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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财真的是身外物，我的一生对于这身外物看得不重，大难之后，虽然没有像不少朋友成为亿万富翁，但也没有什么短缺，反而有些守财奴钱虽多，但并买不到快乐。
从广州湾到郁林这段路很不好走，所过之处都是小村落，贫穷、落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中国农村的真面目。我们姐妹生于官宦之家，生活在北京、天津和香港，都是进步的城市，从来没有体验过中国的农村生活。我对中国农村的认识除了读过赛珍珠女士的《大地》和《龙子》之外，就是看过中国电影如《渔光曲》等等。我们现在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中国的贫穷，老百姓生活的艰苦，又沿途听到日军的残暴行动，而中国的军队虽然坚勇但武器不如日本，组织不如日本，加以日本空军又不分昼夜地狂炸，我真担心这个苦难的中国，苦难的老百姓能够支撑多久。唉，那时也想不了这么多，只有匆匆逃命。
第一个晚上落脚的地方已不记其名，那个下榻的旅馆就像中国章回小说的黑店，我们姐妹6人共得两张木板床，邱氏兄妹就只好和毕君挤到另一个角落去了。我们走了几近一天的路，累得有气无力，只想象头大睡。不料人还未躺下便觉一身奇痒难忍，揭开那张半灰白的床单一看，唉呀，全木板上尽是千千万万只虱子在爬动，用手一抹，全是血迹，这些虱子不知已吸饱了多少逃难人的鲜血。
我们只好和衣睡在泥地上，真是太累了，在泥地上也睡着了。第二天继续赶路。诗人说的“鸡声茅店月”很够诗意，逃难时偶尔听到鸡啼，但茅店月就无此心情去欣赏了。
逃亡的第八天我病了。是难民的通病，打摆子。这是由蚊虫传染的病，发烧头痛，一阵子热、一阵子冷，全身不断发抖。
人也随之衰弱而没有气力，虽然服食了一些随身带着的药片，但也不能马上见效。同行的不光是我们这一队人，大家要赶路，我也只好扶病而行，毕君找了两个脚夫，让我坐在滑杆上，勉强支撑着。真是祸不单行，过了两天我又得了痢疾，当然也是由食物或茶水那儿传染过来的，加上我体弱，没有抵抗力，我整个人都瘫了，无法再前行；我不但有点昏迷，而且肚子痛得厉害，真的不想活了。
我不想活的时候想起了留在香港的杨医生，我想他或许没有做完全错误的决定，这种日子是人过的吗？我想假如这就是自由区的后方，我真的不想活了。大家见我病得相当重，同意找个地方停留两天，找个医生。
我已记不清楚我们下脚的地方是个什么村落，只记得那儿的客栈都已住满了人，连床位都分不到一张。当地有一位商人是开鞭炮店的，他见我怪可怜的，毕君又拿了些钱给他。
他说他有两个空着的仓库，答应让我们住到他的仓库里去，并且找了些帆布床让我们睡觉。
住进仓库后，毕君和邱君设法去找医生和买药，那个地方哪有医生，只有郎中，他来把脉，给了我两贴中药，吩咐大姐煮给我喝。喝了药晚间肚子痛得更厉害，仓库内没有厕所，只好扶病到荒地上解决。晚上来往出入10多次之后我已没有气力了。在又热、蚊子又多的仓库里，我们靠数支蚊香来驱逐蚊子，仓库没有窗子，不通风，只好把门开着。我仍发着高烧，昏迷中，我知道大姐和毕君守在我身旁，我想我大概不久人世了，但我并不想死，我只有10多岁，我还没活够呢，虽然多灾多难，但我却不愿向死神投降。
我得为毕君活着，我得为我的姐妹活着。
半夜，我对毕君说：“你先走吧，我好了会跟着来。”他用手盖住我的双唇，不要我说话。大姐也在旁，她说：“你好好休息，你会好的，大家都等你。”
我泣不成声，大姐也在流泪。
好不容易到了第三天，不知道是那郎中的中药真灵，还是奇迹出现，我竟然热退病除，出了一身冷汗。大姐用热水替我抹脸抹身子。我除了感到虚弱外，不再打摆子了、也不再拉肚子。我口渴时只喝些开水。我起来了。
继续往桂林前进。
桂林是抗战时期的重要地区。广东桂系首脑白崇禧将军，后来做了副总统、代总统的辛宗仁，现在中国大陆做政协委员的程思远，当年做广西省主席的黄旭初都是广西人，桂林也是中美空军西南的大本营。
