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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候人们常常谈起“长官意志”，我在去年发表的《随想录》中也讲了我对“长官意志”的看法。我认为长官当然有长官的意志。长官的意志也可能常常是正确的。长官也做报告，发表文章。这些报告和文章中所表达的就是长官的意志，而且它们大都是人们学习的材料。我没有理由盲目反对任何长官的意志，可是我无法按照别人的意志写作，哪怕是长官的意志。我有过一些奇怪的经历。五十年代有一份杂志的编辑来向我组稿，要我写一篇报道一位劳动模范的文章，人是编辑同志指定的，是一位技术员，编辑同志给了我一些材料，又陪我去采访他一次。我写好文章，自己看看，平平常常，毫无可取之处，但是到期又不能不把稿子送出去。结果文章不曾在杂志上刊出，编辑同志不好意思退稿，就把文章转给一份日报发表了。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编辑的“意志”并不错，错在我按照别人的意志写作。当时我也为这种事情感到苦恼，但是我总摆脱不了它。为什么呢？大概是编辑同志们的组稿技巧常常征服了我吧。这位去了那位来，仿佛组稿的人都是雄辩家，而且都是为一个伟大目标服务的。我无法拒绝他们的要求，也可能是我的思想不解放。我总以为过去所作所为全是个人奋斗、为自己，现在能照刊物的需要办事，就是开始为人民服务。这种想法，我今天觉得很古怪，可是当时我的确这样想、这样做，在“文革”的头三年中我甚至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传达室工作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因此我只好经常暗中背诵但丁的诗篇，想象自己就站在阿刻龙特（Acheronte）河岸上，等着白头发的卡隆（Caron）把我当做“邪恶的鬼魂”渡过去。① 真是一场但丁式的噩梦啊！
现在大梦已醒，我不再想望在传达室里度过幸福的晚年了。我还是要写作，而且要更勤奋地写作。不用说，我要讲我自己心里的话，表达我自己的意志。有人劝我下笔时小心谨慎，头伸得长些，耳朵放得尖些，多听听行情，多看看风向，说是这样可以少惹是非，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九十。好意可感，让我来试一下，也算是一种探索吧。但这是为聪明人安排的路。我这个无才、无能的人能走吗？
二月二十九日
友谊
《随想》第四十在《大公报》发表后，我就放下笔访问日本。我在日本朋友中间生活了十六天，日子过得愉快，也过得有意义；看得多，也学到不少；同朋友们谈得多，也谈得融洽。人们说“友情浓于酒”，我这次才明白它的意义，我缺乏海量，因此我经常陶醉，重要的感觉就是心里暖和，心情舒畅。我忘不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我到东京后不久，日本电视台安排小说家水上勉先生同我在新大谷饭店的花园里对谈。对谈从上午九点开始。那是一个很好的晴天，但忽然刮起了风。我们坐在园子里晒太阳，起初相当舒适，后来风大了，负责接待我们的清水正夫先生几次到园子里来，可是他只能站在线外，因为我们正在谈话，录像的工作正在进行。他几次仰头看看风向，匆匆地走了，过一会又跑回来望望我，伸起手辨辨风向，似乎急得没有办法。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可是我不能对他讲话，我的膝上盖着大衣，还是他先前给我送来的，我没有把大衣穿在身上，只是因为我不愿意打断我们的对谈，即使风吹过来我感到凉意，却也可以对付过去。这一个上午的对谈并不曾使我受凉，见到清水先生我还笑他像一位善于呼风唤雨的法师，后来听说他当天晚上在事务局（接待办公室）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是既然有风就不该安排在园子里举行对谈。我二十五年前就认识清水先生，当时他带着松山芭蕾舞团第一次访华，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舞剧《白毛女》，以后在东京和上海我都见过他，可是少有交谈的机会。他是有名的建筑师，又是松山芭蕾舞团的团长，这一次他领导事务局的工作，成天陪同我们活动，就同我相熟了。他和其他在事务局工作的朋友一样，从清早忙到深夜，任劳任怨。他究竟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
