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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是优等民族，开始有了自我优越感。更糟糕的是，科技也促进了武器的革新，从十五世纪起，欧洲人在武器制造方面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于是，欧洲人开始用武器来强制推行自己的优越感和价值观。
除了毛瑟枪和大炮外，哲学和艺术也是这种优越感和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哲学是病态社会的产物，假如将一部西欧哲学史翻烂的话，沾在手上的，都是哲人们心灵伤口上的鲜血。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不得不思考人为什么生存，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人性的善恶及扭曲，以及在后来的“高级自私阶段”，哲人们痛苦地思索人的异化，人的孤独和无助感，人的渺小感。艺术在那样的价值观里，可悲地沦为金钱的奴仆。到后来，当人们掂量着口袋里的钱决定能否享受所谓的艺术时，那些享受到艺术的人与其说是享受艺术，还不如说是享受对于金钱的满足感。那些想享受但没有享受到艺术的人，则会抱怨自己的穷困。至于更多根本对艺术不感兴趣的人，艺术在他们眼里是奇怪的东西，是精神的奢侈品。在稍后的“高级自私阶段”，绘画艺术水平的高低，要以每幅画的价钱来判定。凡高生前穷困潦倒，死后一幅画能卖到三千多万美元，这真是对艺术的莫大侮辱。而一场上档次的音乐会，则会产生高价的门票。更可恶的是，在雕塑艺术发现象牙的“艺术价值”时，非洲的大象就开始遭殃。当皮衣成为服饰艺术的极品时，几十种动物就惨遭剥皮。
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在“小我”自私和“中我”自私的共同影响下，东方以中国“家天下”为代表，认为国界范围内的土地和人民，都是皇帝个人的。西方的王权也不断得到加强。统治者们都极端自私。西欧的一个国王曾经说：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中国的皇帝，则在活着的时候，也不管什么洪水滔天。不可否认，有些统治者懂得善待自己的人民，那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私：他们害怕暴政会引起人民的反抗，自己的统治将会失去。
在“小我”和“中我”两种自私的共同作用下，当一个历史事件发生时，往往既夹杂着统治者的个人好恶和私欲，也包含有各种各样的“崇高”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部分人学会了巧妙地欺骗另外一部分人，为他们的个人欲望贴上了具有“崇高”意义的标签。
在“中级自私阶段”，人类大体上还只是折腾自己，对大自然的破坏仍然不太强烈。但在这时候，人类已经发现了残杀动物的乐趣，懂得动物的经济价值，更多的动物成为餐桌上的食物。 四、高级自私阶段
在“高级自私阶段”，“小我”和“中我”自私进一步发展，更增加了“大我”的自私。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就像当初欧洲人认为其他种族的人是劣等种族一样，人类认为自己是优秀和高等的，自然界的一切都要为人类服务。作为欧洲人进行殖民侵略的翻版，人类将枪口、实验室屠刀对准了更多动物，将挖掘机、钻头、化肥、农药、大量污染物对准了自然界。
“小我”自私泛滥成灾。从工业革命开始，人们更疯狂地追逐个人财富。工场主、厂长，再到经理、总裁，随着称谓的变化，世界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人们津津乐道福布斯财富排行榜，到处传颂着关于巨富的故事，到处都是指导年轻人“如何走向成功”的书，但打开那些书一看，实际上就是教人如何做一个有钱人。
在工业革命初期，人们还在为自私找着各种借口，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认为“民富自然国富，国富则国强”。到现在，又突然在全世界宣扬所谓的“人间真情”，美国甚至为了维持婚姻，到了给结婚者发奖金的地步。可见，连“小我”自私都更加可恶，个人的自私已威胁到亲情友情。
在这一阶段，有的人为了自己的国家、企业而忙碌着，更多的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忙碌着，人们为了追逐财富而精疲力尽，犯罪行为十有八九是因为贪财。在上层社会，贪污贿赂横行，金融欺诈时有耳闻，政治和经济联姻的丑闻让许多人对政治失去兴趣。在下层劳动者中，人们为了挣钱养家糊口而被拴在机器、农具和计算机上，许多人患上了心理疾病，出现了很多富贵病和过劳死等现代死因。
