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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王，这是违反他的意志的，换言之，这是被迫的，他为此作出了重大栖牲。古代道家
的人也是这样说的。据说有个圣人，被某国人请求为王，他逃到一个山洞里躲起来。某
国人找到这个洞、用烟把他薰出来，强迫他担任这个苦差事（见《吕氏春秋·贵生》）。
这是柏拉图和古代道家的人相似的一点，也显示出道家哲学的出世品格。到了公元三世
纪，新道家郭象，遵循中国哲学的主要传统，修正了这一点。
儒家认为，处理日常的人伦世务，不是圣人分外的事。处理世务。正是他的人格完
全发展的实质所在。他不仅作为社会的公民，而且作为“宇宙的公民”，即孟子所说的
“天民”，来执行这个任务。他一定要自觉他是宇宙的公民，否则他的行为就不会有超
道德的价值。他若当真有机会为王。他也会乐于为人民服务，既作为社会的公民，又作
为宇宙的公民，履行职责。
由于哲学讲的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学必定与政治思想不能分开。尽管中国哲学
各家不同，各家哲学无不同时提出了它的政治思想。这不是说，各家哲学中没有形上学，
没有伦理学，没有逻辑学。这只是说，所有这些哲学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政治思想联
系着，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既代表他的整个哲学，同时又是他的政治思想。
举例来说，名家以沉溺于“白马非马”之辩而闻名，似乎与政治没有什么联系。可
是名家领袖公孙龙“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公孙龙子·迹府》）。我们常常
看到，今天世界上每个政治家都说他的国家如何希望和平，但是实际上，他讲和平的时
候往往就在准备战争。在这里，也就存在着名实关系不正的问题。公孙龙以为，这种不
正关系必须纠正。这确实是“化天下”的第一步。
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
成这种人格。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它不单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是比
这严肃得多的东西。正如我的同事金岳霖教授在一篇未刊的手稿中指出的：“中国哲学
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其所以如此，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
于一个哲学家之身；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一而不可分。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
他自己以身载道。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他要做的事就是
修养自己，连续地、一贯地保持无私无我的纯粹经验，使他能够与宇宙合一。显然这个
修养过程不能中断，因为一中断就意味着自我复萌，丧失他的宇宙。因此在认识上他永
远摸索着，在实践上他永远行动着，或尝试着行动。这些都不能分开，所以在他身上存
在着哲学家的合命题，这正是合命题一词的本义。他像苏格拉底，他的哲学不是用于打
官腔的。他更不是尘封的陈腐的哲学家，关在书房里，坐在靠椅中，处于人生之外。对
于他，哲学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认识摆设的观念模式，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
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
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初学中国哲学的西方学生经常遇到两个困难。一个当然是语言障碍；另一个是中国
哲学家表达他们的思想的特殊方式。我先讲后一个困难。
人们开始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这些言论和文章都很简短，没有
联系。打开《论语》，你会看到每章只有廖廖数语，而且上下章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打
开《老子》，你会看到全书只约有五千宇，不长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可是从中却能见
到老子哲学的全体。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学生，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到底在说
什么，简直感到茫然。他会倾向于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没有内部联系吧。如果当真
如此，那还有什么中国哲学。因为没有联系的思想是不值得名为哲学的。
可以这么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是由于这些言论、文章
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哲学，
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
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所以过去没有职
业哲学家；非职业哲学家也就不必有正式的哲学著作。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
哲学家，比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多得多。若想研究这些人的哲学，只有看他们的
语录或写给学生、朋友的信。这些信写于他一生的各个时期，语录也不只是一人所记。
所以它们不相联系，甚至互相矛盾，这是可以预料的。
以上所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联系：还不能解释它们为什
么简短。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但是与西方哲
