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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锦江说：“无论走哪条路，都需要功力，能做到淋漓尽致，都是本事，都是成功。”这是他的人生感悟，对于每位有志献身传媒业的人，应该也能有所启迪吧。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46节 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1）
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
访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制片人徐滔
文/穆莉李晋琳阮丛
采访者：现在《法治进行时》已经成为京城家喻户晓、最受欢迎的名牌栏目之一，就像许多人每天必看《新闻联播》一样，到了中午12点会将节目锁定在《法治进行时》，你认为它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徐滔：《法治进行时》能够得到广大观众朋友的认可，我非常高兴。但一直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法治进行时》其实并不算是一个成功的节目，无论是从节目内在质量的挖掘上，还是从节目外延的延展上，都还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并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其实是和台领导、频道的领导和部领导当时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正是在这种支持之下，使我们节目组的每一个人都有了一种近乎顽强的信心，这种信心能够迸发出的力量是不可限定的。
采访者：领导的支持固然是成功的重要因素，那么你们在节目的运作上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徐滔：首先是《法治进行时》具有比较成熟的操作理念，它是一种充满个性化的操作，它的个性化体现在题材的独家性。政法报道、法治新闻一直是社会新闻的重中之重，这一题材的竞争十分激烈，而《法治进行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独家新闻占到百分之九十左右。
采访者：独家报道达到百分之九十，这对于任何栏目来说都是很不容易的，你们是怎么做的？
徐滔：这一点和我们节目的许多记者都跟随警察站在第一线是分不开的，也许表现出的是我一个人，但实际上我们是一个有着深入一线采访精神的团队，也正是这种精神使我们成为公安系统和政法系统推心置腹的好朋友，所以有了源源不断创作的题材。
采访者：我看过你们的节目，我觉得在报道角度上，你们似乎也很有特色。
徐滔：报道角度的独家性正是《法治进行时》个性的第二个体现。大家会发现即便是同一题材，我们的报道角度是与众不同的，也就是政法新闻的社会化，社会新闻的政法化。我觉得正是这种强有力的个性化操作才使《法治进行时》能够在众多的政法节目中脱颖而出。
采访者：有人说《法治进行时》之所以这么火，主要是它的题材吸引人，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对于这种说法，你是如何看待的？
徐滔：这没什么不好，电视如果没有可视性，就根本谈不上它的教育功能。当然，我觉得提出这一观点的人也许并不是非常全面的了解《法治进行时》。《法治进行时》的栏目编排，每周七天有七种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板块设计，它是从不同的层面满足不同的观众群对法律知识与问题的需求，从各个角度拉近收视的层面，让每个人都能从《法治进行时》中找到自己爱看的东西。比如提到猎奇，大案要案的板块可以满足；想解决自己身边的法律问题，可以看《法律热线》；从别人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启示，可以看《现场交锋》。我相信，只要是看的人，都会有收获，哪怕当时看的时候是抱着猎奇的心理，但是受教育的目的同样也可以达到。这也是《法治进行时》能得到广大观众认可的原因之一。
采访者：我觉得你们节目每个小片头的导语，以及片中、片尾的评论都很有特色，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徐滔：是的，这部分内容我们其实花费了很多心血。目的就是让观众看完热闹之后，也能对片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有所思考，真正明白我们做这些片子的良苦用心，并从中受益。
采访者：刚才我在你们办公室看到你们的同事都很年轻，而且你们的工作气氛很好。
徐滔：《法治进行时》团队的构成非常好，是一支高素质、高水平、能打硬仗的创作队伍，正是大家这种充沛的精力和敢于冒险的精神，赋予了整个节目一个持续发展的动力。这也是《法治进行时》能走到今天的另一重要因素。
采访者：你做了十多年的政法记者，许多人称你为“战地记者”，在报道的同时，你面对过无数的危险，比如2001年在西客站有一歹徒手持炸弹和尖刀劫持了一名女售货员，并向警方要求与记者对话，这时你挺身而出，当时你不害怕吗？是什么力量促使你完成这一次又一次艰难的采访？
徐滔：其实说不害怕是假的，肯定害怕，而且非常的害怕。当我在北京西站，同罪犯面对面周旋时，我确实挺害怕的，从我不停地说话和不停地来回走动就能够看得出来。所有有真情实感的人面对这种情况说自己不害怕都是假的。但是有的人能克服这种恐惧，并且将恐惧变成一种克敌和制敌的力量。
