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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就开始了一个人穿城去实习：上午十点出发，中午十二点到，正好录《午间三十分》，把其中有趣的内容整理成文字；下午编辑从报纸上找稿子（那时候网络还不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地影响报纸运作），我就把稿子剪下来，贴在稿纸上，送到打字室录入；晚上又录《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以及《晚间播报》和《晚间新闻》，如果编辑需要的稿子多，经常要“扒”稿子到晚上十一点。等编辑签完版后，已经十二点，这时我才能回家，坐夜班车再次穿过北京城，回到宿舍已经一点多了。这样的实习，我坚持了整整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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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深夜里一个人坐在夜班车上时，我经常在想老三为什么要放弃。我记得当时还试图拿“北青实习能挣钱”来说服他改变主意，但是他来了一句“人干事不能为了钱”把我噎了回去；除了不能发稿子外，《北京青年报》当时如日中天的气势也对老三有一定影响。那时候我们学校研究生部在“北青”实习的人其实不少，他们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去北青报实习也是白搭，那里绝对留不下应届生，都是从其他报社挖人。实习的终极目的当然还是为了找工作，既发不了稿子，又没留人的机会，老三放弃也是情理之中。
我一直很惬意地在北青实习着。老三后来去了《农民日报》还是《光明日报》实习，我记不得了，那段时间我早出晚归，跟他都没怎么见面。
扒稿子到了第三个月的某一天，沈开完编前会回来，说大家都在议论“李敖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一事，觉得挺奇的，想做追踪，又没想好怎么做。我说问问诺贝尔委员会不就清楚了。
沈说，人家在瑞典，怎么问。过了十分钟，我给了她诺贝尔委员会办公室的电话。她很惊讶，我说在网上用英文查到它的网站，都是瑞典文，看不懂，但是电话号码却是阿拉伯数字，谁都看的明白。
沈大喜，让我继续跟那边联系采访———那是我进北青后第一个采访任务，兴奋坏了。电话打到瑞典，用英语说了一会儿，接电话的是诺贝尔委员会首席执行官的女秘书，她用英文给我做了解释后，又怕没说明白，让我留下传真号码；半小时后，有执行官亲笔签名的一封答复函发了回来，答复得非常详细，事情不过是一场误会。采访加上我写稿子的时间，不过三个小时。
沈马上把稿子交给当时的总编，总编也很惊讶。从此我开始有了采访的机会，不过“扒稿子”仍是我的主要工作。实习了半年后，我居然也在《北京青年报》上发了不少稿子，这让老三觉得很惊奇。到了第二年二月，班上同学都开始找工作，我也茫茫然地跟着他们去参加考试，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能进“北青”，因为它当时实在太火了，真是没敢想。3可是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奇特。在我没把进“北青”当回事的时候，沈突然告诉我，“北青”那年终于有了人事自主权，可能有留京指标，她可以帮我争取一下。我还是没在意，还继续参加了国际广播电台的考试，还通过了复试。
三月的一天，沈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第二天就算有再重要的事情都放下，去参加体检———我当时真是又惊又喜，根本没想到的好事就这么不费吹灰之力地掉在了我头上。那年“北青”就留了两个应届生：我和时政部的同事小袁。
