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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不足为怪的。过去我们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只有在“思想解放”之后，今年四月十八日我们从长崎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我才发表意见：要是十二个作家都说同样的话，发同样的声音，那么日本朋友将怎样看待我们？他们会赞赏我们的“纪律性”吗？他们会称赞我们的文艺工作吗？我看，不会。
每个作家有他自己的生活感受，有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广岛和长崎，我回顾了过去长时间复杂的经历，也想到横在面前的漫长的道路，我十分痛惜那些白白浪费了的宝贵时间。长崎人民和广岛人民一样，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在那样可怕的废墟上建设起一座繁荣、美丽、清洁的新城市。来到这里，谁能够无动于衷？难道我不更加想念我的在困难中的祖国？难道我们就不想在祖国建设没有污染、空气清新的现代化城市？倘使我们说话需要同一的口径，那么这就是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愿望。回国的前夕，我们出席了当地华侨总会的晚宴。同侨胞们一起举杯共祝祖国母亲长寿，不仅是我，我看见好些人，有侨胞，有留学生，有祖国来的海员，大家眼里都闪耀着喜悦的泪光。仿佛有两只母亲的胳膊把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
在梦里，我也到和平公园献花，到资料馆观看遗物；我也乘坐游艇看海，在海上机场休息，在繁花似锦的名园中徘徊……我重复了半年前的经历，同真实的见闻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身高十公尺的青铜人像离开像座走了下来，原来他右手指着上空，左手平伸着，现在他高举两只铜臂大声叫：“我不准！”“我不准！”他不准什么？他没有说下去。但是他忽然掉转身往后一指，后面立刻出现了无数的儿童，他们哀叫，奔跑。出现了蘑菇云、火海、黑雨……一只给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断手在空中飞来飞去，孩子哭着喊“爸爸，妈妈！”要“水！水！水！”然后青铜的巨人又大叫一声：“我不准！”于是那一切恐怖的景象完全消失了。
青铜像又回到了像座上。……四周一片静寂。我一个人站在和平泉的前面，听着喷泉的声音，我念着纪念碑上刻的字：“我很渴，出去找水。水上有像油一样的东西……我十分想喝水，就连油一块儿喝下去了。”这是一位九岁小姑娘的话。和平泉就是为了纪念喝着水死去的受难者建立的。当时在原子弹爆炸中心附近有一所小学，一千五百个学生中有一千四百人死亡。这些受难者拼命要喝水。找到了水，大家抢着喝，就死在水边……
感谢日本友人的殷勤款待，两天的长崎见闻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甚至在梦中我也能重睹现实。从长崎和广岛我带走了勇气和信心。历史的经验不能不注意。忘记了过去惨痛的教训，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广岛和长崎的悲剧，我们十年的浩劫，大家都必须牢记在心。怕什么呢？我们没有理由回避它们。我并不想回避，我还不曾讲完我的梦呢！
长崎的梦（2）
在梦里我终于憋得透不过气了，当着朋友的面我叫喊起来：“让我说！我要告诉一切的人，决不准再发生广岛、长崎的大悲剧！决不准再发生‘文革’期间的十年大灾祸！”
说完了我自己想说的话，我的梦醒了。
十月二十—二十一日
说梦
我记得四岁起我就做怪梦，从梦中哭醒。以后我每夜都做梦，有好梦，有噩梦，半夜醒来有时还记得清清楚楚，再睡一觉，就什么都忘记了。
人说做梦伤神，又说做梦精神得不到休息，等于不睡。但是我至少做了七十年的梦，头脑还相当清楚，精神似乎并未受到损伤。据我估计，我可能一直到死都不能不做梦。对我来说只有死才是真正的休息。我这一生中不曾有过无梦的睡眠。但是这事实并不妨碍我写作。
人们还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句话有时灵，有时又不灵。年轻时候我想读一部小说，只寻到残本，到处借阅，也无办法。于是在梦里得到了全书，高兴得不得了，翻开一看，就醒了。这样的梦我有过几次。但还有一件事我至今并未忘记：一九三八年七月初我和靳以从广州回上海，待了大约两个星期，住在辣斐德路（复兴中路吧？）一家旅馆里，一天深夜我正在修改《爱情三部曲》，准备交给上海开明书店重排。早已入睡的靳以忽然从里屋出来，到阳台上去立了片刻又回来，走过桌子前，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我梦见你死了。”他就回里屋睡了。第二天我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无法同他研究为什么会做这个梦。
我说做梦不损伤精神，其实也不尽然。有一个时期我也曾为怪梦所苦，那是十年浩劫的中期，就是一九六八、六九、七○年吧。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开始我受够了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虽说我当时信神拜神，还妄想通过苦行赎罪，但毕竟精神受到压抑，心情不能舒畅。我白天整日低头沉默，夜里常在梦中怪叫。“造反派”总是说我“心中有鬼”。的确我在梦中常常跟鬼怪战斗。那些鬼怪三头六臂，十分可怕，张牙舞爪向我奔来。我一面挥舞双手，一面大声叫喊。有一次在家里，我一个人睡在小房间内，没有人叫醒我，我打碎了床头台灯的灯泡。又有一次在干校，我梦见和恶魔打架，带着叫声摔下床来，撞在板凳上，擦破了皮，第二天早晨还有些痛。当然不会有人同情我。不过我觉得还算自己运气好。一九七○年我初到干校的时候，军代表、工宣队员和造反派头头指定我睡上铺，却让年轻力壮的“革命群众”睡在下面。我当时六十六岁，上上下下实在吃力，但是我没有发言权。过了四五天，另一位老工宣队员来到干校，他建议让我搬到下铺，我才搬了下来。倘使我仍然睡在上面，那么我这一回可能摔成残废。最近一次是一九七八年八月，我在北京开会，住在京西宾馆，半夜里又梦见同鬼怪相斗，摔在铺了地毯的地板上，声音不大，同房的人不曾给惊醒，我爬起来回到床上又睡着了。
