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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平之处多有荒漠；但由于纬度关系，这里的植被与气候又表现出巨大的垂直差异，山岭之间错落分布着许多草肥水美的山谷盆地，滋养着生物与人类。这就是本文故事的叙述主体——阿富汗的地理大势，其得天独厚的地缘战略潜质一望便知。
迄今为止，帕米尔山结区域发现最早的人类文明痕迹，为距今五千到一万年不等、处于新旧石器交替时期的古文明遗址。在兴都库什山谷中距今六千年的定居村落遗址中，石器、陶器、青铜器的制作水平已经很高，禾麦培育、绵羊和山羊驯养水平也很进步，并显示出这一地区的文明一开始即与外界交流融合的特征，交融范围近及整个中亚地区，远到中国的新疆、西藏、甘肃、内蒙古地区。在马扎里沙里夫和坎大哈的考古发掘表明，在稍晚些的历史时期中，印度巴拉哈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这一地区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来自迁徙和商旅的历史动机，但阿富汗丰富的青金石和铜矿无疑也是重要的物质文化交通纽带。公元前二千纪中叶，考古学所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部落的游牧人，溯阿姆河与锡尔河，穿越兴都库什山，渗入阿富汗和伊朗高原。据推断，这支人氏正是属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的塞人的直接祖先。塞人曾于公元前1000年广泛分布在咸海以东到帕米尔高原的地区，并建立塞人国家，是现代阿富汗人的重要民族来源之一。此外，曾见之于史书的加喜特人、雅利安人、月氏人、乌孙人、粟特人、厌哒人、萨尔马提亚人等，也在这里留下了各自的历史痕迹，融合而为阿富汗的先民。几乎每一个先后活动于此的种族部落之间，都有或近或远的亲族关系，语言的融合借用就更为混淆。就人种学而言，现代阿富汗人基本上属于长头欧罗巴人种，很早即居住在南阿富汗地区，北部的塔吉克人属于短头欧罗巴人种，阿富汗东部的一些部族，则明显具有与北印度人混合的人种痕迹。现代阿富汗国语为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前者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支，借用变体的阿拉伯字母书写，并兼有印度语和古伊朗语的特征，后者直接就是伊朗语的古称。史载，迟至十六世纪，大喀布尔地区突厥语、蒙古语、印度语、阿拉伯语，乃至希伯来语并用。今天，阿富汗仍是一个多语种国家。现代考古学先驱斯坦因认为，早在两千年以前，西起阿富汗、东到中国新疆的广大区域，即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中华文化与印度、波斯、希腊罗马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前后达千年之久。1943年，八十一岁高龄的斯坦因曾想全面考察阿富汗地区，不料却客死喀布尔。裴文中教授在他的名作《史前文化之东西交通》中，也将勾勒出的史前东西文化交通线的西端，定在阿富汗地区。可见，由于先天的地理环境使然，帕米尔山结暨今阿富汗地区，自史前时代即是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和文化交融场所，是一个种族、民族、语言、文化的大熔炉。这种十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特征，也注定了这里自古以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后，这里便上演了一幕幕壮丽又更多悲怆的历史活剧。
战争与和平，几千年人类文明史的主题。战争摧毁着既往的文化遗产，却同时铸造出崭新的历史空间，历史与文明乃至人类种族的塑造，都会在接踵而来的和平时期创造、展现、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讲，和平与战争的这种循环往复，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基本脉动。这种脉动在一部阿富汗史中表现得尤为清晰。波斯人居鲁士是历史上第一个成就了东西方统一霸业的帝王，阿契美尼德帝国版图一度横跨欧亚非三大陆。但是，伟大的居鲁士大帝却在对中亚的征服中遇到了麻烦，甚至他本人也在战争中为相信是阿富汗先民的马萨革泰人所杀。此后，这一地区反抗波斯人统治的起义便此起彼伏，著名的贝希斯敦摩崖石刻对此铭记甚详。第一波斯帝国带给阿富汗的除了杀戮之外，还有琐罗亚斯德教、波斯语文，以及从古代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汲吮了充足营养的波斯文化与艺术。《波斯古经》中最早明白记载了阿富汗上古时期的社会景观。传说琐罗亚斯德就出生在阿富汗的巴尔赫或塞斯坦，琐罗亚斯德教崇拜象征农耕之火的光明之神，使其实际上成为了阿富汗地区绿洲农耕居民反抗波斯统治的精神号召力。
