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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七年级时开始热衷于爵士乐。那个时期流行大乐队（DigBand），我和几个朋友每个周末都去听大乐队演奏，通常我只是听听音乐而不跳舞。我的爵士舞跳得很不错，我曾去阿伦敦的帝国舞厅和宾夕法尼亚州波茨敦的阳溪舞厅跳舞。赚了钱以后，我也溜进纽约的宾夕法尼亚旅馆或庞普登路上的草溪夜总会去玩。那段时间音乐就是我的生命，我订了热门音乐杂志，而且知道每一个主要乐队成员的名字。
那时我开始吹萨克斯管，我甚至被学校乐队找去当第一喇叭手，但我为了“政治”放弃了音乐。我希望在七年级和八年级当班长，结果如愿以偿。
我在九年级的时候竞选全校学生会主席，我的好友吉米当我的竞选经理。他极聪明，为我设立了竞选组织。结果我获得压倒性胜利，我实在太兴奋了，得意忘形，觉得自己是个人物。
然而选上以后我就与选民疏远了。我自以为高人一等而且开始神气起来，我那时还未学到沟通比一切都重要。
结果第二学期我就落选了，这对我打击很大。我为了学生会而放弃音乐，但却忘了友善对待别人，使得我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了。这给我在关于领导方面上了重要的一课。
尽管我参加了许多课外活动，但我毕业时仍在全年级900多人中名列第12名。父亲的反应是：“你为什么没考第一？”由此可见他对我的期望多么高，听他说话的口气，你会以为我留级了。
在我念大学以前，我在阅读、写作和公开演讲等方面已有坚实的基础。如果有好的老师教导加上自己专心学习，具备这些技能可以使你前程远大。
后来我的孩子问我选择课程的事，我总劝她们把文学根底打好，虽然我知道学习历史的重要性，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去记那些与南北战争有关的时间和地点，最重要的是培养阅读和写作能力。
未曾参战的内疚
在我念高三的时候，日本突然袭击了珍珠港。罗斯福总统的演讲使我们都义愤填膺，一夜之间美国被惊醒，整个国家都团结起来。从那次危机中，我懂得了：唯有大难当前才会使人团结。
1941年12月，我和当时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迫不及待地想入伍保卫祖国。非常有趣的是，几乎致我死亡的病可能也救了我的性命。我的体格被评为戊等缓役，使我不能参加空军。虽然我身体状况甚佳，但陆军也不要有过风湿热病的人。我并不觉得自己有病，一两年后我为了买人寿保险做首次身体检查，医生对我说：“你这个健康的年轻人为什么没有到海外作战？”
我的大部分同学都被征召入伍，许多人战死了。我们这批十七八岁的1942年毕业班同学入伍受完训后，就横渡大西洋赴欧作战，在那里德国人正痛击我们。现在我有时翻阅高中毕业纪念册，也不禁悲伤地摇头叹息，实在很难置信那些阿伦敦高中毕业生为了保卫民主而战死沙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不同，年轻的读者可能无法完全了解那种国家最需要你而你却无法尽力的内疚感。那时大家的爱国心高到极点，我最想当飞行员，驾驶轰炸机到德国对希特勒和德军轰炸报仇。
在战时被缓役是件不光彩的事，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个二等公民。我的大部分好友和亲戚都去和德国人打仗去了，我觉得仿佛自己是美国唯一没有参战的年轻人，所以我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埋首苦读。
那时我已表现出对工程的兴趣，我也开始注意以工科著名的大学。我最向往的是普渡大学，我申请奖学金结果没成，令我大失所望。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和利哈伊大学也都有一流的工学院，我最后选了利哈伊大学，因为它离我阿伦敦的家开车仅需半小时，我可以不用离家太远。
