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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主张治理国家要靠除掉人们的欲望的人，这是无法引导人们的欲望，反而被欲望困住了的人。凡主张治好国家要靠减少人们的欲望的人，这是没有办法节制欲望反而被太多欲望困住了的人。有欲望跟没有欲望，是不同类的，这是有生命之物与无生命之物的区别，而和国家的治和乱没有关系。欲望的多和少，是不同类的，是情的多少问题，而和国家的治和乱没有关系。欲望并不是因为有可能实现才产生的，但追求欲望的人总是从可能实现的方面去努力。欲望并不是因为有可能实现才产生的，它是生来就有的；追求欲望的人从可能实行的方面去努力，是受心支配的。人生来就有的单纯的欲望，受内心的多种想法所制约，所以很难和天生的欲望相同了。人最强烈的欲望是要活着，人最厌恶的是死亡。然而有人放弃生存而去求死的，并不是不想活着而想死，而是因为当时不可以偷生而应当去死。所以欲望非常强烈而没有付诸行动，是因为心制止了行动。心正好符合道理的，那么欲望即使多，与治国又有什么妨碍呢？欲望不强烈而行动超过了它，这是心支配了行动。心里认为可做的却不符合道理，那么欲望即使少，又怎么能阻止国家的混乱呢？所以国家治与乱的关键在于内心所认为对的是否符合道理，而不在于欲望的多少。不从关键方面寻找国家治乱的原因，而从与国家治乱没有关系的方面去寻找，虽然自以为找到了，实际上是丢失了。
性，是自然生成的；情，是性的实质；欲望，是情对外物的感应。认为自己的欲望是可以达到的而去追求它，这是人情所不可避免的。认为自己的欲望是对的而去实现它，这是人的智慧所必然要求的。所以虽然是看门人，也不可能没有欲望，这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虽然是天子，欲望也不可能完全满足。欲望虽然不可能完全满足，却可以得到大部分满足，欲望虽然不可以排除，对欲望的追求却是可以节制的。所想得到的虽不能完全满足，追求欲望的人还可以大部分得到满足；欲望虽不可以排除，如果所追求的得不到，想满足欲望的人就会节制追求。掌握礼法的人，条件允许就尽可能满足欲望，条件不允许又能够节制欲望，天下没有比这种做法更好的了。
大凡人没有不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而抛弃自己认为不对的事的。明白了没有比“道”更好的，却不遵从“道”，这样的人是没有的。假如有人想往南走，不管路多么远也要去；假如有人不想往北走，不管路多么近也不去。哪能因为往南走没有尽头就掉转南行的方向而向北走呢？人对自己所喜爱的，再多也不嫌多，对所厌恶的，再少也不要。哪能因为欲望不能完全满足就放弃努力而去追求所讨厌的东西呢？所以欲望符合道理而去满足它，哪能因为欲望增多就天下混乱了呢？欲望不符合道理的就抛弃它，哪能因为欲望减少就安定了呢？所以明智的人只讲欲望是否符合于道就可以了，而各家邪说的宣传就自然消亡了。
大凡有人所求取他所希望得到的，往往不能完全得到；有人所抛弃他所厌恶的，往往不能完全去掉。所以人无论什么行动，都不能没有一杆衡量的“秤”。秤不准，虽然挂上重物，反而会仰起来，而人就误以为是轻物；或者挂上轻物，却低了下去，人就误以为这是重物，这是人对轻重产生迷惑的原因。衡量人行为的秤不准，祸害就会包含在欲望中，而人却认为这是幸福；或者幸福包含在他所厌恶的事情中，而人却认为这是灾祸，这也是人对祸福产生迷惑的原因。道，是从古到今衡量一切事物最准确的标准；离开道而凭自己的内心来选择，就不知道祸与福隐伏在什么地方了。
交换，用一个东西换一个东西，人们说：“这没有多得，也没有吃亏。”用一个东西换两个东西，人们说这没有吃亏而是多得了。用两个东西换一个，人们说这没有多得而是吃亏了。会计算的人愿意以少换多，会谋略的人却按照自己认定正确的去交换。用两个换一个，人们都不愿这样做，因为明白数量的多少。依照道去行事，就像用一个东西去换两个东西，哪里会吃亏呢？离开正道而依自己的想法选择，就像用两个东西换一个东西一样，有什么好处呢？积累多年的美好愿望，去换来一时的满足，可是却有人这样做，是因为他太不明白其中数量的关系了。
我又曾深入地观察到一个隐蔽而不易觉察的道理：内心轻视道理而又不看重财物的人也是没有的；一味看重财物而内心无忧虑的人是没有的。行动背离道理而不遇到危险的人是没有的；遇到危险而内心不害怕的人也是没有的。内心忧虑害怕，就是嘴边吃着肉，也尝不出滋味；耳朵听着钟鼓之乐，也不觉得悦耳；眼睛看着华丽的服饰，也不觉得美丽；穿着轻暖的衣服，躺在平坦的席子上也不觉得舒适。所以享受了万物的好处却不能感到快乐，即使暂时感到快乐，而忧虑害怕的心情还是不能排除。所以享受万物的好处却忧虑重重，兼得了万物的利益却隐藏了很大的灾祸。这样的人，他追求财物，目的是养生还是损寿？本想满足欲望却放纵了性情，本想怡情养性却危害了身体，本想保持快乐却损伤了内心，本想提高名声却败坏了品行。这样的人，即使封了侯，当了君王，也与盗贼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乘着轩车，戴着礼帽，也与砍掉双脚的人没有什么不同。这就叫做让外物役使自己。
内心平静愉快，就是看到极平常的颜色，也很悦目；就是听到极平常的声音，也很悦耳；就是粗茶淡饭也很可口；就是穿着粗布衣、粗麻鞋，也很合体；就是住着狭小的屋子，用着芦苇帘子、稻草垫子、破旧的桌凳，也可以养身。所以，没有享受万物的好处却可以保持快乐，没有权势爵位却可以保持名声，让这样的人管理天下，那他必然为天下操劳多，他个人的享乐少，这就叫做尊重自己而役使万物。
没有根据的言论，没有见过的行为，没有听说过的计谋，君子都要慎重对待。
十一、性恶
主旨
对于人性的不同认识，是战国时代学术界争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荀子持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都是“恶”的。荀子从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欲望两个方面出发进行了论证。在他看来，人有善良的表现是后天人为努力的结果，从而强调了教育和环境影响对人的道德观念形成的作用，也强调了人应当努力去改造自己的自然本性。既然人本性是恶的，那么顺着它自然发展，就会“争夺生而辞让亡”，导致社会混乱。因此，荀子进一步提出了必须在政治上“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的主张。荀子的这些主张，对推动社会前进是有积极意义的。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故枸木必将待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恣睢】任意放纵。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孟子曰：“今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曰：若是则过矣。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使夫资朴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故曰目明而耳聪也。