在“让我们把战争带给亚洲，而把亚洲的财富带回希腊”（伊索克拉底语）的伟大号召之下，公元前331年，二十五岁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指挥他的希腊重装步兵和骑兵，击溃了大流士三世的军队，存世二百多年的波斯帝国灰飞烟灭。亚历山大也像居鲁士大帝一样，在中亚遇到顽强的阻截。历经血腥大战之后，希腊军队取道喀布尔，南下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马其顿帝国的幅员大大地超过了波斯帝国，梦想中的亚洲财富也尽入囊中。亚历山大在征服阿富汗地区时，修建了三座亚历山大城，其中一座在今喀布尔南五十公里处。因为“亚历山大在东伊朗需要城市，他就必须创建这类城市”（W。塔恩语），这是他实现世界帝国梦想的产物。他把欧亚非三大陆，把欧亚大陆遥远的腹地与希腊人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了，给人类历史中添了无数新的族氏、地理称谓。马其顿军队成了名副其实的宣传队与播种机，其把希腊文化艺术传输到了东方，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人种大融合。希腊军人与亚洲妇女的通婚，被称之为“法定之合，子息与共”（普鲁塔克语）。跟随着军队而来的希腊和腓尼基人组成的商队定居下来，并与当地居民通婚，商业聚居地遂发展成为扼守商道的城市，帝国也由此控制了贯通欧亚的交通。亚历山大一生中始终致力于把所有帝国臣民的身体和思想统治于一，这也是古往今来一切帝王梦寐以求的事。为此，亚历山大可以屈尊戴波斯冠帽，穿波斯袍服，尽可能把自己打扮成波斯皇帝的模样，并以半希腊半波斯的盛大礼仪，于公元前328年冬迎娶波斯贵族美女罗克珊娜为妻。民族的融合在悄悄地进行，但人心的征服和思想的统一却渐行渐远。因为自文明初始，人类的本质属性就规定了人类思想的不可统一性。也恰恰因此，人类文明才获得了发展的历史动机和动力。令人悲叹的是，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人们至今仍未觉悟。公元前323年，年仅三十三岁的亚历山大大帝死于在印度染上的热病。他的帝国也在他撒手权柄之际，被摔得粉碎。
佛教的兴起与马其顿帝国的分裂相衔接，使得阿富汗地区历史上出现了一段佛教文化与希腊文化共生相融的时期。公元前304年，孔雀王朝以五百头大象和大量黄金为代价，从塞琉古帝国手中得到了包括阿富汗地区在内的马其顿印度领土。在现代阿富汗，至少发现了七处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的石柱敕铭。1958年发现于坎大哈的一通石柱，用希腊文、阿拉美亚文和希腊—伊朗混合文铭刻。石柱记述了阿育王对佛教的皈依和对臣民的德政，反映出阿育王在大规模战争和杀戮后的心态、国策及其治下佛教广播的盛况。坎大哈石柱既是佛教西传的第一件物证，也是这一时期希腊式雕刻艺术东移的物证，堪称文化融合的标志。阿伊哈努姆遗址中所表现出的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水乳交融的情景，更令人叹为观止。遗址一方面汇集希腊神话、建筑、语言、雕塑之大成，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显示出了阿契美尼德建筑、神祗，阿拉美亚语和佉卢语，以及祆教、印度教、佛教的存在，希腊、波斯、印度文化在此熔为一炉。“如果说，欧洲的思想是通过巴克特里亚而传到远东，那么亚洲的观念也是通过这里和同样渠道传到欧洲的。”（德拉薄语）
