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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哟。我这一辈子也真是的，年轻时给我的老高往农场送被褥，老了给我的丫头往看守所送被褥。这真是的，她爸爸给她安排到干部部多吃香的位置，她倒好，要去工务段当个书记。我就不赞成女人去做啥领导，好好过个家就行了。你看这下不玩完了吗，家也丢了，人也坐了牢。”高阿姨啜啜不休地说。
周朴实完全能够理解她的心情，但他也只能劝说她“高阿姨，这事不是着急能解决的，说不定事情还没那么严重。”
“小周呀，你是干公安的。你看她这事能判刑吗？”高阿姨说。
“这我可说不好，她这案子是由反贪局办的。”周朴实说。
高秀芬的父亲推门进来，周朴实礼貌地站起来，风儿也随之站着。
高阿姨起身说：“老头子回来了。”她指着周朴实“这是秀芬在公安处预审科的同学，小周。”指着风儿“这是？”
周朴实看了看风儿说：“我朋友。”
风儿雪白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高阿姨说：“看这丫头长的多水灵，小周真是有福气。”
周朴实握着高秀芬父亲伸来的手说：“高处长你好。”
“坐、坐。”高处长让周朴实和风儿坐下后，自己在他们对面单人沙发上坐下说：“你在公安处那个单位？”
“我在预审科工作，昨天晚上到监所里巡视时看到高秀芬才知道这事。她要家里送套被褥，还要我跟你传个话，要你为她活动活动。”周朴实说。
“她还说过什么？”高处长说。
“我问了她一下，她这次是直接逮捕进来的，是因为倒卖钢轨的钱在支出上说不清。监所里安有监视器，我不好跟她说的太多。但她不知道，她还想和我多说一点，我没有理会她，为此，她可能会生我的气。”周朴实说。
“我听说你们预审科是专门搞案件的，你对秀芬这事怎么看？”高处长说。
“高秀芬这案件是由检察院的反贪局办理，所以我不太了解案情。从她是直接被逮捕这方面来看，说明反贪局已经掌握了她的主要证据，也就是说她已经够罪了。从她说卖钢轨的钱一部分支出在工务经费上，另一部分支出在应酬上。但支出在应酬上的这笔钱她说‘说不清，也不能说清’这方面来看，倒卖钢轨应该是不是问题的问题，咱们分局各工务段都在以不同借口和不同形式在卖钢轨，这和主管领导的默认分不开的。如果要追究她的刑事责任就会牵涉更多的人。依我看主要追究的是她在应酬支出上的问题，在‘说不清和不能说清’上。”周朴实说。
“怎么讲。”高处长说“你抽香烟吗，自己拿。我不抽香烟。”
周朴实不好意思拿烟抽。他说：“依我的分析；‘说不清。’很可能是自己用了这笔钱或是某个领导让她用于某项额外的开资上，但这领导人现在否认这事，又无旁证而说不清。‘不能说清。’有可能是把这笔钱送给某个重要的领导，或者是自己完全贪污了。”
高处长亲自为周朴实递上一支香烟，说：“你能不能向她问清楚这笔钱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可能做的到，最好是让她的律师向她讲明法理，让她自己拿出主意。如果你在反贪局有关系的话最好。”周朴实说。
高处长谨慎地说：“一般来说反贪局办的案件都是经过铁路分局党委点了头的，即使不是这样我也不会在反贪局那里插手，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秀芬自己做的事由她自己承担，谢谢你的关心。”
“老高呀！这事你可不能不管。”高阿姨说。
周朴实听他说话的意思已经明白这次来的使命应该结束了，他身为一名处长决不会轻易地暴露思想的。便站起来说：“高处长。我想我应该走了。”
“再坐一会吧，吃了晚饭再走。”高阿姨说。
“不啦，阿姨。改日吧。”周朴实拉着风儿的手走向门口。
高处长起身跟在他们俩的身后，等周朴实开门后才说：“慢走啊。”
“您留步。”周朴实拉着风儿走下楼。
风儿挽着周朴实的胳膊走出门道后说：“她爸爸这人语言很少，看上去挺谨慎的。”
