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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的。
我说既然是这样，不相干的人用新华社名义就有问题了，一是分社应该不会不知道，但还同意用？二是名片一发出去就代表“新华社”这金字招牌，要真跟新华社没关系，就直当骗子了，可是又带这么点关系，要是真的有什么问题，丢的可不是河南电视台的人。那女同志说这的确是个问题，需要以后格外注意，外面的人用新华社的名字无非就是因为这招牌响，要不总社也就不搞什么“护牌”行动了。
从心里讲，我不愿新华社再出繁峙那样的事情，一是因为记者整个队伍都无光，二是我当年毕业的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就隶属于新华社，很多老师都是新华社副社长或分社社长，我的同学也有20多个去了新华社，在我心里这三个字还是很让人觉得温馨的。
到现在，这件事虽然也不算完全清楚，但也就算过去了。到了12月9号，案子的审判之干净利落与破案的拖泥带水形成鲜明的对比，想想还是把这三件没怎么想明白的事情写下来吧，一是不能忘记，二是因为昨天晚上接到当初给我们提供新闻来源的那位孩子家长电话，他说喝了很多酒，觉得想不通，到现在孩子死还跟一出戏一样，没有人解释得清楚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我觉得活着真是没什么意思了。”2003年12月寒冬的夜里，他在电话那头哀哀地说。我只有劝他，我怕半年多前那一幕重新上演———4月我去海城采访“学生豆奶中毒事件”，见到了唯一死亡的女生李洋的母亲，当时她也是这种哀哀的口气。77天后，她自杀身亡。
真相在那之外
他们觉得最奇怪、同时也问家长次数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们怎么想到要来挖的？你们为什么要来挖？案子不都结了嘛！”
采访“平舆杀人案”后，我曾写过两篇手记，直觉一直告诉我，肯定还会有第三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一定会有。
等待的时间并没有太长，就在案子报道出来5个月、凶手黄勇被枪决4个月之后的2004年4月。12004年3月26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周末，忽然接到平舆遇害学生王亮家长王留超的电话。他也是去年11月最早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的人。他在电话里说：“要到清明了，我们今天想去祭奠一下孩子，结果在黄勇家又挖出很多骨头，还发现了两把菜刀，上面还有血迹和毛发。”
我呆了一下，有点难以置信：“挖出了骨头？”那边说是。我问留了照片没有，他说我们专门跑到旁边的市场去，买了相机和胶卷，照片马上就能冲出来。我又问你们报案了没有。他说还没有。
“你们不报案不成，这事情那么大，必须报案。”我跟家长说完，又把电话打给部门负责人杨，告诉她家长们的发现。她吃了一惊：“天啊，如果是真的，事情就大了！”我说这些家长是不会骗我的，我相信他们。杨说事情太重，能不能报得让大脑袋来决定。
第二天家长又电话过来，说已经去报案了，找的是县分管副书记。那书记听了也很惊讶，答应让警方派人再去现场勘查，说再去的时候叫家长一起去。
杨找了大脑袋，他在惊讶之余，自然考虑到了做这篇报道的风险，毕竟这是去年公安部督办的十大案件之一，影响那么大，如果事情是真的，有关部门在诚信及办事能力上的问题就会暴露无疑。考虑了两天，无果。
接下来的一星期里，又接到家长电话，说当地警察一直没来找他们，也没去现场。他们没办法，只能把26号挖到的尸骨和菜刀自己收了起来。仍是那一句：“你们能不能来？”
这时大脑袋出差了，我们又去找二脑袋商量。二脑袋说这题单独做风险太大，建议说能不能找中央级媒体合作。这倒也是个办法，有可能合作的只有央视和《中国青年报》。
2004年3月29日，我先和《焦点访谈》栏目一位主编取得联系。把事情说了，她倒吸了一口冷气：“不会吧，这案子影响这么大，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说家长那边还有现场照片，而且这个案子当初疑点本来就多。主编说这事情太重，我马上请示领导。
