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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某种内在的严肃的“品格”者,均属于优美或壮美。反之,专事“欲”
(包括肉欲)的激刺,而无几微真“情”真“理”在其中,不论其艺术
形武如何魅人,俱在眩惑之列。
至于“古雅”一类,刚属王氏的一种创论。他把那种缺乏天才、全
凭学养的人制作出来的、具有“典雅”性质的美。名之为“古雅”。古
雅处于优美与宏壮之间,”兼有此二者之性质”;古雅之作虽逼似美壮,
却又“决非真正之艺术品”。(《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王氏云:
“即同一形式也,其表之也各不同:同一曲也,而奏之者各异:同一雕
刻绘画也,而真本与摹本人殊。诗歌亦然。”例如“‘愿言思伯,甘心
首疾(《诗?卫风?伯兮》)这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欧阳修《蝶恋花》词)。”(同上)在王氏看,优美宏壮之境,古人
业已创之于前,此处再以“雅”的形式表出之,为“因”为“摹”而不
为“创”,故属一般技巧功夫而不属天才。“今古第三流以下之艺术家
大抵能雅而不能美且壮。”诸如宋曾巩之文、山谷之诗、白石之词,清
王翠之画等均属之古雅。(同上)王氏以此为美壮与古雅之作,严划疆
界。这在衡鉴作品艺术质量的高低,促进艺术家努力独辟溪径方面,实
具重要意义。他将古雅划作一种自具特征的艺术美,并使之成为天才与
“众庶”之间的一道“津梁”,为美育的普及发挥自己的中介作用。在
我国美学史上,这仍不失为一次独创之举。
戊、就审美形式分:1。“第一形式”(为主)之境
2。“第二形式”(为主)之境
王氏曾宣称:“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而一切形式之美又不
可无他形式以表之,谁经过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又云:
“自然但经过第一形式,而艺术则必就自然中固有之某形式,或所自创
造之新形式,而以第二形式表出之。”“绘画中之布置属于第一形式,
而使笔使墨则属于第二形式。凡以笔墨见赏于吾人者,实赏其第二形式
也。? 。凡吾人所加于雕刻、书、画之品评,日神、曰韵、曰气、曰味,
皆就第二形式言之者多,而就第一形式言之者少。文学亦然。”(《古
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
王氏“第二形式”说吸取了康德“美在形式”、“自由美”以及叔
本华音乐美的理论,又结合传统诗文书画理论中“笔墨”“气韵”的论
点,是作为一种创论而提出来的。它在探索艺术美特别是形式美的特质
及其相对独立的艺术价值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所谓“第二形式”,一
般地,指审美境界的艺术表达(或再表达)形式;特殊地,指艺术品中
仿佛脱离具体内容、具体“情景”而独立的“有意味的形式”。就后者
言,它具有跟一般概念相区别的普遍性,即叔本华论音乐旋律时所谓抽
象而不空洞,且伊然充满了活泼飞动的生命力那样一种“形式的普遍
性”。它得自(在忘我的深微的直观与领悟中)自然、“生活及其诸事
件”的“精髓”,与夫作者本身的性情、德性、学问、天才与深厚的艺
术修养,特别是历经千百年培养的本民族之“精神上之趣味”。其在书
法绘画,此种第二形式之美萃于“使笔使墨”,即线条色彩运动之美的
“旋律”。其在文学诗歌,则萃于语言音节、节奏及其运行之美的“旋
律”。而“神韵气味”云云实均指此种种“旋律”之美,说“旋律”,
是就书画诗文等的不同艺术媒介本身之自由多样而统一的运动形态,类
比于“有声无词之音乐”而言。贯穿于此种“旋律”之首尾的整体的艺
术氛围或艺术结体,实即艺术境界,昔钟繇论书:“笔迹者,界也;流
美者,人也。”(刘熙载《艺概?书概》)寓“流美”(“旋律”中所
呈现的自由的无穷尽的意态)于“笔迹”(由笔精墨妙构成的多样而统
一的结体,的那个“界”,并不指一般的区划疆界,而实意味着某种诗
意的或音乐意味的境界。离开此种境界,所谓“神韵气味”等等也就失
去了着落。书法如此,其他艺术亦然。故此种“第二形式之美”似乎“不
