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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时候，已经开始知道钱的重要了。在我们四个朋友当中，A 表面很和善，但实际上他对我们几个的关系，基本维持在家门以外———那时候哪个孩子没去过同学家啊，但是三年的时间里，我们还真没怎么去过他家，唯一的一次，是初三，他生病了，老师让我给他送份卷子。他的家很雅致，一看就知道是那种很有规矩的人家，最让我艳羡的是他家的书柜，高到了房顶，都是我闻所未闻的书。
不过那次我就在他家呆了一分钟不到。敲开门，把卷子递给他，他道谢，我扫了一眼他那神秘又雅致的家，然后离开。
小B 的父亲跟我父亲是同学，几乎同时来到厂里，后来也几乎同时被提拔，他妈跟我妈年纪又差不多。这样的家庭，多少存在攀比的情况。这种攀比不仅包括男人的工作、女人的内秀，甚至还包括孩子的成绩。不过后来我爸生病，前两种攀比基本消失，只剩我跟小B 在学习上的较量，总体上我比他强，但是他能有钱买很多新书，这点我望尘莫及。
更打击我的是，小B 买的这些书，都是我喜欢的小说、文学或者杂志，而他从来不借给我。
小C是我们四个中成绩最靠后的，但是他家也是最有钱的，不过他父母都没什么文化，又在做生意，所以家里一直很杂乱，堆满了货，他跟他妹妹基本是在没有父母关照的情况下读书的，从这点上说，小C是我们四个中最能干也是最懂事的。他还有一个优点，特大方，跟他出去他总愿意请你吃一毛钱的雪糕。我总去他家，他有了新书总会借给我，所以我跟小C关系最好。
初中那三年，我们四个男生，基本是在一条线上前进，脑子里没有什么未来的概念，也不知道以后的生活会朝着怎样的路径变化，就这么懵懂地发育着。
第一个变化出现在初中毕业时。升学的选择有三条路，分别是高中、中专、技校。高中自不必说，中专和技校读三年后，就会回到父母所在的航天部某基地，当技术员或者工人。
小A、小B 和我，都没什么犹豫地选了高中，小C却报了中专。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对未来的意识已经与学历、文化程度联系得越来越紧密。C的选择让我很不理解，他难道不想读大学了？他说他觉得自己的成绩上了高中估计考大学没什么希望，不如读中专去。他父母对此也没有异议。
C后来就去了中专。A、B和我就上了高中。我跟C一直有联系，他在中专是佼佼者，过得很快乐。再来说我们高中的三个人，A 的父亲是一所理科著名高校的老大学生，所以为A 制订了一条自己走过的路：读理科，考理科，学理科……可是我知道A
对文科的兴趣跟我一样大，他不喜欢理科但是又无法改变父母的决定，只能熬着。
B到了高中后，认识了很多别的学校过来的学生，跟我们渐渐疏远了。后来我发现他不再买书了，他的钱开始花在了看录像和打游戏机上。小B 的成绩到了高二就彻底不行了，全年级几百人，他排三百多名。我后来问他，他说总是觉得光啃书本远没有在游戏机里称王称霸来得爽。
我爸开始也让我读理科，结果被上到高三的我抗争掉了，A 曾经也跟我一样抗争过，不过还没成气候就被镇压下去，他家里连雅致的气氛都能成为一种武器。
转眼又是三年过去，我们等来了高考。小A 报的是他爸的母校，我报了外语学院。最后我和小A 上了线，小B
落榜，后来他父母花了很大一笔钱送他读了一所职业大学。
小A 考的那所大学很强，他一进去就拿奖学金什么的，他爸对他满是期望，经常在别人面前说，儿子上了这所大学，就成了股市里的绩优股。我上的川外虽然只是一所普通学校，不过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所以在里面那四年过得很恣意自由。对我人生影响很大的一些书，都是在大学里看的，这时我已经能很坦然地面对贫穷了。