“多新鲜，混到他这位置上的人怎么能在咱们这俩个小人物面前轻易地暴露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呢。”周朴实说。
“你说他会为他的女儿活动吗？”风儿说。
“天底下做父母的没有一个不为自己儿女奉献的，只不过是看天下做父母的能力而已。”周朴实说。
“这么肯定。”风儿说。
“等你做了母亲以后就知道了。”周朴实说。
“那你说像她这种情况怎么样活动才好？”风儿说。
“一是要看他和办案单位的关系如何？这就体现了办案单位具体办案人员的作为和不作为。”周朴实说。
“怎么个讲法？”风儿说。
“你这口气倒像是高处长的口气。”周朴实笑了笑说“如果一个案件要认真地侦查到底的话，会把一个犯罪嫌疑人剥得体无完肤。如果只侦查到一定程度为止，放弃线索，人为地查不清线索，有意识地让线索混乱，那么这个案件就会是一个不完整的案件，就会使犯罪嫌疑人得不到相应的打击，甚至会让这个案件流产。”
“二是什么呢？”风儿说。
“二是要看分局党委的意见，最重要的是主要领导人的意见，它能左右一个案件侦查工作的方针和原则。可以让一个案件搞的彻底一些，也可以让一个案件搞的浮浅一些。我想高秀芬的案子决不仅仅是她个人所为，一定牵涉到其它领导人，不会是那么简单的案件。如果是她个人的贪欲所为那就另当别论了。”
“那亚莉姐姐的事你不是也找了关系了吗？我觉得她挺委倔的。”风儿说。
“她的情况又不一样，公安局治安科‘刑事专案组’的主要目的不在打击上，而是为了搞钱。再说我是一个小人物，没面子搬动他们的领导人，只指望老刘找具体办案人员能有多大作用。况且后来是亚莉自己放弃保证金的权力。”周朴实说。
“我学习法律教课书时觉得好枯燥好乏味的，听你这么讲我觉得好深奥好复杂呀。”风儿说。
“这就要去理解法理学，法制史，法律关系，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社会学的概念很大，它包括时代问题，在这个时代的政权组织形式以及在这个形式下人们活动规范的准则。在这个活动准则里具体反映在经济基础和思想文化领域，同时体现出一定的道德水准。这个‘水准’有它的历史因素所决定，这要讲起来太深奥了，我也讲不好，只是有一点感悟而已，不要把法律平等看的太绝对了。那样就会没有时代感了。”周朴实说。
“好啦，别再讲这些大的概念了，我听起来就乏糊涂。不过我还是搞不清卖铁路钢轨够不够罪的问题？”风儿说。
“应该准确的说；卖废旧铁路钢轨。”周朴实说。
“那你说够罪不够罪？”风儿说。
“按理说够罪。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是够罪的，涉嫌扰乱市场罪。因为铁道部明确规定工务部门对旧轨料只有使用权和管理权，没有买卖权。这是构成本罪的前提。”周朴实说。
“那为什么不追究这个责任呢？”风儿说。
“我也想知道，可惜我没有机会涉及此事。”周朴实说
“你在办案的过程中有没有‘作为和不作为’现象？”风儿望着他说。周朴实没有回头正视她，但他已感受到了她认真的目光在盯着他看，他犹豫地低下头走着，不知道该怎样回答风儿这个问题。风儿又说“有，是不是。有人找你来说情你就没了原则，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不对。”
“我想每一个办案人都会有这种现象的。”周朴实解释道。
“你就不会做到没有这种现象吗？你知道我今天为啥要跟你来吗？”风儿站住说“你也应该懂得这是执法犯法。”
“有些事情是领导的意见，我只不过是个具体办事的人。”周朴实继续辩护着。
“你也别太小看我啦，我能预料的到，某领导示意一下，或点个头，或讲出个大概的意思让你领会。但他就是不明确地说明。一但出了问题全是你的责任，谁来证明是领导人的指意呢？实际上我早就听出来高秀芬话中‘说不清，也不能说清’的意思。你说你在哪个案子上办了人情案？”风儿生气时脸胀的通红。
周朴实惊讶地看着风儿，他想不到这个一向被自己视为小丫头片子的姑娘一下子变成一个大姐姐了，能把问题看的这么透彻，并且还在教训他。他矜持地站在原地不知道如何是好。