带任何附属物”,实含有一种升华或净化了的“景”与“情”,从根本
上看,并不悖于王氏所讲文学二原质(景、情)的观点,并不悖于所谓
“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中两个“真”字的实质,以此均可纳入王氏境
界说的总的范畴之内。参看拙作《评王国维”第二形式之美”说》)
这样,“美(艺术美)在境界”可以概括王氏整个前朔关于艺术的
本质、诗的本质的基本观点。其大别为二:一、凡第一形式(自然人生
中的季或不美以至丑的形式,艺术家胸中的审美意象)经由第二形式的
“表出”(或再“表出”),而形成的艺术境界,一般的文学(诗一词、
曲、文等)艺术(绘画雕刻等)境界均属之。其中“摹古则优,自运则
劣”之作,境界借于古人,王氏不把它们归之优美宏壮,而抑为古雅,
是无可非议的。二、凡第一形式经过特殊的“抽象”,而第二形式似乎
独立而成为审美对象或艺术品者,如单从“笔”情“墨”趣或“神韵气
味”方面所见出的、书画雕刻以至诗文的形式美、“有声无词之音乐”
美等均属之。王氏让艺术“工力”取得美学上之相对独立的价值,以此
肯定形式美在艺术创造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这种形式本身亦足自成艺术
境界,独立发挥其美的感染作用以至伦理作用。在这点上,他对传统的
一贯重“质”(伦理内容)轻“文”(艺术形式)的观点,不能不是一
次勇敢的突破。
(二)诗的发展现
在探索诗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方面,王氏也有其值得重视的见解,
而且实际发生过重大影响。他依据一般的美学原理(西方的,传统的),
对照历代文学(诗词、戏曲、小说等)作品实际,以及自己亲身创作的
实际,融会通变,创立了具有我国自己特色的新原理;又待此新原理,
加上他一贯坚持的“历史上之见地”,以衡鉴我国文学的历史演变及其
盛衰得失,从而发现了某些具有共同规律性的现象。
甲、“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王氏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
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宋元戏曲史序》)此为王氏有关文学发展的一个根本观点。它虽与
胡应麟、顾炎武、焦循诸人的论点有相承处,但不尽同。胡着眼于诗的
“体”(如从四言一直变到律绝)、“格”(如从三百篇一直降为三唐),
诗既“格备”“体穷”,于是“宋人不得不变而之词,元人不得不变而
之曲。同胜而诗亡矣,曲胜而词亦亡矣”,(《诗薮》内编卷一)顾主
不得不变之”‘势”。(《日知录》卷二十一)焦意在提取每一代之“胜”。
(《易余簦录》)而在理论阐释上三者均若不足。王氏则致力于探究此
种“一代之文学”之所以“盛衰”或“升降”的共同“关健”,以及“后
世莫能继焉”的根本原因,大约可分如下两个方面:
1。一种“大文学”之“全盛时代”形成的一般规律
凡一种“大文学”或“大诗歌”之兴起,大抵最先萌蘖。于民间,
渐次酝酿于文坛,值先前的流行文体衰微之际,社会既有此革新需要,
又适有“一二天才”者出,“充其才力”以推动之,遂臻于“全盛时代”;
它扩大了审美的范围与艺术表现的领域,它拥有大量的涉及生活各个方
页的崭新而又深于意蕴的艺术意境,因而它成了再现这一时代的自然人
生之最真实最新颖、也最生动最清晰的“镜子”。以楚辞为例,其时南
方富于想象的神话传说流行于民间,渐渍于文士(如庄周、接舆等)之
作,而富于感情的北方文学又“止于小篇”,两者汇合之势已成一种客
观的社会要求;而屈子适于此际出现,于是挟“更为自由”之想象,以
发表“更为宛转”之感情,”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什而为长篇”
(《屈子文学之精神》),终于形成一代之“大诗歌”——楚辞。故王
氏又云:“楚辞之体非屈子之所创也,《沧浪》《凤兮》之歌已与三百
篇异,然至屈子而最工。”另如元人戏曲,王氏溯其远源于上古之“巫”
与娱神的歌舞,后此民间的叙事体、代言体歌诗(如《诗?卫风?氓》、
汉乐府中的《焦仲卿妻》等),以迄宋金之杂剧、院本;又值词体衰微
之时;元代士人以“废科目”故,“才力无所用”,”适杂剧之新体出,
遂多从事于此,而又有一二天才(按,如关、玉、马、白、邓等)出于