那时候我们四个人，分别在四个城市。小A 在东北，我在重庆，B在成都，C毕业回了基地，开始做工人。四年后的结局是，小A 因为对专业索然无味，开始迷上了网络，后来发展到沉醉黄网不能自拔，毕业时连学位证都没拿到；小B 读职大的时候谈了个女朋友，后来怀了孕，打了，女孩对此耿耿于怀，对小B不好，却又不离开，小B22岁的时候，看上去就跟30岁一样。我毕业时拿到了到北京的通知书，而小C已经下岗了。
对我继续到北京读书的事情，家里起先有些犹豫。当时我妹也要上大学了，我爸手术后身体虚弱，家里当时还是希望我找个工作，这样至少能缓解一下压力。但我很想去北京，最后我跟我爸说，你就当投资原始股好了，以后迟早要涨的。我爸就因为这句话，开始大力支持。
来北京前，我去见了C。他正在后悔没有读高中上大学，才在竞聘中失去岗位。我也觉得他去读中专是失策，给他讲了大学里很多事情，还给他拿了很多书，当年都是他借给我，现在可以还这份情。
一晃又是八年，我在北京过着自由的生活，挣的钱是我爸他们的很多倍，而他还记得原始股的说法，并以此为傲。
之所以写了这么多废话，是因为今天我忽然接到了C的电话，告诉我他刚来北京，开了一家公司。下午我见到了这位八年前的下岗工人，在深圳他已经有了一个做书籍的文化传播公司，现在业务伸到了北京。分公司在建国门，我瞟了一眼资料，注册资金500万元———跟我经常梦想着可以追打主编的巨奖一样多。
C说，他下岗后就去了深圳，做了很多东西，都失败了，老是奇怪自己为什么没像我一样挖到原始股。后来他想到我那么喜欢读书，那么喜欢读书的人一定会买很多书的，灵机一动，他管父母借了一笔钱，从卖盗版书开始，慢慢从零售走向批发，又从流通做到内容，几年波折，终于有了今天。
跟C的联系，让我想起了多年未见的A 和B。一番打听后，知道A后来靠他原本不喜欢的专业，进了一家公司做技术，后来在2003年考上中文系研究生，现在还没毕业；B 工作没两年就跟那女孩结婚了，挣得刚够用，不过他已经有了一个几岁的儿子，这是A、C和我三个人都没有的幸福。
以前我只以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原来每一个方向都有生活的原始股啊。
真相之死
希望工程
因为这个塘子的水太深，我的棍棍能搅搅锅底却戳不到塘底。2003年1月20日，那篇《六问希望工程改革》见报了。
要做这个选题，我开始心里也没底。因为自2002年3月的“明报事件”以来，有关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基会的大事小事，似乎都有可能成为泼向滚油锅里的一瓢水，随时能折腾出个鸡飞狗跳的动静来。
可我想要的是一根不带水的木棍，这样可以伸进滚烫的油锅里去搅搅，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是从1999年中国青基会与香港《壹周刊》较劲的时候就开始跑他们的新闻的，其间也出过几件比较引人注目的事情，比如“巩俐阿姨广告事件”、“假信事件”、“明报事件”等。2000年调查“巩俐阿姨广告事件”时，我还是唯一随队调查的北京媒体记者。几年下来我对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基会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了解。
2001年底“假信事件”和2002年3月“明报事件”接连发生，青基会由“巩俐阿姨广告事件”中的调查者成了备受猜测的被调查者，希望工程也在一夜之间成了人们议论的对象。方进玉去年3月那篇未能在《南方周末》面世的稿子和12月底在网上流传的那篇十万言书我都看过。我佩服方进玉的勇气，但是他提出的那些问题，比如投资使用方向、停止1＋1助学行动的原因等等，都没有回音———就像一个武林高手，使出惊天动地的一招后，却连对方的一点反应也没得到，不爽。