同学们知道了，都很惊讶，以为我花了很多钱，也有人说我跟报社领导肯定有亲戚关系。胡扯，我那时毕业连房租都是借的，哪儿有钱干那事。老三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单位，毕业前才跟一个研究所签了，去搞宣传，单位在香山，去天安门都说是进城。后来碰到他，他抱怨说做得不开心，想跳槽却又担心违约金。
大概在2002年，老三忍受不了，终于交了违约金跳槽到了一家行业杂志社；用他的话说，一个总编，一个主任，就他是干活的。嫌累，又想跳，却又没有合适的。
到了2004年，我们单位筹办《法制晚报》，要招人；我告诉了老三，他交了简历，还让我帮他找了里面负责招人的熟人，一起见了个面。他咬牙切齿地说一定要跳槽，还说多年前他放弃实习“北青”是他最后悔的一件事，这次绝对不会再失去机会了；熟人对他印象很好，说去做中层没有问题———这点不否认，老三绝对不是个没水平的人。其间熟人问他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他说5000左右；老三反问，如果去了法晚，能挣多少；熟人没明确说，也没法明确，报纸还没创办，怎么说得准，她只说应该能挣到你现在这个数。
谈笑甚欢。
然后我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5月法晚创刊时，我以为老三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到了去年底，法晚发行不断上升，给《北京晚报》开始构成威胁。这时候我还在想，老三现在该做得很开心了吧。于是我就给他打电话，人家说他根本就没跳，还在那杂志社耗着呢！
我实在没想到，问他为什么。他说，既然挣的都差不多，何必再跳呢？我登时明了，老三就是这么个人，很多时候他的判断仅仅来自外界简单的信息，比如沈说的不能发稿子，比如熟人说应该能挣到现在这个数，然后就做了决定；他太担心放弃，可是不放弃哪儿会有收获；他也不考虑自己，因为他拿不准自己有没有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力量。所以到现在，老三还在那杂志社里呆着，照样又累又不开心。
所以说人的性格决定他的选择和未来，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前些日子老三给我打电话，说他失恋了。一问，他喜欢上一女孩，人家年龄比他小，个子比他高，家庭条件比他好；结果他跟那女孩表白的时候，人家还没回答他就说你要不同意也没什么，咱们就做普通朋友吧；女孩看了他一会儿，说那就做普通朋友吧；结果老三就开始痛苦，开始跟我絮叨老九你说我该怎么办啊我做事怎么老失败啊……
他还没说完就被我打断，我冲他怒不可遏地骂：你丫活该！
明日之星
唱到后来，估计是她求胜心切，忽然就扭了起来，不仅身体在动，那只没拿麦克风的手也在从上到下做波浪状。
2004年12月15日，各媒体都报了这样一条消息———《倒卖英语四级考试答案，全国惟一女性犯罪团体被判刑》，看得人唏嘘不已。4年的青春就要在那个地方度过，不知道师妹现在是怎样的心情。
1997年9月，我开始了在川外最后一年的大学生活。
开学后没几天就碰上新生入校。按惯例，接待新生的工作由各系部大四、大三的学生负责。那天去迎新站，看场子的是三狼小孔。她一见我就说：“居然有人跟我同名同姓。”
拿来新生花名册一看，真是，是97级一新生，也叫小孔。再看那女生的来源，居然是我老爹他们航天基地所在的地方，顿时觉得有些亲切。不过当时新生来得太多，看花了眼，没顾上去看那个师妹什么样子。
新生入校后，就是一年一度的“明日之星”歌手大赛，专门为新生设立，目的不外乎发现文艺新苗。学生会的朋友让我滥竽充一下数，帮他们做比赛初选的评委。报名的一共70多人，筛出大部分，留下20个参加比赛。
那天晚上高潮不多，大概进行到第60个左右，忽然听见台上的人自报家门：“我叫小孔，来自……”抬头一看，一圆脸姑娘，个子很高，不属于小鸟依人的柔弱类型，健康茁壮，大概1．65米左右。现在已经想不起她那天唱的是什么歌了，惟一能确定那是一首情歌，有点俗的情歌。她的声音还不错，但磁带效果一般，底下虽然坐了一堆人，但大家都没什么反应。
