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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这对夫妻的大名我五十年代就知道，但在 1989年以前却没读过他们的任何作品。因为他们是著名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作家，他们的名字成为魔鬼的同义词。苏联不会出版，中国不会翻译。今天看来，他们确实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但热爱俄罗斯，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俄罗斯从布尔什维克统治下解救出来。希特勒占领法国期间，1941年6月22日，梅列日科夫斯基竟在巴黎电台发表讲话，称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为新的十字军东征。他对希特勒决无好感，但只要消灭布尔什维克，“同魔鬼打交道也行”。他的变节行为为大多数俄国侨民所不齿。但综观梅列日科夫斯基一生，仍不得不承认他是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他是诗人、作家和哲学家。他的长篇小说《基督和反基督》三部曲，包括《众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众神复活·达·芬奇》和《反基督·彼得和阿列克谢》，都是有价值的历史小说。他还写过评论俄国古典作家的书，如《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与小鬼》等。他的三部曲都已译成中文，我只读过《众神之死》，很想读《果戈理与小鬼》，因为果戈理是我青年时代偏爱的作家，但一直未能如愿。
吉皮乌斯是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如果算上未出版的作品也可以说著作等身了。她是俄国象征派的领军人物。她在巴黎是老妖精式的人物。托洛茨基谈到她时说过一段话：“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鬼怪。既不相信有鬼，也不相信有妖精。可每一想起吉皮乌斯，便相信世界上确实有女妖精。”叶赛宁说吉皮乌斯是蜇人的黄蜂，因为她攻击起人来极为恶毒。奥多耶夫采娃把她比作果戈理小说《维》中从棺材里探出身子的百人长小姐。这个比喻未必恰当，因为在巴黎的时候吉皮乌斯已年近六旬，仍浓妆艳抹，脸上抹着厚厚的一层粉，嘴唇涂得嫣红，脖子上挂着红珊瑚项链，手握长柄眼镜。正是中国人所说的老妖精的打扮。她随意刺人，叶赛宁说她像黄蜂是不错的。吉皮乌斯一副睥睨一切的神态，仿佛君临天下，同谁打招呼都是一种恩赐。她和梅列日科夫斯基都把自己视为特殊的人，众人崇拜的偶像。吉皮乌斯名声大，却无像样的作品。她仇恨布尔什维克，但并无损害苏维埃政权的能力。八十年代末期，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曾访问过中国）在《星火》杂志主持《二十世纪俄罗斯缪斯》专栏。1989年叶甫图申科想发表吉皮乌斯的诗，书刊检查机构不批准。但他神通广大，电话竟打到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头头那里，头头一听见吉皮乌斯的名字，仿佛被开水烫了一样，连声喊道：“反苏分子，反苏分子，不能发表！”这位头头也未免太大惊小怪了。已经过了七十多年，吉皮乌斯还能对苏联产生什么有害的影响？我看过不少回忆她的文章，但没读过她的诗。不是不想读，而是读不下去。她的作品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小说不可同日而语。如能遇到我没读过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小说，我倒想读读。
奥多耶夫采娃用较多篇幅刻画苔菲，苔菲是值得特别介绍的俄国作家。十几年前，我写的介绍苔菲的文章《试拨尘雾现清辉》，便是受到奥多耶夫采娃的影响。以后又读过苔菲的小说，非常喜爱，并翻译了六篇，这大概是中国介绍苔菲的开始。苔菲是俄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幽默大师，她继承了果戈理的讽刺传统，深得其中三昧，又极大地影响了后来者，左琴科可谓苔菲的嫡派传人。
