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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家看到，能控制住要素、控制住产出这个能力的话，你在世界经济中间的地位，跟别人就是不一样。所以，我有时候就琢磨这个美国，他是个什么劲头，所以有时候我琢磨，美国他就是以高新技术的创新为基础，以控制世界资源的流向和经济产出为手段，以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来保证自己的根本利益，所以他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利益获得者。
（二帕结束）
在谈到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有一个事，你好象不说就有点麻烦，就是大家经常挂在嘴边上的“新经济”这个词。“新经济”这个词，它根本最初，它就不是个学术词，《商业周刊》1996年最后一天，12月30日发了那么一篇东西，里面提出这么个东西来，后来大家定位，说“新经济”有六大现象，就是咱们说的，第一通货膨胀，高利润，高增长，什么玩意说了一大堆，但是讲来讲去，这个新经济总是围绕着科技在转，比如说IT，实际现在你要看起来，IT、BT、MT、AT，这四T。IT大家都知道imformation technology；BT bio，就是生命科学；MT，material，就是材料科学；还有一个AT，aero space，就是那个宇航。这四大技术，确实它给世界有一个翻转性的变化，为整个的世界经济奠定了一个基础。
但是，我想说的是“新经济”是经济。我琢磨，到现在它是走衰，大家又说它不行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想说是这样，新经济本身就是从技术这个角度讲，它都含有很大的空间，人类的技术在发展过程中间，我自个儿的一个看法，现在的技术一直在围绕着，或者说非常重要的一面，就是他围绕着如何绝对的延长人的寿命，和如何相对的延长人的生命，如何绝对的缩短彼此的空间，如何相对的缩短彼此的空间。其他的，你就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演绎出很多的这个情况来。你从一个生产过程这个角度看，他实际从生产到你消费，如果我把这个时间认定为百分之百长度的话，真正停留在生产领域中间，仅仅是10％，90％的时间，他都耗费在流通领域，你要去找原材料，你生产出来要把它卖掉，实现一下马克思讲的惊险的跳跃，跳不过去，粉身碎骨，这段是非常艰难的。那电子商务干嘛的，电子商务并没有特别的去针对那10％，那个你下再大的工夫，没有什么好压缩的，他去压缩这90％，所以我说他这个技术方向上，他没有错误，一下把90％，哪怕你压缩了10％的话，你就挪出很多的时间来，你可以干别的事情。因此，相对就把你的生命得以延长了。
所以，美国人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他新经济的概念。因此新经济它还是经济，你要做更多的创新的话，它就有风险。这个美国实际他是什么呢？像这种创新，如果你出一百万，我失败了，你损失掉一百万。如果一百万人，一人出一块钱的话，我创新失败了，你损失一块钱，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他实际，最做的出色的事情，是把这种创新的融资过程完全社会化了，既然是创新的成果，人人有份，那么创新的风险，人人分担。如果说创新的成果是要国际化享有的话，那创新的风险也应该国际化的分担，这就是纳斯达克走出美国，而其他国家要跑到美国去进行投资，这样一个问题的最基础的东西。实际这种风险的分散的社会化过程，才使得他有我们所说的，那么多的技术没有顾忌的得钱，没有顾忌的在那儿做事。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就出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讲全球化的这种定位，你先讲了这几个大国怎么变的情况，你又讲了技术是个平台基础，那对我们相应有什么影响？我想大概这个影响，要说起来，一般咱们经常的官话，叫做“有利有弊，利大于弊，短期弊大，远期利大”，我也是刚学会的。但是至少有这样一点情况，一个你比如说，你生产产品的方方面面的游戏规则，你作为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你有戏吗？你肯定没有制定这些产品规则的能力。你只好人家制定规则，你执行，随着这种技术层面的越来越发展，那好，他所制定的这些标准，这些游戏规则的层次越来越高，你发展中国家能够达到的可能性就越少。这是一个麻烦。但与此同时，他有一个好处，毕竟有一个规矩了。
