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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写了一篇批评《王蒙自述》的文章。送给几家大报。答复都是：王蒙和我们报社关系不错，前些天来报社作报告，和社领导吃饭，不便刊登此文。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真是应了毛泽东的论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饭都吃了，还说什么。同时这距西方自由民主的新闻传统也是十万八千里。完全是左右失据、无主义可言的庸俗堕落。转投给《博览群书》，还是极快地刊出，一字不改。
2003年初，张维迎请我为他的《信息、信任与法律》写篇书评。半年后我才找到时间，写了一篇8千余字的长稿。尊重他的意见，送给了《读书》。我的唯一要求是不删改。在一两个月的时间中同《读书》的编辑、我的老朋友贾宝兰沟通了多次。她最后的答复依然是：我会争取不删节，但是不能保证。我只好撤稿，给了《博览群书》，两天后就得到答复：一字不改，且一个多月后就刊出（2004年第2期）。我一直想告诉贾女士：我的选择完全是根据刊物的开放度和效率。这里还想说的是，能写这篇书评不仅是因为张维迎的请求，而且是因为书确实不错，不错才达到了被评价的资格。光说好话，那不是书评，那是作托，是马屁文章。我对张著提出了不同意见。文章是这样结尾的：“我希望听到维迎对我的意见的反驳。”但是我最终也没有见到答复。我以为，对不期而遇的批评应尽可能答复，对于邀请到的书评中的批评更有答复的义务，这是学术上的起码的礼节。
2004年9月我看到自己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50位知识分子之一，当即写了一篇“我能影响中国吗”，以答复该刊对我的厚爱。不料，我投稿的所有报刊，包括《人物周刊》都拒绝使用。拙稿还是被《博览群书》收容了，并以超常的速度在该年第10期刊出。
七年来，我受惠于《博览群书》。在这里我享受到一个写家的最大礼遇——不遭删改，最大快乐——高效率，最大的、堪称破格的荣誉——有三期《博览群书》在同一期上刊登了我的两篇文章。七年来，我同常大麟先生、李焱女士通话无数次。若外人旁观，必判定我们是老朋友。我们也毫无疑问是老朋友了。但是我只是在他们主办的会议上同他们二位有过一面之缘，绝对是君子之交。我庆幸，有这样的朋友和园地，才使我面对一些公共问题，没有遭遇失语的尴尬，并在偏执的言说中享受快乐。
谨以七年来发表于此的几篇文章背后的细碎琐事的回忆，表达我对贵刊二十年庆典的祝福。
一些琐屑的往事
■ 黄 波
《博览群书》满二十岁了。在刊物上看到“征稿启事”，我就寻思着要写点什么。回头查阅旧刊，这一看竟有点吃惊，自从20Q2年第一期刊载《在孔子与罗素之间——漫说张申府》一文始，短短三年，我已在《博览群书》上发表了13篇文章。记得张中行老先生当年因突然成为《读书》杂志的高产作者，曾专门写过一篇，自报家门似的文章，起首就说，一个名字如果没有什么预兆地在一家刊物上频频露面，难免会引发猜疑：此君什么来头？是啊，我有什么来头？
说来惭愧，充其量，我连学界的边缘人大概都靠不上的。我在一个没有多少文化氛围的内陆小城里，从事着基本与文化绝缘的纯技术工作，而且至今我不过是自修大专的学历。唯一还可以略充风雅的是，读书倒是我与生俱来的一大嗜好，而且每每于卷终之时自以为还略有所得。如果没有这个嗜好，我绝对不会鼓起向《博览群书》——这个原本是雅人扎堆的地方投稿的勇气。说起投稿，也颇有趣，记得还是在2001年岁末一个慵懒的冬日，我合上了那本《张申府访谈录》，陷入了一种于年龄不太相称的沧桑之感中，脑海里储存的关于张申府先生的资料突然活跃喷涌起来，写作冲动不可遏制，那第四千余言的《在孔子与罗素之间》一气呵成。那时我还没有上网，所知道的投稿的地方极少，碰巧小城邮局里阴差阳错地有《博览群书》出售，便请人打印一份，在邮局抄了地址寄了出去。老实说，寄稿的那一瞬，刊物上那些响亮的名字在脑子里—闪，我是没有多少奢望的。结果不用说了；在一个几乎无人知晓张申府其名的内陆小城里，一个年轻人居然写了篇洋洋洒洒的关于张申府的文章，而且这文章居然在京城的刊物上发表了，当他捧着那本刊物时的心境如何，也不必说了。我知道说这些东西为一个刊物祝寿是相当俗套的，更重要的是，《博览群书》不是一个喜欢自恋的刊物，我当然也不是一个多么喜欢自恋的人。其实我只是对《博览群书》亢溢的包容性略表敬意而已。包容二字，说来轻巧，但在当下日益浮躁、功利的语境里，一个刊物能始终有此雅量乃至不弃涓埃，实在是不容易的。