第二章学生时代（4）
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的利哈伊大学像是伯利恒钢铁公司的附属学校，冶金系和化工系是世界一流的。利哈伊大学对大一新生的要求就像新兵训练营一样严格，如果到大二结束不能保持高水准的成绩，学校就会很客气地要求你走人。
专心读书，尽兴玩乐
我一周上6天课，其中统计课在周六早上8点上课。许多人不及格，而我得了A，不是因为我统计特别好，而是我每周准时上课，而许多同学却因周五夜晚狂欢过度而酣睡未起。
这并不是说我上大学时从不玩乐。我喜欢稍微胡闹一下，也去看足球赛，参加啤酒聚会。我也去纽约和费城，在那里我交了几个女朋友。
随着战事日渐激烈，我没有心情混日子。我从小就懂得一放学先做完作业，晚餐以后再出去玩。到我进大学的时候，我知道如何专心致志地学习，不受收音机和其他干扰。我通常会对自己说：“往后的3个小时我专心读书，3个小时一过我就把功课丢到一边去看电影。”
排列处理事务的先后顺序和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并不是在哈佛商学院可以学到的，那些生活中基本的良好习惯必须靠自己培养。假如你想在企业界或任何行业成功，能专心并且充分利用时间非常重要。从上大学以后，我总是在周一到周五非常努力，而尽量留下周末给家人或娱乐。除了真有急事以外，我很少在周五晚上、周六和周日工作。一到周日晚上我会再度抖擞精神，开始计划下周的工作目标。这些基本上就是我在大学培养出来的习惯。
令我很惊讶的是很多人缺乏运用时间的能力。这些年来我碰到许多高级经理骄傲地对我说：“去年我工作非常努力，没有任何休假。”我很想回答说：“你这个傻瓜，你是说你有能力负责一个8000万美元的计划，却不能在一年里计划两个星期的休假陪家人出去玩玩吗？”
我在大学所学的另一个管理时间的方法就是依事情的重要性排定优先顺序，然后倾全力从最重要的开始做起。譬如说我明天有5堂课加上一个口试，而且我希望能有好的表现，我就必须准备。任何希望成为企业界骄子的人都必须懂得做事的优先次序。当然学校和企业界对时间安排的要求不同，读书的时候我只要计划一个晚上要做哪些事，而在企业界必须预想到3个月到3年该做的事。
我觉得正确的想法和习惯必须在人生早期培养，否则必是积习难改。排列处理事务的先后顺序和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并不是在哈佛商学院可以学到的，学校教育固然可以传道授业，但那些生活中基本的良好习惯必须靠自己培养。
我在大学时能专心向学并非完全是自发的，其实我很幸运，那个时候越来越多的同学被征召入伍，班上的人越来越少，通常教一班50个人的老师，现在指导一个5人的研讨会，这使我受到了一流的教导。
小班制的教育下，每个人都会受到充分的注意，教授可以对每个人说：“告诉我你为什么不会做那道机器设计题，我会想办法让你了解。”正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受到了一流的大学训练。在战后，由于受《退伍军人复原法案》的影响，一个班可能一下变成70人，在那样的状况下我可能学不到在小班时所学知识的一半。
来自父亲的压力
同时，来自父亲的压力也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就像典型的移民家庭一样，父母对能够幸运上大学的小孩抱着很高的期望，以此来补偿他们未能上学的遗憾。我有责任去充分利用他们所未能享有的机会，所以我必须得全年级第一名。但说时容易做时难，第一个学期尤其艰辛。当时我没有获得院长奖，父亲立即追究原因，他很难理解：这孩子在高中表现很聪颖，而且毕业时名列前茅，为什么几个月以后变得这么差？他认为我耽于游乐而荒废学业。我无法使他相信大学和高中截然不同，在利哈伊大学每个人都很优秀，否则他们根本进不去。
我大一的时候物理几乎不及格，教授伯格曼先生是维也纳移民，他的口音太重，我几乎听不懂他的话。他是个了不起的学者，但对大一新生缺乏耐心，很不幸，他的课是机械工程系的必修课。
第二章学生时代（5）
