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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我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班，继续念书。选择古典文学专业，是父亲的建议。我父亲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他认为要做好主持人，文学的底子要深厚。
这时候，我有着大把的时间，充沛的精力，我所能做的，就是丰富自己，提升自身的素质。读书，健身，看碟，成为我生活的主要内容。还有一件事，就是攻读英语。当时，杨澜、袁鸣等一批有留学背景的主持人，英语水平都比较高，而在上海这样一个开放的城市，英语也是一个工具。我每周都去上英语课，还特意请了英语教师，那段时间英语水平迅速提高。虽然没有用武之地，但我时刻准备着。要知道，书到用时方恨少，要临时抱佛脚就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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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眷顾有准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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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上海卫视的运作逐渐走入正轨，开始自制节目了。《从星开始》是我重新启动的一个信号，从此，台里开办的几档节目，都由我来主持，是啊，人都闲了这么久，好像是要给我补偿。
《从星开始》是文化名人访谈节目，我很快进入状态，节目的收视率不断攀升。每逢春节、五一、十一等节假日的大型节目，几乎成了我的专场，大型节目主持经验也不断积累。特别是上海卫视与悉尼歌剧院合作的《上海悉尼歌剧盛典》，我所有的一切积累都用上了，一点儿也没有浪费。我是用英语主持的，双语的优势凸显出来。
2000年是我在上海卫视收获的一年。我把自己《从星开始》的一期节目和歌剧盛典节目的录像带剪辑出来，寄到了金话筒奖评委会。
在2001年“金话筒奖”评选中，那一盘录像带获得了评委的全票通过。
人生的这一段行程，我并没有刻意设计，船到桥头自然直，当时我就是顺水推舟，走过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驿站。
但这时候，我已不是那个“没心没肺”快乐无忧的小姑娘。我在心里酝酿着新的突围。
做了六年节目，轻车熟路，信手拈来，这一切，都让我失去了最初的兴奋。而父母，则催着我谈婚论嫁。
何去何从？去北京发展？出国深造？我有些举棋不定。
在江苏常州市红星大剧院领完了“金话筒奖”，我就把它束之高阁，一切又要从零开始了。
我甚至在新东方学校报了英语培训班，准备出国考试。
但恰在这时候，我接到了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李欣打来的电话。李欣告诉我，央视为筹办西部频道，正在向全国招聘主持人。
我并不知道，命运的力量来自何方。
原来，在我两年前参加金话筒评奖的时候，我曾给诸多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互相打探：这个女孩子是哪儿的？而作为评委之一的尹力，当时的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副主任，也格外看好我。
时过两年，当他负责筹办西部频道的时候，便特意推荐了我。
我面临着又一次命运的抉择。又是一个新的频道，而更大的诱惑是：中央电视台。不管是不是新频道，不管是不是我几乎没有任何了解的西部，我还是更看重央视抛出的橄榄枝。
来到北京试镜，自然，成绩相当不错，我成为《魅力12》的主持人。
那时候，上海的栏目还在继续，我像几位同在上海和北京两边主持的海派上持人一样，当起了空中飞人。
2002年的初春，我来到北京，一头扎到了演播室。那时候，我对北京的气候还不适应，没想到北京的春天那么冷，我穿着单薄的衣服，穿越到北京的南城录像。每天录像十多个小时，一录就是几天。白天录完像，晚上还要查资料，背稿子，整天足不出户。一旦进棚，我就进入了一种封闭的录影状态，非常亢奋，乐此不疲。在北京，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知道西单、王府井，只知道梅地亚和中央电视台影视之家。
很快，我开始喜欢上了北京。我喜欢吃面食，酷爱北京的饺子、面条和大饼，影视之家的伙食非常对我的胃口。