采访者：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徐滔：我之所以能克服恐惧，与我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我天天都和公安民警在一起，他们天天都在冲锋陷阵，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觉得他们那种把自己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精神，时时刻刻在感染着我。而我只是偶然为之，偶尔做一做，他们天天都在做，这是他们的职业，他们视为生命的一种使命。同他们比起来，我觉得自己的害怕实在是不算什么。
采访者：作为一个日播节目的女主持，在镜头前你要保持良好形象，需要休息好，然而作为一名制片人，你的工作又很忙碌，你是如何保持在荧屏前的良好状态的？
徐滔：由于《法治进行时》毕竟还是有一定新闻性的节目，我有责任和义务及时、准确、全面、客观地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发生的事情，所以平时基本处于一种随时待命的状态，就像“二踢脚”似的，点上捻儿，就得蹿上去。我觉得休息只是调节形象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你对工作的责任心，你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从事你的职业。有时候我的确是特别特别累，但一坐到镜头前，我立刻就会兴奋起来，进入状态。所以尽管有时你在电视上看到我眼袋挺重的，但我的精神头儿始终是足的。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47节 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2）
采访者：看来精神的力量还是不小的，但我想长期下来恐怕也不行吧？
徐滔：当然，但现在已经逐渐正常了。有段时间，我的眼袋天天肿得厉害，不过现在好多了。毕竟已经四年了，如果再不正常就是我不正常了，说明我领导这个节目有问题了。
采访者：2002年，你荣获了“范长江新闻奖”，对于一名一线记者来说，它是最高荣誉，你这么年轻获得如此殊荣，你是如何看待它的？
徐滔：范长江新闻奖，对于记者来说实在是太可贵了，它是咱们国家中青年记者的最高奖项，到现在为止全国只有四十九人获得此奖。激动是肯定的，简直是跳起来都可以，而且人前是一种激动，在人后是另一种激动，那简直是一种狂喜，毕竟它是对你的工作的一种高度认可。我没有觉得获得这个奖之后，有了动力或压力，我自己心里很清楚，自己是靠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兢兢业业的干劲、任劳任怨的精神获得的。我觉得这个奖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让我认识到我以前的做法都对，觉得以后还得这么继续地努力下去。
采访者：听说你还荣获了首届“北京市荣誉人民警察”的称号，你是怎样变成其中一员的？
徐滔：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警察、当军人，那时看大院里的女兵，恨不得把人家的军装脱下自己穿上，觉得特别神圣。其实北京市公安局建立评选“北京市荣誉人民警察”机制的目的是让更多人了解公安民警，并支持公安机关工作。主要是表彰和鼓励那些对公安机关做过重大贡献的人。因为我一直在做政法新闻的宣传，他们都觉得我对公安工作的理解和对公安工作的投入，以及我对公安民警的报道在社会上产生的反响，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支持，所以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一称号授予了我。许多人问我是否成为警察了，是否要穿制服了，其实我觉得这都是表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称号对于我来说，是这么多年一直追求的，他们在心里觉得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采访者：我认识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她可是真把你当成警察了。她家的自行车被偷了，她捡起小偷丢在地上的锁对爸爸说：“我要找徐滔给我破案！”
徐滔：（爽朗地笑了）真的吗？可惜像这样的事还上不了我们的《法网追踪》，不过可以在《现场提示》里介绍些关于自行车防盗的节目，加强人们的防范意识。
采访者：这些年你荣获了许多的荣誉，面对这些，你感悟最深的是什么？
徐滔：我感悟最深的是，一个人踏踏实实干点儿活，不吃亏！其实干的时候没有想到会得这么多奖，事后想想也许抱着得奖的想法干活，什么也干不成。其实把本职工作干好了，老天是不会负你的。这也是我的人生格言：有志者，天不负。
采访者：大家能看到的是你的辉煌，以及你的荣誉，但同时你也付出了很多，失去了很多，比如自己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你认为值得吗？你觉得这样的生活快乐吗？
徐滔：我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你觉得幸福就幸福，你觉得快乐就快乐，快乐不是别人可以评判的。每个人获取快乐的方式不同，让每个人觉得快乐的东西也不同。比如我的一个朋友，她就觉得能有辆车并有个孩子就是最满足最快乐的事，她现在都有了，快乐得不得了。但我眼中的快乐不同，我更愿意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让更多的人因为我的存在而能实现他们的理想，我好像是以此为乐的，这也是我一直追求的。
采访者：据我所知；你在观众中的人缘很好，很多人不仅喜欢看你的节目，并且对你本人也很关心。
徐滔：观众朋友对节目的关注，让我非常高兴，他们对我的厚爱也常常令我非常感动。比如有个观众给我写了封信，说徐滔你嗓子哑了，给你寄去点胖大海，结果我没想到他给我寄了一麻袋胖大海，我到五十岁都喝不完。
