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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绛即东雍” 语见唐代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樊宗师的文章以艰涩著名，很难断句。注释这篇文章的人很多，断句也不尽相同。该文第一句“绛即东雍为守理所”
，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也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按樊宗师曾任绛州刺史，这句话的意思是：绛就东雍旧地建置太守治所。
（６〕 手民 指排字工人。
所 谓“国 学”〔１〕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
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２〕小说出版。
商人遗老们的印书是书籍的古董化，其置重不在书籍而在古董。遗老有钱，或者也不过聊以自娱罢了，而商人便大吹大擂的借此获利。还有茶商盐贩，本来是不齿于“士类”的，现在也趁着新旧纷扰的时候，借刻书为名，想挨进遗老遗少的“士林”里去。他们所刻的书都无民国年月，辨不出是元版是清版，都是古董性质，至少每本两三元，绵连，锦帙〔３〕，古色古香，学生们是买不起的。这就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然而巧妙的商人可也决不肯放过学生们的钱的，便用坏纸恶墨别印什么“菁华”什么“大全”之类来搜括。定价并不大，但和纸墨一比较却是大价了。至于这些“国学”书的校勘，新学家不行，当然是出于上海的所谓“国学家”的了，然而错字迭出，破句连篇（用的并不是新式圈点），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这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洋场上的往古所谓文豪，“卿卿我我”“蝴蝶鸳鸯”诚然做过一小堆，可是自有洋场以来，从没有人称这些文章（？）
为国学，他们自己也并不以“国学家”自命的。现在不知何以，忽而奇想天开，也学了盐贩茶商，要凭空挨进“国学家”队里去了。然而事实很可惨，他们之所谓国学，是“拆白之事各处皆有而以上海一隅为最甚（中略）余于课余之暇不惜浪费笔墨编纂事实作一篇小说以饷阅者想亦阅者所乐闻也”。（原本每句都密圈，今从略，以省排工，阅者谅之。）
“国学”乃如此而已乎？
试去翻一翻历史里的儒林和文苑传罢，可有一个将旧书当古董的鸿儒，可有一个以拆白饷阅者的文士？
倘说，从今年起，这些就是“国学”，那又是“新”例了。
你们不是讲“国学”的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２〕 鸳鸯蝴蝶体 鸳鸯蝴蝶派是兴起于清末民初的以上海为中心的一个文学流派。
这派作品多以文言描写才子佳人的哀情故事，常用鸳鸯蝴蝶来比喻这些才子佳人，故被称为鸳鸯蝴蝶体。代表作家有徐枕亚、陈蝶仙、李定夷等。他们出版的刊物有《民权素》、《小说丛报》、《小说新报》、《礼拜六》、《小说世界》等，其中《礼拜六》刊载白话作品，影响最大，故鸳鸯蝴蝶派又有“礼拜六派”之称。
〔３〕 绵连 即连史纸，质坚色白，宜于印刷贵重书籍。锦帙，用锦绸裱制的精美的书函。
儿歌的“反动”〔１〕一 儿 歌 胡怀琛〔２〕“月亮！月亮！
还有半个那里去了？“
“被人家偷去了。”
“偷去做甚么？”
“当镜子照。”
天上半个月亮，我道是“破镜飞上天”，原来却是被人偷下地了。
有趣呀，有趣呀，成了镜子了！
可是我见过圆的方的长方的八角六角
的菱花式的宝相花〔３〕式的镜子矣，没有见过半月形的镜子也。
我于是乎很不有趣也！
谨案小孩子略受新潮，辄敢妄行诘难，人心不古，良足慨然！然拜读原诗，亦存小失，倘能改第二句为“两半个都那里去了”，即成全璧矣。胡先生夙擅改削〔４〕，当不以鄙言为河汉也。夏历中秋前五日，某生者〔５〕谨注。
十月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２〕 胡怀琛（１８８６—１９３８） 字寄尘，安徽泾县人。他也是本书《所谓“国学”》一文中所说的国学家和“鸳鸯蝴蝶体”作家之一。
他在一九二二年九月给郑振铎的信中曾攻击新文学运动说：“提倡新文学的人，意思要改造中国的文学；但是这几年来，不但没有收效，而且有些反动。”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儿歌的‘反动’”，就是针对这种言论而发的。
〔３〕 宝相花 蔷薇科，花似蔷薇，朵大色丽。
〔４〕 胡怀琛曾把胡适《尝试集》中的一些诗，加以改削，重新发表。这里所说的“夙善改削”，即指此事。
〔５〕 某生者 作者署名“某生者”，含有讽刺当时“鸳鸯蝴蝶派”小说作者的意思，因为这一派作者常有用“××生”作笔名的，而且他们的小说多用“某生者，某地人，家世簪缨，文采斐雅……”一类话开头，几乎成为一个公式。
“一是之学说”〔１〕我从《学灯》上看见驳吴宓君《新文化运动之反应》〔２〕这一篇文章之后，才去寻《中华新报》〔３〕来看他的原文。
那是一篇浩浩洋洋的长文，该有一万多字罢，——而且还有作者吴宓君的照相。记者又在论前介绍说，“泾阳吴宓君美国哈佛大学硕士现为国立东南大学西洋文学教授君既精通西方文学得其神髓而国学复涵养甚深近主撰学衡杂志以提倡实学为任时论崇之”。
但这篇大文的内容是很简单的。说大意，就是新文化本也可以提倡的，但提倡者“当思以博大之眼光。宽宏之态度。
肆力学术。深窥精研。观其全体。而贯通澈悟。然后平情衡理。执中驭物。造成一是之学说。融合中西之精华。以为一国一时之用。“而可恨”近年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本其偏激之主张。佐以宣传之良法。……加之喜新盲从者之多。“便忽而声势浩大起来。殊不知”物极必反。理有固然。“于是”近顷于新文化运动怀疑而批评之书报渐多“了。这就谓之”新文化运动之反应“。然而”又所谓反应者非反抗之谓……读者幸勿因吾论列于此。而遂疑其为不赞成新文化者“云。