我们大伙儿在桂林租了一栋房子暂居，一方面从桂林打电报到美国和父亲联络，另一方面也等候学校开学的消息。
毕君和邱氏兄妹见我们大致安定了下来，也就和重庆联络上了。定了去重庆的日期。是大家各奔前程的时候了。
美国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受家父之托，在桂林找到了我们。在大后方昆明是十四航空队（即飞虎队）的大本营，其次是重庆、成都、西安、桂林、芷江……。来看我们的是两位陈纳德将军的副官，一位少校，一位上尉。两位洋人来叫门，把房东吓了一大跳，她又不会说英语，还好那位上尉会说几句中国话，他说：“陈小姐，我们找陈小姐。”这一来房东听懂了，赶着上楼喊我和姐姐。他们满头大汗，大概地方不好找，街坊的儿童和一些邻居围着他们那部吉普车，孩子们都说：“哈罗，哈罗！”那两个人也举起大拇指说：“顶好！顶好！”
他们首先交给我们一封父亲的亲笔信，然后又有一封十四航空队总部的手令，当然这是非常慎重的命使。他们非常有礼，我们请他们两人到楼上我们的住处坐坐。他们带来了好消息。他们带来父亲请陈纳德将军转交给我们的生活费，并说以后还会继续寄来。其次正如毕君所说，美国空军急需会说英语的护士和医生，十四航空队征求大姐的意愿，想不想到昆明或重庆的十四航空队医院工作，这当然是大姐求之不得的。对我们几位在学的女儿们，父亲要我们随着学校的迁移暂时就读，他的最后决定是请陈纳德将军设法把他的孩子们送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再乘船或军机去美国。
最兴奋的是大姐，她有了工作，而且是到美国空军的基地服务，她生活在美国华盛顿，是美国公民，有了这份工作，她又兴奋又骄傲，我们也替她欢喜。
这儿值得一提的是大姐的男朋友。那位当初不愿离开香港的华裔马来西亚医生不久又从香港追到桂林来找大姐，但大姐已离开桂林到重庆去了；他又千辛万苦地追踪到重庆，但大姐认为他虽多金却缺少勇气，对他很冷淡。这位痴情的医生一直守在中国，虽然后来大姐到了美国他仍在中国大后方工作，以便能和美国的大姐通讯（沦陷区不能通讯）。抗战胜利后他回到马来西亚，不久又再回到香港自设诊所，做得很成功。但大姐一直没有再和他联系，倒是后来六妹香桃婚后在香港工作并定居，还和他有往来。
毕君和我的一段情则不是三言两语的事，这其间有不少波折，也有不少误会。李商隐《凉思》一首：“客去波平槛，蝉休露满枝，永怀当此节，倚立自移时；北斗兼春远，南陵寓使迟，天涯占梦数，疑误有新知。”可以稍见当年双方的心境。他到滇缅公路去工作了，而我又随着学校东奔西跑，好不容易抗战最后一年跑到昆明，在中央社找到工作，而毕君又被调回重庆了，聚少离多，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
毕君对我采访美军消息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我只该采访教育文化消息。在昆明有多少教育和文化的新闻呢？而战地新闻，新闻局和报社都不准女记者去采访，认为太危险。记得有一次妇女组团到前线劳军，当然都由将领的夫人们做领队，那些将领夫人看见中央社派来的记者竟是梳了两条辫子的小女孩，就当着众人问我：“中央社就只你一个人来？没有派男记者？”我听了这话真是又气又恼，而且觉得这些娘子军太盛气凌人，但也不敢发作，只好回答说，“美军新闻都是我采访的，中央社认为各位夫人去劳军由我未报道更为得体。”后来我回去对总编辑说：“以后凡是那些妇女的新闻请不要再派我去了，她们自己是女人，却看不起女性。”
采访美军的新闻反而比较方便，我也感到胜任愉快。静宜大姐和妹妹们都由陈纳德将军安排由昆明飞印度，再由印度的加尔各答乘美国邮船到美国加州旧金山和父亲与继母在一起了。我没去，我留在中国，等待战争结束，因为我想将来从事新闻工作。在那个时刻完全没有出国的念头。1945年春就听到美军传说欧洲的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了，德军已在欧洲战场大撤退，盟军亦已收复了不少失地。美军已光复了菲律宾，亚洲的战事也很快会结束了。