“中我”自私得到加强。国家的概念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由于科技在现代兵器方面的应用，战争规模和代价也越来越大。为了国家和集团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三千万人丧生。为了所谓的拓展生存空间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有超过五千万人死亡，伤残者更是不计其数。
二战后的世界并不太平，美苏争霸的结果，让核武器可以灭亡人类几十次。中东战争隔几年就来一次，越南战争进行了两次，阿富汗战争也进行了两次，伊拉克也打了两次仗……冲突没有减少，分歧反而越来越大。到二十一世纪初，连世贸大楼也被炸塌了，反恐联盟说，这是针对全人类的罪恶，这是赤裸裸的战争行为。而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原教旨主义者说，我们不需要你们贩卖你们的财富，推行你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已经被你们折腾得面目全非了，所以我们要炸毁象征你们价值观的建筑物。
如果说，战争是一枚人类投向对方的巨大的炸弹，恐怖主义就是不小心砸痛自己脚面的弹壳。战争是恐怖主义的源头之一，要消灭恐怖主义，首先应该消灭战争，二者均是人类由于“中我”自私而犯下的罪恶，而且这种罪恶没有轻重之别。许多人在谈到战争和恐怖主义行为时认为，如果行为目标是无辜的平民，则罪加一等。难道军人们是罪人吗？军人只是由于战争而被拉上战场的平民，是生活在军营和战场上的平民。如果哥哥是军人，弟弟是农民，无论失去了谁，无论他是军人还是平民，另一个人的失亲之痛是一样的。有一天哥哥复员，弟弟参军，罪人和好人绝不会在一夜之间换了过来。还有人认为，军用设施可以袭击，袭击民用设施则是一种罪恶。难道军用设施不是平民们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吗？相比之下，军用设施比民用设施用了更多的钢筋、水泥，更增加了民用设施所没有的特殊材料，而这些建筑材料，有哪一样不是平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所以，在炸毁军用设施时，比起民用设施，实际上是在更多地炸毁平民们的劳动产品。
庞大的军事工业不仅消耗大量资源，而且造成环境污染。在战争状态下，环境污染更为严重。原子弹爆炸给日本人民留下了无尽的痛苦，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喷洒的落叶剂，使一千四百平方公里的红树林遭到极大的破坏，西贡北部和西部的硬木林死掉一半，还毁坏了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农作物。而发生这一切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忍受痛苦和遭到破坏的不是美国。就这样，在“小我”和“中我”自私的驱使下，“大我”自私迅速升温。
“大我”自私开始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环境保护被人类提上了日程。但由于“中我”自私作怪，环境污染的罪首——发达国家，却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愿意放弃污染严重但获利丰厚的工业，把这些工厂建立在欠发达国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人称他们的农药“赛娜德林”可以制造一场真正的“绿色革命”，在几个欠发达国家建立了规模巨大的“赛娜德林”化工厂。而日后的事实证明，赛娜德林不仅没能减少虫灾，而且使虫类升级换代，它制造的不是“绿色革命”，而是一场场氯化氢生态灾难，致使当地鸟类锐减，有很多人因中毒而死。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公司设在印度博帕尔市的一家农药厂，剧毒物质外泄，受害面积达四十万平方公里，死亡人数约六千到两万人，受害人口达二十万人，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工业污染事故。
