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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柯令逊先生赠送给我们那根玻璃管和其他物件，我们对他很感激，所以我觉得我应当告诉他我们用玻璃管做实验所获得的成就，我就给他写了几封信，报告我们所做的实验。他在皇家学会中宣读了我的报告，皇家学会起初以为这些报告没有重大价值，不值得在他们的社刊中发表，我曾经替金纳司莱写了一篇论文，说明闪电和电是同一体，我把这篇论文寄给我的一个朋友密丘尔博士，他也是皇家学会的会员。他告诉我说，这篇论文已经在学会中宣读过了，但是只受到了那些行家的嘲笑。但是有人把这些论文给方寿节博士看，他却认为它们很有价值，不应使之埋没，他建议把它们印出来。后来柯令逊先生把它们交给盖夫，要他在他的《绅士杂志》中发表。但是盖夫决定用小册子单独发表，方寿节博士并且写了一篇序文。看来盖夫的生意经算盘是打对了，因为加上后来陆续寄去的文章，这本论文集变成了一本厚厚的四开本，出了五版，可是稿费他却分文不出。
但是，这些论文在一个时期内在英国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一位有真才实学的驰名法国和全欧的科学家德保丰爵士，以偶然的机缘看到了这本论文集，他就促使戴立巴先生把它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这一法文版的印行却激怒了宫廷科学导师诺莱神父。他是一个能干的实验科学家，他在以前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电气的理论，当时甚为流行。他起初不能相信这些论文是从美洲来的，他说这必然是他的论敌们为了贬损他的学说而在巴黎捏造出来的。到了后来，他知道了：尽管他以前怀疑过，在费城却真有一个叫富兰克林这样的人，他写了许多信，发表了一巨册的信件，这些信主要是写给我的。在信里他替他的学说辩护，否认我的实验和从实验获得的结论的真实性。
第47节：做这些实验可确实不容易
有一个时候我打算复信，而且已经开了一个头，但是仔细一想：我的论文讲述了实验的方法，任何人都可以重复核对，如果实验不能核实，空辩又有何用，论文里的意见是仅仅作为假设臆测提出来的，并不是武断的教条，因此我根本没有必要去辩护。同时我想到两个人使用着不同的语言，他们之间的争辩，由于翻译上的错误或由误译所引起的相互间的误解，可能大大地拖长，这位神父有一封信中的大部分的话就是由于译文中的一个错误而引起的，因此我就决定不去替这些论文辩护，我认为与其去替已经做过的实验辩护，不如把我公余的时间用来做新的实验吧。所以我从来没有回答过诺莱先生的信，以后的发展也证明我不回驳他的信是对的，因为我的朋友、皇家科学协会会员李罗先生出来替我辩护，驳斥了他的论点。我的论文集译成了意大利文、德文和拉丁文，书中的学说也逐渐地为欧洲的科学家们普遍采纳，他们抛弃了诺莱神父的学说。所以他在死前目睹他自己是他的学说的最后信奉者了，例外的是巴黎的B先生，这位先生是他的高足和承受衣钵的弟子。
使得我的书籍特别迅速和广泛地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书中所建议的一个实验的成功，这个实验的目的是在把云中的电引到地下来，是戴立巴和德罗两先生在马莱做的，这件事轰动一时，遐迩闻名。德罗先生拥有一个实验室，并且讲授实验科学，他就着手重复他所谓“费城实验”，在国王和王后面前表演过以后，巴黎全城爱看热闹的人都蜂拥而至了。关于这个重要试验的经过以及不久以后我在费城用一只风筝做的一个类似的实验（实验获得成功，因此使我感到无限快慰），我在这里不赘言了，因为在电学史上都记载着这两件事。
