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菏椋顾蜕弦淮蟊是硎鞠爰狭阂幻妗Ａ涸蛱鞠⑹本秩绱耍推轿尥纱嘁浴安恍卸蔽赏裱孕痪Ｖ劣诔趟荚端屠吹那菏橄なδ桑汲渥髁嗣闳恃５慕逃选Ｔ诖似诩洌菏榘讶啃乃级加糜诎烀闳恃：托础吨泄幕濉飞希辉儆腙用恋恼喂垂创畲睢�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交往经历了一个短短的“蜜月期”。当时，毛泽东欢迎梁漱溟成为新政府的一分子。梁漱溟却仍是一副犟驴子脾气，坚持要以局外人的身份为国效力，为民请命。他的话说得还算委婉：“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对此，毛泽东未置可否，他让梁漱溟先去重游先前搞过乡村建设的故地，全由官方接待，不用自掏腰包。1951年，梁漱溟赴西南参加土改。回京后，毛泽东问他下面的情况如何。梁漱溟如实相告，地主被打得太凶，有的忍受不了折磨，跳河自杀。毛泽东笑着说，贫雇农的怒气也要有发泄的渠道。
1952年，梁漱溟写了一篇“自我检讨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公开承认自己“不曾革命”。他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过去纵一事无成，今后亦何敢自逸。他重申前请，不顾年高，要去苏联留学，研究巴甫洛夫的理论。这近似于一个玩笑。毛泽东没理会梁漱溟的茬，只同意他在国内游历，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一切便利都可由政府提供。及至梁漱溟欲创设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草案被毛泽东当面否决，他们的“蜜月期”便宣告结束了。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一身傲骨，好执异端，合作态度不鲜明，是那种敬酒不吃偏要吃罚酒的人。
1953年9月8日，梁漱溟在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捅了个大漏子。他发言时讲，共产党依靠农民起家，顺顺当当夺取了政权，现在却忽视民生疾苦，只重视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他最为直率的话是这样一句：“如今工人的生活如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如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与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的话讲得这样重，梁漱溟深感委屈，非要辩白不可。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以消除误会。毛泽东同意给梁漱溟二十分钟见面（在怀仁堂京剧晚会开幕前）。可是梁漱溟越解释，毛泽东越恼火。毛泽东他要的是道歉，是认错，而不是什么喋喋不休的解释。而梁漱溟固执己见，言语间与毛泽东频频发生冲突，结果不欢而散。
梁漱溟读过《韩非子·说难》，应该知道，龙的喉下有逆鳞，撄之必怒，怒则杀人。他要明智一点，最低限度也该是保持沉默，可是他的调子越来越高，既不认错，还要标榜自己是“有骨气的人”，把那“九天九地”的话再说了一遍。这样，他的对抗只可能招致更猛烈的反击。如果这反击来自毛泽东，当时中国任何人都吃不了得兜着走。更何况周恩来还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证明梁漱溟一贯反动，所谓中立只是伪装。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事情闹到这步田地，梁漱溟倒是战意更浓，不胆怯，不退却，硬着头皮继续顶牛，连何香凝、陈铭枢等人站出来为打圆场，他也不领情。在大会上，梁漱溟僵持在讲台上，非要毛泽东给他充分的发言时间不可。他的话近乎挑衅：“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你更加尊敬，如无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这岂不是藐视毛泽东的权威，逼他主动让步吗？毛泽东非常生气，称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具有骗人的资格，这就是他惟一的资本。至此，会场大乱，梁漱溟坚持要把自己的历史和现状解释清楚，毛泽东给他十分钟，他嫌少，一定要享受公平的待遇。于是不少人指责梁漱溟狂妄之极，反动成性，通过表决，将他轰下台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毛泽东举手赞成梁漱溟继续讲下去，却是少数派！
“文革”期间，梁漱溟受到冲击，家被抄，房屋被占，夫人挨打，书籍、信件、字画被焚，手稿被没收。在这样的惨境下，他倒是没有自杀，而是坚强地活下来，在资料全无的情况下，写成《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谁说“文革”期间只有两部学术著作（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和章士钊的《柳文指要》）？梁漱溟的著作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但其学术价值比那两部官方认可的“杰作”要高得多。
