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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一下精神领域里的垄断。文化大革命期间很象历史上的“废除百家、独尊儒术”时代，可以说是我国思想禁锢最厉害的时期，精神垄断最酷烈的时期，其后果也是使文化艺术产品一片凋零。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思想文化战线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拨乱反正局面。电影戏剧作品从当年的八个样板戏走向了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批判“两个凡是”，是最大的思想方法反垄断，是最大的思想解放。由此带动了思想、文化艺术、新闻出版领域一片兴旺。
通过经济领域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垄断的最大后果是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创造性，经济产出被限制。思想、精神和文化被垄断的后果便是产品少得可怜。文革期间人们除了一遍又一遍地看八个样板戏之外，可以阅读和欣赏的书籍和电影也只有《阳光大道》、《艳阳天》、《青松岭》和《列宁在1918》等。知识的匮乏和禁闭整整损害了一代青年人。一切都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连数理化这样基本的中学教学内容也受到了抵制。大批教育部门和文化新闻部门的知识传播者受到了批斗和排斥。
改革开放之后，极左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被打破，文学艺术作品大批诞生，新闻出版机构不断增加，报刊杂志从几百家发展到几千家。人们可以获得的知识和信息内容大大增多，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中国人民摆脱了愚昧迷信的历史时期，这都是反垄断的结果，人民自发抵制的结果。通过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与垄断相对立的，是要求宽容、多元化和自由创新。没有这种精神，一个国家便不能经济昌盛，文化繁荣，国力富强，公民们便不能得到高质量的国民待遇。
总结起来看，为什么到了今天人们对行业和部门垄断如此敏感和反感？这是因为中国已在很大程度走入了市场经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都受到部门或行业垄断的直接影响，利益关系已经不象改革初期和吃大锅饭时那样模糊和含混。市场经济的最本质特征就是身份平等、公平竞争和利益均沾。因此，反垄断成为时代的焦点和最强音势所必然。
中国是个有悠久封建历史的国家，各种特权思想根深蒂固。特别是又经过了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做法已经与和平时期的要求严重不相符。例如，战争年代流行保密制度，事事都要先内部传达，再传向社会，有的消息干脆封锁起来。而和平年代的民主法制要求信息公开，信息透明。再如战争年代要求舆论工具管制，言论管制，由此形成了一大批党报党刊的特殊身份，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电视部。而在阶级斗争已经消失的和平年代，舆论传播媒体应该社会化，全民化，要有新的民办报纸，某些特权媒体不应再享受特殊的待遇。如果继续保持某些新闻媒体的特权，那就是一种不公平，就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群众就要有意见了。
特权便是垄断。要打破特权，消灭特权思想，不仅要深化经济领域的改革，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例如要以法治国，按法律办事，按人民群众的集体意愿办事，而不是以某个官员的个人意志办事。要打破少数人搞权力垄断，要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社会舆论监督，防止言论垄断。在任用企业管理者和选拔政府官员时，要实行公开竞争和考试选举制度，避免个人说了算。
中国是个刚刚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人民对这种经济的人文理念还很陌生。尽管今年人大会不少代表提出了反垄断法议案，但《反垄断法》何时出台还不可得知。总起来看，反垄断的核心从人文角度讲，是为了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公平地分配机会和财富；从经济角度讲便是更好地配置社会资源。目前，一些政府官员和某些管理部门打着入世的旗号，再次提出垄断的要求，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垄断必须是一种市场行为的自发组织结合，并且是在不抑制国内正常竞争的情况下进行的。
总之，全球经济一体化需要时间，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进步也需要时间。但反垄断是当今社会不可阻挡的潮流和方向。如果一个国家不打破层层垄断，那社会上就存在着种种不平等的现象。反垄断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使人民都获得平等的权力，消灭腐败和巨大的贫富差别。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向社会招考高级法官，这就是一种打破岗位垄断的表现。原来由上级指定的岗位现在由社会公平竞争代替了，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国民待遇提高的表现。
3，国家本位还是人本位？
国家垄断在汽车产业之所以迟迟难以打破，主要是背后的一种观念迟迟没有被反思，被矫正。这种观念就是建国后一直流行的国家至上观念，公有制崇拜观念。在这种观念影响之下，社会上才存在着所有制歧视现象。这种思想还渗透进国家宪法里，使我国的宪法充满了国家本位思想。