好些时候我没有做怪梦，但我还不能说以后永远不做怪梦。我在梦中斗鬼，其实我不是钟馗，连战士也不是。我挥动胳膊，只是保护自己，大声叫嚷，无非想吓退鬼怪。我深挖自己的灵魂，很想找到一点珍宝，可是我挖出来的却是一些垃圾。为什么在梦里我也不敢站起来捏紧拳头朝鬼怪打过去呢？我在最痛苦的日子，的确像一位朋友责备我的那样，“以忍受为药物，来纯净自己的灵魂”。
但是对我，这种日子已经结束了。
十月二十二日
附录：我和文学（1）
—— 一九八○年四月十一日在日本京都
“文化讲演会”上的讲话
我不善于讲话，也不习惯发表演说，我一生就没有做过教师。这次来到日本，在东京朝日讲堂谈过一次我五十年的文学生活。这是破例的事，这是为了报答邀请我来访问的朋友们的好意。“文化大革命”中我靠边受批判，熟人在路上遇见也不敢相认的时候，日本朋友到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很可能问的人多了，“四人帮”才不敢对我下毒手。我始终忘记不了这一件事。为了让日本朋友进一步了解我，我讲了自己的事，我也解剖了自己。
我正是因为不善于讲话，有感情表达不出来，才求助于纸笔，用小说的情景发泄自己的爱和恨，从读者变成了作家。一九二八年在法国写成第一部小说《灭亡》，寄回国内，由朋友介绍在当时的权威杂志《小说月报》上发表。这样我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过了一年半载，就用不着我自己写好稿到处投寄，杂志的编辑会找人来向我组稿。我并未学过文学，中文的修养也不高，惟一的长处是小说读得多，古今中外的作品能够到手的就读，读了也不完全忘记，脑子里装了一大堆“杂货”。
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四十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着同敌人战斗。那一堆“杂货”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武器，我打仗时不管什么武器，只要用得着，我都用上去。
前两天有一位日本作家问我你怎么能同时喜欢各种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呢？ ① 我说，我不是文学家，不属于任何派别，所以我不受限制。那位朋友又问：“你明明写了那么多作品，你怎么说不是文学家呢？”我说，惟其不是文学家，我就不受文学规律的限制：“我也不怕别人把我赶出文学界。”我的敌人是什么呢？我说过：“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
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八年这二十年中间，我写得快，也写得多。我觉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觉得仿佛有什么鬼魂借我的笔为自己伸冤一样。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绝望地乱搔头发。
我说我写作如同在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
我最近还在另一个地方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我几十年前同一位朋友辩论时就说过：长得好看的人用不着浓妆艳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个丑八怪，不打扮，看起来倒还顺眼些。他说：“流传久远的作品是靠文学技巧流传，谁会关心百十年前的生活？”我不同意。我认为打动人心的还是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这仍然是在反对那些无中生有、混淆黑白的花言巧语。我最恨那些盗名欺世、欺骗读者的谎言。
在最初的二十年中间我写了后来编成十四卷《文集》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里面有《激流三部曲》，有《憩园》，有《寒夜》。第二个二十年里面，新中国成立了，一切改变了，我想丢掉我那枝写惯黑暗的旧笔，改写新人新事，可是因为不熟悉新的生活，又不能深入，结果写出来的作品连自己也不满意，而且经常在各种社会活动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写作的机会更加少了。
我一次一次地订计划叫嚷要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然而计划尚未实现，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一下子变成了“大文霸”、“牛鬼蛇神”，经常给揪出去批斗，后来索性由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六个负责人王洪文等决定把我打成不戴帽子的反革命，赶出文艺界。造反派和“四人帮”的爪牙贴了我几千张大字报，甚至在大马路上贴出大字标语说我是“卖国贼”、“反革命”，要把我搞臭。张春桥公开宣布，我不能再写作。但是读者有读者自己的看法。张春桥即使有再大的权力也不能把我从读者的心上挖掉。事实是这样，“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仍然得到读者的信任。我常说：“读者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读者们要我写作用不着等待长官批准。“四人帮”倒了，我的书重版，却得到了更多的读者。