尽管我这门课学得不好，但我和伯格曼先生倒相处得很好。我们曾在校园里一起散步，他告诉我物理学最近的发展。他对原子分裂特别感兴趣，那时原子分裂仍是纯假设而已。我完全外行，对于他讲的东西我也是似懂非懂，能了解个大概就是了。
伯格曼先生有点神秘，每星期他都匆匆下课，然后离开校园，一直到下周一才见人影。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个秘密，其实我既然知道他的兴趣，早就该猜到他的行踪——他利用每个周末在纽约进行“曼哈顿计划”（ManhattanProject），换句话说，伯格曼不在利哈伊教学的时候就在进行制造原子弹的工作。
尽管我和伯格曼教授有亲密的师生之谊，但我的大一物理还是拿了个D，那是我在利哈伊最差的一科成绩。我在高中数学很好，但却对大学的高等微积分和微分方程缺乏基础，所以读起来很吃力。
最后我学乖了，从机械工程系转到工业工程系，不久成绩也开始改善。大四我不再修高等流体力学和热力学而转修商业课程，如劳工问题、统计和会计。这些课我修得很好，拿了全A的成绩。我的目标是争取学业优等奖毕业，4年总平均分要在35以上，结果我的成绩是353。有人说这一代的年轻人非常具有竞争性，他们该看看我们那个时候是多么用功。
除了工程和商业课程，我还在利哈伊修了4年的普通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我绝不是开玩笑，这几门课可能是我大学最有价值的课程。我在企业界与人相处所运用的心理学原理比所有我学过的工程课程对我的帮助都大。
如何识人非常重要，因为经理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正确聘用合适的人。有一门课我们一周必须花3个下午和晚上在离校园5英里外的精神病院里上，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精神病患者——忧郁症、分裂症、虐待狂等。
马不停蹄
在精神病房里上的这门课的重点就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基本模式。那个人做那件事的动机是什么？这个女人的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桑米为什么会逃跑？裘已经50岁了为什么还像小孩子一样？我们的期末考试是将一群新的病人交给我们，我们必须在几分钟内给病患做出一个诊断分析报告。
这种训练使我能很快了解一个人。如今我只需要一次见面的机会就能八九不离十地了解一个人。如何识人非常重要，因为经理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正确聘用合适的人。
但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一次短暂的工作面谈就能看得出来的：一是他是否懒惰，其次是他是否有良好的判断力。当我们决定是否要录用一个人的时候，无法利用可靠的质量分析来判定他是否有干劲，是否机智。我希望能发明一种可以侦测这些特质的机器，因为一个男人成熟不成熟的分界就在这里。
我连续8个学期马不停蹄地修完课程，完成了我在利哈伊的学位，没有休过暑假。我很希望听从爸爸的劝告去休假，享受一点鸟语花香的时光。但战火正炽，我的朋友正在海外作战，甚至为国捐躯，所以我必须全力以赴。
除了功课以外，我也参与许多课外活动，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参与校报工作。我的第一个职务是采访记者，访问一位利用木炭做动力，制造出一部小汽车的教授（这当然是在能源危机以前）。我想我写得不错，因为我的稿子被美联社采用，在成百的报纸上转载。
由于那篇采访稿的成功，我成为版面设计编辑，不久我就发现编辑才是报业的真正权力所在。许多年后我读到一本书，里面提到有位编辑曾说任何报纸最重要的人物并不是社论版的主编，而是标题和版面设计的主编。
