人士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站在农民一边。他说：“我为新中国数万万农村人民获得翻身机会和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祝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上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