富国是非常慷慨的，常常分出丰厚的利润馈赠给欠发达国家，再让欠发达国家用这些钱来买毒药喝。但是富国利用了欠发达国家在科技上的落后和对环境污染的认识滞后，到头来，欠发达国家不仅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还不得不用更多的精力和金钱对付糟糕的环境。当伦敦上空不再出现烟雾，泰晤士河再度出现鱼类时，许多欠发达国家如中国、墨西哥的工业重镇却迷雾笼罩。当欧洲和北美洲的绿地有所增加、阿尔卑斯山麓绿色诱人时，非洲的森林面积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其中尼日利亚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亚洲的减少速度比非洲更快，其中印度的森林面积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垃圾成为社会公害，由于富国人民的抗议，有毒垃圾被运往拉美和非洲。仅美国每年向这些国家出口的有毒垃圾就达两亿多吨。
人们把环境危机很大程度地归罪于人口的增长，认为正是人口的无限制增长，使人类不断地向自然界要求更多的资源，造成人类生存空间的困厄。当资源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往往就会引发侵略战争。比如在一战时交战双方争夺殖民地，二战时所谓的拓展生存空间。上述理论至少有一多半是错误的。因为战争是多种因素的结合，其中最大的因素是统治阶层的私欲，至于争夺富庶的地方，掠夺远方的财富，以及所谓的拓展生存空间，都是统治阶层为了发动战争而编造的理由。至于人口增长，地球的确有一个承载力问题，也就是地球最多能养活多少人。可这一问题在当代几乎是个笑话。因为造成人口问题的两大因素，都将会一直存在下去。一是科技力量。是科技让人类没有天敌，是科技让人类的婴儿死亡率降低、人均寿命提高，是科技让人类住进摩天高楼，是科技提高了粮食单产，并毁掉大量原有植被，强改成农田。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自私。“小我”自私认为，多子就是多福，生多少小孩子是我自己的事，这牵扯到我的利益，是我的权利。“大我”自私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人类数量增加正是人类伟大的体现。“中我”自私认为，人口少的国家自然是弱国，自然缺少发展的动力，人多就是优势，人多就是力量。此外，“中我”自私还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即由于发达国家更多地占有世界资源而不仅仅是本国资源，使得人口数量在欠发达国家超常增长，甚或造成人口危机。据报道；每出生一个美国婴儿给世界带来的负担，就相当于出生三十个穷国婴儿，甚至美国人养的宠物狗每星期所消耗的蛋白质，要超过印度人每个月消耗的蛋白质。在这样的状态下试图消除人口危机和资源危机，会有一个合理的结果吗？富国的人会主动承担起人口危机和能源危机的责任，过如同穷国人节衣缩食的生活吗？如果这样，他们几代人的追求，不是成为一个绝妙的讽刺了吗？但是，任何一个自私的人或国家都不会相信，当臭氧层遭到破坏时，紫外线会只照耀在欠发达国家；他们也不会相信，当巨大的冰层融化时，潮水只会淹没非洲的低地；他们更不会相信，当海洋成为名副其实的垃圾桶时，肮脏的海流会绕过欧美的国门流向别国。他们相信的也许只是，当人口多到他国放不下也养不起的时候，难民们会不会涌到我这里？
这个时候，人类真正变成了一个暴君，在利用、享受着大自然的赐予时，又用这些赐予破坏着大自然。这就好像一个忘恩负义之徒，恩人赐予他力量，他却用这种力量残害着恩人。
残害着自然界的人类，已经变得有点弱智。他们自以为无所不能，以万物之灵而自居。这种幻觉的产生，缘于人类手中握有科技力量。然而科技是一个智障加身残的双重残疾儿童。说科技智障，是因为科学家们一味沉迷于科学实验，从中获取乐趣。由于现代分工的细化，他们至多也只能看到科技带给人类的表面的利益，他们很少有人同时又是心理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学科分工是残酷的——那些影响着人们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头脑，却不是敏锐地感受这种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头脑，而实业家们对科技的关心只体现为工业利润，政治家们则想着依靠科技增强国家的实力，正是这种四元分化使科技成为智障儿童。说科技是身残儿童，是因为科技只有右手而没有左手。它只用右手向自然界索取资源和财富，却无法用左手向自然界进行回馈。千百年来，带着索取而非回馈的愿望，科技的足迹踏遍了自然界的每一个角落。一个小小例证是，在无人居住的南极，居然也留下了人类的垃圾。