你比如讲，咱们都在谈世贸组织，世贸组织在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大家读书，说三分之二一举手，中国就成成员了，那还跟美国谈判干嘛，咱们收买那三分之二，一举手就得了，还谈十好几年，恨不能进吉尼斯纪录了。没那么简单的事，整个WTO，说话算数的，我们叫grand part big four，四大家族，所有的事情，四大家族要磨合出个道道来，然后大家再这个道道去探讨，但是一条，一旦定了，他就绝不是power…oriented，我们叫rule…oriented，或者叫做不是实力导向，拳头大就厉害，而是要规则导向，这个对我们有好处，尤其对于相对的弱者而言，规则导向能够给你以相应的保护，所以并不是说市场的游戏规则制定之后，你得到的都是一些负面的影响，你也可以用这个东西，去约束那些强大的贸易的counterparterner，就是你的对手，这个就在于什么呢？在于你会不会来玩这个游戏。我记得入世半年的时候，我们把WTO副总干事曼多萨请到人民大学，搞了个讲座，他当时提出来，你们不仅仅是要遵循规则的问题，你还要利用这个机制，寻找自己的机会。不大听得明白，最后一交谈的时候，他告诉你，这个不光限制你，也限制美国人，也限制欧洲人，你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个东西，去考虑他的行为对不对呢？这个就蛮有启发性的。这是一个，所以这种全球化的影响，你可以讲，在制定游戏规则的层面上，你是处于弱势。
另外从利益分配这个角度讲，大家总讲，中心外围的结构，它已经形成了。总的来讲，利益它是由外围流向中心，所以富裕在世界的一端积累，而贫困在另一端积累，这种现象是越来越大，就是差距越来越大。于是发展中国家就希望能有个迅速摆脱贫困，进入发达的这样一个路径。我想在这儿讲的是，尽管有那么多的发达国家，发达的例子，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走自己的路，他逐渐逐渐接近发达的过程。我想说的是，还是那句话，发达国家的今天，他不能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美国的今天，他绝对不应该是中国的明天。如果这样的话，是很麻烦的，因为今天你琢磨琢磨，以美国的生活方式来讲，他是以资源大规模浪费为基础，以破坏自然为代价，当然以人的舒适为中心，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那不是中国人消受得了的。
你比如，我经常拿这样一个例子来说事，希望有这么一天，每两户中国人，能有一辆汽车。我想大家不知道知道不知道这是多大的数，中国有3。4亿户居民，每两户一辆车，是1。7亿辆车，什么概念？跟今天美国保有的小汽车辆是一样的。那么美国他在生产、生活耗费的能源，咱就说石油，大概是世界的20％－30％，如果中国咱也来他那么多车，咱的能耗比还比美国差，咱再把那20％、30％给它耗费了，然后咱跟欧洲、跟美国、跟广大发展中国家说，对不起了，就给你们剩40％，你想这个世界它不乱了吗？所以这个角度讲，一定要找出新的可替代的能源，可再生的能源，维持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那它决不是过去传统的美国生活方式。因此，从生活方式上，必须另辟蹊径，找出中国特色的这种经济建设，找出中国特色的这种生活方式，符合我们中国人“天人合一”这样一个概念的生活方式。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影响。