和我相熟的朋友说我这几年稍有进步，如果朋友们的话是真诚的，我要说，我的点滴进步里都有《博览群书》的推动。这种推动有时是有形的，比如刊物对各种文化热点问题的探讨催人思考，编辑偶或的点题约稿让我不敢懈怠；有时是无形的，比如说正是通过近几年比较频繁地给《博览群书》写稿，我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风，如果不怕脸红还敢自承文风的话。当然还有一些意外的收获也是我须臾不敢忘的：因为2002年第10期那篇《托克维尔的启示》，新浪网站文化频道的编辑为策划“70族，最完整的一代”专题找到了我，虽然她在那个专题里把我和徐晋如、刘峥等人列为70年代出生的人中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有些比拟不伦，但这对一个在小城里寂寞写作的人来说，多多少少是一种慰藉；2002年第7期那篇《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出乎意料地促进了沈祖芬研究，当沈先生故里的沈研会副会长千里飞鸿，不间断地寄来《沈研会刊》，并告诉我是我的小文促使他们下定了成立沈研会的决心，并给他们提供了研究的路径时，我不能不由衷地感谢《博览群书》偿了我一个心愿：沈先生的《唐人七绝诗浅释》启蒙了我，我一定要为先生做点什么。
刊物是因为背后的人才生动起来和充满温情。说句不怕别人认为攀附的话，我总以为《博览群书》的编辑把我这个小地方的藉藉无名辈不仅仅当作者，而且是视同朋友的。了解我性格的人都知道我这话并不是随便说说的，常年僻居一隅，交游寥落，又多与或狂或狷的先贤神交，我向来有一种以过度自尊形式表现出的自卑，沾溉之举我是敬谢不敏的，可是《博览群书》编辑对一个普通作者的尊重、关爱和提携我是真切感受到了。样刊、稿费等等小节不必说了，一次我的一篇小稿因某种原因被撤，编辑在致歉的同时还指点我改投别的刊物，又有一次我的一篇小稿中提到了一种说法，编辑因为过去看到过关于这一说法的异辞，特地找来原始资料供我参考，记得当时年少气盛的我曾在邮件里固执己见，而编辑却并不以为忤。……最能代表《博览群书》及其编辑作风的是一张小小的“授权书”，刊物选编自己发过的文章弄一个精选集，居然还不怕麻烦地申请作者授权，在见过无数不把作者权益当回事的当下，《博览群书》给人的不仅仅是感动。感觉中操持这本低调刊物的都是温文尔雅的读书人，而授权书中透出的敏锐的契约意识表明，他们绝不仅仅是坐得冷板凳的书生而已。
为《博览群书》创刊二十周年应该有大手笔出来总结，关于她的逐渐稳定的风格，关于她对新时期出版乃至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贡献，关于她将来的走向等等，而小子不才，却只能识其小地述述往事了。好在祝愿《博览群书》更上层楼的私衷都是一样的。
未必是可有可无的闲笔，就在我准备写此文的前两天，元旦刚过，《博览群书》的编辑给我的手机上发来一条非常特别的新年问候，告诉我一个以保护虎跳峡为己任的“很阳光”的作者因疲劳焦虑过度猝然离世，让人非常痛心；嘱咐我一定保重身体。那时我正乘车行进在一条通向山区的村级公路上，窗外是漫天飞雪……
康濯同志病重的时候，从医院里打电话给我，说给我一个惊喜；他告诉我，在伪满洲国发表作品的一些作家，经过实事求是地审定，不能一概定位为汉奸文人，应以文章为具。以往那种情绪化的定位不科学。还嘱咐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时代很有名望的女作家吴瑛。他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大系（1937～1945）选入了吴瑛的作品。
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了，康濯同志却去了。我未能完成他的嘱托，我没有找到吴瑛，那项关怀对我们曾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来说，是真正的纶音。
我辗转地得知到吴瑛的确切情况时，她已经弃世十多年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躲避当时气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吴瑛隐姓埋名，在远离故土的长江之滨，谋得了一份县文化馆的小差事，有苦难诉、悒郁无言，带着她控诉的笔，在四十刚过的华年，含恨而死。