随即我又跟《中国青年报》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他们表示对案子很感兴趣，会派记者跟我联系。
接下来的3月31日到4月3日，我去重庆采访“寻找艾滋卖淫女”事件。其间又接到家长电话，说他们又去找县警方询问勘查现场的事情，但是对方没有回应，家长们都是农民，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只能一再给我打电话，我则一直在等《焦点访谈》和《中国青年报》最后的答复。
4月8日，《焦点访谈》记者阿魏、《中国青年报》记者阿刘都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们约定次日见面商量合作的具体细节。4月9日，央视、“中青”、“北青”三家见了面，此时距离家长第一次挖出尸骨已经是整整两个星期了。商量出一堆采访中需要注意的东西，比如如何确定尸骨是或不是孩子的，比如了解警方的破案过程等等，甚至还商量4月13号晚上一起出发、同时发稿等。
没想到到了晚上，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央视那边领导觉得这事情还是太重，“播出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改变了主意。这样就只有“中青”那边了，阿刘一直说没问题，13号晚上一定能出发。
因为家长手中骸骨需要做鉴定，想委托给一家独立的鉴定机构。我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之所以找它，是因为这个中心是为数不多的独立于公检法系统之外、并取得了司法部鉴定资格的社会鉴定机构。
在跟司法部核实过它的资质后，我跟这个中心的主任邓亚军博士联系上。她提出跟我们一起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那些骨头是在现场找到的。事实证明，以前在西安公安局做过多年法医的邓博士经验丰富，认真干练，在后来的采访调查中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采访成功之于她，功不可没。
4月12日，我准备买去河南的车票时，阿刘却又告诉我，他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多半不能在13号出发，让我们先去，他14号一定赶到———从3月26日家长通知我我又通知其他同行算起，已经有两个多星期时间过去了，大半都是花在等待上。家长在等，我也在等；家长很无奈，我也很无奈；家长无奈于自身力气的渺小，我则无奈于自身力气的有限。接到阿刘的这个电话后我已经不想再等了，决定13日晚上照常出发。
2
13日晚我跟邓博士上了南下的列车，14日早上7点到达驻马店，9点40左右到达平舆。家长们都已等在那里。有的家长已经见了很多次，这次一见，40岁的人就已经白发苍苍了。
快到中午时我们才赶到黄勇家。几个月以前我曾来过这里一次，当时被严格警戒的小院，如今已经无人居住，破败荒芜；院里十几棵白杨树，都先后被家长们剥了皮，又腰斩砍倒在地，以示仇恨。
拍了几张照片后，家长们又开始在现场挖，开始什么都没找到，就改到一号尸坑处挖，结果刚挖了十多分钟，就不断发现骨头，多是脊椎骨。挖到一米处，铁锹下碰到异物。拨开浮土后，尸块显露出来———尽管有备而来，但是这个场景我还是没有想到的，这样就把以前的怀疑变成了现实；家长们也没想到会出现那种情况，有的当场就差点昏倒，还有的跑到一边呕吐。
邓博士查看了一下后说：“这是一具完整尸体，按照法定程序，我们得报案。”家长们便开始给驻马店和平舆警方打电话。我给阿刘发短信：“真的发现尸体了，你在哪儿，快到了吗？”那边回复：“在路上。”又给阿魏发了条短信，他马上回：“用录像机拍了影像资料没？”这一说提醒我了，马上用数码相机拍了三段总长五分钟左右的DV，虽然没有摄像机那么清晰，但是作为佐证足够用了。