唱到后来，估计是她求胜心切，忽然就扭了起来，不仅身体在动，那只没拿麦克风的手也在从上到下做波浪状———我等“评委”当时尚在大学混饭吃，尚不适应这种社会化的动作，有点愕然，旁边看热闹的家伙们却开始哈哈地鼓掌。最后给她的分数也不高，勉强进了前20名，可以参加决赛。
下来后我找了个机会叫住她———发现原来她还化了点妆，尤其眼线画得黑又亮，宛如熊猫———她见我就说：“我今天唱得很不好。”我故作深沉地说：“是，效果不怎么好，我看能不能努一下力，让你进前20名。”
小姑娘一听很担心：“要不要我再唱一次？”我说：“不用了，不过给你个建议，进了决赛一定不要唱这种歌曲，因为到场的评委都是院长、书记这样的老同志，他们心里的学生就是纯洁的白纸。”
说完我就走了，继续评委的干活，故意没告诉她我是谁叫什么名字，嘿嘿，反正她也会从别人那里打听出来。果然，第二次再见她，已经在满脸欢笑地叫我“曾师兄”了。
后来决赛她果然改了参赛曲目，唱的是许茹云的《如果云知道》，虽然也是首情歌，但总归曲调舒缓不闹心，而且她的嗓音颇适合这样比较飘的东西，还没唱完底下就是一片掌声，得分虽然不是第一，但也进入前十，戴上了“明日之星”的头衔。
后来她加入了学生会，成了里面的文娱骨干，当初的柴火妞已经迅速地被川外熏陶成漂亮的女大学生。
半年后的第二学期，川外“文艺界”的另一台重头戏“校园十大歌手比赛”开始，这次师妹已经颇知道该如何扬长避短了。她跟另外一个美女合唱了一首当时极红的《相约’98》，她唱那英部分，那个美女唱王菲部分，靠，震了，全场掌声雷动，顺利摘下“十大”称号。“明日之星”迅速成熟，再没了以前的生涩。
我毕业一年后，离开重庆来到北京。新千年到来前，我曾回过一次家，顺道去了学校。结果在校园里溜达时正好碰见师妹，叫了她一声，她“呀”地笑着过来跟我拥抱了一下———这时的她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了，还是利索的短发，红润的圆脸，衣着比两年前时髦多了。小姑娘成绩不错，顺利过了专业四级，正准备六级。
1999年的偶遇后，就再没跟师妹有什么联系。她应该是2001年毕业的，我连她去哪里工作都不知道。
2004年6月中旬，我去河南采访镇平高考舞弊案。川外的师弟在网上看到我的报道，跟我提起这么一件事：今年3月，重庆警方破获了一起“倒卖国家英语四级考试答案”的案子，案犯不知道用什么手段搞到真正的试题答案，卖给全国各地的考生，获利20万元。主犯是西南农业大学的一位老师，同时还有几位川外的研究生牵涉其中。
之前一直未见有关方面披露这起案子，我一度想要不要去重庆采访一下，后来又因为涉及到母校有点犹豫。就在犹豫间，师弟在QQ 上问我：“认识小孔吗？”我说认识，怎么了。他说：“倒卖四级答案的主谋就是她。”
一句话让我惊讶到极点。师弟见我不信，发给我一个链接———原来这时CCTV《今日说法》栏目已经曝光了这起案子，链接那边就是整个节目。看了节目，我才知道她2001年毕业后去了西农教书，但是从2002年就开始倒卖四级答案，直到案发；她被判了4年，另外拖着几个帮她做答案的同学、川外在读研究生被开除。节目中的她，穿着看守所的衣服，神情委顿，样子没变，但已没了神采。
这个节目看得我很吃惊，因为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走出第一步的，也不知道现在的她是怎么样的想法———我认识的不过是多年前那个青涩的小姑娘，所有印象不过基于她成长之前的一面之缘，无法说清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如果真有什么要说的，我想也不是珍惜、警醒这样的说白，我只希望她能尽快结束牢狱生活，重新回到人间，过属于自己的日子———因为她已经为自己的幼稚和贪婪付出了代价；在翻过这一页后，她仍然是她，一个小师妹。
职场如江湖
起跑时跑在前面的未必就是最后撞线的，道理谁都懂，真要去实践又害怕付不起学费。