2003年1月16日，我在国内新闻版上发了一篇消息《希望工程助学金到农行领》。稿子是中国青基会传给我的，讲的是沿袭了13年之久的希望工程助学金发放程序从今年开始被彻底改变，中国农业银行将负责发放。
当时那篇消息稿让我特别留意的是“提高发放效率，消除管理盲区”这几个字，这一年中类似的措施已经不只一次了，但是中国青基会绝对是第一次这么明白地说出“盲区”两个字。再把那些亡羊补牢的措施连起来一想，顿时觉得非常有意思。
跟当班编辑棍表姐说了，她也觉得是个好题，不过做出来的困难比较大，中国青基会会接受采访吗？不过以我对中国青基会的了解，它们肯定也是有话想说的，只是怕表达不合适引起公众的反感。后来我们就商量，别绕圈子了，干脆把事情都跟中国青基会直说，争取得到采访的机会。2第二天，中国青基会答复我，秘书长顾晓今可以接受采访———这让我很意外，因为她不像徐永光，她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甚至还不喜欢上照片。结果令人满意，先采访顾晓今，再采访常务副秘书长涂猛。
采访前我和棍表姐花了一天时间准备问题，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既要是公众关注的东西，又不能说得太过。这时候我才体会出这三年多跑口经验的重要来，中国青基会在“明报事件”后出台的政策、这些政策后面的背景、针对的是哪些最让公众关注的问题等等，都在我的脑子里。
我的第一个问题选在从捐款中提取管理成本上，因为中国青基会多次表示他们之所以会拿捐款搞投资是因为零成本运作的关系，那现在捐款中有了管理成本，还有没有投资？以前的投资怎么处理？……在这里我不是要方进玉式的推测，我要的是中国青基会的回答，因为这个塘子的水太深，我的棍棍能搅搅锅底却戳不到塘底。
2003年1月17号从9点到12点，采访了三个小时，顾晓今和涂猛的坦诚让我有些没想到。我们原来设计了八个问题，其中最有可能被毙掉的是“提取管理成本后还有没有投资、以前的投资收益用在哪些方面”这一问题，但是包括这个他们都回答了，实在是意外之喜。
采访录音整理了20000字，初稿6000字，见报5000字；值得庆幸的是，最重要、最能吸引读者的问题都得到了保留，顾晓今和涂猛审过稿子后，已经是晚上11点了，当时已经应该没什么问题了。等到了12点半，正开车回家呢，忽然接到棍表姐的电话，连忙把车停在路边，胆战心惊地按下接听键：“是那稿子被毙了吗？”
表姐说：“差点。（阿弥陀佛）”不过那稿子过总编那关也够悬的。想想也是，这么敏感的问题就这么被我们俩商量商量的就弄出来了，还咣当就是一整版，总编直到看大样的时候才知道我们做了这么一个“雷”版。好在我行文没什么问题，青基会的一、二把手又都看过，总编最终还是签了版。
呼，终于出了口长气儿……
早上10点我到了单位，网上已经到处都是这篇文章了。一个上午我就接到了四个境外媒体的电话：“中国青基会为什么会接受你的采访？”“这些东西以前怎么从来没披露过？”还有的想采访我，呵呵，NO。
在另外一家媒体的同学问我：“你小子怎么这么敏感的东西都敢写？你们报纸还敢发？”呵呵，YES。
有人说，如果没有方进玉之前的两篇针对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基会的文章，我这东西没什么价值，倒有点像中国青基会总结改革措施的宣传稿。的确如此。不过就因为有了前面那两篇文章，这篇稿子才有了不一样的价值，才成为了新闻。毕竟能让中国青基会开口又能顺利见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我们做到了！
稿子发后有人问棍表姐，《北京青年报》能做这篇稿子有什么背景。她说，我们的背景就是……没有背景。
这个回答很妙。
平舆的叹息
在他们眼里，记者大概只会愤慨，是不会流泪的。“平舆杀人案”是我采访过的最血腥也最残忍的新闻事件。后来因为事情的波折跌宕，连续写了三篇采访手记，在网上一度流传广泛，这是手记开篇。