后来，《魅力12》的制片人告诉我：这档节目在西部频道最被认可，领导希望我能留在西部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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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人生再次归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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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上海梦，已无悬念。
我的父母也快到了退休的年龄。按照他们的计划，女儿已在上海落脚，买了房添了车，他们二老希望退休后回上海和我一起生活。回上海，也是他们大半生在外地漂泊的一个归宿。可是，我又要飞走了。
我可能是“驿命”吧，从小到大，没有在一座城市超过6年。
本来，在上海和北京两地跑，也并非两全其美之策，上海觉得不安心，北京也觉得不踏实。但现在，重新选择，一切归零，我一时难以决定。
在上海，我有稳定的收入，舒适的生活。为什么还要选择不确定的生活？
但，有梦就要飞翔。
我的父母深明大义，他们知道对于主持人来说，中央电视台和上海是完全不同的舞台。父亲对我说：三十岁还是人生的开始。
是的，我必须做出一个决定，一个我将来不会后悔的决定。
那意味着，我一切要把自己清零，重新去打拼。
人在得到一些东西之后，往往会变得胆小，患得患失。不去北京可以吗？在上海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是自己内心的追求吗？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2002年底，我打点好行装，离开了上海。虽然，我在上海有房有车有“粉丝”，可是，我必须放弃。
在北京，我什么也没有。临时租的房子，暂住证，随身携带的衣物。还有，就是飞翔的梦。
那是最难熬的日子。举目无亲，除了节目组的人，一个朋友也没有。所以，那时候我特别热衷于邀请节目组的同事们一起吃饭。
上海还是常来常往，一个月要飞回去一次，逛逛自己熟悉的商场、书店，回来的时候总是满载而归。
当时，我还游离于央视之外，因为台里办公用房紧张，节目组在台附近另租了办公室和演播室，也没有办理进台的证件，所以，我很少到台里，那座高矗的大楼似乎离我非常遥远。但，我有一种强烈的想了解北京的愿望。
没有录像的时候，我就去八达岭长城、故宫、颐和园，认识北京的东西南北。
渐渐地，我认识了赵忠祥、吴郁、徐晶等电视界前辈，他们给了我很宝贵的建议，而我也在气质、语言、临场感觉等方面越来越圆熟。
到了2004年初，音乐频道开播，戏曲音乐部主任郎昆策划了一个古典音乐晚会。他想起了当年合作过、如今“漂泊”在北京的那个上海女孩儿。他一直关注着我，于是，音乐频道的开播特别节目上，主持人就是朱军和我。
我抓住了每一次机会，不辜负每一次对我的选择。虽然当时我并没有一下子被广大的观众熟悉，知名度也没有火，但台里各部门的领导，以他们特有的敏锐，发现了我的潜质。踞足而欲跃，展翅而欲翔，我相信，在央视，这样的机会迟早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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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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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即将开锣，文艺中心主任朱彤希望启用一位新人做女主持人。他曾经看过我主持的节目，印象比较深刻，于是把我作为这个大型系列节目的候选人。因为要连续播出30多场，是文艺中心的重点节目，为了稳妥，他要找我谈谈。
要做这么大的节目，是我职业生涯中前所未所的。领导要接见，至关重要啊。可是早晨一下楼，我懵了：天上灰蒙蒙（加水旁），下着雨，出租车一辆接一辆，但个个满载，左等右等，就是没有空车。我心急如焚，真恨不难长上翅膀飞到台里。第一次见领导，总不能一副狼狈、邋塌的样子吧？再说，迟到了也很不礼貌啊。我迅速冲进对面的小店，买了一把雨伞，又冲到大街上，“抢”到一辆出租车，终于在超过约定时间10分钟的时候，赶到了台里。
和领导谈完话，走出大楼，天空居然一扫阴霾，放晴了。我觉得自己的心情也和天一样晴空万里，心里欢呼雀跃，走路都蹦蹦跳跳。全国青年歌手大赛不仅是央视文艺中心的重点节目，也为全国观众所瞩目，连续30多场现场直播，太让我兴奋了！默默的努力之中，好像有上天眷顾，我抑制不住兴奋，马上给妈妈打了电话：“有好多场直播晚会找我来了！”这样，我的关系也从西部频道转到文艺中心。
30多场连续直播的全国青年歌手大赛，是我第一次担纲的重头大戏。工作量大，每天连轴转；心理压力大，场场都是3小时的直播。但我仿佛越是有压力越是兴奋，人一站在台上，就两眼放光，神采飞扬。晚上10点半结束直播后，先等领导开“大会”，拿出意见，再跟着导演、策划人员一起开“小会”，总结本场节目得失，讨论各工种安排，布置下一场录像，我还要和出题的专家一道道核对题目。开完会每每到夜里三四点，一直到回家，我还沉浸在节目的兴奋之中，琢磨自己的表现，温习现场要考歌手的题目。每一场我都要求自己一丝不苟。实际上我是一个苛求自己，追求完美的人。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又要到台里参加播出前的协调会，彩排，化妆，再直播。