苔菲在十月革命前已是遐迩闻名的幽默作家，从邮政局小职员到沙皇大臣都爱读她的小说。连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本人也是她的读者。1913年庆祝罗曼诺夫王朝建立300周年之际，宫廷准备出版纪念册，大臣垂问尼古拉二世收入哪位作家的作品，沙皇回答道：“苔菲！只收入她一个人，别人谁也不收！”苏联统治者斯大林也知道苔菲的影响。西蒙诺夫在回忆录里写道，1946年他和爱伦堡访问巴黎的时候，斯大林给他们下达一项任务：动员布宁或苔菲回国。当然他们两人一个也没回来。
苔菲嘲笑俄国国民的劣根性。她把俄国人身上的弱点，用夸张的手法、调侃的语言，展现在他们眼前，让他们自己笑自己。这是她与同她风格近似并深受她影响的左琴科不同之处。左琴科嘲讽的是苏联人身上的小市民习气，苏维埃政权下产生的不良现象，而苔菲针砭的是俄国国民的劣根性。以她的短篇小说《毅力》为例。《毅力》写一个叫伊万的人到医院看病，医生告诫他不能再喝酒，一定要戒酒，只要有毅力戒酒并不难。伊万决心戒酒，相信自己有毅力。回家的路上看见商店里摆着白兰地。他想，买一瓶带回家不喝，表明他有毅力。回家后立即锁在食橱里。吃午饭的时候，他想：“我把酒拿出来摆在桌上不喝，说明我有毅力。”酒放在桌上后，伊万又想：“只要有毅力，启开也可以不喝。”酒瓶启开了。伊万看着启开的酒瓶，忽然下了决心：“不，我还要进一步，倒上一杯。不仅如此！我甚至喝一杯。人要是有毅力，说不喝就不喝。”接着为了证明他有毅力，说不喝就不喝，他又喝了第二杯，第三杯……最后醉倒在桌子底下。
苔菲曾在女布尔什维克安德列耶娃发行、列宁掌舵的《新生活报》上撰稿，同布尔什维克有过短期合作，但她不理解也不接受十月革命。她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在《在格拉森崖上》、《断头台》和《儿童》等小说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1920年她流亡巴黎，过着贫困的生活，但创作力依然盛旺，佳作不时问世。苔菲晚年孑然一身，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1952年溘然长逝，但她的作品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重返祖国。我读她的作品时，有时想，哪天我再到俄罗斯去，同俄国朋友一起咀嚼她的每个句子，把她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翻译是极辛苦的差事，局外人难理解，局内人也未必都理解。要把苔菲原汁原味地翻译过来，谈何容易，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除布宁外，奥多耶夫采娃着墨最多的是格奥尔基·伊万诺夫和格奥尔墓·阿达莫维奇。奥多耶夫采娃把两个格奥尔基写得活灵活现，比其他人物丰满。这可以理解。一个是她丈夫，另一个是她丈夫的好友也是她的好友，她对他们自然更熟悉，下笔便会带感情。但在文学史上，不论是伊万诺夫还是阿达莫维奇，都无法同她写的其他人物相比。两个格奥尔基有相同的地方，都才华横溢，懒散成性。阿达莫维奇有赌徒心理，忌妒心极强，睚眦必报；伊万诺夫则玩世不恭，一副名士派派头。阿达莫维奇年轻时期写过诗，但算不上多大的诗人。到国外后，倒在俄国侨民当中成为最权威的评论家。要挤垮谁，只要他振臂一呼，其他人便蜂拥而上。一次他和巴尔蒙特在《最近新闻报》相遇，争吵起来。巴尔蒙特懂得多种语言，博览群书，阿达莫维奇只懂法语。巴尔蒙特说他是“教育不足的呆头呆脑的中学生”。这句话刺伤了阿达莫维奇的自尊心。阿达莫维奇决心报复，发动他的追随者，把巴尔蒙特挤出巴黎。茨维塔耶娃也是被巴黎的同胞们挤得走投无路，只得走上死路——返回苏联，1941年8月31日在苏联鞑靼自治共和国叶拉布加镇上吊自杀。把他挤走的同胞当中，就有阿达莫维奇。伊万诺夫比阿达莫维奇有诗才。他在国外出版的诗集《玫瑰》受到好评。梅列日科夫斯基把他封为侨民第一诗人。他还写过一部回忆录《彼得堡的冬天》，讲述十月革命后彼得堡的作家、诗人、画家和演员等文化人的故事。写得十分有趣，但很多情节是他编造出来的。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看了大为恼火。我看过这本回忆录，还动过翻译的念头，后来知道很多故事是他编造的，便打消了念头。