学著作相比，它们还是不够明晰。这是由于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
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这
是很明显的。但是，甚至在上面提到的孟子、荀子著作，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还是有
过多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
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
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
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
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
无不如此。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
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
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里。
中国艺术的理想，不是没有它的哲学背景的。《庄子》的《外物》篇说：“筌者所
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
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与忘言之人言，是不言之言。《庄子》中谈到两位圣人相
见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田子方》）。照道家说，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
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
既然再不需要了，何必用言来自寻烦恼呢？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
是如此。
公元三、四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是“新道家”，史称玄学。那时候有部书名
叫《世说新语》，记载汉晋以来名士们的佳话和韵事。说的话大都很简短，有的只有几
个字。这部书《文学》篇说，有位大官向一个哲学家（这位大官本人也是哲学家）问老、
庄与孔子的异同。哲学家回答说：“将无同？”意思是：莫不是同吗？大官非常喜欢这
个回答，马上任命这个哲学家为他的秘书，当时称为“掾”，由于这个回答只有三个字，
世称“三语掾”。他不能说老、庄与孔子毫不相同，也不能说他们一切相同。所以他以
问为答，的确是很妙的回答。《论语》、《老子》中简短的言论，都不单纯是一些结论，
而推出这些结论的前提都给丢掉了。它们都是富于暗示的名言隽语。暗示才耐人寻味。
你可以把你从《老子》中发现的思想全部收集起来，写成一部五万字甚至五十万宇的新
书。不管写得多么好，它也不过是一部新书。它可以与《老子》原书对照着读，也可以
对人们理解原书大有帮助，但是它永远不能取代原书。
我已经提到过郭象，他是《庄子》的大注释家之一。他的注，本身就是道家文献的
经典。他把《庄子》的比喻、隐喻变成推理和论证，把《庄子》诗的语言翻成他自己的
散文语言。他的文章比庄子的文章明晰多了。但是，庄子原文的暗示，郭象注的明晰，
二者之中，哪个好些？人们仍然会这样问。后来有一位禅宗和尚说：“曾见郭象注庄子，
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二）。
语言障碍
一个人若不能读哲学著作原文，要想对它们完全理解、充分欣赏．是很困难的，对
于一切哲学著作来说都是如此。这是由于语言的障碍。加以中国哲学著作富于暗示的特
点，使语言障碍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了。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作富于暗示之处，简直是
无法翻译的。只读译文的人，就丢掉了它的暗示；这就意味着丢掉了许多。
一种翻译，终究不过是一种解释。比方说，有人翻译一句《老子》，他就是对此句
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解释。但是这句译文只能传达一个意思，而在实际上，除了译者传达
的这个意思，原文还可能含有许多别的意思。原文是富于暗示的，而译文则不是，也不
可能是。所以译文把原文固有的丰富内容丢掉了许多。《老子》、《论语》现在已经有
多种译本。每个译者都觉得别人的翻译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无论译得多好，译本也一定
比原本贫乏。需要把一切译本，包括已经译出的和其他尚未译出的，都结合起来，才能
把《老子》、《论语》原本的丰富内容显示出来。
公元五世纪的鸠摩罗什，是把佛经译为汉文的最大翻译家之一，他说，翻译工作恰
如嚼饭喂人。一个人若不能自己嚼饭，就只好吃别人嚼过的饭。不过经过这么一嚼，饭
的滋味、香味肯定比原来乏味多了。
第二章
中国哲学的背景
在前一章我说过，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在思想的时候，人们常
常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他就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因而他的哲学也
就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这些就构成这个哲学的特色。
就个人说是如此，就民族说也是如此。这一章将要讲一讲中华民族的地理、经济背
景，以便说明，一般地说中国文化，特殊地说中国哲学，如何成为现在这样，为什么成
为现在这样。
中华民族的地理背景
《论语》说：“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雍也》）读这段话，我悟出其中的一些道理，暗示着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的不同。
中国是大陆国家。古代中国人以为，他们的国土就是世界。汉语中有两个词语都可
以译成“世界”。一个是“天下”，另一个是“四海之内”。海洋国家的人，如希腊人，
也许不能理解这几个词语竟然是同义的。但是这种事就发生在汉语里，而且是不无道理