1
2003年11月15日深夜，我坐上火车从北京赶往河南驻马店。不过驻马店并不是此行的目的地，离它50公里远的平舆才是。
出发前一天晚上，我正和一位远道来访的朋友惬意地享受周末，忽然接到郑直的电话。这时候来电话，多半要出差。果然，电话里郑直告诉我，河南有一个地方这两年连续失踪了20多个孩子，一直没音信，成了当地的悬案；最近悬案破了，失踪的人都被一个人杀害后埋在院子里，而破案的线索却是其中一位失踪者最后逃了出来。通报消息的是一位读者，他哥哥的孩子也被害了。
不寒而栗。这只有在电视或者小说里才能见到的情节，忽然由这个冬天的晚上变成了我耳朵边的现实。去，这种事当然要去。朋友说你别一个人去，这样的事情太危险。我说案子都破了，又能怎么样，不过我还是听了她的，没把这次出差告诉家里人。
16日早上7点，火车停在驻马店。在车站旁边随便找了个小旅店，扔下东西接着去坐去平舆的汽车。通报消息的读者告诉我，最好不要住在平舆，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命令那里的旅店一律不能接待外地记者。
23具尸体，18个中学生。坐在颠簸的汽车上，我脑子里不时闪出这两个数字。当记者这几年，也算见识了不少事情，这么冰冷血腥的还是第一次。因为被害的都是男生，凶手的心理状态是否正常自然值得怀疑。
没等我多想，另外一个意外又出现了，在车上跟一个孩子家长联系，接电话的是他爱人，说孩子父亲已经被控制起来了；没听说还要控制被害者家属的，那边说是乡里的干部把人带走的。
到了平舆，在县医院门口见到了七八位孩子父母，丈夫被带走的那个家长也在，一脸憔悴，她的儿子红雷18岁，高二；孩子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名字都很响亮，昆仑、鹏超、政威……问家长们为什么守在县医院门口，他们说因为想找到那个最后逃出来报案的孩子张雷（化名）。我说他在这里住院吗？家长说不知道，哪儿都找不到他，案子一破就找不到他了，想去医院查查病例，雾里寻人。
后来花费了一番功夫，终于找到张雷的三爷。老人很梗直，张雷别的亲戚都躲着记者，他没有躲，却认认真真地验看了我们的记者证；他女儿怕他日后惹麻烦，不准他接受采访，结果被老人骂了出去，骂的都是河南话，就听出一句：如果是你儿子出了事……
2
又回到县医院门口时，已经快11点了，那些孩子的父母还等在那里，说怕我找不到他们。当地农村结婚比较早，这些家长应该都是三十七八岁，但面相上已是四旬开外，尤其是几位独生子的家长，不知道这样的惨事对人心是多大的摧毁。
中午跟家长们在一个饭馆吃饭，席上气氛沉闷。母亲们都贴身带着孩子的照片，拿过来一看，都是眉清目秀、将要成人的翩翩少年；将这些孩子的脸摆在一起，翻拍了一张，后来发在11月17日的报纸上；而这一字排开的照片，突然间变得让人看不下去。
既然找不到逃出来的那个孩子，下一步就是去现场。在场的十多位家长中只有两位得知消息后去过，但也被拦在凶宅外，没让靠近，只是远远地观望。而且当地对此事也在尽力封锁，前一天新华社记者想去拍照片，结果差点就起了冲突。
吃饭时还在的几个孩子父亲，出门后却都没了人影。一回头，发现餐馆门口停着一辆车，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正让孩子父亲上车。我顿时明白过来：红雷父亲大概就是这么被带走的。便问：没问题吧？一位母亲说，都是乡上的干部，其实也很同情我们，但是上面有规定，不带走不成，可也不会难为他———当地干部眼里，剩下的这一群孩子妈，大概也没什么用处。
下午1点半，6位孩子的母亲带着我前往现场。我们包了一辆车，司机本来要价颇高，但一听是这事，来回50公里的路，只要了40块钱。
开到近村处，走不了了，全是烂得陷车轮的小道，只有步行。一行人，连同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