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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新闻之外，我们也在努力完善网站其他产品的开发和推广。提起新浪，人们就会想到新浪的新闻，这还不够，新闻和其他方面的服务应当是一个相互提升的关系。正是因为新浪网有良好的新闻服务，才提升了新浪网的其他服务，其他服务才得到广泛的承认。新浪有全球最大的中文E…mail系统，新浪还有全球最大的中文论坛群，这些都是和新浪的新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用一个产品吸引用户的同时，也要让用户发现你的其他产品也很好。
采访者：有人说你是“网络精神的守望者”，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如果同意的话，你觉得你在守望什么样的精神呢？
陈彤：这是个很虚的说法，我不太清楚是谁先说的，也不明白它准确的含义。但是我承认我对网络媒体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和体会，做网络新闻时我会坚持自己的理念，保持平等的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与网民互动交流。
采访者：如今你是新浪网的全球副总裁、总编辑，你已经到了很高的地位了，你觉得你下一步该怎么走，这个工作你还会做下去吗？你觉得以后的人生会怎么过？
陈彤：我觉得我会干下去的，我热爱我的工作。每个人的发展都是需要积累的，我很珍惜积累。但是我也很清楚自己的感觉必须保持灵敏，不能因为年纪的增长，思维也跟着老化。所以我有时候会强迫自己欣赏现在最流行的歌曲，虽然绝大多数最后都没有被我真正接受，但是我的确发现我最喜欢的CD中增加了一些新唱片。
刚进新浪的时候我是一个编辑，位置虽然低，但做的都是具体的编辑工作，百分之九十都是我的兴趣所在，是一份纯粹的快乐。而现在有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坦率地说，真正感兴趣的不到百分之三十了，但如果做得好，比如在某方面做到全国第一，一样会有一种持久的快乐感。
陈彤，男，1998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1997年参与四通利方在线网站的初期工作，1998年正式加盟新浪的前身——四通利方公司，先后担任利方在线体育沙龙版版主、网站内容主编、新浪网新闻中心主管和内容总监。现任新浪全球副总裁、总编辑。
获北京理工大学通讯学硕士学位和北京工业大学电子工程学学士学位，正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硕士研究生班和中欧国际管理学院EMBA。
从新浪网的第一个编辑到新浪网的第一编辑——总编辑；陈彤个人的经历本身就是中国互联网媒体发展历程的缩影。
采访陈彤是在什刹海的一个茶馆里。采访前，他先在中欧工商管理学院上课，然后与同学们共进晚餐，尽管时间很紧，他仍然准时到达采访现场。这说明，陈彤是一个认真的人。
说起自己的新闻理念，说起对新浪发展历程的感悟，陈彤没有高昂的调子，没有夸张的表达，每一句话都是实在的。采访中，陈彤一边流畅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一边不时低下头查看我们的数字录音笔是否运转正常。他说：“千万别让你们再返工。”这个细节，让我们再度感受到陈彤的认真。
一般来说，优秀的传媒人具有两个共同的性格特征：一是认真，一是旺盛的好奇心。四通利方和北美的华渊在1998年底合并成立新浪时，陈彤是个“光棍主编”，整个新闻部门就他一个人。一个本科学无线电、研究生学通信的理工科毕业生，最终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门户网站副总裁、总编辑，应当说是与生俱来的气质和兴趣爱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陈彤很喜欢新闻工作，说起自己的事业滔滔不绝。“看不出哪一天会转行，我不欣赏不断跳槽以获取不断提升的‘职业道路’模式，我准备在新浪干到退休。”
新闻是令人兴奋的职业，而令人兴奋的职业容易让人骄傲。陈彤却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得很好。“搞新闻的人别把自己太当一回事”，他说，“我们只是一个信息的收集者，至少目前网络能做的只是这些”。
第二部分 球场小，世界大 第22节 革新源自本心（1）
革新源自本心——
访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程宏文/邹静殊晓岚江滨
采访者：你是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两次到美国学习新闻传播，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更多的是把中国的理念和国外的运作方式相比较，这种经历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思考？
程宏：在不同国家生活、学习的经历作为一种人生体验，当然会对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不同生活方式和语境的互相参照之下，你的行为和你的观念一定会发生某种变化，虽然这种变化你可能意识不到。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的视野可能更加开阔、观察问题的方式可能更为多元化、对传统和创新的本质也可能更容易感知。
采访者：你在央视社教节目中心任职期间，一批文化类栏目成为社教节目大众化的典型。后来到了经济中心，又开办《开心辞典》、《幸运52》、《对话》等栏目，这些栏目迅速得到了大家的喜爱。你觉得这些节目的出现，是不是因为你受到了异国文化的影响？