公元前二世纪中叶，时值中国汉朝鼎盛时期，汉武帝着手北击匈奴。汉剿匈奴，致使匈奴西退，逼挤大月氏西向灭大夏（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这些人南出开伯尔山口，横扫印度北部，清除了希腊统治印度的最后痕迹。此次大迁徙造成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具有多米诺效应的欧亚人种大融合。公元前138年（汉建元三年），张骞应募出使大月氏，约其共击匈奴，途中不幸身陷匈奴之囚，持节十年，于公元前128年（汉元朔元年）才得以逃脱，继续西行。他翻越葱岭，行经大宛、康居、大月氏，到达大夏，即今阿富汗北部地区。张骞到达时，大月氏君临大夏而居其丰饶之地，“远汉，殊无报胡之心。”（《汉书》）张骞此行遂成凿空之旅，但他对西域地理、风土、政治、经济、人文各项的考察却记录详尽。公元前115年（汉元鼎二年），张骞再使西域，所谓丝绸之路藉此开通，汉地与西域交通从此繁忙，中外文化交流也开始了新纪元。今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东北一处遗址出土的墓葬，年代约为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间，稍晚于张骞出使年代，正值丝路大通之时。丰富的出土文物中有铸有罗马、安息和古印度佉卢文的金币。值得注意的是，墓葬群中出土了三面刻有铭文的西汉铜镜，铜镜铭文内容皆属“相思语”。其中，二号墓出土的“心镜”具有西汉关中铜镜典型特征。墓主人手中握有一枚伊朗安息朝金币，将中国“心镜”置于胸前，脚下放着罗马皇帝提比留斯时期的金币和印度金币。这位游牧贵族身后被中国、伊朗、罗马、印度四大古文明的象征性陪葬品所环绕，昭示了时人的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也生动地描绘出了东西方文化通过丝路在阿富汗地区交融的绚丽历史景观。
公元前二世纪，贵霜崛起于阿姆河地区，将阿富汗囊入其中。公元前2年（汉元寿元年），贵霜王朝派使者来中国向西汉博士弟子景卢口授佛经《浮屠经》（《三国志·魏志》）。这是正史中有关印度佛教最早经阿富汗传入中国的记载。见诸中国史籍的支娄迦谶、支曜、支谦、佛陀摩者等高僧，也都来自阿富汗地区。他们携经而来，在译经、注经、传经于中土方面，贡献极大。公元三到七世纪，即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欧亚大陆发生了延绵数百年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冲击农耕世界的宏大历史景观。内中原因即其历史动因和动力，迄今史学界研究力作鲜寡。笔者以为其时全球气候条件的改变，十分值得史家注意，此是闲话。但是，东部的中国、西部的罗马和波斯、南部的印度，各自陷于长期混乱，却给阿富汗地区带来了历史喘息之机，使得来自北方粟特地区的弱势民族厌哒乘机坐大，于公元五世纪，建立起北及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南达印度的庞大国家。战争，成为文化交通的另一只无形之手。厌哒人的入侵，对印度尤其是犍陀罗佛教文化造成很大破坏，但无形中造成了又一次文化融合。文化弱势的厌哒人借助印度、波斯的语言、文化、宗教，阿富汗地区遂保存下来大量书写在羊皮上的粟特语、突厥语、雅利安语手抄本文献，成为厌哒人存在于史的痕迹。厌哒对阿富汗历史的最大影响还在于宗教。他们信奉祆教，崇拜火神，反对佛教。游牧民族的非定居生存方式和劫掠天性，大约是他们不接受佛教并大规模劫毁佛教寺庙的根本原因。经此劫难，佛教文化再也未能在印度恢复，却也无形中推动了佛教的东传，而厌哒统治的松散也在客观上提供了这种条件。佛教北出开伯尔山口，经由阿富汗进入中国，于是有了魏晋时期中国第一次佛教发展的高潮。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山西高僧法显携众赴天竺求法，他途径阿富汗，到达那揭国的醯罗城，即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和喀布尔之间的地区。他在途中翻越“小雪山”，即苏莱曼山。他写下的《佛国记》，成为中国交通阿富汗及西亚、南亚的重要史籍。在整个南北朝时期，统治阿富汗地区的厌哒汗国与中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史不绝书。