一个叫做赖特的英国医生，当他在巴黎的时候写信给他的朋友（一个皇家学会的会员），告诉他国外的学术界非常重视我的实验，外国的学者不了解为什么我的著作在英国反而默默无闻。接到了这个消息以后，皇家学会才重新考虑以前在会中宣读过的通讯。著名的华生博士把过去曾经宣读过的和从那时以后我寄到英国去的一切有关电气的通讯做了一个扼要的报告，并且对我赞扬备至。这个报告以后就发表在他们的社刊上。有一些在伦敦的会员，特别是才智聪睿的康东先生，都证实了用一个尖针可以把云端的电引下来，他们也把结果报告给皇家学会。不久皇家学会就纠正了他们初期对我忽视的错误，并且对我十分优待，没有经过我申请，他们自动地选举我为皇家学会会员，给我这个荣誉，并且决议豁免我缴纳例行的入会费。入会费是二十五个金币，此后他们一直免费赠送给我他们的社刊。同时他们还赠送给我一七五三年高富利·柯普立爵士的金质奖章，在颁发奖章的典礼上，学会会长麦克尔费勋爵还发表了一篇非常客气的演说，对我推崇备至。
上述皇家学会的奖章由我们的新州长田纳上尉替我带到美洲来，在费城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他把奖章赠送给我。在给奖时他对我表达了他的敬意，措辞十分殷勤，他说他对我的品德闻名已久了。饭后，当参加宴会的人按照当时的习惯正在喝酒的时候，他把我拉到另外一间屋里，告诉我说他在英国的朋友们劝他跟我交往，他们说我能够给他最好的忠告，最能够协助他使得他的执政一帆风顺，因此他说他极愿与我友好相处，他要我知道在任何时候他都愿意尽力为我效劳。他还对我说了许多关于业主对于宾州具有善良意图的话，他说如果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对业主各项措施的反抗能够放弃，使得业主与他的臣民能够言归于好的话，这对我们大家，特别对我，都会有好处。能够促成这种形势的，他说大家认为非我莫属，而且我可以获得适当的酬谢和报答云云。饮酒的人看到我们迟迟不回到餐桌旁去，叫人送来了一瓶白葡萄酒。州长就大喝起来，酒喝得愈多，他的恳求和许愿也就愈多了。
我回答如下：我说感谢上帝我的经济情形很好，我不需要业主给我任何恩赐；同时，作为一个议员，我也无法接受业主的任何赏赐。但是，我说我和业主之间并无个人的嫌隙，任何时候只要他所提出的公共措施看来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我一定会比别人更热烈地加以拥护和赞助。我过去之所以反对是由于业主所提倡的措施显然只为业主的利益服务，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我说我十分感激他（州长）对我表示的好意，他可以相信我将尽我的力量使他的执政尽可能地顺利，同时我希望他没有像他前任那样带着不幸的指示来，这种指示曾经使他的前任束手无策。
关于这一点他当时不加解释。但是当他后来开始与州议会办事时，这个指示又出现了。双方的争执又恢复了，而我还像过去一样地积极抵制，因为第一次要求州长把业主指示通知州议会的请求是我起草的，以后对于这些指示的意见也是我执笔的。这两个文件可以在当时的议决案中和我后来发表的历史记录中找到。但是在我们私人之间却并没有发生过任何仇恨，我们常常见面，他是一个学者，到过世界许多地方，谈吐十分风趣动人。他第一个告诉我，我的老友詹姆士·雷夫还活着，他被认为英国最卓越的政论家之一，他在腓特烈亲王和国王的纠纷中曾被雇用过，因此获得了一年三百镑的恩俸。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声誉确实是微不足道的，蒲柏在他的“愚人叙事诗”中曾经攻击过他的诗，但是他的散文却被认为是第一流的。
州议会终于发现业主执迷不悟地坚持用指示束缚他们的代理人州长，这种指示不但违反人民的利益，而且对英王的军务也有妨害，因此州议会州议会全体一致通过的许多议决案——何年何月？——［富兰克林写在边上的疑问］。就决定向国王去控告他们，指定我为州议会的代理人到英国去提出请愿和进行活动。在这以前州议会曾经向州长送去一个议案，这个议案拨款六万镑给英王使用（其中一万镑可由当时的将军劳登勋爵动用），但是州长按照业主的指示坚决地拒绝予以批准。
第48节：大家认为非我莫属