顺便说一句，俄国姓伊万诺夫的诗人、作家很多，提起伊万诺夫，人们往往想到苏联作家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装甲列车——16—69》的作者，而不是侨民诗人格奥尔基·伊万诺夫。 巴尔蒙特和扎耶采夫也需要介绍几句，一个是曾在诗坛上大放异彩的诗人，另一个是德高望重的杰出作家。巴尔蒙特，用勃洛克的话说，“是俄国象征主义最伟大的创造者之一”。他是二十世纪初最受欢迎的诗人。他的诗集《只是爱情》轰动一时。二十世纪俄国诗歌史可以没有阿达莫维奇，甚至伊万诺夫，却不能没有巴尔蒙特。巴尔蒙特周游世界，通晓多种语言，把外国很多作品翻译成俄文介绍到俄国，打开俄国人的眼界。他激烈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写了《复仇者之歌》，并到处朗诵，惹恼了沙皇政府。1907年沙皇政府请巴尔蒙特离开俄国，他不肯走，理由是没有路费。沙皇政府给他拨出两千卢布，他才走的。沙皇政府的温和态度让古米廖夫惊叹不已。二月革命后巴尔蒙特回到俄国，那时俄国诗坛上已形成各种流派，奇怪的是不管左的还是右的流派一起攻击他，糟蹋他的流言满天飞。说他是猎艳能手，女人见到他便委身于他。有个女人敢于反抗，他气得要命，从三楼上跳下去，落到垃圾坑里，头上撞出一个大包，自此文思泉涌。他无法在国内再呆下去。1920年好心肠的卢那察尔斯基放他到国外去。他到巴黎后又被阿达莫维奇一伙挤走。巴尔蒙特与谢韦里亚宁有相似之处，晚年也写得很多，但并没有明显地越写越坏。
扎伊采夫是俄国著名作家，十月革命前担任全俄作家协会主席。1922年莫名其妙地被契卡关押，释放后获准出国。他继承了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作家的传统，作品紧扣现实，文字清新优美。他还把但丁的《神曲》译成俄文，其贡献不在他创作之下。我在写高尔基的几篇文章时，读过扎伊采夫的小说《蓝色的星》，他在书中记述了俄国知识分子成立俄国赈灾委员会的经过，他就是因为参加这个官方委员会而被捕的。扎伊采夫为人忠厚，和蔼可亲，受到侨民作家一致爱戴。奥多耶夫采娃把他同布宁对比，在目无下尘的布宁的衬托下，扎耶采夫更显得淳朴可爱。由于流亡国外的原因，他的作品长期不能在苏联出版。他的作品返回祖国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扎伊采夫作为白银时代的重要代表，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将会越来越突出。 1946年奥多耶夫采娃写到参加欢迎西蒙诺夫和爱伦堡的招待会时，带出了画家安年科夫。安年科夫闻0刚被妻子遗弃，痛不欲生，奥多耶夫采娃陪他在街上转了一夜。新经济政策时期安年科夫是苏联最走红的作家，给很多人画过肖像，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画得最传神的是阿赫玛托娃的肖像。1924年他离开苏联，出国的原因我已记不清。我有他的《会面日记》，他写的内容并不新鲜，很多人都写过，但我很喜欢他的画。 布宁是奥多耶夫采娃书中浓墨重彩书写的人物。布宁的创作生平无需介绍。他是俄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作品早已介绍到中国。他的《乡村》、《旧金山来的绅士》和《阿尔谢尼耶夫的生活》中国读者并不陌生。我们熟悉作家布宁，但并不熟悉作家布宁是怎样一个人。奥多耶夫采娃写的正是作为人的布宁。阿赫玛托娃夸奖奥多耶夫采娃“布宁写得好”，指的便是她写出了生活中真实的布宁。布宁同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妻一样，把自己视为超人。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更加目空一切。夜里在旅馆里大吵大闹，把全楼人惊醒，不仅毫不羞愧，反而认为这是诺贝尔奖得主的权利。一次奥多耶夫采娃在家里举行聚会，她的女友路路女士远道而来“看布宁”。布宁姗姗来迟，一见苔菲便同她说起俏皮话来，两人比赛谁说得俏皮。这时路路女士走到布宁跟前，对他说：“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太幸福了。我终于有机会向您说出，您的小说《吉卜赛女人》如何让我欣喜若狂……”布宁厉声说：“夫人，您喜欢我的小说，说明您的鉴赏力不错。但我不明白您为什么急于向我表白？”路路女士满面羞惭，恨不得钻进地缝。