周而复始，所有的人都觉得我工作强度太大，太辛苦，可我竟乐此不疲，每天都精神百倍，斗志昂扬。我是憋了一股劲，从1994当主持人，十年了，这30多场直播，我感觉是：过瘾！
终于有了机会，要用自己的百倍努力，回报给了我机会的领导，导演，我不愿意他们失望，内心充满了感恩。
全国青年歌手大赛让许多观众认识了我，而经过了这次火力集中的直播，我也成熟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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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蛾扑火般痴迷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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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沉迷于工作，追求事业的女人是美丽的。我生活当中所有的快乐、所有的满足感、所有的幸福感几乎都是在舞台上获取的；当舞台上的灯光亮起的时候；当镜头对准你；当无数双眼睛看着你的时候；那一刻特别的欣慰。一旦离开这个环境；生活的一切都变得好像不那么重要了；我可以素面朝天出门；随便吃一点东西；每天能够睡上几个小时；就会精力百倍。我狂热地迷恋从一个舞台到另一个舞台的感觉，已经到了像飞蛾扑火一样的狂热。我的外表给人感觉是稳重，但我内心深处的那种力量却生生不息。仿佛生命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一刻。我喜欢这种压力之后的完美释放，即使精力到达极限。
2004年是我最丰收的一年。大致算了一下，这一年我做了130多场晚会，包括10多期《综艺大观》，就像穿上了红舞鞋，乐此不疲地工作着。
《综艺大观》曾经是一个星光璀璨的栏目，历任主持人曾经有倪萍、周涛等。我曾是这个栏目的忠实观众，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竟然会成为它的主持人。幸运地进了《综艺大观》，成为它的最后一棒主持人。而更为幸运的是，随着文艺中心的改版，由《综艺大观》脱胎换骨的《欢乐中国行》，气势如虹，火爆异常。它风靡全国各地，我也通过激荡欢乐塑造自己百变魅力女郎的形象。
从此，《中国欢乐行》成了我最恋的家。有了这个家，我再没有漂泊的感觉，不再恐慌，我知道，只要自己努力，用心去做，就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华和奔放的激情。
在《欢乐中国行》现场，当录发出《跟我出发》的邀请，当我唱着“和我一起尽情欢乐，准备好了吗？跟着我一起向快乐出发；从此什么都不怕；跟着我背着音乐的行囊；现在就出发”，欢乐的行程便由此展开。闪光灯、彩色的纸礼花、人们狂热的呼喊和掌声，都应和着我心中的无限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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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让我笑得很“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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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央视两年多，我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虽然2004年我做了130多场晚会，但主持春节晚会，没有想过。一天，我突然接到春晚剧组一位导演的短信，通知我参加春晚主持人的会。我感到很意外：难道，自己真的入选了？外界的一些传闻自己也听到了，可是，并没有领导通知我。我将信将疑地回电话给那位导演，确认自己成为春晚主持人。
想起当年和父母一起在电视机旁看春晚守岁，我不禁笑了。现在，我就在站在春晚的舞台上了。
春晚主会场还有三位主持人：李咏、朱军、周涛。他们三人都多次主持春晚，不用说，早都举重若轻了。在我眼里，这个舞台是神圣的，对于初次在春晚亮相，我没有经验，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一切顺利。
彩排就要开始了。我的搭档们都淡定自若，谈笑风生，只有我，心里慌慌的，心里如同揣着一窝小老鼠，忒闹心。东张张西望望，一会儿去楼道里走走，一会儿到化妆间看看，唯恐有什么地方落空。终于，该上场了。我随着央视一号演播厅的舞台升出地台，依然惴惴不安，心跳得厉害。悄悄地左顾右盼，人家都一副大家风范，丝毫没有紧张。