这一阶段，无论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以“民主”为口号。在殖民时代，正是自称“民主”的国家最先出师远征，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残暴的殖民统治，让民主蒙羞。可想而知，假定那个时代的民主是一种真诚的愿望，那么，他们所宣扬的民主也只是本国人民的民主，而不是殖民地人民的民主，更不是黑奴们的民主。这种狭隘的、一国之民的民主，绝不会是什么真正的民主，更不可能是一种善意的民主。因为正是这种“人民做主”的殖民国家，它在强大到可以侵略别的国家时，却蓄意想让另一个地方的“人民做奴”。
二战以后，人类的“大我”自私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除了疯狂折腾大自然之外，在政治制度上也有充分体现。由于美苏争霸、独立国家的增多、地区冲突的频繁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人类结成了越来越多的军事同盟、政治组织和经济联合体，比如北约、华约、阿拉伯国家联盟、世界贸易组织、欧盟、欧佩克、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这些组织无不是为了人类的安全和发展而设立的。同时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科技大爆炸，人类之间的距离更加缩短了，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然而可笑的是，人类自觉地成为“地球村”的村民，却没有意识到，地球上还有比人类数量更多得多的生灵，他们同样应该是地球村的村民。在人类追求安全和发展的同时，却剥夺了其他生灵的“村民”资格。人类这样做，既不安全，也谈不上发展。民主的政府，不应该是全人类的政府，而应该是全地球的政府。
五、人类向何处去
很显然，既然人类能够审视自已的退化，那么解救的惟一方法就是制止这种退化，走真正的进化和发展的道路。而走真正进化和发展的道路，并非对人类历史的反其道而行之。让人类向后退，无论这种办法正确与否，它都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
中国古代的智者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居然预见到人类所面临的困境，他提出的解救办法就是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他大概认为，小国寡民，便不会产生一些人蒙骗另一些人的文化和宗教，便不会有人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民风也会永远保持淳朴。可是在那个时候，人类的自私本性和退化惯性根本不会理会他的担忧和建议。两千年一晃而过，西方国家的一部分绿党成员步老子的后尘。他们主张取消一切的物理能和化学能，不要依靠现代技科而是用人力来发展企业。他们中的一些人更进一步提出，抛弃一切工业成就，回到大自然去，回到几千年以前，回到几万年以前的社会状态中去。同时，罗马俱乐部的创建人澳雷西澳·佩西在谈到原始状态的人时说：“在区分有益和有害方面，他们比我们更为清楚。他们知道什么是禁忌，他们决不去尝试做那些超出他们能力的事。他们比我们显示了更高的见识，在文化和生态方面更加平衡——而我们这些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时代的野蛮人却强烈地沉醉于自己的杆杠和电钮、推土机、巨大的油船和超音速飞机。”有趣的是，这位忧心忡忡的未来学家和工业家，却更关注人类心灵和心智的发展与承受能力，正因如此，他才把原始人称为“高尚”的人，而把现代人称为“野蛮”人。
正如本文前述，人类历史上最可悲的事发生了，正是由于人类“小我”自私和“中我”自私的共同作用，这些现代化了的“野蛮人”在拥有了征服他人的武力之后，就自封为文明人，到处用欺诈和武力掠夺他人的财富，并逼迫全世界接受他们的工业文明，大力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工业文明以及他们的价值观的最后结果，却是人类不得不审视古老的东方圣哲们说过的话，工业国家在自己的怀里孕育了绿党。然而老子、澳雷西澳·佩西及绿党们却没有想到，如果真的回到原始状态，那么，由于人类的自私，无非是出现又一部人类退化史。况且，古代人并没有接受老子的回归思想，现在人也不会接受绿党的回归思想。所以，此路不通。
爱因斯坦，是极少数社会科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研究同样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假如他的生命可以重来，也许他并不会从事科学研究。他在晚年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