风儿看见他穷窘的样子，知道自己把话的重了一些。于是把紧绷起的面部肌肉松和下来继续向前走着，样子变的温柔起来。
她挽着他的胳膊走了一会说：“其实我是怕你出事，咱们过的平凡一些，穷一点，苦一点都行。你说是吗？”
周朴实沉默起来，他一直为私自扣下郑重成的证据材料而心感不安，今天风儿说的这些话又使他更加的不安。可他面对风儿只能保持沉默，他不想让风儿和自己一样提心吊胆的。
他带着风儿走出分局干部家属住宅区，走向路口，穿越街道向回家路上相反的方向走去。
风儿拽住他的胳膊说：“你迷啦，咱们家应该从这边走呀。”
“我知道。”周朴实说。
“你想去哪？”风儿说。
“我想带你到家具市场去看看。”周朴实用那支没有被她拽住的手抚摸着她的肩膀说。
“我不想去。”风儿说。
“咱们结婚总该买套新家具才对。”周朴实说。
“我不想买新家具，那样会给你增加压力的。再说你和亚莉姐姐结婚时用的家具才一年多，本来就是新的。”风儿说。
“那不行，太对不起你了。”周朴实说。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就对的起我。那些东西就等咱们环境好一些再说吧。”风儿站的离周朴实更近一些说。
“咱们总该买点啥才好。”周朴实说。
“你不是已经给我买了戒指了吗？我已经知足了，现在我只想和你照一张婚纱像。”风儿说。
“哪我就带你到照相馆去。”周朴实说。
第九章 囚歌
汉水铁路分局检察院起诉科助理检察员郭建国受理了周朴实办理的《李克明、林秋妹故意杀人》案件的起诉意见。他认真地阅读完案卷宗以后认为案件中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一是李克明和林秋妹把作案时用的木棍、绳索和床单扔到装煤车厢上没有取证；二是李克明主动供述了学校主管印刷厂总务科胡科长涉嫌贪污罪及各有关业务来往单位都有不同程度的贪污现象，本案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查证工作。如果查证的话，李克明具备一定的立功条件；三是刘小梅兄弟伤害污辱林秋妹的行为涉嫌猥亵妇女罪，但本案未能对此追究刘氏兄弟的刑事责任。
周朴实从事预审工作和检察院起诉科打交道这几年间已经深刻地掌握了检察院的深浅。检察院的人马是自一九八一年从各个站段抽调组建的队伍，他们没有一个是科班出生，只会坐在办公室阅读案卷或提审在押人犯，没有几个有具体侦查办案取证能力的人。他们不象公安机关的刑警队、预审科那样常年深入一线侦察、侦查和调查取证得到了相对充分的锻炼。因而养成堕性、脱离实际的思维方式。他有时候在想；如果预审科的人马取代起诉科的人马，或预审科的工作方式取代起诉科的工作方式，那么全部案件的质量会高的多，舞弊的现象会减少许多。在他看来，起诉科全班人马七个人当中唯独郭建国的业务能力强一些。而他受理的是《李克明、林秋妹》的案件，为此，他的心情轻松了许多。因为《张长岗、肖志清、武进、郑重成》的案件一定会被一个大笨蛋受理，这使他蒙蔽过关减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郭建国走进预审科大办公室坐定以后和往常与周朴实讨论案件的态度一样。他说：“伙计，案件中有几个问题呀？”
“说。”周朴实胸有成竹。
“一个问题是李克明没有如实地供述呀。”郭建国说。
“喝水吗？”周朴实说。
“带的有。”郭建国说。
“搞一支。”周朴实递给他一支香烟说“我也不能行刑副供呀，有证据能够左证嘛。”
“第二个问题是李克明、林秋妹用来抬尸体的木棍、绳子、床单扔在了煤车上，你们没有取证呀。”郭建国点燃香烟说。
“案发一个多月后才破案，就是查到装煤车的到站地，那煤车也早就卸光了，况且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未意外，能取到这个证据就不现实了吗。”周朴实为他的杯子倒上水说。
“第三个问题是李克明主动供述了那个胡科长有贪污行为，你们为什么不查一查？”郭建国说。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不明白，这不属于我们的管辖权。”周朴实满不在乎地说。