程宏：也许吧。我一直持有一种理念，媒体必须是大众化的。因为我在外面学大众传播，有了大众的概念，给我的影响就是媒体是给最大多数人看的。但是，一个长期在国家传媒的从业者，会不知不觉把自己的观念纳入到某一个既定的程序当中，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进入了这个状态。但是我始终在抗拒这样的成分，我希望自己不要成为一个因循的、缺乏想像力的、精英意识过强的人。
采访者：那么你在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任职期间，你主管的中央二套具体的定位从观念上有什么改变？
程宏：二套原来叫经济频道，从我来了之后，改叫“经济生活服务”频道。增加了一个“生活”和一个“服务”的概念。我觉得生活和服务的概念就是面对大众，强调的是投其所好，能让你喜欢，能让你满意，能让你舒服。也许就是现在所说的“三贴近”吧。为什么之前这个频道的观众收视率和满意度有些问题？观念问题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因此改变观念成为当时最紧迫的选择。当然，整合当中的行政能力也受到了考验。不是你有一个理念，大家就能达成共识，就能拧成一股绳，就能把事情做成。
采访者：是不是还涉及到二套整体的品质，全体人员的素质问题？
程宏：准确地说是心气儿问题。当时二套全面改版，成功与否在此一举。我正好是2000年年初过去，当时我已经公开表明态度，如果到年底频道整体水平还不行，我就引咎辞职。这个话我既然能公开说就能做到，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因为我毕竟是新去的，跟这个部门的上千人不熟悉。为了增加凝聚力、团队感，希望他们能够对我认同，我采取了很多办法，也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现在想起来还常常是百感交集。
有一件趣事，许多同事现在还记得，时常提起。一次全台拔河，一般这种比赛领导都不参加，都是秘书组织。我穿着运动鞋就去了，我从来没干过这个事，这次我改变了自己，我只不过是想让大家在竞争的环境中认识我。我在现场指挥，上蹿下跳。每次拔之前我都领喊口号，我们统一服装、喊声震天，所有人都是激情状态……我们这支队伍打败了当天所有的对手，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给大家传递某种信息，能够影响大家。原来大家只顾自己埋头工作，挣钱出名，虽然是团队的工作方式，但是每个人的个体意识太强，互相之间协作感比较差。当时比赛能有这种状态我也觉得很意外，同事们回到办公室后还议论了很久。
我想，从那个时刻起，有一种健康的、生气勃勃的合作精神在这个团队中产生了，当然，这才仅仅是开始。正是由于大家有了同荣辱共进退的情感，二套的改革才顺利地推进了。后来我调离广经中心的时候，许多人流了眼泪，我也同样，可能留恋的正是这种氛围吧。
采访者：当年二套收视率提高得很快，比如名牌栏目《经济半小时》，在改革之前，最低的时候降到了零点零七，改版后很快上升到零点三，迅速恢复到零点五，同时，还诞生了几个脍炙人口的新栏目——《开心辞典》、《幸运52》、《对话》，到年底，你主管的这个频道获得多家媒体联合评选的“最有活力的电视频道”奖，这也是国内首个电视频道大奖。你对这个结果觉得满意吗？
程宏：我想我的观念大家都接受了，就是把生活和服务这个概念放进去之后，我们要求这个频道里必须要有娱乐类节目、服务类节目，加强和观众的互动、交流，这个频道才会有感染力。不仅仅是《开心辞典》、《幸运52》、《对话》，还增加了关于房产、汽车、IT业、互联网等领域的专门性栏目，这些在中央电视台都是首次出现的。最时尚的内容全部变成了独立的栏目，在这里成为支柱性的选择。关乎民生的栏目进入了频道，而且进入的时候不是边缘化的、羞羞答答的，而是以所谓非主流、非传统的内容在这里起到了支撑作用。同时我们对整个频道也进行了精心、独特的包装，一些崭新的视觉元素构成了这个频道新颖的识别系统，最终调动起人们观看这个频道的欲望。
采访者：那你现在调到总编室，对于央视整体的频道改革设想，会不会也借鉴了当年的经验？
程宏：的确如此。在此之前，我始终为我们没有一个既有鞭策力、科学性，同时又客观理性、取舍分明的栏目评价体系和规则感到遗憾。没有这样的评价和淘汰体系，容易导致员工不思进取，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这对于保持一个电视台最重要的活力和创造力有着致命的伤害。我到广经中心后，就想，二套作为独立频道，是否可以尝试着对本频道的栏目进行综合评价、重新洗牌：在这个频道里实行好的栏目放在最好的时间段，收视率低迷的栏目，则放在早间或者深夜，再差的就不让它生存了。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取舍，我是想用收视率作为一个杠杆，加入其他的因素，比如观众满意度，比如专家对它的评价，比如它的成本指标：一期投入多少钱，如果投入高的达到的效果和投入低的效果都一样，那你凭什么拿那么多钱。
第二部分 球场小，世界大 第23节 革新源自本心（2）
这个理念我在广经中心开始实施。第一个月就开始干这件事，准备进行末位淘汰。请了许多专家学者，帮我做了一个综合评价体系，这个体系很复杂，这么做特别累，额外增加很多负担，当时我一心要把这个事做成，但是还没等我做完，就调到了总编室。我就接着在全台做这个事，台长很支持，我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用半年的时间制定综合评价体系，那是厚厚的一本，非常详尽。由于这个体系的实施，它引起了全台一系列的连锁变化。
采访者：现在末位淘汰已经执行了差不多一年半，已经淘汰了一大批栏目，以后呢？
程宏：这是常态的一种行为，每年都要淘汰，才能给新鲜的、充满竞争力的节目提供空间。同时，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现在十五个频道，将近四百个栏目，栏目的量太多，而且栏目之间互相交叉，内容重复，浪费经费。栏目比例应该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布局。一个频道里应该有多少栏目，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大体有一个定量。而我们最多的一个频道有三十五个栏目，可以说是完全不加节制的。