还有一次，我到一个非常偏僻的京郊小山村里去采访，中午12点，路过一个非常普通的农家小院，从里面传出我特别熟悉的音乐声，当时心里那种感动比别人告诉我说特别爱看我的节目要感动得多。因为他并不知道我从那里走过，就是喜欢看《法治进行时》，所以我觉得这么多默默地关心我以及我们节目的人，都能够成为我的共鸣者。
今年春节，有一个小区的居民给我写了封信，说每到12点我们小区都没人了，大家都急急忙忙回家去看《法治进行时》，当你略带沙哑的声音传出时，我们觉得炒菜都炒得带劲儿。
观众传达的是一种特别朴素的情感，他觉得你的节目让他了解了法律的有关知识，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你的节目成为他有滋有味的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什么比能融入别人的生活更让人觉得快乐而有价值了。
徐滔，女，1991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电视节目制作专业，同年分配到北京电视台；现任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栏目制片人、出镜记者。
2002年，荣获第五届范长江新闻奖、首届“北京市荣誉人民警察”称号。
用电视产品换来我们生存的口粮、换来我们发展的空间。这样的定位，决定了我们的节目注定要做俗文化、做电视快餐，因为这是现阶段中国电视最容易成功的地方。
低起点并不等同于低级趣味，因为低起点一样可以做出雅俗共赏的上乘之作，关键在于谁来做和怎么做。这之中，窍门没有，体会不少，最重要的一条是，只要我们能够深入到别人的真实世界中，我们的节目就能活出自己的精彩。
一个好主持人最应具备的素质有两点：一是激情，不是来自字正腔圆的播音技巧，而是一个好记者对于一个节目、对于一种生活的熟悉。有感而发的时候，自然就有动人之处。二是观点，有观点的信息就成为一支有统帅的军队，它和没有观点的乌合之众交锋，自然有更多胜算。好的观点不能有说教，也不仅是权威的点评，而是一种最自然的共鸣，让节目中的人物与观众，在一种真实的情感中最大限度地共鸣。
一个女记者因为采访而获得被采访对象整个群体的认可，并成为其中的荣誉成员，而她所负责的《法治进行时》也成长为名牌栏目，赢得观众的青睐，这是一个传媒人苦苦追求的理想状态，徐滔实现了。
知道徐滔的工作安排得很紧，因此对于能否如愿采访到她心里一直没有底，得知她拿出两个小时接受采访者的采访时，采访者感受到了她办事的认真和待人的真诚。在没见到徐滔时，采访者把她想象成粗犷豪放的女侠，及至面对面坐下来，才发现，她是一个皮肤细腻、身材娇小的俏女子。当她看到采访者手中的两瓶“鲜橙多”时，爽快地说：“我就不喝这个了，得减肥了。”她口才奇好。生动的叙述，率直的性情，交织出一个极富感染力的可爱女人。
采访结束后，采访者顺便参观了一下《法治进行时》的办公环境，这是三间陈设简单、十分拥挤的办公室。见到采访者有些诧异，她乐呵呵地说：“这已经比我们创业初期的那个楼梯间要强多了。”
徐滔是个意志极为坚强的人。她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付出了很多很多，这是当今许多生活条件十分优越的都市女性很难做到的。同时，徐滔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不是每一位付出很多的人，都能获得她那样的辉煌。她在贡献社会的同时实现了自我。没有什么能比工作并快乐着更令人羡慕的了，而徐滔恰恰是这样的。
这次采访后不久，徐滔就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担任北京电视台科教节目中心的副主任。虽然她不再担任《法治进行时》的制片人，但仍然战斗在政法报道的第一线；她的目光已不仅仅局限于政法节目，她也不满足于只是打造一两个文化品牌。现在她正带领着一支更大的队伍，为了一个新的目标——创造一个文化产业，而奋力地拼搏着。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48节 寻找资本与主流传媒的结合点（1）
寻找资本与主流传媒的结合点——
访《证券市场周刊》主编杨浪
文/康韬王秀兰刘丽新
采访者：最早听说你当过兵，打过自卫反击战。选择从军，是从小的理想还是那个年代的权宜之计？
杨浪：对传媒界而言，一个老总打过仗，可能会觉得传奇。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这种经历毫无传奇可言。我1970年当兵，当时十五岁。的确，在那个年代选择是很有限的，不是当兵，就是插队。我家里就是部队的，从小受很正规的家庭教育。我一直都很自信，相信自己属于出类拔萃类，中学时代当过学校红卫兵团的政委，当然不是打砸抢那种。参军以后，十七八岁开始发表作品，我的第一首诗发表在《云南文艺》上，二十四岁参加作战，二十五岁加入中国作协云南分会。
我和我妻子都是部队的，一起上过战场。当时，我们从北京去的有一百二十个战友，坐一个闷罐车就到了离家很远的云南，被分配到昆明军区。这个部队是前线的部队，上战场、参加作战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原来是在团政治部宣传处，为打仗去了舟桥团。
1979年2月19日凌晨，我们舟桥团在红河上架舟桥，一上滩头，几十条舟车放下，敲击着河面，发出巨大的声音，对岸敌军开始炮火压制，子弹打在桥上丁丁当当，我们随即发起攻击强渡红河，对面一排子弹扫射下来，我周围有一些战士伤亡，自己的部队在河那边往上冲，枪林弹雨中我们在上级规定的三小时内完成了架桥任务，我也因此荣获三等功。在战争中，我看到了伤亡，看到活生生的人一个个倒下。我相信战争可能使人妖魔化，也可以使人净化，我属于后者。经过战争的洗礼，人会淡泊很多。
采访者：是什么原因使你离开部队，选择加入《中国青年报》而成为传媒人？
杨浪：很简单，仗打完啦。1978年《中国青年报》刚复刊，很需要人，尤其缺年轻的编辑、记者，就把我借调到报社。最初是编诗歌、散文。因为我在部队时就已经接触了一些著名诗人，文学观念还比较新。当时，在《中国青年报》的有陈小川、马立成、米博华、张飙、李大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