反应的书报一共举了七种，大体上都是“执中驭物”，宣传“正轨”的新文化的。现在我也来绍介一回：一《民心周报》，二《经世报》，三《亚洲学术杂志》，四《史地学报》，五《文哲学报》，六《学衡》，七《湘君》。〔４〕此外便是吴君对于这七种书报的“平情衡理”的批评（？）
了。例如《民心周报》，“自发刊以至停版。除小说及一二来稿外。全用文言。不用所谓新式标点。即此一端。在新潮方盛之时。亦可谓砥柱中流矣。”至于《湘君》之用白话及标点，却又别有道理，那是“《学衡》本事理之真。故拒斥粗劣白话及英文标点。《湘君》求文艺之美。故兼用通妥白话及新式标点”的。总而言之，主张偏激，连标点也就偏激，那白话自然更不“通妥”了。即如我的白话，离通妥就很远；而我的标点则是“英文标点”〔５〕。
但最“贯通澈悟”的是拉《经世报》来做“反应”，当《经世报》出版的时候，还没有“万恶孝为先”的谣言〔６〕，而他们却早已发过许多崇圣的高论，可惜现在从日报变了月刊，实在有些萎缩现象了。至于“其于君臣之伦。另下新解”，“《亚洲学术杂志》议其牵强附会。必以君为帝王”，实在并不错，这才可以算得“新文化之反应”，而吴君又以为“则过矣”，那可是自己“则过矣”了。因为时代的关系，那时的君，当然是帝王而不是大总统。又如民国以前的议论，也因为时代的关系，自然多含革命的精神，《国粹学报》〔７〕便是其一，而吴君却怪他谈学术而兼涉革命，也就是过于“融合”了时间的先后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个太没见识处，就是遗漏了《长青》，《红》，《快活》，《礼拜六》〔８〕等近顷风起云涌的书报，这些实在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应”，而且说“通妥白话”的。
十一月三日。
K K〔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三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 《学灯》 当时研究系报纸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创刊。驳吴宓的文章，指甫生写的《驳〈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一文，载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学灯》。吴宓（１８９４—１９７８），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曾留学美、英、法等国，先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东南大学教授等。当时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人物之一。
〔３〕 《中华新报》 当时政学系（杨永植、张群等政客组织的反动政治团体）的报纸，一九一五年十月创刊于上海。吴宓的《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该报增刊。
〔４〕 《民心周报》 一九一九年创刊，上海民心周报社编辑。
《经世报》，月刊，一九一七年创刊，先为日刊，后于一九二二年改为月刊，北京经世报社编辑。《亚洲学术杂志》，月刊，一九二二年创刊，上海亚洲学术研究会编辑。《史地学报》，季刊，一九二一年创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编辑。《文哲学报》，季刊，一九二二年创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学哲学研究会编辑。《湘君》，季刊，一九二二年创刊，湖南长沙明德学校湘君社编辑。这些报刊大多是反对新文化运动，宣传复古主义的。
〔５〕 “英文标点” 其实即国际通用的标点符号，也就是“新式标点”。“学衡派”等反对新文化运动，连“新式标点”也加以排斥，甚至把国际上各种文字都可以通用的标点符号说成是“英文标点”。作者在这里引用时加上引号，含有讽刺意味。
〔６〕 “万恶孝为先”的谣言 《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什么话”栏载：“三月八日上海《中华新报》上说：”陈独秀之禽兽学说，……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到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闻此说，无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陈独秀之学说，则诚滔天祸水，决尽藩篱，人心世道之忧，将历千万亿劫而不可复。‘“陈独秀当时曾声明没有说过这类话。
〔７〕 《国粹学报》 月刊，一九○五年一月创刊于上海，邓实编辑，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停刊。主要撰稿人有章太炎、刘师培等。该志时常刊载明末遗民反清的文章，对当时反对清朝政府的革命运动，起过一些作用。
〔８〕 《长青》 周刊，一九二二年九月创刊。《红》，即《红杂志》，周刊，一九二二年八月创刊。《快活》，旬刊，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礼拜六》，周刊，一九一四年六月六日创刊。这些都是鸳鸯蝴蝶派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刊物。
不懂的音译〔１〕
一
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
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然而在上海报（我记不清楚什么报了，总之不是《新申报》便是《时报》）上，却又有伏在暗地里掷石子的人来嘲笑了。他说，做新文学家的秘诀，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纳夫”“郭歌里”〔２〕之类使人不懂的字样的。