我再说第二件事：主人作了安排，要我在东京朝日讲堂里宣读一篇讲稿，题目是《文学生活五十年》，规定的时间是四十分钟。我在上海家中写好一篇七千字的讲稿，在北京请人译成日文，一起带到东京。讲演会在四月四日举行，前一天晚上，事务局的朋友建议请作家丰田正子女士在会上念译文。丰田女士是亡友江马修的夫人，也在事务局工作，她一口答应下来。为了念得流畅，取得更好的效果，她熬了一个通宵把译文重新抄写一遍。她又是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友谊！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不少，我也不想在这里列举了。在一次招待会上我讲过这样的话：“当中国作家由于种种原因保持沉默的时候，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水上勉先生和开高健先生却先后站出来为他们的中国朋友鸣冤叫屈，用淡淡的几笔勾画出一个正直善良的作家的形象，替老舍先生恢复了名誉。……我从日本作家那里学到了交朋友，爱护朋友的道理。”这决不是说过就忘记的“外交辞令”，我讲的是简单的事实。他们都是为了什么呢？
每天我睡得晚，想得多，我需要解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我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我对朋友们讲真话，讲心里的话。我虽然是一个感情不外露的东方人，可是谁触动了我最深的感情，我就掏出自己的心交给他。究竟为了什么？我一直在想。我想得多，但不是想得苦。我越想越是感到心里充实，越想越是觉得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掏出了自己的心，我并不感到空虚，因为我换来了朋友的心。我感到我有两倍的勇气，有两倍的力量。究竟由于什么？我得到回答了：由于友谊。
在日本访问的十六天中我流过两次眼泪，第一次是在羽田机场，我们离开东京去广岛，同朋友们握手告别，一位在事务局工作的年轻姑娘忽然哭出一声，泪珠滚滚地落下，这个时候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另一次在长崎机场，我们结束了访问从那里动身回国，西园寺公一先生从横滨赶来送行，他的腿关节有毛病，拄着手杖陪我们到机场，我走出候机室的时候，最后一次向着站在平台上的朋友们挥手，忽然看见了西园寺先生、清水先生和其他几位朋友的眼泪，我真想转过身跑回去拥抱他们。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却无声地哭了。我含着泪水上了飞机。我感谢这样的眼泪，它们像春天的雨灌溉了我干枯的心灵，培养了友谊，培养了人间最美好的感情。
从长崎到上海只需要一个半小时，访问结束了，但是友谊将继续发展，流传到子孙万代，即使我的生命很快化为尘土，我那颗火热的心仍然在朋友们中间燃烧。我们的友谊决不会有结束的时候。
四月二十四日
春蚕
我在中国“文坛”上混了五十几年，看样子今后还要混下去，一直到我向人世举行“告别宴会”为止。我在三十年代就一再声明我只是一名“客串”，准备随时搁笔，可是我言行不能一致，始终捏住我那枝秃笔不放，无怪乎后来激起了“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公愤”，他们将我“打翻在地，踏上一脚”，要叫我“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的确把我赶出了文坛。我自己没有办到的事他们办到了，这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吧。但可惜不多久“四人帮”及其爪牙们忽然无踪无影，我说不出他们躲到哪里去了，不过我知道有不少的人真想一口一口地咬他们身上的肉。