“哪你们也应该发涵嘛。”郭建国说。
“我早就给他们南山市纪委发过涵了，到现在也没反映。我看不行的话你们检察院再发一个涵。”周朴实说。
“我看他们和印刷厂有业务关系的单位都有问题，这不都乱套了。”郭建国说。
“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企业倒闭，你老婆怎么能不下岗呢？你们坐在上层机关的就知道大惊小怪。这年头我都快要看麻啦，见怪不怪才对。”周朴实笑了笑说。
“你可是党员啊，可不能麻。”郭建国说。
“我发了涵就尽到了我的责任了，我还能咋办？只有这么点能力嘛。”周朴实说。
“第四个问题就是漏罪问题，刘小梅两兄弟污辱林秋妹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追究刑事责任？”郭建国把最重要的问题放在后面讲。这使周朴实不得不严肃对待。
“这个问题我们早就做了认真地考虑，为此我们还专门去了一趟南山市刘家庄找刘来福、刘来贵兄弟作了调查，这两人态度还行，能够程认这事，问题是证据不充分。比如说犯罪地的问题，现场目击证人的问题。另外案发时间过的太长，调查取证比较难。我们只好考虑把相关案情的复印件交给南山市刑警队，由他们立案侦查最好。但这事后来也是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反映。”周朴实说。
“反正你是总有理，我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你都能拿出理由堵我。”郭建国说。
“这的确是实事求是的，我堵你干嘛，没这个必要吗。不行的话你可以亲自去查一下。”周朴实说。
“嗨！别提这，我们科长彭大嘴一再强调我们原则上不出差。”郭建国一向对他的领导有反感，所以被着科长的面就称其为大嘴。
“不出差怎么能办好案呢？怎么能查清案件事实真相呢？”周朴实说。
“院里也是这样要求的。”郭建国说。
“唉，我的另外一个案子谁在接手？”周朴实打探道。
“哪个案子？”郭建国问。
“张长岗、肖志清、武进、郑重成团伙盗窃案。”周朴实说。
“彭大嘴亲自接了。”郭建国说。
彭大嘴原名彭昌浩，因为有一张特别大的嘴，人们习惯地称其为大嘴，去年他晋升为科长以后迫使人们不得不在背后称呼大嘴这个雅号。他天生一副近视眼，使他过早地戴上了一副眼镜。有人说世界上最不会画漫画的人都能画好他的漫画，因为只要画好一副眼镜，再钩出一张镶满金牙的大嘴就行了。
郭建国走后，张文革科长进来又在周朴实的办公桌上扔下两本案卷，周朴实礼貌地站起来目送他走出办公室后才坐下来。他看着卷宗扉页上写的《范涛、马建国、刘青海、吴小刚、许家平、谢仓银绑架案》字样，便随意地翻开几页并无心细看。他在想彭大嘴来了会不会像郭建国这样好打发走。按理说蒙彭大嘴要比蒙郭建国好蒙的多，但他此刻的心里是虚的。因为在《李克明、林秋妹》的案子里毕竟没有什么大的原则问题，大不了是洗了一回桑拿浴。好在南山市纪律检察委员会并不重视他寄去的信，即使重视，他们所调查的目的也绝对不会落到这个细节上，不会千里迢迢里反馈到汉水来吧。他想到这里又感觉到桑拿浴的事没了把握，他的心更加虚了起来。而郑成的事情是原则上的事，是违法，是犯罪行为。他触犯了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之规定，涉嫌徇情枉法罪。为此，他的心情开始恐惧了。
坐在他对面的内勤随意地说了一句：“又接新案子了？”
“可不是。”他猛惊吓地说，好在内勤埋头忙于写着什么东西才没有察觉到他的反常，他又说“干不完的活呀。”
内勤忙的再也没有讲话了，而他再也没有心情看案卷了。他给内勤扔了一支香烟过去，内勤捡起香烟放在嘴上站起来点燃说：“手都木了，真想和你们一起办案子，我这一天到晚不知道操的是啥心，早晚没闲着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