早在做版面设计编辑的时候，我就很快了解了许多人并不看报纸内容，而只看大标题和副标题，也就是说大标题或副标题的执笔者可以对读者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我必须依据可使用的版面大小来决定文稿的长短，我掌握生杀大权，时常为了插入广告而删减一篇很好的文章。我也学会了如何使用明智的大小标题来编排那些记者们的稿件。许多年后，我自己也被全美最有名的报纸和杂志的标题主编编排。真是不入一行不懂一行。
第二章学生时代（6）
福特汽车情结
在我毕业之前，我就想为福特汽车公司工作。我开过一辆破烂的1938年出厂的60马力福特车，这使我对福特汽车公司产生兴趣。我开这部车爬山的时候，不止一次会感到换挡不顺，差点出事。在福特汽车公司总部的主管显然以为将V8引擎改为只有60马力的引擎能更省油。如果这种车只在像艾奥瓦州一样平坦的地方开，这个主意倒还不错，但在起伏的山路上却不成。
我常开玩笑对我的朋友说：“他们需要我，造出这么差劲的汽车的公司一定需要帮助。”
在那个时候有部福特汽车是搞懂汽车的最佳方式。战时所有的汽车公司都忙于制造武器，而不制造新车，即使是汽车零件也很稀少，只能在黑市或报废汽车场找到。假如那时你很幸运地拥有一辆车，你就得学会如何好好保养它。战时车辆非常缺乏，我毕业时把这辆车以450美元卖掉，而我父亲买的时候只花了250美元，转手之间我赚了不少。
在我的大学时代，一加仑汽油只卖13美分。但由于战争的缘故，汽油十分短缺。因为是学工程的学生，国家发给我一张C卡，意思是我所修的课对赢得战争非常重要。（其实天知道！）这虽然比不上像在海外作战这么英勇爱国，至少这也是个光荣的象征，代表我未来会对国家有所贡献。
大学四年级那年春天，工程师非常缺乏，我有大约20个工作的机会，事实上我想去哪一家做事都可以。
但我还是喜欢汽车而且希望为福特工作，我和该公司负责招聘的古哈特先生约定了一个见面的机会。他驾驶一辆马克Ⅰ型车向校园开来。这是一辆像是特别定制的林肯大陆型汽车，那辆车真是冲昏了我的头，望它一眼，再闻一闻皮制的车内装潢所散发出来的香味，就足以使我愿意一辈子为福特效命。
福特当时的聘用政策是访问50所大学，在每个学校里挑选一个人，我始终觉得这个政策不太高明。假如牛顿和爱因斯坦是同学，那福特就只能用其中之一。我在利哈伊的应试者中脱颖而出，当时我真是高兴得有如飞上九霄云外。
毕业后在工作之前，我和父母到新泽西州去度了一个短假。在那里我接到学校毕业生就业办公室主任来的信，她附上了一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奖学金的资料，奖学金包括学费、书籍费用和零用钱。
她告诉我每年只有两个人能获得这项奖学金并且建议我去申请。她说：“我知道你不打算读研究生，但这个机会似乎很有利。”我写信问普林斯顿大学要详细资料，他们回信向我索取成绩单，接着我就得到了华莱士纪念奖学金。
到普林斯顿校园看了一眼后我就决定去念了。我想有个硕士学位不会妨碍我的事业发展。突然间我有了两个绝佳的机会，我打电话给古哈特先生，告诉他我的情况。他说：“假如普林斯顿大学给你奖学金，你绝对应该去读这个硕士，我们会保留你的位置直到你毕业。”这正是我期盼的答复，我当时真是欣喜万分。
硕士毕业进入福特
普林斯顿是个令人愉快的学习的地方，比起利哈伊紧张的功课，这里算很轻松。
除了主修外，我选了政治课和一门新课——塑胶。由于战争，和利哈伊一样，普林斯顿的师生人数比例也很高。我的一位教授莫迪先生是举世知名的流体力学权威，他参与过许多大水坝兴建计划，而我们班只有4个人上他的课。
有一天我去听爱因斯坦的演讲，我听不太懂，但只要看到他就很兴奋了。我们研究院离爱因斯坦执教的高等研究院不远，我时常看他走过。
我有三学期的时间写硕士论文，但因为我急于去福特工作，两个学期就写完了。我的研究计划是设计和手制一个流体动力仪。我和指导教授合制了一个，然后和通用汽车公司捐赠的引擎连接起来，我做了各种试验，完成了我的论文，把它用皮封面装订了起来，我感到万分骄傲。
那时在福特汽车公司的古哈特先生被征召入伍。我在普林斯顿时居然愚蠢地忘记与他保持联络，更糟的是我也没有他的书面同意书。等我从普林斯顿毕业时，福特汽车公司根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