周二部门开会时，沈忽然说起六个部门新人中，总编只同意留下两个的事情———前段时间只是听她说还要争取，没想到最后还是成了事实———那六个新人坐在对面，表情各异。当时我还想，不知道最后揭晓分配名单的时候，这些表情又会有什么变化。
没想到摊牌的日子那么快就到了———没几天，报社改革第三批名单公布，六个新人里真的只留下两个，其余四人去了本市的热线新闻———结果今天就在BLOG 上看到T 的留言，顺着去看了他的BLOG，觉得多少还是有些东西需要交流。
这六个来文化部见习的新记者，应该说都很出色。不过接触之后才发现，他们六人年龄不同，经历不同，对于这份工作的感知和认识也不相同，所以表现得也不完全一样。比如我原来以为他们都是刚刚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没想到多数都是有工作经验的，其中一个还跟我同年。因为对工作多少有了认知，所以不会像刚毕业的学生那样“毫无想法”，我跟他们的接触，也就是从这种想法的碰撞中开始的。
我一直觉得，在职业生涯开始前几年，都属于打基础、做积累的阶段，所以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基本都是在揣摩若干年前自己是什么心态；可能因为他已经有过工作经验，所以才会对有的东西不以为然，这也正常，不过如果心态失衡，就会多少有些副作用。
早就说过，平常心是这个世界最不平常的东西。记得2001年那次招聘，3000多人应考，博士来了40多个，硕士100多个，最后留下的博士一个都没有，硕士也没几个，多数是本科。这次招聘6000人应考，同样有博士硕士若干，留下的仍多是本科。
硕士博士，在新闻这个行当未必就是高人一等的砝码，因为新闻需要实干，需要平民视角，需要接触各阶层特别是底层民生，高学历的人虽不一定不能做，但多少会有些不情愿，然后就会看到类似“那我为什么要去读研”的想法。
新人在周二那天的BLOG 里看上去还很平静，说无论留在文化还是去热线都无所谓，可是真到放榜沈给他们发短信表示惋惜时，却让他“一天里流了两次泪”；很理解这种不舍，毕竟是自己喜欢的工作，所以也尝试跟他做了些交流，但是发现还是有问题，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对不上点。
其实学文艺的未必能一开始就做一个好的文化记者，一开始就做文化记者也未必就比热线起家的记者前途大，新闻业务前进的道路是无止境的，缺少磨练和沉淀最终只会带来表面繁荣和内心虚浮。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新人们说起去热线，多少有些不情愿，大概因为这里是新闻的最最前线，鸡毛蒜皮，零七碎八，不如文化、体育、财经记者那么风光———可是这世界最不可靠的东西就是这种风光，起跑时跑在前面的未必就是最后撞线的，道理谁都懂，真要去实践又害怕付不起学费。呵呵，人生就是这样矛盾。
另外一位今年新考来的记者曾经无限憧憬地问我：“你是一进报社就在做深度报道了吧？”听得我想笑，怎么可能！
我进报社的经历曾经在另外一篇博客《谁的机遇》里讲过，起点可比现在的新记者低多了。我在报社头两年虽然不在热线，却做比热线还琐碎的活———从每天的电视新闻上整理目录，编辑觉得好的，我就把它“扒”成文字稿，没有采访机会，署名永远是“整理／小飞刀”———说实话，这种工作技术含量很低，那时候我无比羡慕热线的记者能够出去采访，而就这样的工作我还得每天从石景山穿过整个北京城到东南三环，来回四个小时，每天不落地做……
后来我也总在想，要是总想着自己英语八级新闻二学位出过书发表过几十万字那些所谓专业那些破烂流丢事，多半是做不好当时那份工作的。
等到我真的有机会采访时，才发现那份看似琐碎的工作教给了我什么：它让我学会了用最简练的语言概括一件事，让我能用最有趣的角度去看待一条新闻，让我的文字不再像新华体那样生涩而变得活泼自我……最重要的是，它让我珍惜手中的每一个机会，不再让它们错过。
等到后来进入报社，又做了一年多机动记者，类似热线，经常是接到一条不起眼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