由于读者们的宽大，我又回到了文坛。我拿起了被夺去十年的笔，而且参加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阔别十七载的友好邻邦。对日本朋友、对日本读者我也说我不是文学家，我缺乏文学修养，但是我有一颗真诚的心，我把心掏出来交给朋友，交给读者。我对一位日本作家说，我不是文学家，所以我不用管文学上的什么清规戒律。只要读者接受，我的作品就能活下去。文学事业是人民的事业，而且是世界人民的事业，这个事业中也有我的一份。除非我永远闭上眼睛，任何人也不能再一次夺走我的笔。
我从日本回来，有人紧张地告诉我某某“首长”做了报告，某某“首长”讲了话。有人担心地问我：“你看会不会收？”我笑笑。长官讲话，做报告，都是正常的事。奇怪的是有些作家喜欢伸起头辨风向，伸起鼻子闻闻空气中有什么气味，以便根据风向和气味写文章。这样的作家并不是我们国家的特产，别的国家也有，只是各人的想法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的是另一种行情。写文章不动自己的脑筋，却依照上级的指示下笔，其实这种事古已有之，至少我小时候就见过，我父亲在广元县做知县的时候，他就叫人照他的意思写文章，例如送某某太夫人的“寿序”之类。后来民国成立了，我二叔在家开办“律师事务所”，聘请了一位姓郑的书记（当时的确称“书记”），我常常去事务所同他下象棋，我就看见我二叔交给他写应酬文章的任务，二叔怎么说，他就怎么写。在成都正通顺街有我的老家，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到成都，由于亡友李宗林市长的安排，我在我十几岁时的住房窗下徘徊了十多分钟。李宗林同志后来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悲惨死去，与我有关的房屋大概已经拆光，半个多月前我在京都遇见一位日本朋友，他送给我一叠他拍摄的照片，我只认出来一棵树和一口井。就在这个老家里我几十年前读到一本《醉墨山房仅存稿》，那是我的曾祖李У囊胖仁刮颐挥屑谴淼幕埃奈募镉屑钙瘛妒ナ倭场贰ⅰ缎炷咐钐巳耸傩颉氛庋奈恼拢际撬姹鹑诵吹幕蛘甙凑账纳霞兜囊庵拘吹淖髌罚业笔倍亮司推鸱锤校恢北Ａ糇≌庋恢窒敕ǎ何顺苑苟钭拧⑽顺苑苟次恼率呛懿恍业氖隆５业脑娌⒉皇且桓鲎骷摇Ｒ痪哦吣甏禾煳以诎屠杩夹葱∷担业钠裘衫鲜κ恰垛慊诼肌返淖髡呗Вㄋ螅业笔币惶旒复巫吖耐袂埃掖铀抢镅У降氖牵航舱婊埃沧约盒睦锏幕啊Ｗ罱乙灾泄骷业纳矸莘梦嗜毡荆毡九笥呀惶钙鹄矗医驳娜匀皇钦庋妇浠啊Ｈ毡九笥岩姨肝椅迨甑奈难睿业木楹芗虻ィ芷匠＃痪浠埃翰凰祷眩研慕桓琳摺！�
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是一个住在巴黎拉丁区的中国穷学生，我没有长官，也没有上级。今天在探索了五十年之后我虽然伤痕遍体，但是我掏出来交给读者的仍然是那一颗燃烧的心，我只能写我自己心里的话，而且是经过反复思考之后讲出来的话。我从小就喜欢李商隐的一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有人引用时把它改做“春蚕到死丝不断”，改得也好。在广元县我母亲带着我两个姐姐养蚕，我看见蚕茧在锅里煮着，还不断地吐出丝来，可见春蚕到死丝也不尽。七十年来这个景象常常浮现在我的脑子里。这一次访问日本，我每天睡得晚，想得多，住在现代化的客房里，我不开电视机，也不听音乐，我默默地坐在扶手椅上深思苦想，给每一天的活动作总结。我们对谈时日本剧作家木下顺二先生向我提出退休的问题，他说在日本像我这样年纪的作家可以放下笔隐居了，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很可能在半开玩笑，因为同我相熟的几位日本作家比我小不了几岁，今天却仍然十分活跃。木下先生的一句话引起了我不少的回忆。在广岛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豪华旅馆里我写成第二篇讲话稿《我和文学》，回答了木下先生：我决不放下我的笔。这些时候我一直摆脱不掉锅里蚕茧的景象。我说：我写作一不为吃饭，二不为出名。我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但是到现在为止蚕只能吐自己的丝，即使是很有本领的现代化养蚕人吧，他也不见得能叫蚕替他吐丝。
现代科学正在迅猛发展，真是前程似锦！一个人倘使不用自己的脑子思索，一个作家倘使不照自己思考写作，不写自己心里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让位给机器人，这是可以断言的。
四月二十八日
怀念烈文（1）