美国十四航空队协助保卫大后方重庆和昆明，西审、西北地区日本飞机来袭时受到迎击，已经很少出现。我经常报道美军的消息，当然也窜到十四航空队的司令部，但和飞虎将军相熟、相识以至发生感情，都是抗战胜利后我们在上海重逢之后的事。在那些年代中国人对于异族通婚的事还是坚持非常保守的态度。
有一天十四航空队的一位官员送来一包衣物，是大姐从美国寄来的，托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送来给我，和来看望我的毕君刚好相遇。那位军官走后毕君一面吸烟，一面就教训我说：“美国人来援华我们当然感激，但有些家伙不但到处找女人，还居然到大学里去找女学生，太不像话了。”我听了这话很不是味道，就回答说：“他们对我都很客气，都很有礼貌。我每次去采访，他们常派车子接我，又送我回报社，很守规矩的。”毕君冷笑一声说，“他们哪敢对你不规矩，他们都知道‘老头儿’对你们姐妹多好，他们当然不敢妄想。”飞行员都是壮丁，大家喊50出头的陈纳德将军做老头儿，是尊敬而又亲切之称，但毕君这样称呼他似乎又别有用心了。
这也可以说是情变的导火线吧。
胜利来临时，我在昆明，毕君在贵州。8月，中央社要我去上海工作，那个地方有大新闻，而我又有幸得到美国空军的照顾乘坐军机去上海。我要到上海工作，也要去上海看望久别的外祖父母。我知道不少人都希望早日回家乡，但苦无办法，火车、柴油车、手推的轮车，甚至步行或乘坐小船、坐黄鱼车，这些我都尝过了。毕君希望我们一同回香港再作打算。他人在贵州，我在昆明，怎样聚合，聚合之后又如何去香港，这些问题都是我担心的，更何况若我不马上去上海，我大好的工作机会会被别人捷足先登，我不愿放弃的。
我爱毕君，但我还年轻，若去香港，再见他的父母，可否就会把两人的终身大事定了呢。在战乱中多灾多难地捱过了近4个年头，我要到上海痛痛快快地过我的青春。我告诉毕君我已决定乘军机去上海，他若来聚，我答应在上海等他。我告诉了他我外祖父母在上海的住址。我回忆到我们的初遇，我更不会忘记我们一同从香港逃入大后方那段辛苦的经历。但这次我也有我的选择，我刚过双十年华，我还想看看浪漫的世界。
毕君说：“有谁在上海等你？”我说：“没有，只有外祖父母。”我说的是真话。
毕君说：“我还想到英国或美国再多念点书，你也可以和我一道去。但你得和我在香港聚面，我们再商量。”
我想我欠他太多了，我在香港举目无亲，若到了美国还得投靠父亲和继母，那是我绝对不想做的，那是下下策。在抗战的洪流中我捱苦、捱饿都捱过来了，父亲不接济我因为我违反他的命令，但我也战胜了考验，我知道我能自食其力；但我没有资金到外国留学，我也不能靠毕君；他若出国留学当然得靠父母供应一切，我能靠别人长久的接济吗？虽然他爱我，但我能接受别人长远的资助吗？除非以身相许，但我还想要自自由由地活一下，我就是不认命。
毕君说：“那我们再会了，你好好照顾自己。”
我说：“我会的，你不用为我担心。”我说不下去，我已泣不成声。
1948年我们在上海再见面时，我已和陈纳德将军结婚。
为了上海虹桥的新房，为了民航公司在虹桥机场的停机楼，公司找来了一位建筑师——毕君，他拿着一个烟斗，比以前更成熟了，见到他我还有点初见他时的那点震荡。我们握手，他说：“你一点没变。”他说谎，我们都变了。他还握着我的手。
那些过去的事，就像昨夜的星辰，好像许久以前的梦；和着清亮无邪的记忆，和着哀怨，我将永生好好地收藏。
春秋岁月初识陈纳德
初识陈纳德
我是中央通讯社第一位女记者，因为40年代新闻机构还很保守，不愿女性作采访。1944年我在昆明加入中央社昆明分社时是试用，在编辑部做助理。我的工作是在晚上把所有来稿阅读后再加标题。因为在中学和大学多年来一直负责校刊编辑，因此对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驾轻就熟。