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①【埏埴】音shānzhí，揉黏土。
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①而为器，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斫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
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心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势，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然则生而已，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然则性而已，则悖乱在己。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矣。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今当试去君上之势，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岂不过甚矣哉！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故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直木不待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将待栝烝矫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始出于治、合于善也。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问者曰：“礼义积伪者，是人之性，故圣人能生之也。”应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则瓦埴岂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斫木而生器，然则器木岂工人之性也哉！夫圣人之于礼义也，辟则陶埏而生之也；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今将以礼义积伪为人之性邪？然则有曷贵尧、禹，曷贵君子矣哉！凡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亦犹陶埏而为之也。用此观之，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性也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贪利争夺。故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天非私曾、骞、孝己而外众人也；然而曾、骞、孝己独厚于孝之实，而全于孝之名者，何也？以綦于礼义故也。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文者，何也？以秦人从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
“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以仁义法正为固无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则唯禹不知仁义法正，不能仁义法正也。将使涂之人固无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而固无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邪？然则涂之人也，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义，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今不然。涂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则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其在涂之人明矣。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法正之可知可能之理，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伏术【伏术】指遵循礼义法度。
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
曰：“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则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尝有能遍行天下者也。夫工、匠、农、贾，未尝不可以相为事也，然而未尝能相为事也。用此观之，然则可以为，未必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其不可以相为明矣。
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问焉！”唯贤者为不然。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是圣人之知也。少言则径而省，论而法，若佚之以绳，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滔，其行也悖，其举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齐给便敏而无类，杂能旁魄而无用，析速粹孰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论曲直，以期胜人为意，是役夫之知也。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