喜欢出风头的人，永远都有风头可出；喜欢冒险的人，也永远有险可冒。“批林批孔”运动一起，梁漱溟就认为林彪与孔子既不对门又不对户，风马牛不相及，将他们捆绑在一起实在太荒唐。北大教授冯友兰甘为乡愿，撰文批孔，大出风头，尤其令梁漱溟气愤。他写信给这位昔日的弟子，声明与之绝交。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人不肯批孔，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是吴宓。梁漱溟认为孔子的思想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一概抹杀。至于林彪，是鬼不是人，完全没有人格。这家伙假扮马克思主义者，编语录，唱赞歌，说假话，既无思想，也无路线，只是一门心思想夺权。将他与孔子强行牵扯，甚至相提并论，是愚蠢可笑的。“林彪欺骗了毛主席，毛主席错认了林彪，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谁会像梁漱溟这样说话呢？居然认为毛泽东养虎贻患，难辞其咎。这还得了！批判会不断升级，从1974年3月到9月，历时半年，大会小会一百余次，火力够猛够烈，竟然轰不垮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人，真是不可思议。梁漱溟有幽默感，而且是非同一般的幽默感，他在批斗会上调侃道：“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会上同人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待到“批林批孔”运动快要结束时，有人问他对批斗的感想如何，梁漱溟亢声回答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的这个人消灭掉，也没办法夺掉！”这话差点没把那人当场噎死。
梁漱溟最后一次挨批判，则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1978年2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同时在北京开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在政协会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就说最近十年吧，毛主席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如果按党章，刘少奇是中共第二把手，必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按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毛主席没有那么做，内在的原因据说是刘少奇并非孤家寡人，他在中共党内的上层有不少有力的支持者，他在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也很有威信。毛主席考虑到首先在党内高层开会就会遇到麻烦，弄不好就会搞成僵局。因此，他采取了非常手段，绕了个大弯子，直接从下边开始，把热情有余的娃娃们鼓动起来，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国无宁日。结果被冲击的就不单是刘少奇，还有许多其他人，中共的、非中共的都有，倒的倒了，死的死了，好大一摊子！而不是常说的‘一小撮’。毛主席的这种搞法，自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宪法也限制不了他的所作所为。我还想过，为什么毛主席能这么做，而且畅通无阻，一呼百应，反对者甚少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毛主席本人是一位功高如山的人物，可以说他缔造了党，缔造了国家，他的权威太大了。毛主席不加限制地发挥了自己的这种权威，于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毛主席也就从人变成了神，成了偶像。第二，是由于中国的历史，上个世纪以前不用说，本世纪以来虽曾有过各种纸上的宪法，但从总体看都没有真正施行过。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中国由人治渐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此炮一放，一大堆罪名便噼噼啪啪落在了梁漱溟头上：“攻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毕竟今时不同往日，批判只是装个样子，谁也不再认真，火力之弱形同挠痒。后来，事实证明，梁漱溟的话讲得对，他的预见也在逐渐成为现实。
一个人豁出性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单有道德勇气是不够的，他必定还有一种信念作为后盾：天地间有一个我，天地间就多一份正气，浩然正气是不灭的，它与日月星辰相辉耀，与宇宙天地相始终。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软弱，缺乏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精神，就是因为胸中没有养成这种滂沛的浩然之气。梁漱溟曾写过一副赠友兼自箴的对联：“无我为大，有本不穷。”他的勇气和信心皆源于佛家精神和儒家精神。他具有菩萨心肠，是现世的君子儒。冯友兰被梁漱溟踢出门墙，但他对老师还是敬佩的。1988年，梁漱溟逝世后，冯友兰以九十三岁高龄撰写纪念文章，称赞梁漱溟“百年尽瘁”，无愧为“一代直声”，这一评价允为确当，理应万世不磨。
润笔已曾经奏谢
？ 眭达明
一
历史上有些朝代的秘书撰写公文，不但能够名正言顺地获得酬劳，而且可以理直气壮地索要甚至催要润笔。五代十国时期的吴国翰林学士殷文圭就饶有趣味地写了一首题为《贻李南平》的催讨润笔诗：“紫殿西头月欲斜，曾草临淮上相麻。润笔已曾经奏谢，更飞章句问张华。”〔1〕
殷文圭（生卒年不详），字表儒，小字桂郎，池州青阳（今属安徽）人。后梁贞明五年（919）四月初一，杨行密之子杨隆演被拥立为吴国王，建元武义，以江都（今扬州）为首府，殷文圭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殷文圭官至左千牛卫将军。《全唐诗》编其诗为一卷。
据《贻李南平》一诗题注及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记载，就在殷文圭任翰林学士不久，发生了一桩殷文圭用诗催讨润笔的趣事。