那么第三个影响，我想说的是，绝大多数人，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看到门开放，也看到苍蝇飞进来，特希望拿苍蝇拍子把苍蝇拍死。可是，有一个实际问题，我看到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生活方式，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进入到中国之后，给我们的老百姓，尤其是我们年轻一代，这种潜移默化的冲击，远大于我们在课堂给大家的教育。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说别的，就对我们教育工作者，面临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格局下，怎么能够保持既应该走的那条道路，又让大家活的很舒适自然，既符合“天人合一”这个思想，又能够由咱们现代化这个角度，来思索下一步生活方式，你给他一个什么样子远景，恐怕特重要。这个我觉得，作为教师义不容辞，好象现在没有什么答案，也希望你帮助我一下。
（三帕结束）
主持人：感谢黄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么言简意赅的演讲，简直是没有一个多余的废字，下边就您听听网上网友对您的提问。第一位网友的名字叫“头发真的乱了”。他说，说真的，我也希望“中国成为全球商品生产中心”，这是您在一篇文章里提到的一个观点，他把“中国成为全球商品中心”划上了引号，意思是说，这个话是黄教授说的。他接着说，但我同时知道，这是国人的一厢情愿，最好清醒一些为好，换句话说，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谁愿意买一些质量一般，而且变相拒绝售后服务的产品呢？我认为，即使我们国家成了全球商品生产中心，那也是廉价而低档次的商品中心。您有有力的证据反驳我吗？
黄卫平：全是廉价而低档的。
主持人：服装、鞋、皮包。
黄卫平：是，在很早，1994年的时候，美国有家报纸，叫US TODAY，叫《今日美国报》，它就讲，这个人起来，就是美国人起来，一披睡袍，MADE IN CHINA，一穿拖鞋，MADE IN CHINA，一进洗澡间，毛巾，MADE IN CHINA，水龙头，MADE IN CHINA，起来吃早饭，所有的盘子、叉子MADE IN CHINA，这些如果都是低档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它是个过程，但并不一定就是这样。你比如讲，大家都说中国汽车是最完蛋的，那么，我也没有想到，居然美国人就要从中国进口25200辆，还是什么车呢？夏利。而且第一批252辆已经送展了。你说他怎么着都行，反正它得有个过程，就跟过去的电视机，大家可能还能回忆，1979年，日本的黑白电视机，先来到中国。
主持人：5寸。
黄卫平：12寸，到1982年，中国人突然明白了，这玩意儿是带颜色的，你老给我黑白的，什么意思？他开始弄彩色的，彩色的最初，你还记得，是八个按纽，八个频道，再加上高压聚焦的显像管是突出来的，那是最早的情况。1985年我们开始自己干，1995年小屏幕电视过剩，于是家家户户换25英寸以上。那到现在，这东西你再看看，科技含量蛮高的这些电视机也出来了，甚至像那种离子体的、LCD的也都出来了。这是个过程，也就是说我至少在一定的环境下，一定的层面上，我到这儿了。
如果你要说真正高科技的话，中国有一个可以值得骄傲的，就是我们那个卫星回收成功率，比美国还高。这是事实。另外咱还有一些可以吹的出去的，美国人用spaceshuttle，就是那个航天飞机是吧，往天上送一个同步卫星的话，他要的价格，六千万美元一颗，法国“阿里亚娜”五千五百万美元一颗。所以他能竞争，轮到中国，同样的质量定位在那地方，咱收人家三千五百万美元。所以美国人特着急，说你这叫dumping，你这是叫倾销。我跟美国教授讨论…。
主持人：一个东西也能叫倾销？
黄卫平：不，我说我把这个东西倾销到哪儿去了，是倾销到欧洲，是倾销到美利坚，不对，我倾销到空中去了。那你要说起来，这个东西，第一它是有过程的，第二，咱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特点是二元结构，他一定有很好的，也一定有很不足的那一面。很不足的这一面，关键你看它有没有发展，如果是很不足的这一面，根本就没有发展，那么你没什么希望。如果说你很不足的那一面，它也是在发展的话，这他就有希望。这就是我的基本看法。