好久，好久，我就想写一篇文章替一位在清贫中默默死去的朋友揩掉溅在他身上的污泥，可是一直没有动笔，因为我一则害怕麻烦，二则无法摆脱我那种“拖”的习惯。时光水似的一年一年流去，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今天又在落雨，暮春天气这样冷我这一生也少见，夜已深，坐在书桌前，接连打两个冷噤，腿发麻，似乎应该去睡了。我坐着不动，仍然在“拖”着。忽然有什么东西烧着我的心，我推开面前摊开的书，埋着头在抽屉里找寻什么，我找出了一份剪报，是一篇复印的文章。“黎烈文先生丧礼……”这几个字迎面打在我的眼睛上，我痛了一阵子，但是我清醒了。这材料明明是我向别人要来的，我曾经想过我多么需要它，可是我让它毫无用处地在抽屉里睡上好几个月，仿佛完全忘了它。我也很可能让它再睡下去，一直到给扔进字纸篓送到废品回收站，倘使不是这深夜我忽然把它找了出来。
我过去常说我这一生充满着矛盾，这还是在美化自己，其实我身上充满了缺点和惰性，我从小就会“拖”和“混”，要是我不曾咬紧牙关跟自己斗争，我什么事也做不成，更不用说写小说了。那么我怎么会在深夜找出这份关于亡友的材料呢？可以用我在前一篇《随想》里引用过的一句话来解释：“我从日本作家、日本朋友那里学到了交朋友、爱护朋友的道理。”当初讲了这句话，我似乎感到轻松，回国以后它却不断地烧我的心。我作访日总结的时候并没有提起这样一个重大的收获，可是静下来我老是在想：我究竟得到什么、又拿出了什么；我是怎样交朋友、又怎样爱护朋友。想下去我只是感到良心的谴责，坐立不安。于是我找出了放在抽屉里的那份材料。
是这么一回事。我记不清楚了，是在什么人的文章里，还是在文章的注释里，或者是在鲁迅先生著作的注解中，有人写道：曾经是鲁迅友好的黎烈文后来堕落成为“反动文人”。我偶然看到了这句话，我不同意这样随便地给别人戴帽子，我虽然多少知道一点黎的为人和他的情况，可是我手边没有材料可以说清楚黎的事情，因此我也就不曾站出来替他讲一句公道话，（那时他还活着，还是台湾大学的一位教授。）这样，流言（我只好说它是“流言”）就继续传播下去，到了“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到处编印鲁迅先生的文选，注释中少不了“反动文人黎烈文”一类的字句，这个时候我连“不同意”的思想也没有了，我自己也给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我看到鲁迅先生的作品选集就紧张起来，仿佛又给揪到批判会上，有人抓住我的头发往上拉，让台下的听众可以看到我的脸。这就是使我感到奇耻大辱的两种“示众法”。它们的确让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只有身历其境，才懂得是甘是苦。自己尝够戴帽子的滋味，对别人该不该戴帽子就不会漠不关心；自己身上给投掷了污泥，就不能不想起替朋友揩掉浊水。所以我的问题初步解决以后，有一次“奉命”写什么与鲁迅先生有关的材料，谈到黎烈文的事情，我就说据我所知黎烈文并不是“反动文人”。我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到过台北，去过黎家，黎的夫人，他前妻的儿子都是我的熟人。黎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教授，在台湾大学教书，并不受重视，生活也不宽裕。我同他闲谈半天，雨田（黎太太）也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并未发表过反动的意见。他是抗战胜利后就从福建到台北去工作的，起初在报馆当二三把手，不久由于得罪上级丢了官，就到台湾大学，课不多，课外仍然从事翻译工作，介绍法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如梅里美的短篇集就是交给我编在《译文丛书》里出版的。雨田也搞点翻译，偶尔写一两篇小说，我离开台北回上海后，烈文、雨田常有信来，到上海解放，我们之间音信才中断。我记得一九四九年四月初马宗融在上海病故，黎还从台北寄了一首挽诗来，大概是七绝吧，其中一句是“正值南天未曙时”，语意十分明显。一九四七年黎还到过上海，是在我去过台北之后，住了半个多月，回去以后还来信说：“这次在沪无忧无虑过了三星期，得与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