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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厅可以分开，门厅进来是餐厅，餐厅过去是客厅。客厅里嘛，也用不着太奢侈，东边靠墙放一组高级沙发，对面是音响墙，来一架背投，一套进口组合音响，南边一架钢琴，足矣。还能开个PARTY。”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也想犯罪了。”
第二天一早，居委会也去过了，边亚民不得不承认清园北里居委会的老太太们比普通刑侦人员更熟悉业务。她们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刘家的具体情况。刘杰的儿子似乎没有遗传到父母的知识分子基因，在班上学习成绩排列第四十二、三名的样子，每次开过家长会刘家都要大闹一场。有一次那孩子事先躲出去，彻夜未归，惊动了派出所。刘杰的脾气相对于金莉好一些，隐忍一些，通常下午5点半准时回家做饭，如果稍晚一点，那就是去集贸市场买菜了。集贸市场在北窑，离清园5里地左右，刘杰从来是宁愿多绕一点路去北窑讨价还价，也不肯把钱扔到附近的超市里。所以，他出现在邻居们面前，常常是自行车后货架上、前筐里、两边车把上都带满东西，蔬菜、水果或者日用杂品。刘家从未搞过装修，进门的地方也不会摆有供客人换穿的拖鞋，事实上没有什么客人到刘家去，最近一两年都没有，这一点居委会都可以具保。刘家用电、用水、用煤气都属于节省的，但电话费用得多，因为父子两个都上网，特别是父亲。所有邻居都知道男主人是计算机专家，据说他在计算机里编好了一套东西，使生活井井有条，包括给老人吃什么药，补充什么营养，早上起来穿什么衣服，一周的食谱，以及孩子的课程进度，都由电脑控制，只是从来没有帮邻居们安装过一次软件。
“最近一个多星期里，刘家有没有异常情况？比如说，刘杰回来得比较晚，自行车上又没挂什么东西；晚上出门了，或者睡得比较晚，这一类的……”
居委会委员们认真地回忆了一下，没提出什么有价值的疑点。
最后，边亚民拿出一张表格，上面记载着若干次发案，包括此次发案的时间和地点，与老太太们一一对证。老太太们努力使记忆克服年龄的障碍清晰起来，她们集思广益，最后明确下来，在其中3个时间段里嫌疑人有不受嫌疑的理由。
由金祥带领的探组负责掌握对科技部董浩成的调查，这项工作在头天下午就出现意外的进展。探组发现董浩成下班后没回家，也没坐班车，打的去了南城。金祥的车一直远远盯着，直到那辆车号为14408的出租车停在新苑酒家门口。
酒家江南风味，装潢得很舒适，大厅里用磨砂玻璃分三栏隔出一道道单间，探员很快找到了董浩成，和董浩成坐在一起的是一个20多岁的姑娘，白净，细腻，眉毛弯弯的，正所谓“美眉”。两人商量着点菜，金祥和邵正伟就拣了斜对面的一间坐下。
从两方面可以判别两人的关系，一个，男女双方的表情都还自然，没有那种由于处于互相试探阶段而产生的造作、诡秘及忍俊不禁的笑。另一个，菜点得很简单，一样清蒸桂鱼，一样基围虾，再就是酒家赠送的两蝶小菜。所以，只用了40几分钟，两人就结帐，离开了座位。董浩成胖胖的，肤色白，走路时没有故意挺胸凹肚，带了位小姐一起行动，还左顾右盼的，瞧人家桌上摆的菜怎么样。
10几分钟以后，侦察员们确定了他们幽会的地点－－隔了一条街的一栋六层楼房，顶层，605房间。从楼后的树丛处望上去，灯一直没有熄，到9点25分，董浩成下楼了，绕过楼去出围墙后门，金祥看见六层上灯光灭了，但窗帘上悄悄掀起一个角，后面肯定有人往外张望。
到了街上，董浩成没有打的，坐公共汽车回家，刑警们眼看着他走进楼道。这是另一座六层楼，也是顶层，只不过处在城市的北部。
次日，即3月6日，金祥轻而易举地获悉了那个姑娘的主要情况。姓沈，24岁，青岛人，两年前来临海谋生，做过歌舞厅小姐，现在在一家民营电脑公司做营业员，介绍人正是董浩成。605号是一套独居，户主姓滕，不拥有产权，3个月前董浩成开始租用，沈小姐住进去，月租金1千5百元。