主持人：好，头发真的乱了，把头发赶快梳理好，对未来充满希望，活下去。下面的发言机会，留给现场观众。
观 众：黄教授，就是您刚才说的，我想给您举一个反例。您就是说，刚才中国落后方面没有发展的，我觉得就有一个方面，就是农业方面，就是在九十年代这十年，农业发展比较缓慢，看国务院统计线，农民收入增长比较慢，都是1％或者2％这种增长，而且税费在不断地增加。而且我在入世之前看的很多报纸都说，全球化对中国农业冲击是最大的，请您为中国农业出谋划策一下。
黄卫平：中国农业，他确实是跟你讲的那些现象，它都存在，可能我比你知道的还可能要多一点。中央特别想减轻负担，减轻农民的负担，但是真正这个政策要往下贯的时候，恰恰是农村的一些领路人，他不乐意减轻。因为如果减轻了中央这个负担的话，他那些附带的负担，他就没有任何的途径，任何的可能性，向农民去征收了，所以他实际是存在着这种情况的。而且中国历来农民，本身从历朝历代看，就很少能够得到，只有当出现特殊情况的时候，得到大众的这种关注。这个恐怕我说的是个事实。
但是其它的事实也在这儿摆着，你比如讲，中国的农产品，实际这个价格，逐渐涨来涨去，它已经涨的跟国际市场，不但是贴近的问题，甚至是超过国际市场的价格。但是中国的问题在这儿，美国、欧洲，他可以对农民实行很高的补贴，全世界很少有从农民再身上征税的，基本上都是倒着，给他以补贴。美国可以做，欧洲可以做，你比如说美国，他实际是以80％、90％的城镇人口，去维持那不到10％的所谓农村人口，他的生产，他的这种活动。中国这种情况就比较头疼，你比如说，至少从人口上，你还有70％这样一个情况，那你用30％的人口去作为70％人口的一种财政补贴来源的话，他还是得需要研究，看看这个路子怎么来做。确实，曾经有过这样子，中央有过这样减负的设想，你农业税没意义，我不要了。不要了，真正的讲是可以的，不是中央不要的问题，是底下的领路人一定要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好多事情这样讲，它不是政策坏了，实际是，怎么说很多事情应该，这个变化产生在基层。
我也曾经去过很多贫困的地方，甚至有些地方连越野吉普都上不去，需要走上去。那么，当你如果要看到有的人在树底下躺着，你跟他讲，再动一动能挣钱的时候，他没有这个念头，甚至到什么程度，在有一个地方，那个天然的胶树，是原来周总理的时候，让驻军部队给种的，然后移交给地方。他每天早上割胶这个事他做，割完胶倒在那个地方，凉成胶片，他上面都不盖纱的，结果牛虻苍蝇进去，这个胶片就要降等的，你跟他讲，你把它罩上一点，它就不会降等了，他都不动。这就是一个问题了。一个是政策的问题，一个是自身的问题。我想这个只有双方都结合起来，你才能够做的更好，所以有些人讲教育很重要，我同意教育很重要，但是教育不是万能的，有的时候恐怕还得需要教育以外的力量，来让他做点事。
观 众：黄教授您好。刚才在您谈话当中，我听到就是关于美国处于巨大贸易逆差当中，我通过您的谈话，我推论出您认为这正是美国强大经济实力的一个表现，那么是不是我可以再继续推论，就是一个国家他在贸易当中，无论处在逆差或者处在顺差当中，其实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他的经济实力如果强大的话，无论他是扮演哪种角色，他都将会受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如果他的经济实力不强的话，无论他处于哪种角色，他都将是被动的，我的这种看法对吗？谢谢。
黄卫平：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也是有这个思路。现在你们在学经济学的时候，尤其国际经济学的时候，它都讲顺差特好，是这样吧？人人都在追求顺差，但是，这个顺差怎么来的？除了做贸易来，还有吸引外资来的，是这样吧？所以你首先要分析顺差的结构，这是必然的，这是咱们在常规的课里都讲过，甚至在给研究生讲国际经济学的时候，我刚才讲的这四点我也都讲了，就是分析逆差应该怎么来分析。如果一个国家经济规模很小，尽管是顺差，他在世界上，在这个地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