李南平（名德诚，南平是李德诚的字）是吴国的大臣。他追随杨行密父子多年，为吴国的建立和壮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杨隆演称王后，李德诚被晋升为司空。殷文圭是吴国头号大秘书，杨隆演就把李德诚的升官文书交给他撰写。
李德诚接受任命后，入宫向杨隆演面谢君恩，曾当面答应过，一定会付给学士酬劳费。可是过了好多天却没有半点动静，颇有“赖账”之嫌疑。殷文圭急了，于是设法催讨。写文章得润笔本是一件“雅事”，开口催讨不管怎么说总让人觉得太“俗气”。殷文圭是有名的才子，诗写得很好，于是写了一首催要润笔的诗，叫人给李德诚送去。
此诗很短，只有四句，总共二十八个字，却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写得非常清楚明白。诗中说：我曾于月亮西斜的夜晚，在“紫殿西头”的地方，为您晋升司空起草了任职文书。有关“润笔”一事，您曾允诺过要给我的，可至今没有送来，难道还要我写信去向张华催讨吗？！殷文圭在这里之所以把张华抬出来，是因为张华是西晋的司空，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和文学家，既与李德诚的身份相符，也与殷文圭的爱好相近。殷文圭不写“更飞章句问南平”或“问德诚”，而写作“问张华”，与用字是否押韵虽然有关，但转一个弯子说出总比直呼其名要含蓄得多，也更显得俏皮和风趣。这可谓是一张异常独特的讨账单，一纸妙趣横生的催债信。殷文圭采用这种催讨方式，既独特，又雅致，确实很幽默。
古代索要或催要润笔之事当然还有不少，但以诗歌形式发文催讨，我尚未见到第二例。
让人奇怪的是，殷文圭这首催讨润笔诗在社会上传开后，人们不说李德诚的闲话，却对殷文圭的做法横加议论，好像他做错了什么似的。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在记录此事时，便用“时论少之”四字加以总结。“时论”少什么？无非是说殷文圭不该这样做而已。讨债的是孙子，欠债的是老爷，原来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啊。
二
政治地位崇高而经济待遇菲薄的秘书们索要乃至催要润笔，除了他们的薪俸远远低于同一品级的地方官员，只有通过收取润笔作为经济补偿才能够维持正常生活外，还有他们不得不为之的苦衷，那就是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中写到的情况：“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则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驺皆分沾。”这段话的后半句分明告诉我们：秘书们写公文得到的润笔钱物，并非起草公文的秘书独得，而是翰林学士院（中书舍人院）全院官员乃至后勤职工（马夫）共同分享的。这就像现在有些体育运动队的运动员得到了奖金，不是运动员一个人独享，而是单位全体人员按规定比例分成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起草公文的秘书不去索要或催要润笔，他的同事也会督促他去做这件事；如果起草公文的秘书脸皮薄，打死他也不肯亲自出面去要“债”，那么院里就要派人去催索了，这就是欧阳修在《归田录》卷一中写到的情况：“近时舍人院草制，有送润笔物稍后时者，必遣院子诣门催索。”尽管利益分配可能有多有少，不是平均，但因为谁都有份，催索润笔之事自然人人乐而为之，大家有着很高的积极性。
可能是因为催索润笔之事越演越烈，授官、任职的公文刚发，催索润笔钱物的人员和信函就迅速跟进，从而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也许是因为润笔支出加重了升官者的负担，使他们苦不堪言，从而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和干预，总之在元丰改制时，宋朝在取消翰林学士兼任外朝官的同时，对润笔制度也进行了一番改革：“元丰中改立官制，内外制皆有添给，罢润笔之物。”〔2〕具体做法是：取消润笔，提高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掌内制，中书舍人掌外制，俗称两制或内外制）的俸禄标准。换句话说，秘书起草公文应得的润笔钱物，由原先被晋级和升官者私人掏腰包改由中央财政统一拨付了。
当然，元丰改制所取消的，只是官方原先规定的润笔钱数，也就是“有偿公文”部分，至于社会上盛行的润笔风俗，一时是取消不了的，仍在社会上风行。旧时代人写信写状子，以及今天的报刊等媒体的稿酬制度，无一不是古代润笔风俗的继承、演变和发展。
更有趣的是，元丰改制虽然提高了秘书们的待遇，把润笔制度给取消了，但没有过很长时间，秘书起草公文获赏赐的做法又悄悄地实行起来；到南宋秦桧当权时，他为了拉帮结派，笼络人心，甚至还用润笔作为开后门的手段，任意授权非秘书人员起草朝廷公文，以便让他们得到丰厚的酬金而对他感恩戴德。
三
秦桧开后门让非秘书人员起草朝廷公文一事，在南宋周煇撰写的《清波杂志》卷一中是这样写的：“政、宣间，掌朝廷书诏者，朝士常十数人。主文盟者，集众长而成篇。靖康垂帘告天下手书，出太常少卿汪藻笔。绍兴间，婉容刘氏进位贵妃，亦特命监察御史王纶草制。或云：时宰与王同里，欲其沾赐金，故临期特畀权内制。
”
这段话的意思是：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1111～1125），朝廷负责内外制撰写的秘书人员，经常有十来个人（唐宋官制：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各置六员），其中一人负责公文修改和审核把关工作（翰林学士院的负责人是翰林学士承旨；中书舍人院虽然没有明确负责人，但一般以其中资历最老者为“阁老”，可以算作代理负责人）。靖康之变后，朝廷公文起草却不是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专职，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