我已经跟一只纽约邮船的摩理斯船主约好坐他的船渡海去，我的食用必需品已经送上船去了，这时劳登勋爵忽然到费城来了，据他说，是特意来设法替州长和州议会调解的，使得英王的军务不至于因两者间的分歧而遭受到可能的阻碍。因此他要求我和州长跟他会面，使他可以听到双方的陈述。我们见了面，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代表州议会提出了当时政府文件中指出的各种理由，这些文件是我起草的，印在州议会的纪录里。州长却用他业主的指示来辩护，他说他曾经担保遵守业主的指示，如果他违背了这些指示，他就什么都完了，但是好像他并不是不愿意去冒险一试，如果劳登勋爵劝他不遵守这些指示的话。可是劳登勋爵却不肯劝他，虽然有一个时候我以为我几乎已经说服他了，但是最后他宁可敦促州议会顺从州长的意志，他恳求我利用我在州议会中的势力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声言他不能分出英王的军队来保卫我们的边疆，如果我们自己继续不做防御准备，我们的边境就必然容易遭受敌人的袭击。
我把经过的情形报告给州议会，向他们提出了我起草的一系列议决案，议决案申明我们的权利，声言我们决不放弃这种权利，这一次为暴力所逼，我们只是暂时停止行使这种权利，并且我们对这种暴力提出了抗议。最后州议会同意收回原来的议案，另外通过了一个符合业主指示的议案。这个议案州长当然批准了，因此接着我就可以渡海出国去了。但是在这当儿那只邮船已经载着我的船中食粮开走了，这对我是一笔损失，但是我唯一的酬劳是劳登勋爵感谢我帮助的几句话，这次调解的功劳却全是他的。
他在我以先动身到纽约去了。因为邮船出发的时间是由他安排的。这时候有两只船在港内，其中有一只他说不久就要启碇。我请他告诉我启碇的确切日期，使我不至于因为我的耽搁而误了船期，他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人它将在下星期六启碇，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句话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如果你在星期一上午到达码头，你还来得及，可是不要再晚了。”由于在渡船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故障，当我到达时已经是星期一的中午了，我很担忧船可能已经开走了，因为这天有顺风，但是我不久听到了它还在港内，要到第二天才启碇，我就放心了。大家也许以为我马上就要动身到欧洲去了，我也以为这样，但是当时我还不大了解劳登勋爵的性格，优柔寡断是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之一。我将举一些例子。我到纽约来是在四月初，我想到了六月底我们才启碇。当时有两只邮船留在港内已经很久了，但是为了等待这位将军的信件，这两只邮船被扣留住了，他总是说信件第二天就可以写好。另外一只邮船来了，也被扣留住了，在我们启碇之前，第四只邮船就快要来了。我们的那只最先启碇，因为它留在港内最久。所有船只的舱位全都定好了，有些旅客十分焦急地渴望着动身，商人们为他们的信件担忧，为他们替秋季货品保险的申请单担忧（因为这是战时）。但是他们的焦虑毫无用处，劳登勋爵的信还没有写好。但是去拜访他的人却看见他整日伏在案头，手里拿着笔，总以为他要写的东西一定很多哩。
有一天上午我自己去向他问候，我在他的会客室里看到了从费城来的一个叫做伊聂斯的使者，他是特地从费城来递交田纳州长给将军的一个小包裹的。他交给我几封费城朋友的来信，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回去，耽搁在什么地方，以便我可以托他带几封信回去。他说将军命令他第二天上午九时来取将军给州长的复信，然后立刻动身。我在当天就把信交给他。两星期以后我又在老地方遇见了他。“好，你这么快又回来了，伊聂斯？”“回来了！不，我还没有去呢！”“这是怎么的？”“这两个星期以来我每天上午奉命到这里来拿劳登勋爵的信，信总是还没有写好。”“这怎么会呢？他是这样一个勤于动笔的人，我看他不断地坐在案头书写哩！”伊聂斯说：“是呀，但是他活像广告上的圣乔治一样，永远骑在马上，却寸步不前。”这位使者的观察似乎是颇有道理的，因为当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听到庇特先生撤换这位将军，派遣安麦斯特和乌尔佛两位将军，他的一个理由就是陆军部长从未接到他的报告，无法知道他在干些什么。