凡有旧来音译的名目：靴，狮子，葡萄，萝卜，佛，伊犁等……都毫不为奇的使用，而独独对于几个新译字来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倘不，更可怜。
其实是，现在的许多翻译者，比起往古的翻译家来，已经含有加倍的顽固性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译印度的人名：阿难陀，实叉难陀，鸠摩罗什婆〔３〕……决不肯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所以我们到了现在，还可以依了他们的译例推出原音来。不料直到光绪末年，在留学生的书报上，说是外国出了一个“柯伯坚”〔４〕，倘使粗粗一看，大约总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爷柯仲软的令兄的罢，但幸而还有照相在，可知道并不如此，其实是俄国的Ｋｒｏｐｏｔｋｉｎ。那书上又有一个“陶斯道”〔５〕，我已经记不清是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ｉ呢，还是Ｔｏｌｓｔｏｉ了。
这“屠介纳夫”和“郭歌里”，虽然古雅赶不上“柯伯坚”，但于外国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个《百家姓》里所有的字，却几乎成了现在译界的常习，比起六朝和尚〔６〕来，已可谓很“安本分”的了。然而竟还有人从暗中来掷石子，装鬼脸，难道真所谓“人心不古”么？
我想，现在的翻译家倒大可以学学“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译，不但用不着白费心思去嵌镶，而且还须去改正。即如“柯伯坚”，现在虽然改译“苦鲁巴金”
了，但第一音既然是Ｋ不是Ｋｕ，我们便该将“苦”改作“克”，因为Ｋ和Ｋｕ的分别，在中国字音上是办得到的。
而中国却是更没有注意到，所以去年Ｋｒｏｐｏｔｋｉｎ死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上海《时报》便用日俄战争时旅顺败将Ｋｕｒｏｐａｔｋｉｎ的照相，把这位无治主义老英雄的面目来顶替了〔７〕。
十一月四日。
二
自命为“国学家”的对于译音也加以嘲笑，确可以算得一种古今的奇闻；但这不特是示他的昏愚，实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惨。
倘如他的尊意，则怎么办呢？我想，这只有三条计。上策是凡有外国的事物都不谈；中策是凡有外国人都称之为洋鬼子，例如屠介纳夫的《猎人日记》，郭歌里的《巡按使》，都题为“洋鬼子著”；下策是，只好将外国人名改为王羲之唐伯虎黄三太〔８〕之类，例如进化论〔９〕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对论〔１０〕是王羲之发明的，而发见美洲〔１１〕的则为黄三太。
倘不能，则为自命为国学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译语，可是要侵入真的国学的地域里来了。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１２〕，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１３〕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说，“案古简所出为地凡三（中略）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
这些译音，并不比“屠介纳夫”之类更古雅，更易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就因为有三处地方，是这样的称呼；即使上海的国学家怎样冷笑，他们也仍然还是这样的称呼。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沙士比亚〔１４〕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书来了。所以真要研究国学，便不能不翻回来；因为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绝口不提，或但云“得于华夏”，或改为“获之于春申浦畔”了。
而且不特这一事。此外如真要研究元朝的历史，便不能不懂“屠介纳夫”的国文，因为单用些“鸳鸯”“蝴蝶”这些字样，实在是不够敷衍的。所以中国的国学不发达则已，万一发达起来，则敢请恕我直言，可是断不是洋场上的自命为国学家“所能厕足其间者也”的了。
但我于序文里所谓三处中的“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起初却实在不知道怎样断句，读下去才明白二是“马咱托拉”，三是“拔拉滑史籍”。
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讲国学，也仍然须嵌外国字，须用新式的标点的。
十一月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日、六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 “屠介纳夫” 通译屠格涅夫。参看本卷第１７０页注〔５〕。
“郭歌里”，通译果戈理。
〔３〕 阿难陀 印度斛饭王的儿子，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实叉难陀，印度高僧，武则天证圣一年（６９５）起在中国长安翻译《华严经》及其他佛经共十九部。鸠摩罗什婆（简称鸠摩罗什），父为印度人，母为龟兹国王妹。公元四○一年自龟兹至长安，后秦姚兴待以国师之礼，译经三百八十余卷。
〔４〕 “柯伯坚” 通译克鲁泡特金（T。D。e＇PaP_WXY，１８４２—１９２１），？砉拚饕逅枷爰摇Ｖ泄舴ㄑ靼斓摹缎率兰汀分芸诎耸吆牛ㄒ痪拧鹁拍耆铝眨┛兴恼掌朊翱虏帷薄？
〔５〕 “陶斯道” 《新世纪》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