在这里我必须首先声明，国家是重要的，国家是一个地域内人民生活和工作的保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机构，便没有强大的国际地位以及应有的国际待遇。因此，从对外角度讲，一个国家的人民要极力维护自己国家的形象和国际地位。近代以来，中国就是因为国家孱弱，受尽了侮辱和侵略。正是这种原因，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捍卫国家的主权、尊严和形象。经过建国前几十年和建国后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实践证明，在我们党的努力下，中国的确建立起了强大的政府，政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些成果表现在抗美援朝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成功地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成功发动文化大革命，原子弹爆炸和导弹上天，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在不到20年的时间经济上翻两番。国家发挥作用的最近一例就是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中国获得团体金牌第三名，仅排在美国和俄国之后。这一成绩没有国家作强大后盾是不可能取得的。
但物极必反，政府强大了，既有利处，也有弊处。利处就是可以顺利地实施国家的意志，对外展示中华民族的实力。弊处就是越俎代庖，国家和政府担负了许多不应担负的职责，最后导致了低效率和压抑了生产力。
2001年7月1日上午，在党的80周年生日这一天，我被人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邀请去给浙江来的一个民营企业家学习班作报告。我尽量捡适合这些民营企业家需要的内容讲，譬如说城乡二元结构下导致的乡镇企业分散发展，这种分割怎样阻碍了资本和产业在地域上的集中，未来中国应当怎样发展，浙江企业的市场着眼点在哪里。我还从理念上讲了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怎么一回事。但正在我沿着这条思路往下延伸的时候，台下一位听者提意见要我按着我提供的提纲内容讲，譬如提纲中第一条内容：重大政策出台的背景。
我听了他的要求感到有点无奈。因为刚才两个小时讲的就是当前一些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今后某些政策可能出台的背景，怎么这位先生听不懂呢？他到底要听什么内容呢？我当时一时有点为难。
直到散会后，才明白了这位先生的要求。因为这时我才从会议材料上发现，这个名为“民营企业决策与管理”的高级研讨班，其举办单位是浙江省平阳县政府办公室，并不是人民大学管理学院，是由县政府组织并由一位副县长带队到北京来的，会上给我提要求的正是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也就是带队者。
这里就有差别了。政府官员和民营企业家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一个课堂里如果坐了这两种身份的人，那么思想可能就拧不到一块去。办公室主任更想听的是上方领导决策和旨意，更想听的是怎样管束民营企业的内容，而民营企业家们可能更想听的是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和思想，怎样摆脱管制和束缚，怎样更自由地发展。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政府仍然在抓经济，不仅如此，还在抓学习，甚至连民营企业的思想方法都要引导。在一些政府官员的意识和观念里，中国经济的发展好象完全是官员们的功劳，是领导者引领的功劳。就象《中国工商报》2001年6月29日的一篇文章所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非公经济健康成长”，言外之意还可以这样理解：没有政府官员就没有民营企业的健康成长。
实际上这些思想都是英雄创造历史的翻版。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批判过这种思想。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不是靠神仙皇帝，不是靠什么救世主。安徽小岗村农民自发分田到户是政府官员领导的吗？是党领导的吗？大批个体私营企业冲破封锁在近20年之内发展起来是官员的努力吗？建国之后，我国的非公经济民营经济为什么没有健康成长，不就是因为我党犯的错误吗？如果不犯那么多极左的错误，何至于建国30年之后再回过头来发展民营私营企业？我们党改正错误修正错误难道不应该吗？怎么能只看到党的政策的作用，而看不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导作用呢？
著名的浙江小商品城义乌市，小商品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就是因为大批城镇居民和农民自发地搞贩卖搞商品流通而发展起来的吗？是这些小商小贩冲破政府管理部门的抓堵而发展起来的，是一位女商贩被罚之后急了找县委书记说理而发展起来的。政府部门不作障碍，顺应了民意才有了义乌小商品城的今天。但今天我们在总结经验时怎么能把功劳都系在政府官员的头上？怎能把源动力归功于领导呢？这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
党是什么？党只能是人民群众的代表，是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党不能超越人民，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所以，今天我们的宣传语言要仔细斟酌一下再发表，不要闹出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事情来。1976年，我在崂山县赵家岭村农业学大寨工作组时，硬把农民的自留地都收归队里，连农民在自家院子里畦养地瓜芽子都认为是搞资本主义。这种极左的做法也是在搞领导，但这种领导的结果是什么，是贫困。因此，通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党应该汲取的一个基本的经验教训就是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顺应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使中国获得真正的发展。