所谓盛唐气象，笔者以为主要指唐朝文化上的开放兼收，蔚然大观。一时间，祆、景、摩尼、佛诸教，皆入中土。细想起来，这大约得益于其时西域阿富汗地方统治的疏松，才有诸教传播之畅通。祆教又称祆火教或拜火教，即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唐承齐隋旧制，置萨宝主祀祆神并管理祆教徒，还为长安、洛阳、凉州、沙州等地的波斯和中亚商人建立了祆祠。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唐朝时流行于波斯。现存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录了景教流传大唐之盛况，也透露出阿富汗与中国交通史的许多消息。碑文中所说的吐火罗即大夏（巴克特里亚），公元四世纪起称吐火罗斯坦，都城为巴尔赫，景教是从伊朗经此域传至中国和印度的。值得提及的是，唐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吐火罗和西域九国发兵助唐，景教徒成为穿针人和中坚力量。此碑中还记载了巴尔赫景教徒参加郭子仪军有功于唐的事迹。摩尼教又称明教，其时流行于中亚及地中海沿岸，教义为宇宙间明暗二宗之争，武则天时期由波斯人传入中国。公元768年（唐大历三年），唐代宗敕许摩尼教徒在长安建大云光明寺，后又许在荆、扬、洪、越诸州及洛阳、太原等地建寺。祆、景二教此后渐衰，摩尼教则在江南流传了许久。
巴米扬，海拔二千五百九十米的河谷之城，公元五世纪即见诸中国史籍。这座城市因其高耸的两尊大佛和山崖上无数的石窟造像群而伟大。中亚地区佛教文化的连续性，集中体现在巴米扬峡谷的佛寺和石窟群上，这种连续性从未因历史动乱而中断。“（巴米扬）王城东北阿，有立佛石像，高四五百尺。金色晃耀，宝饰灿烂。东有伽蓝，此先王之所建也。伽蓝东有鍮石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分身别铸，总合成立。城东十二三里伽蓝中，有佛入涅像，长千余尺。”（《大唐西域记》）这就是大唐高僧玄奘亲眼所见巴米扬大佛时发出的感叹。公元629年（唐贞观三年），唐僧玄奘从长安出发赴天竺取经求法。他去时走北路，绕戈壁沙漠，经塔什干和撒马尔罕，向南出开伯尔山口和白沙瓦，进入印度；归途走南道，由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到喀什噶尔，再沿昆仑山东行。玄奘一路艰辛，往返五万里，历时十七年，往返途中先后到过今阿富汗的巴达赫尚、巴尔赫、巴米扬和喀布尔诸省。玄奘对阿富汗地区风物人文的细致观察，详尽记录在《大唐西域记》中，此书可谓一部公元七世纪中亚、南亚历史、地理、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众多辉煌精美的佛像、寺庙、佛塔，尤其是巴米扬的宝藏，使玄奘大开眼界，艳羡赞叹不已。玄奘见到的东大佛高三十五米，为公元二世纪所造，两边的石窟雕塑为纯粹犍陀罗风格，约成于公元三至四世纪；西大佛为三至五世纪所造，比前者高出十八米，壁龛中的装饰画，则是典型的犍陀罗晚期作品。犍陀罗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部，公元一至七世纪这里成为东西文化枢纽，其精华为佛教造型艺术。历经希腊帝国、孔雀王朝、罗马帝国、贵霜王朝的历史洗礼和东西文化的雨露滋润，犍陀罗艺术叶茂根深，傲视人类文明史。为记述佛教的传说，艺术家们从希腊罗马艺术中借取了许多图样与技法，他们甚至把希腊罗马神话的人物形象直接糅入佛教故事题材中。舒卷的葡萄草纹，头戴花圈的小天使，半人半鱼的海神，半人半马的神怪，和放在拱顶壁龛中的雕像等，以致于史家认为，这些作品直接出于漫游至此的希腊云游艺术家之手。犍陀罗艺术尤以雕刻精致著称。雕像设有围栏，深浅各异的佛像多是着色镀金的，富于叙事性，用以装饰佛塔和寺庙建筑。它们对佛教艺术的永久性贡献，在于把佛教故事雕塑成为视觉艺术作品，得以传之久远。
2001年2月26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藉口独尊伊斯兰教，下令摧毁全国所有偶像，包括巴米扬大佛。3月11日，两座大佛被全部炸毁，昔日唐僧玄奘所见美仑美奂、绚丽灿烂的艺术宝藏，悉数荡然。消息传来，世界震颤，一切善良人们的心灵受到极大创伤。是夜，笔者悚然，久不能寐，惟一涌上心头之念即是：塔利班气数已尽。果然，2001年9月11日，纽约双子塔楼被摧毁，塔利班也因此走上万劫不复之路。从两尊大佛—两座大楼的被毁到塔利班的自取灭亡，笔者似乎捕捉到了蕴涵其间的某种隐喻与象征，佛所主张的因果轮回说跃然眼前。面对愤怒的世界舆论，毁佛者做出种种强辩，首要者即为伊斯兰教反偶像说。翻检历史，偶像崇拜问题，在异教之间乃至各宗教内部，歧见辩论不绝于书，甚至兵戎相见。崇拜偶像与否，各教自有其理，造像也罢，毁像也罢，本无可厚非。其实，人类文明的本质属性之中，即包含有偶像崇拜的历史渴望，造像与毁像仅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