其间,充其才力,而元剧之作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宋元戏曲史》)
按,王氏不信文学“后不如前”、“代降”等传统观念。他坚持文
学“描写”和“复现”自然人生,乃是“人类的镜子”这一根本原理。
他把眼光投放在发轫于民间的某些“不重于世之文体”,从这里觅取一
代“大文学”的起点,他深深懂得,这种“一代之文学”以自己时代所
特行的审美与艺术处理方式,来再现自然及人生的美,它的一个根本特
点正是,高度的“自由”(“无我”)。比如元曲早期的作者虽具艺术
天才,却无“名位学问”,”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彼以
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 。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
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宋元戏曲史》)有
如叔本华所说,仿佛出自“本能”,从这里产生的种种意境才取得最“自
然”最“真”最富生命力的艺术效果。所谓“一代之文学”之勃兴,殆
无不经历这一过程。正是于这一观点,王氏第一个全力表彰遭到“郁堙
沉晦”达数百年之久的元曲的美,与元剧的现实主义精神。他高度赞赏
元曲口语、摹声语等作为新兴文学语言的审美价值。他第一个系统地搜
集整理我国戏剧资料,写出一部《宋元戏曲史》,成为我国戏曲史的开
山之作。他第一个全力表彰“托于不重于世之文体”的《红楼梦》,将
它置于世界性的伟大悲剧之林。这些都有其新的美学思想的坚实依据,
决不是偶然的。
2。此种文学本身的“升降关键”所在
凡“一代之文学”本身的“升降关键”在于:当它对自然人生的审
美与再现方式(包括文体形式与语言形式),获得一种方兴未艾的最大
的发掘面与最深的含蕴量时,它是处于上升运动中,而随着时代的进展,
生活内容的不断变化,此种文学的表现力终有其一定的限度,或者说时
代的限度,一旦高潮过去,它就渐渐失去原有的自由与活力,而日趋于
“矜童典丽”、“雕琢”、“敷衍”,总之,愈来愈多的“雅”化,终
于沦为王氏所讲的“习套”或“虚车”。此际某种新的文学可能已在民
间酝酿,又将“与晋代兴”了。在这当中,一般总有一个“自然”——
“雅”化——“习套”或“虚车”化的演变过程,王氏称之为“刨者易
工,因者难巧”。
王氏云:“诗词之题目本为自然及人生,自古人误以为美刺、投赠、
泳史、怀古之用,题目既误,诗亦自不能佳,后人才不及古人,见古名、
大家亦有此等作,遂遗其独到之处,而专学此种,不复知诗词之本意,
于是豪杰之士不得不变其体格,如楚辞、汉之五言诗、唐五代北宋之词
皆是也,故此等文学皆无题。”《人间词话》原稿)按,此处所重并不
真在有题无题。诗词之“本意”在“描写自然及人生”,其真正的源泉
在此。此“意”不明,诗词遂流为政论、道德论、史论、酬应以至歇筵
舞席等等的工具。古人的这一“误”,在王氏看,乃是一种根本性的失
误。后人沿袭,变本加厉,影响于诗词本身的正常发展及艺术质量者,
至深且巨。王氏把住艺术的本源,在诗词发展史上作此一大翻案,此实
为前人所未道,虽似不无稍偏,确亦发人深省。又云:“诗至唐中叶以
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全盛时代。
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亦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
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
升降之一关键也。”此种“一代之文学”由“全盛”渐转为“恙雁之具”
或者便于“染指”的“习套”的过程,即从“真”到不够“真”到“伪”
的过程,跟它的语言形式从高度的“自然”逐渐转到“雅”化以至僵比
相适应。这也如同王氏所说:“自夫人不能观古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
之所作,于是始有伪文学。”(《人间词乙稿序》)此等“伪文学”,
王氏讥之为”’文绣”“乡愿”甚至“■■的文学”。“学”而不“观”