的确，以前我们不知道多少是适度的。频道设计，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栏目首播和重播配置应该有一个科学依据在里面。如果我们建立机制，能有效地把这种栏目无序增长的势头遏制住，还能不断加以调节性淘汰，而与此同时，这个方法、这个规则还能对从业人员有个约束和制衡，能起某种激励作用，还能对经费的使用起到某种限制和调控的作用，那这就确实是好东西。
节目评估体系是在反复论证后才开始运行的，推出后产生了多方面的效应，有些节目做得好，收视率和观众满意度提高，排名自然靠前，而制作成本如果降低，也就是经费节约使用，综合评估分数还能高，排名还能往前。所以，有些栏目就主动要求缩减了经费。这都是意外的收获。这就是它的连带效应。
采访者：除了推行末位淘汰制，你在自己任上还有哪些计划？
程宏：现在我们的总编室共有四百多人，作为一个统合机构，这么多人，太庞大了。我认为理想的媒体节目中枢应该是简洁、高效的，在突发情况下和特别情境中有无可置疑的快速反应和应变机制以及支配、协调能力。但事实上这么庞大的机构，要想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这是一个遗憾。
面对革新，常常是我先设想一下它是什么样的，然后在工作中再让它变成什么样。以前我在节目部门里，比如在经济中心，你的动作所及是局部的，现在我在总编室每做一件事都关乎全台，所以要有深入的研究论证、周全的考虑和翔实的实施方案，比如最近我们正在研究制定的关于频道的综合评价体系，就是一个更为敏感、更加复杂的项目。但不管怎样，提高总编室的综合调控能力，使它成为真正简洁高效的节目中枢，是我下一步想尽力做到的。
采访者：有很多电视媒体想挖你走，但是你从业二十年来一直留在央视，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程宏：有几个因素吧。第一，二十年在人的一生当中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我生命中最充满活力的岁月是和这个媒体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太多的记忆是和它一起分享的，这些东西有时很难割舍。应该说，是它使我成长。我有志于这个事业，也希望看到它的变化，看到它的提升，希望我能一直参与其间。
另外，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媒体起着重要作用。中央电视台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一个小台和一个大台的作用确实不一样。中央电视台是一个航空母舰级的巨大平台。这也是我选择衡量的一个理由。我们期待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我如果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里起到作用，应该说更为欣慰。
程宏，男，现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20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在总编室任职，从此一直在央视工作。
曾在中日合拍大型纪录片《望长城》节目中担任编导；在《建国35周年国庆文艺晚会》和《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等文艺节目中担任总体设计和撰稿人；在电视连续剧《9·18大案纪实》、《苍天在上》、《咱爸咱妈》、《水浒传》中担任主要策划人。
1993年任央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艺术处处长、文学部主任，主抓电视剧创作，一批产生轰动效应的电视连续剧在此期间产生。1996年任央视社教节目中心副主任兼专题部主任，一批文化类专栏节目成为当年CCTV…1的亮点。2000年任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这一年CCTV…2的面目焕然一新，并被多家媒体联合评为“最有活力的频道”，这也是国内首个电视频道大奖。
随后，程宏被调入央视总编室任主任，直接推动央视全台的频道改革及实行栏目末位淘汰制。
1986年、1990—1992年，程宏曾两度赴美国学习电视制作和大众传播。
媒体应该大众化。超强媒体不应该是给少数精英办的，而是为大众服务的。
中央电视台应该拥有这样的地位——既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又在国内民众当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成为社会的良心，同时又能给从业者带来荣誉、财富。
现在我们讲全球化，资讯全球化，只有传媒才能把资讯以最快捷、最直接的方式进行传播，能够让所有的人，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百姓大众，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获得信息。传媒在国家繁荣、社会进步和人民的成长当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未来传媒还将扮演这个角色，甚至对国策的制定者们都产生着意义深远的影响。
中央电视台的频道改革和栏目更新，不仅彰显了国家电视台的魅力、活力、创造力，而且在激烈竞争的电视媒体市场中更加捍卫了中央电视台的主导地位。是谁撬动了这个航空母舰级的巨大平台？程宏给我们讲述着幕后英雄的良苦用心。
程宏给了我们将近四个小时的采访时间。从晚上7时半到11时，他听到问题迅速作出回应，而且回答问题时语速很快，思路清晰，滔滔不绝，对自己掌握的内容非常有把握，显得极为干练。
他也比较坦率，向我们吐露自己的苦恼和思考，从二十年前讲到二十年后。给人感觉没有什么架子，在座的采访人员中有程宏以前的部下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