3月6日晚，董浩成没有到沈小姐住处去，经倪耀庭和杨光荣商量决定，金祥等人秘密传唤了沈祥英。沈小姐开门时，穿着紫罗兰花睡衣，神色有点慌张。
在刑警队，年轻的电脑公司营业员承认了与董浩成的情人关系，他们大约3至4天见一次面，关系是从去年8月，盛夏中的一次舞会上开始的。以下是询问笔录的部分内容：
问：他和你谈起过他的经济情况吗？
答：没有。我没问过他。
问：他在你身上花过多少钱？
答：（沉默）我觉得我和他不是那种关系（哭）。
问：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要如实回答。他经常给你钱吗？
答：（摇头）不……
问：一共给过多少，你想一想。
答：搬家以后，他在我这儿放了3万块钱，让我添置点东西。这个钱我没有动。
问：以前呢？
答：以前也给过一些，加起来……有4万多吧。
问：给你买过些什么？
答：手机、呼机、一条项链、戒指，还有几套衣服……
问：凭他的工资收入，你觉得他的钱来路正当吗？
答：他跟我说过，他帮外边设计电脑程序。
问：他跟你说过关于信用卡的事吗？
答：什么信用卡？
问：拿信用卡取钱。
答：买东西的时候，他经常用信用卡。用卡方便。
问：他说过他自己也能做信用卡吗？
答：（沉默）
问：你要如实回答，否则要负法律责任。
答：说过……
问：都说过什么？
答：他说，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做出信用卡到外面取钱，谁也发现不了。可是他没说他做过。
问：我现在提出几个时间来，你好好想一想，在这几个时间里你见过他没有，知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下略）
窈窕的女孩子看上去还很单纯，她显然被吓坏了，来不及编瞎话应付公安人员，或者，还根本不清楚哪些话对她的男朋友有利，哪些不利。询问结束时，金祥产生一种想法，觉得董浩成和她的关系更像父女。
如果女孩子没有说谎，在两次作案时间里董浩成和她正在床上，或在605房37平米使用面积的某个其它位置。
询问过程中，董浩成的电话打到她的手机上，她看了一下号码，问金祥能不能接，然后和她的情人通了话。按照警察的吩咐，她说她正准备洗澡，所以应答很简单。
第三个探组的行动同样是迅速的。探组组长李阈琨带着他的组员两天内走访了了解纪宪亭情况的18人，其中包括他的同事，邻居，片警，朋友和老同学。
无论从哪方面讲，信用卡部主任都不应该随便列为怀疑对象（这使人想起谢小米说过的话），他属于毛泽东时代培养起来的那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责任感强，计较别人对他的看法（尤其是单位对他的看法）而很少把贡献和报酬放在一架天平上比较的人。翻开他的档案，在各种表格里“曾受过何种奖励”一栏里或者一字不填，或者填得满满地。文革中他出席过全国金融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三中全会后历次先进工作者组成的行列里他也很少缺席。用郭行长的话说，老纪这样的人不好找了，在现行体制下，没有老纪这样的干部又是难以想象的。
尽管如此，侦察员们仍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最使他们放心不下的是，最初的三次发案，即2月18日下午17时55分、2月19日下午17时48分和同日晚间19时17分发生的提款，地点都集中在西城区西南部的长江路分理处和贵州路分理处。李阈琨和部下作了一个简单而可靠的测试，证明纪宪亭下班后骑车经过两家分理处，停下来取款，然后再骑车回家是没有问题的。晚上，他在各家收看新闻联播的时候出来一趟，步行到贵州路分理处，取了款再回楼区也不大惹人注意。