则“伪”,这是为文学史所反复证明了的一项真理。昔黄宗羲云:“自
有宇宙以来,无事不可假,惟文为学力才禀所成,笔才点犊,则底里上
露”。(《郑禹梅刻稿序》)黄氏亦深恶“伪文学”,而于致“伪”之
由,仍止就“学力才真”上立说,似犹未真正中的。面对此种已成“习
套”的“伪文学”,于是“豪杰之士”不得不起而更张,适应自己时代
“自然及人生”的新情景,吸收前代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的新养料,以
新的意境与新的语言形式,创出一种新的“一代之文学”取而代之。如
此代代通变,而文学的绵延,美的创造,赖以不坠。
譬如王氏认定:“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递变伶工之
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宋初晏欧诸公皆自此出,而《花间》一派微矣。”
又,冯延已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不登其
只字也”。龙沐勋驳王此说:“《花间集》多西蜀词人,不采二主及正
中同,当由道里隔绝,又年岁不相及有以致然,非因流派不同遂尔遗置
也。王说非是。”按,王氏此则词话原稿中本有“《花间》于南唐词人
中虽录张泌作,而独不登正中只字,岂当时文采为功名所掩耶”诸语。
张泌与后主同时,并随后主入宋,他是否到过西蜀,史无明文,其《江
城子》词中虽有“浣花溪上见卿卿”之句,司”能影指其所恋邻女“浣
衣”而言,未必与成都有关。龙驳似未深入事情的底里。王氏为后主与
《花间》划界,意在揭示词至后主,始真正贴近人生深处,达到艺术的
“真”与“自然”的高度,诗人心灵“自由”的高度。词境至此,为之
一变,从“叶叶花笺”转入“以血书”,在王氏看,此为词的艺术发展
过程中的一次飞跃现象,北宋极盛期正奠基于此。常州词派推尊词体,
以温(飞卿)同为不桃之宗,所谓“意内言外”之说,“《离骚》初服”
之义,未必为世人首肯。而后主词与自身性灵以至整个人生为一,初无
为词争地位之意,而词体自“尊”,它与《花间》正自有别。(按,《花
间集》中如孟蜀鹿虔废《临江仙》亦有“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
清露位残红”诸语,比之后主,终觉局促。)
王氏又把南北宋之交看做词之兴替的一人界限。他所持的标准仍是
“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尤重在自然化的程度,其中首先是心灵自
由的程度。如云:“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
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复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
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此余所以不免有北宋后无
词之叹也!”又,“人能干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
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而“南宋人词则不免通体皆是‘谢
家池上’“矣”,甚至同“至宋来诸家仅可譬之腐烂制艺,乃诸家之享
重名者且数百年,始知世之幸人不独曹蜍、李忐也”。(《人间词话》
原稿)对南宋人词(除稼轩一人外),王氏持论之苛竟如此。这对清代
浙常两派奉自石、玉田、梦窗、碧山为圭臬者,不啻是一个彻底的倒翻。
又,他对元曲意境与语言的本色当行,作出极高的美学评价,而对明以
后的杂剧、传奇则予以贬抑。(如谓明初朱有燉杂剧”其词虽谐稳,然
元人生气至是顿尽”;又,汤显祖“才思诚一时之隽,然较之元人,显
有人工与自然之别”等等。)
乙、促进新一代的“薪的美”之诞生
在王氏看,人类关于文学的美的创造是无限的;而文学的某一品种
特别是已趋定型化的文体,其中可容许的美的开掘量则是历史地有限
的。社会生活在演进,审美领域在不断扩大,定型化的文学形式(所谓
“习套”)终究适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