当年中央社昆明分社社长是陈叔通，总编辑是邵冀之。
我们在昆明的办公室靠近金碧路，我住的地方是西坝，那儿是高级住宅区，并非是我住得起的地方。因为要找一地栖身，所以应征做一家云南富户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替两个小男孩补习功课。这家人家的男主人抽鸦片烟，脸色苍白，真是满脸烟容；年纪不大，但显得衰老。女主人长得很标致，但教育水平甚低，说话时嗓音很高，有点刺耳。她对我很关心。我有自己的房间和浴室，和他们的住处有些隔离，就如北方的四合院，中间隔个院子。两个男孩子很淘气，不太用功，倒喜欢我为他们说故事。晚间我和他们一同吃晚饭，然后再到中央社上班。男主人睡得很晚，大概中午才起床，晚上吃饭时却会和大家在一起。他对我也很客气，还称我做老师，我还未到20岁已被称为老师，实在有点不好意思。但作为流亡学生能在云南的昆明找到一个舒服的栖身之地，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中央社虽有员工宿舍，也依规定配给我一个房间，但非常简陋，而且空气不好，我没有接受。
我入中央社后不久，省府的某个机构为了庆祝新年，送给中央社一部吉普车，指定由中央社员工摸彩、谁摸到幸福号码；吉普车就由得主领用。当年在战时的昆明有一部吉普车多神气，而且价钱也很惊人。我是幸运儿，摸到了头彩，但中央社总编辑却做了另一个不公平的决定——吉普车由全体采访员使用，司机和汽油由中央社负责，当然我个人没有钱雇用司机，也无法买到汽油，但我可以把吉普车转卖，大赚一笔。
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小职员，又是个女的，所以没权说话。吉普车被抢走了，根本没有人帮我抗议，若在今日，这种情况一定会被女权组织来个制裁。还好，我做晚间编辑工作不久就被升调到采访部，因为我会英语，因此顺理成章，被派到外事组采访美军的工作和中美空军共同抗日的一些消息。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9月，日本在南京向中国政府呈了投降书。8年的对日苦战终于告一段落。而我也被派到上海中央通讯社工作，因为当时中央社总社正急于复原，欲搬回南京，上海是个大分社，也需要人手，我被派到上海算是升级了，其他同仁还未有新任命，我是第一人。论资历，我是最浅的，但在复员的条件中，在交通便利这方面我占了便宜，因为在昆明的美军答应协助我乘坐美国的空军飞机直飞上海，那比乘坐火车，或是乘坐黄鱼车走公路要方便多了，而中央社上海分社正急于要采访记者，当然我就被选上了。
1945年5月陈纳德将军已离华回国，当然他知道战事已近尾声，但其中还有不少复杂的政府因素。他亲自告诉我，他会再回中国，我对他虽认识不深，却对他敬仰万分，因为他满腔热血，不远万里而来，到中国是为了协助中国训练贫乏的中国空军抵抗日本恶霸。几次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我见到他时，就觉得这个美国男人实在是一个好男人。我也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写了不少介绍陈纳德将军和美国飞虎队和十四航空队在华作战的系列报告新闻，深赞他对中国的援助，是有情义的。我想我们之间的遇合算是缘分吧。
1937年，陈纳德将军被邀来参战时，我还在香港念书，由于香港也被日军占领，我便辗转入大后方求学。后来又因为在昆明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采访美军战地新闻而得见陈纳德将军，而他又受我父亲之托照顾我们姐妹，所以父亲可以说是我们的介绍人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访问陈将军时，他的一名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