改革20年来，民营经济已经占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民营企业已经在社会上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的思想、我们社会的观念也要不断转变，这就是从国家主义观转向人民主义观，从国家本位转向人民本位，从领袖崇拜向群众崇拜转变。但遗憾的是，由于长期的禁锢和灌输，我们党一度牢固树立地民本思想在建国后的经济建设中被淡漠了。直到今天，不管是在公共生活中还是私人生活中，随处可见“国家本位”和“党本位”。好象人都是为制度而活着，为国家为党而活着，公民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给的。当公民得到荣誉是要感谢政府，感谢党，当公民得到救济是要感谢政府感谢党。当公民取得成绩、有所发明创造是，要归功于政府归功于党。好象人民的一切、公民的权利都是国家给的，党给的，人民是为国家和党而活着的。实际上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认识。宪法学家李步云曾经写文章指出：“人不是为国家与法律而存在的，而是国家与法律为人而存在。”遗憾的是，在时代已经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上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水平上。
中国共产党的天下或者说政权是靠人民群众打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无数先烈们为了自由平等目标而英勇奋斗的结果。党的领导人在这其中是有作用的，但不能代替一切，不能超越人民的功绩，不能再搞个人迷信和崇拜，要摆正党的领导和人民力量的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的父亲从烟台八中投笔从戎，一起参加八路军的有8个爱国有志青年学生，但解放后，8个人中只有父亲一人活下来。我的一个堂伯在反扫荡时与日本鬼子在山头遭遇，激战之后，肚子被打破，肠子都流出来了，捂着肚子跑到一个老乡家里，最后死在那里。这个堂伯是烟台八中十分优秀的学生，有理想有抱负，如果没有战争爆发，他完全可以考入北大清华，成为更高级的人才。他的牺牲最令家人悲伤。小时候在老家时，姑姑们每念及这位伯父，都痛哭流涕。
人民是最伟大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成功的政治是顺应民心，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可惜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小民大君思想至今仍在社会中残留，人民的地位始终没有被摆正。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想甚至渗透到立法和法律之中，使我们国家的宪法至今都存在着与现实相去甚远的感觉。请大家打开我国宪法的第一章总纲，看看国家在这里担负了多少社会功能：
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
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国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
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
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
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
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
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
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
……
在这一章里，充眼所见几乎全是国家，尊重人民的思想几乎看不到。宪法的确应规定国家的作用和职责范围，但在这一章里，国家的作用大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其所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青天”政治思想。国家真能管得过来这么多吗？实际上是不能的，建国后5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国家不能当救世主。但面对这样一部宪法，我们所看到的只有国家的功能、国家至上主义以及国家全能观念。全能的国家思想在我们的宪法中体现到了极至。在这部宪法中很难找到人民的作用，更难找到人民的地位。难道人民群众都是群氓吗？一切都要依赖国家吗？坦率地说，多少是一个有群众意识和公民权利的人都不会如此漠视人民，我们的宪法确实是到了认真修改的时候。
著名的宪法学专家李步云同志曾撰文指出，社会主义法治有十个标志，它们是：法制完备、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衡、法律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正当和党要守法。关于主权在民，李先生写道：“主权在民是主权在君的对立物，是现代民主的核心和基础，因而也应是现代法治的灵魂。”＇见1999年5月19日〈中国改革报〉6版，＇ 时到如今，我们应当好好反思一下什么是国家，什么是人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