由于每天期待着启碇，同时三艘邮船都要开到散地·胡克去跟随舰队，乘客们认为最好是守在船上，万一邮船突然接到命令启碇，他们也就不会被丢在岸上了。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在船上就这样呆了约六个星期，消耗了船中食粮，不得不又去添购。最后舰队终于启碇了，那位将军和他的全军都坐了船到路易堡去，目的是去围攻和夺取那个要塞，所有随行的邮船接到命令要伺候将军的坐船，等到他的公文一写好就可立刻接过来。我们在海上等了五天，才接到一封公文，准许我们离开，到了这时候我们的船才离开舰队，首途赴英。其他两只邮船他继续扣留着，把它们带到哈黎法克斯，在那里他停留了一个时间，训练他的部队向假设炮台进行攻击演习，接着他放弃了攻打路易堡的计划，带着全部人马跟上述两只邮船和船上的全体乘客回到纽约去了！在他离开大陆期间，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攻下了纽约边境上的乔治堡，印第安人并且屠杀了许多已经投降了的士兵。
以后在伦敦我遇见鲍纳尔船长，他是当时指挥其中的一只邮船的。他告诉我说，当他被扣留了一个月以后，他告诉劳登勋爵他的船底长满了海藻贝壳等物，已经到了必然会影响它航行速度的程度，这对邮船来说是很严重的，因此请求允许他一些时间，以便把船拉起来清除船底。将军问他需要多少时间，他回答说三天。将军回答说：“如果你能够一天就搞好，我就答应，否则不行，因为后天你一定要启碇了。”这样这位船长的请求从未获得批准，虽然事后这只船一天又一天地被扣留了足足三个月之久。
第49节：后天一定要启碇了
在伦敦我也遇见了鲍纳尔船长的一位乘客，因为劳登勋爵欺骗了他，把他长期扣留在纽约，以后把他带到哈黎法克斯，又把他带回纽约，他气愤极了，发誓要提出诉讼，请求赔偿损失。究竟他以后是否提出诉讼，我不知道，但是根据他所讲的，他所遭受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
从大处来说，我觉得十分奇怪为什么人们会把像指挥大军那样的重大任务托付给这样一个人。但是后来我阅世较深，熟悉了攫取职位的方法和封官赐禄的动机之后，我就不再惊奇了。在我看来，如果继布剌多克而掌握军权的瑟力将军不被免职的话，在一七五七年的战役中，战绩一定会好得多，而劳登勋爵在这次战役中却轻举妄动，铺张浪费，使我们的国家民族遭受到难以想象的耻辱，因为虽然瑟力并未受过军事教育，但是他通情达理，精明机警，能够接受别人正确的劝告，决断英明，执行计划时迅速敏捷。劳登不用他的大军去保卫殖民地，而让他们去遭受敌人的侵袭，可是他自己却吊儿郎当地在哈黎法克斯练兵，这样就丢掉了乔治堡。他搅乱了我们所有的商业活动，长期禁运粮食出口，因而使我们的商业感到走投无路。虽然禁运粮食出口的借口是为了不使敌人获得粮秣，但在实际上只是为了压低粮价，以便军中伙食承包人可以从中渔利，据说（可能这只是猜疑）他还接受了承包人的贿赂哩。最后当禁运令撤销时，因为忘了把这个通知送到查勒士敦去，却使卡罗来纳的舰队多停留了几乎三月之久，因此使得它们船底严重地受到了蛀虫的侵蚀，以致其中一大部分船只在归途中沉没了。
对于一个不熟识军事的人，指挥一支大军必然是一个极沉重的负担，因此我相信瑟力被免职，他自己倒是真正乐意的。我参加了劳登勋爵接任时纽约市民为他举行的宴会。瑟力虽然已经免了职，也出席了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