下午1点48分左右报了案，半个小时后当地警察先来了。他们觉得最奇怪、同时也问家长次数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们怎么想到要来挖的？你们为什么要来挖？案子不都结了嘛！”为了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我跟邓博士在大批警察到来前，带着照片和DV返回了县城。
到了晚上6点多，还不见阿刘到。给他电话，无人接听。我心想，不会是临时变卦了吧。出门前曾把这种忐忑跟一同事说，她说要是单纯做新闻呢，谁碰到这事情都会一追到底，对记者来说它是种诱惑。我拿“诱惑说”安慰自己，毕竟当初是因为有中央级媒体合作的理由才让领导放行的，万一……
晚上7点，我跟邓博士出去吃饭。从早上7点到现在已经12个小时，却一点饿的感觉都没有。后来终于接到阿刘的短信：“领导让我把手头两篇调查稿完成了才能走。”这下更没有吃饭的胃口了。我问：“那你是推迟来呢，还是不来了？”发了两次，那边再无声息。
只得把新发现尸体和“中青”不来两件事情都告诉给杨，杨沉吟了一下说，当初觉得这稿子可能做不出来，是因为家长只是怀疑而没有确凿的证据，毕竟碎骨头有可能是去年清理现场时遗漏的，但是现在发现了尸体就不一样了，足以对那17个人的死亡数据提出质疑。她决定立即去找刚回来的大脑袋商量能不能发稿。
等待的感觉很漫长。
15日中午，再次找孩子家长。刚坐了十分钟，现场就打来电话说，又发现一具尸体，是在3月26日发现菜刀的3号尸坑———14号晚上，驻马店警方开来20多辆车，对现场进行勘查。其间家长问带队领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当初确认17人死亡，还做了DNA 检测，现在这里又会发现尸骨？在场领导答不出来，只说立即送公安部再做检查。
15日再去现场，已是人山人海地把现场围住。第二具尸体有部分头颅，也是相当完整。邓博士说，从证据要求极其严密的法医角度来说，这两具尸体不可能是上次勘查后遗留下来的，遗留的只可能是碎骨头，而不可能是这么大的尸块，法医也不可能只凭找到一个头颅就确定杀了一个人结案的。
回宾馆的路上，一个孩子家长突然从人群中把我们拦住，悄悄告诉我们，当天早上县里已经在各单位开会说来了两位记者，一律不得接受采访，她先生在县里任职，知道我们来了，专门让她出来找我们，提醒要小心，说完话后立即走了。
我跟邓博士站在街上，互相看看———后来才知道，去年11月家长们曾找过《武汉晨报》同行，他们对此案进行报道的时间比《北京青年报》还早一天。这次得知又来了两位记者，县里以为又是《武汉晨报》的，因此一边通知各单位，一边让几个宾馆查武汉来的人。但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回宾馆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照片和DV全部发回北京；因为事情已经基本清楚，邓博士决定马上经郑州返回北京。
邓博士走后，又有家长找到宾馆，让我住到他家去。我想这朗朗乾坤的，不怕。家长说县里到处在找武汉来的记者，我一听心里更踏实了。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现和等待后，终于在15日下午接到了杨的电话。她说尽管对我们单独调查这件事情有这样那样的担心，但是大脑袋考虑了半天，还是决定先发消息。
接完电话，兴奋的我又发了条短信给她：“真是爱死你们了，你，大脑袋，都爱！”她受不了，马上训斥我：“别得意，还不定能发呢！”我说：“我不是得意，是自豪！看看“焦点”和“中青”吧，我真为“北青”自豪。”———我没有任何贬损同行的意思，大家在不同的位置难度也不同，这一点非常理解，但是我的自豪也是真话，一点不假。3文章发出去那天，接连接到多条短信，有的是同事，有的是朋友，告诉我要小心，调查完事情马上离开那个地方。网上的评论对河南和河南人的指责又多了起来。其实我觉得哪儿有那么玄，事情的风险在于稿子能不能突破脑子里的界限顺利见报，而不在于能不能在平舆安然行走。
写完那篇消息，我就在连夜赶焦点稿子，一共写了4000多字，围绕的都是当初确定的死亡数字是否正确这一核心问题。