连对布宁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奥多耶夫采娃也觉得“布宁有时非常讨厌”。他从不说熟人好话。库普林是布宁的老熟人，布宁把他说得像恶棍。布宁说自己三十岁当了院土，库普林听说后气得要死，对他说：“躲开我，我恨你。走开，不然我把你掐死！”布宁说，库普林骂街骂得棒极了，简直像夜莺唱歌。库普林往第一任妻子身上洒花露水，点着了，差点把她熏死。1937年库普林应《消息报》主编布哈林邀请，返回苏联。布宁说库普林第二任妻子“像死熊皮一样把他运回莫斯科”。库普林是否像布宁说的那样，我没看过其他材料，无法断定。但布宁虚荣心极强，很看重院士头衔却是事实。他把院士头衔印在名片上，向他所住过的旅馆老板一一出示。布宁憎恨陀思妥耶夫斯基，谈起他来咬牙切齿。对契诃夫也不大尊敬。布宁喜欢女人，特别是漂亮女人。他和奥多耶夫采娃夫妇同住在俄国之家时，老往他们房间跑，说是“就是为了这扇窗户”，实际上是为了窗户里的女主人。
布宁听觉、视觉和嗅觉都极好，特别会感受自然。他作品里有很多描写自然的地方，可以说过多了。他的文字优美，用词考究，堪称美文大家。他想象力特别强，马上就能编出一个动人的故事来。他很看重小说《幽径》（也有人译为《暗径》），想从中派生出一批小说来。但他晚景凄凉，身体虚弱，精力衰退，想法未能实现。布宁仇恨布尔什维克，1920年他通过白军弗兰格尔将军占领的克里木半岛逃往土耳其，再转道巴黎。他写的《可诅咒的日子》便是记录革命后他在俄国逗留的那段日子。他自己说，苏联使馆请他参加宴会，大家举杯站起来为斯大林的健康干杯时，只有他一个人坐着不动。奇怪的是，苏联一直没禁止他的书，当然也没有出版他的书。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开始出版布宁的书。他比其他侨民作家回归得早得多。
《塞纳河畔》所提到的作家，俄国人并不陌生，但中国读者却不熟悉，所以做以上介绍，免得读者读这本回忆录时吃力。
阿兰·莱特曼（A．Lightman；1948～）出生在美国的田纳西州，先在加州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读书，后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教书。他是位科学家出身的小说家。
莱特曼本来就具文学才性，所从事的工作又是很形而上的理论物理——那个领域中的爱因斯坦，我们都知道，是喜欢把物理和哲学、艺术相提并论的。所以，舞文弄墨在他势有必至。莱特曼最初为一些杂志撰写科普文章。《宇宙起源》《时间旅行》《劈开原子》等等即是。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这些作品比一般的科普科幻作品有着更浓厚的人文色彩。
到了《爱因斯坦的梦》（Einstein's Dreams），科学原理越发缩小为一种寓言的材料。在这篇小说中，莱特曼信手拈来一些物理学上的说法，搭起三十个时间世界。平日惯见不见的现实摆到这些不寻常的布景前，变得异样的清晰夺目，冻结在读者心中的各种尘世悲欢，也像遇到了春风，开始如诗如画地流淌。有些评论家舍弃不下莱特曼的科学家身份，称此书“探讨了相对论的潜意识温床”，而且还认真核对了有关的物理学假说。这种解梦，就像身世派或索隐派的读“红楼”，不仅拘泥而且穿凿。用莱特曼自己的话说，科学只提供了起跳点，他跃入的，仍是人海。
莱特曼生活在一个已磨合好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我们是不好指望他笔下出现风云血火牛鬼蛇神的。学院的环境又为他提供了从口粮到功名几乎一切人生的必需和奢侈晶，文学创作对他不过锦上添花。这倒使他在“玩票”或“兼业”时能享受到某种自由：他可以一仍本心，行所欲行，止所宜止，而不必汲汲戚戚地同职业作家们扭作一团。《爱因斯坦的梦》想象的高远，描绘的精微，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种从容不迫的步调、悠闲自如的态度。此书行文简淡而蕴含感情，仿佛明月松间，清泉石上，那种自然而然的境界为一般争奇斗艳的文士所难达到。
《爱因斯坦的梦》为莱特曼头一部虚构性小说，1992年一问世便赢得评论界交口称赞，还荣登《纽约时报书评》畅销书榜。1994年他又出版了一部虚构性小说《好样的贝尼脱》，反响似乎不及《爱因斯坦的梦》。莱特曼年届知命，来日方长，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