刘杰和董浩成的日常活动范围都不在这个区域。特别是19日晚间的两次同一地点提款，中间只相隔不到两小时，案犯有什么理由大老远来专候此处呢？
谢小米有记日记的习惯，靠日记帮助回忆，再加上同事的提醒，她可以肯定，18、19日两天她的顶头上司是按时下班骑车走人的。18日下午开会，卡着下班的点结束，谢小米是最后离开办公室的人。19日下午纪宪亭到下面办事，4点钟回到信用卡部。
总之，在那两个最重要的时间段，他的确是骑着车奔向了案发地点所在的区域。
稍微了解一点纪宪亭家庭情况的人，都认为他不仅是个好干部、好领导，也是位好丈夫、好父亲。与报纸上宣传的许多先进模范人物不同，在单位上他很少早来晚走，加班加点，为的是及时赶回家买菜做饭。他的妻子顾书琴体质甚为不佳，原来在重型机械厂上班，来回骑车1个半小时，到了家一点精气神都剩不下，这时候纪宪亭已经在厨房里忙着炒菜了。顾书琴下岗后的那次中风，能恢复到只是嘴有点歪，也完全靠老纪的尽心。当然，老纪的业余时间还有一半分给了儿子，儿子后来也学计算机，复旦毕业，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去了。说到私生活－－这里指的是男女关系方面－－把老纪和绯闻联系到一起，就和一位受人尊敬的德育教授开设一门新技术革命课程一样缺乏听众。
3月6日晚上召开了专案会议，先由徐方友汇报侦查工作概况，之后各探组组长补充细节。墙上挂了一张大幅市区街道图，3名嫌疑对象的住址和所有发案地点都用红蓝两色图钉标出了位置。地图的一角，临时别上了3名嫌疑对象的相片。
瞿葆华和谢小米也参加会议，谢小米穿一件栗色皮夹克，质地像皮肤一样细腻柔软，里面露出淡粉衬衫。由于她的在场，大家都尽量使自己的发言显得简捷、果断、深思熟虑。只是没有一个人敢在倪耀庭面前表现出轻率的乐观。
杨光荣问徐方友：“找到没找到在现场的其他提款人？”
徐方友说找到一个，是个商场副经理，他在作案人提款45秒钟后取款，是时间上最接近的一个，地点在利客隆门口，可是他说没看见在他前面有人提款，他从商场里出来匆匆忙忙的，取了钱就回商场，没注意别的。还有两个人取款时间比较接近，差1分13秒和差1分27秒，都是外地人，一个从沈阳来，一个从深圳来，去不去找他们，要由领导上决定。”
杨光荣说：“要去，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
倪耀庭也点了头。
倪耀庭站在地图前面，开始说他的话，用一根教鞭指指点点图上的相片。
“都听明白点。现在，我们首先肯定，作案人就是这3个人中的一个。道理已经讲过了－－别人没这个条件。刚才你们汇报的，增加了一些疑点。一个，刘杰，买商品房是勉强的，经济上有压力；一个，董浩成，养小秘包二奶，花费入不敷出；第三个，虽然经济上没有特殊的原因，但住处离初次发案地最近，具备作案时间。
“现在不要过多地考虑工作表现和道德品质，人这个东西是很复杂的，谁心里想什么别人知道吗？在单位里说的话、在学习文件的时候说的话和在家里说的话都一样吗？更何况人的思想是会有变化的，55岁的人到了58、59岁，是不是想法就不大像以前了呢？谁也说不清。所以，我们要考虑的，主要是证据，在拿到证据之前，主要是线索，包括作案动机、作案条件、作案时间。”
他用教鞭指徐方友：“徐队长，你说说看，这案子是简单是复杂？”
徐方友冷不丁被喊了一声，倒也面不改色心不跳，先是抿着嘴忍住笑意，而后说：“我觉得既简单又复杂……”
“说对了，”倪耀庭表示满意。“说它简单，是3个里面挑一个，张三李四王五，名单市行的同志都给我们提供了。－－我们以前碰到的案子有这么快确定怀疑对象的吗？说它复杂，现场在哪儿？证据在哪儿？没有现场，只有案发地。自动提款机摆在那儿，是现场吗？没有指纹，没有痕迹，也不用出现场，以前遇到过吗？没有。这两天我一直在想，也请教了谢科长，如果我们确定了嫌疑人，以什么为证据？”
大家就扭头看了看谢小米。
“只能是卡、钱，主要是卡。将来的难度就在这儿！