这时候受害家属向警方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重新组成调查组对新发现尸体进行调查，二是重新对尸骨和家长DNA 做检测———如果尸骨是17个孩子之中，那么当初家长们接受的尸骨和骨灰无法解释；如果尸骨不在死亡名单上，那么当初定的死亡数字同样无法解释。这是一个悖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悖论？答案当然隐藏在去年11月的结案过程中。究竟是结案太匆忙还是“DNA 出错”？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是肯定有一天它会暴露出来。
稿子写完后，我离开平舆赶到郑州，第二天早上回到北京，看到那整版的《解读“平舆杀人案”死亡数字疑团》。棍表姐是那篇焦点的编辑，文章被她修改过后，文理清晰、逻辑严密，比原稿好。
之前总担心文章不能见报，到4月17日总算放下心来。这一天是我的生日，这篇充满计划外的变化和变化中的刺激的稿子，算是这么多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阿魏看到了我们连续的报道，发了条短信：“祝贺，惭愧。”
随后又得知一条新消息，两具尸体身份已经确定，都在17个孩子之列。警方表示，这尸体都是上次勘查时的“遗漏尸块”。家长们自然不认可，这次他们的反应比上次敏锐得多：“15号发现第二具尸体，你们16号就说送公安部完成了鉴定，北京到驻马店火车最快8个小时，坐飞机还要绕道郑州，24小时就能把检验做出来？”而警方只管说，不管答，家长的质疑依然没有答案。
4月18号，部分家长到北京上访，第二天就被河南方面接了回去。此前他们因为对死亡数字的怀疑，四次上访四次被接回，现在发现问题了，满怀希望地第五次来，仍然失败。当地有关部门提出的解决问题之法，竟是让家长“去起诉”、“去打官司”。这些家长都是农民，为找孩子有的一贫如洗，哪儿有时间和金钱去打官司？
4回到单位，小三告诉我曾经有人为了这篇稿子找报社说情，被顶了回去。原来驻马店方面知道我在河南后，托另外一家中央媒体领导来说情，希望按住焦点稿子不发。说情的领导并不知道驻马店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只是一般的舆论监督稿，就打了电话。
电话是助理脑袋接的，我出发前给他讲过事情的来龙去脉，他问那领导：“您知道我们的记者去是为了什么事吗？”对方说不知道。助理脑袋就把事情是怎样怎样跟他说了，毕竟是做媒体的，对方一听就明白了：“我马上告诉那边，这事情我帮不了。”
报社领导还是信任我的。就像上次我根据采访了解到的情况，给新华社总部打电话反映当地分社可能有人在采访此事情中受贿，当时分社负责人很快给我回了电话，说经调查情况不属实。详情上篇手记里写得很清楚，这里不再多说。
后来《华商报》曝出这几位记者曾接受平舆有关部门30万元贿赂，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两周后这几位外聘记者居然给我们报社领导发了一封函，言下之意说我“多管闲事”，却又没敢以“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名义正式发函。领导心知肚明，把事情告诉我了后一笑作罢。我曾经想再向新华社总社提出质问，后来想想，跟那种人打成一片，不值得。这事就跟一屁一样，放了。
我用数码相机拍的那些DV，最终还是在央视播了出来，不过不是在《焦点访谈》，而是在《社会记录》。虽然画面不是很清晰，还有点抖动，但却因为是那天在挖尸现场唯一的影像资料而显得非常珍贵。
本来想自己留着，却因为当地警方某负责人一再对媒体说14号我们挖出的只是散碎的骨头，只是被“误认为是尸体”———他们大概没想到我会有现场的影像资料。正好《社会记录》记者来找我，就把DV给了他们，事实胜于雄辩。
节目是在4月22、23日晚上分上下集播出的。然后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我妈嚷嚷你怎么会跑去挖尸体你不要命了啊你。这时我爸在那边冲我妈吼了一句什么，老太太的口气马上缓和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