彩排一共有七次，直到走了三四次场，我终于找到了感觉。这个舞台，虽然我不熟悉，但主持节目的临场经验还是不少的，春晚，对主持人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荣誉，一种认可。
也许，站在春晚的舞台上，就够了。不需要太多的话语，也不需要太多表现，只要表达出内心的快乐，喜悦，就成功了一半。
在晚会上的表现，我知道，应该是得体的，没有出现任何纰漏，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零点钟声过后，晚会快结束了，我特别兴奋，问朱军，问李咏、再问周涛，晚会完了去干吗？朱军说我家有一帮朋友等着我，周涛说我爸妈在家等我呢，李咏说我跟我媳妇已经买好了去度假的机票了。那一刻我有点不知所措。我全心全意地准备春晚，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安排。接下来我要一个人去面对一个人的寂寞，忽然间有一点点害怕。
回到家，我为自己煮了速冻饺子。边吃边看四套的重播，看得心放下了，踏实了。虽然曾是梦中的舞台，虽然第一次站在上边，也可以做到如此恰如其分。我觉得自己的笑容很“过年”，所以，速冻饺子的味道也感觉相当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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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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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得知我的年夜饭是在家独自煮速冻饺子，热心的观众不禁怜香惜玉，有的阿姨写信，让我一定到她的家里尝尝她亲手包的饺子，有的要给我当月老，为我牵线搭桥。其实，我明白，生活就是一种选择，不可能面面俱到，事事如意。我也期待着爱情，父母更是一催再催。我特别喜欢王安忆的小说《米尼》中所描述的人生场景：人生像一列行进中的火车，当它穿过燧道的时候，在黑暗中，看不到前方的路，而当它从燧道中穿出，一切豁然开朗的时候，已将至终点。人生只有两种态度，要么当机立断，要么顺其自然。工作上我可以当机立断，但在感情上只能顺其自然。我妈妈说：你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的确，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当舞台的灯熄了，便淡淡的有一种渴望。呵，有时候，真的好想谈恋爱，只是我再没有精力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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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至少有一个小时的阅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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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工作再忙，每天都会保证一个小时的阅读时间，关于读书，我的“名言”是———假如我几天不读书，我会感觉像一个人几天不洗澡那样难受；读书，能让人学会思考，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安静下来；读书让我很快乐。
我读中学时，母亲在每年寒暑假都给我开列书单，所以类似《红楼梦》、《基督山伯爵》、《简爱》、《茶花女》等国内外名著，我中学时代早都看过了。《三联生活周刊》我订了都快十年了，《书屋》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杂志。
阅读是我的睡前的必修课。我必须有自己的空间。让阅读屏敝喧嚣，让自己的心空明澄碧。然后，我会再充实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我养成了自己的作息规律。每天都是十一二点才结束工作回家，还沉浸在工作的兴奋之中。打开音乐，一个人发呆。让音乐将浮躁洗尽。然后上网浏览新闻，大事小事轶闻趣谈。到了一两点，心静下来，便是我的阅读时间，总有一两个小时，而睡觉的时间就要到清晨三四点。这是我的生物钟。
人的每阶段都有不同的恐惧，不自知而已。6岁，我惧怕强迫自己洗碗的严厉父亲；17岁，我惧怕想念一个人的疯狂；27岁，我惧怕患得患失，惧怕“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今，我在台上从容展现万风采千，而在半夜，还是会莫名惊醒，惧怕熟悉的舞台终要消失，惧怕自己疯狂追求极致——所以，我的前进动力是恐惧。
我依然恐惧。因为绽放绚丽的不仅是舞台。我想，每一天，都不应该草草地度过——它们是那些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