金祥问：“案犯是不是不止一个人？”
“对，估计有个同伙，但不会发展到3个人。我们要特别注意头两次作案，尤其是第一次作案，2月18日下午的那次，应该是一次试探性的，应该是主犯本人的作案。”
李阈琨说：“我觉得，纪宪亭作案的可能更大。”
“为什么？”
“既然是试探性的，一点危险都没有的，为什么不就近呢？他具备作案时间。”
金祥摇头：“也不一定，危险性不能说一点没有。接触核心机密的只有这几个人，这本身就是危险。”
边亚民说：“我同意。其他两个人中的一个，给第3个人设套，也有可能。”
“好了，”倪耀庭打断他们。“现在说谁的嫌疑更大还为时过早，3个人都有嫌疑，现在谁也不能排除，要继续调查。徐队长，给你两天时间，务必把那两个外地人找到，怎么找是你的事！其余的工作，重点是3个方面：一个是对作案地点附近的人员，要进一步走访，看在那个时间里，有没有人注意到犯罪分子；一个是对这3个人最近的经济情况，要过细了解，看有没有变化；一个是对这3个人的接触关系，要彻底搞清楚，看最近有没有来往密切的人出现。你们看－－”
倪耀庭用教鞭指着地图上的位置：“从2月18日到24日，作案基本都在下午5点半到晚上9点半钟之间，这说明案犯是上班族，从26日到28日，作案频率突然加快，两天里取出12笔款子，时间上，有5点半以后，也有上午10点零7分、10点26分、11点零3分、下午1点14分等等。从地点的距离看，一个人打车，是可以跑过来的，但这个人不应该是主犯，是另一个人，因为，我们这里的3个嫌疑对象经调查都不具备这两天白天的作案时间。这个人是后发展进来的，既为取钱方便，也为扰乱我们的侦查视线。为什么26日到28日节奏突然加快，然后突然中止作案呢？说明主犯的确是了解内情，知道银行这两天就会发现出了事情。至于昨天，可能是由感觉到安全了。所以，要调查26日前后有什么人与嫌疑对象中的人有秘密接触，也要调查这个时间里嫌疑对象亲属的情况。徐队长，你具体布置一下。”他又转向谢小米说：“谢科长，技术上，还有个事要问问你——密钥、卡号、密码，这是3个东西？”
谢小米点头称是，又说叫她小谢就行了。
“它们什么关系？”
谢小米尽量通俗地解释，说密钥是打开整个程序的总的钥匙，密码是用户个人掌握的钥匙，卡号是公开的，密钥与卡号结合，就产生密码，卡号和密码可以通过密钥互相换算。
倪耀庭在本子上记了几笔，记完了看半天，再问：“密钥放在哪儿？”
谢小米说，在总行，一张盘里，盘锁在专门的地方，通过严格复杂的手续才能取出来，而且不可以是单独一个人去取。
“在密钥中，最后是不是也有一组像密码一样的数字？”
“是，”谢小米回答，“一共24位数字，由3个人给出来，谁都不知道另外两个人出的什么数，然后，还要把这24个数输入电脑，由电脑任意排列，最后，也可以说，这3个人也什么都不知道，让他们3个人凑也凑不出来。”
“嗯……现在调查的3个人里，有没有谁出这个数？”
“只有老纪。”
“嗯。”
“不过，您可别以为老纪的嫌疑就有多大。”
“这个我知道。”
屋里的警察听到这里都明白，倪总问出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七
作者：胡平
两天之后，外调的人回来了。他们找到了那两个到临海市出差的人，两个人没谁看见有谁在他们前面取款。
两天里，也没有发生新的案情。
3月8日下午，沈行长又从北京打来电话，询问侦查工作进展；稍后些时候，市行郭行长打电话给倪耀庭，很客气地转达了总行方面的关心。倪耀庭感到烦躁，压力倍增，答复说，一切都按步骤进行，一旦有重要进展，会及时通报银行方面，而且，瞿主任也完全了解这边的所有工作。
3月10日上午，瞿主任和谢小米回市行，向郭行长等人汇报了情况，接着，瞿主任又和沈行长通话大约40分钟。银行的判断是：警方的工作做得很细，有条不紊，但还没有搞到突破性的东西。还需要再耐心地等几天，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