的。
从孔子的时代到上世纪末，中国思想家没有一个人有过到公海冒险的经历。如果我
们用现代标准看距离，孔子、孟子住的地方离海都不远，可是《论语》中孔子只有一次
提到海。他的话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仲
由是孔子弟子，以有勇闻名。据说仲由听了这句话很高兴。只是他的过分热心并没有博
得孔子喜欢，孔子却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同上）
孟子提到海的话，同样也简短。他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孟子·尽心上》）孟子一点也不比孔子强，孔子也只仅仅想到“浮于海”。生活在海
洋国家而周游各岛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力士多德该是多么不同！
中华民族的经济背景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哲学家不仅生活于不同的地理条件，也生活于不同的经济条件。
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甚至今天中国人口中从事农业的估计
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在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所以贯串在中国历史中、社
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在这样一种经济中，农业不仅在和平时期重要，在战争时期也一样重要。战国时期
（公元前480一前222年），许多方面和我们这个时代相似，当时中国分成许多封建王国，
每个国家都高度重视当时所谓的“耕战之术”。最后，七雄之一的秦国在耕战两方面都
获得优势。结果胜利地征服了其他各国，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
中国哲学家的社会、经济思想中，有他们所谓的“本”“末”之别。“本”指农业，
“末”指商业。区别本末的理由是，农业关系到生产，而商业只关系到交换。在能有交
换之前，必须先有生产。在农业国家里，农业是生产的主要形式，所以贯串在中国历史
中，社会、经济的理论、政策都是企图“重本轻末”。
从事末作的人，即商人，因此都受到轻视。社会有四个传统的阶级，即士、农、工、
商，商是其中最后最下的一个。士通常就是地主，农就是实际耕种土地的农民。在中国，
这是两种光荣的职业。一个家庭若能“耕读传家”，那是值得自豪的。“士”虽然本身
并不实际耕种土地，可是由于他们通常是地主、他们的命运也系于农业。收成的好坏意
昧着他们命运的好坏，所以他们对宇宙的反应，对生活的看法，在本质上就是“农”的
反应和看法。加上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就有表达能力，把实际耕种的“农”所感受而
自己不会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这种表达采取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的形式。
“上农”
公元前三世纪有一部各家哲学的撮要汇编《吕氏春秋》，其中一篇题为《上农》。
在这一篇里，对比了两种人的生活方式：从事“本”业的人即“农”的生活方式，和从
事“末”作的人即“商”的生活方式。农很朴实，所以容易使唤。他们孩子似的天真，
所以不自私。他们的财物很复杂，很难搬动，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他们也不弃家而逃。
另一方面，商的心肠坏，所以不听话。他们诡计多，所以很自私。他们的财产很简单，
容易转运，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他们总是逃往国外。这一篇由此断言，不仅在经济上农
业比商业重要，而且在生活方式上农也比商高尚。“上农”的道理也就在此。这一篇的
作者看出，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其经济背景的限制；他对农业的评价则又表明他本人受到
他自己时代经济背景的限制。
从《吕氏春秋》的这种观察，我们看出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道家和儒家的根源。
它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两者都表达了农的渴望和灵感，在方
式上各有不同而已。
“反者道之动”
在考虑这两家的不同之前，我们先且举出一个这两家都支持的理论。这个理论说，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就反向另一个极端；这就是说，
借用黑格尔的说法。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这是老子哲学的主要论点之一，
也是儒家所解释的《易经》的主要论点之一。这无疑是受到日月运行、四时相继的启发，
农为了进行他们自己的工作对这些变化必须特别注意。“易传”说：“寒往则暑来，暑
往则寒来。”（《系辞传》下）又说：“日盈则仄，月盈则食。”（《丰卦·辞》）这样的
运动叫做“复”。《复卦·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老子》也有相似的话：
“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
这个理论对于中华民族影响很大，对于中华民族在其悠久历史中胜利地克服所遭遇
的许多困难，贡献很大。由于相信这个理论。他们即使在繁荣昌盛时也保持谨慎，即使
在极其危险时也满怀希望。在前不久的战争中，这个思想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种心理武
器，所以哪怕是最黑暗的日子，绝大多数人还是怀着希望度过来了、这种希望表现在这
句话里：“黎明即将到来”。正是这种“信仰的意志”帮助中国人民度过了这场战争。
这个理论还为中庸之道提供了主要论据，中庸之道儒家的人赞成、道家的人也一样
赞成。“毋太过”历来是两家的格言。因为照两家所说，不及比太过好，不做比做得过
多好。因为太过和做得过多、就有适得其反的危险。
自然的理想化
道家和儒家不同，是因为它们所理性化的、或理论地表现小农的生活的方面不同。
小农的生活简朴，思想天真。从这个方面看问题，道家的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