我虽然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究竟白白浪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真是噩梦醒来，人已衰老，我今年七十六岁，可以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必须抓紧时间，也抓紧工作。
我制定五年计划，宣布要写八本书（其中包括两部长篇小说），翻译五卷的赫尔岑的回忆录。本来作者写作品用不着到处宣传，写出就行，我大张旗鼓，制造舆论，就是希望别人不要来干扰，让我从容执笔，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争取写作时间而奋斗。
我要奋笔多写。究竟写什么呢？五本《随想录》将是我生活中探索的结果。我要认真思考，根据个人的经验，就文学和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两本小说将反映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不一定写真人真事，也写可能发生的事。
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我对一位日本朋友说：我们遭逢了不幸，可是别的国家的朋友免掉了灾难，我们也算是一种反面教员吧。我又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引以为骄傲。古今中外的作家，谁有过这种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呢？当时中国的作家却很少有一个逃掉。每一个人都作了表演，出了丑，受了伤，甚至献出了生命，但也经受了考验。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附录：我和文学（2）
于是，我想起了一九四四年我向读者许下的愿，我用读者的口说出对作家们的要求：“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我要写，我要奋笔写下去。首先我要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四月九日凌晨一时在广岛写完
《探索集》后记
我按照预定计划将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的《随想》三十篇（第三十一至第六十）和附录一篇（《我和文学》）编成一个集子，作为《随想录》第二集。新的集子有它自己的名字：《探索集》。
我给第二集起名《探索》，并无深意，不过因为这一集内有五篇以“探索”为名的“随想”。其实所有的“随想”都是我的探索。
《随想录》的每一位读者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我也可以坚持我的看法。倘使我的文章、言论刺痛了什么人，别人也有权回击，如果乱棒齐下能打得我带着那些文章、言论“自行消亡”，那也只能怪我自己。但要是棍子打不中要害，我仍然会顽强地活下去，我的“随想”也决不会“消亡”。这一点倒是可以断言的。
最近有几位香港大学学生在《开卷》杂志上就我的《随想录》发表了几篇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是严厉的批评吧：“忽略了文学技巧”、“文法上不通顺”等等，等等。迎头一瓢冷水，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它使我头脑清醒。我冷静地想了许久，我并不为我那三十篇“不通顺的”《随想》脸红，正相反，我倒高兴自己写了它们。从我闯进“文坛”的时候起，我就反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一直到今年四月在东京对日本读者讲话，我仍然重复这个老调。并非我喜欢炒冷饭，只是要人们知道我走的是另一条路。我从来不曾想过巧妙地打扮自己取悦于人，更不会想到用花言巧语编造故事供人消遣。我说过，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决不是为了美化自己。我写小说，第一位老师就是卢骚（梭）。从《忏悔录》的作者那里我学到诚实，不讲假话。我写《家》，也只是为了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提出控诉，替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鸣冤叫屈。我不是用文学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打动读者，鼓舞他们前进。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决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五十多年来我受到好几次围攻，“四人帮”烧了我的作品，把我逐出了文艺界。但他们一倒，读者们又把我找了回来，那么写什么呢？难道冥思苦想、精雕细琢、为逝去的旧时代唱挽歌吗？不，不可能！我不会离开过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
我要履行自己的诺言，继续把《随想录》写下去，作为我这一代作家留给后人的“遗嘱”。我要写自己几十年创作的道路上的一点收获，一些甘苦。但是更重要的是：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我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全个过程，我有责任向后代讲一点真实的感受。大学生责备我在三十篇文章里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他们的天真值得人羡慕。我在“牛棚”的时候，造反派给我戴上“精神贵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