“历史”这个复杂的过往，并不会因为部分人有了清醒的认识便可以尘埃落定。在钦定的历史宜粗不宜细的框架下，淹没的岂止是成千上万的无辜。我寻觅着能为吴瑛说句公道话的机会，每每碰壁。我只好自恰，我想：连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也有人只从1937年算起，八年抗战人人耳熟能详，1931年到1937年，连抗联名将、共产党人杨靖宇将军尚未能大张旗鼓地进入抗日救亡史的视野，那个国民党的马占山撑起的抗日大旗就更是微不足道了。似乎东北只剩下了汉奸。因此，你在满洲国的时空下，舞文弄墨，不是汉奸是什么？你要为汉奸正名，对不起，请稍候。
信息来了，加拿大卑诗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诺尔曼·司密斯给我来了封信，说他博士论文的主题，是东北沦陷区的女作家。信是用英文写的，我赶忙又查字典又向人请教，明白是明白了一些，却没有捕捉到论文的核心。我与此洋博士生并无瓜葛，想不出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冷门，很可能他担心我的英文水平，又把他努力用中文写就的答辩稿寄给了我。
文章的核心闹清楚了，使这位博士生倾心的是东北女作家的“忍耐”，因为，在那种殖民地高压的环境下，不但未写谄媚的文字，且足足地暴露了黑暗面，为讴歌的皇道乐土道出了逆耳之音，真格是勇气非凡，忍耐非凡。司密斯评价为：这是女性的奇迹。
其实，这个奇迹对我们来说，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头上两重天，伪满一层、日帝又一层。升斗小民，第一是要活下去，要活、活得有良心，就得忍耐。洋博士生活在相对自由的天下，与“忍耐”不沾边，他当然只有惊震于满洲国女作家们的“庞大忍耐”了。
我很想把洋博士这番心意说给中国读者，我这个边缘之人，与传媒了无过往，想不出短文投给哪个刊物能被启用。这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约我参加一本新书《我家》的座谈会。《我家》梳理了情感、理性双错位时代中的一家人的故事，那无辜的一家六口人中，五人曾坐牢，一人送命。可以说他们是秉着良心忍耐到了极限。出版社约我评书，触动了自己心中的块垒，往事如烟，我噙泪难言，说了几句题外话，唤起了同座的《博览群书》主编常先生的同感，约我将发言定稿交他发表。
常主编的相约，使我意识到了实事求是的论述正在逐渐成为可能。我欣喜地写下了怀念吴瑛的短文《一代故人》，寄给《博览群书》，并提出三个不情之请，希望能将司密斯的中文手稿原样发表。这多少有些赌气成分，是我的小心眼：“看看吧！老外是如何评价满洲国女作家的。” 《博览群书》发表了我的小文和司密斯的手迹，司密斯据此和通过的论文一起向加拿大政府申请研究经费。加政府批准了，助他继续去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的华盛顿大学继续研究，他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华盛顿大学的硕士学位。随着这位洋博士的努力，中国沦陷区文学在欧洲大地、美洲大地风光露面。他的博士导师温哥华资深教授、亚洲史专家史恺悌（一个起了中文名的老外）为此十分欣慰，鼓励他好好干，说他添补了加拿大研究东亚史的一项空白。
如今，司密斯在牛津大学，在华盛顿大学，在滑铁卢大学讲述东北沦陷文学，还应约在2004年夏威夷召开的世界笔会上讲评了他的研究，获得了好评，我的心病也因此有了化解，那个温文典雅，外形隽美，内心刚烈的吴瑛也在典籍中复出，向世界呈现了她那不平凡的一生，她那不平凡的个性，展示了中华女儿的旖旎风貌。
一位世界级的哲人说：一个民族在她上升的过程中，用哪种方式与过去告别，将直接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
《博览群书》刊出的吴瑛介绍，是种与过去告别的可贵方式吧！
先父粱漱溟与北大
■ 梁培宽
一
先父梁漱溟入北京大学任教，始于1917年秋冬间；辞去教职离开北大则在 1924年夏，前后约七年。这七年的北大生活，在他一生中的意义非同一般。
早在1912年先父就曾见过蔡元培先生，且不止一次。那时蔡先生是内阁阁员，任教育总长。先父那年十九岁，任《民国报》记者，常出入国会、国务院，在公众场合见过蔡先生；景仰蔡先生，却无单独面谈的机会。1916年秋冬，又去见蔡先生。这次去与四年前不同，不是去采访，而是以自己刚写成发表的长文《究元决疑论》向蔡先生请教。
先父离开《民国报》之后，居家闭户不出，潜心研读佛家典籍，前后约四年。后来先父即将几年来的研读心得加以总结，写成了《究元决疑论》，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惟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先父早在中学时就读过蔡先生翻译的《哲学要领》一书，也知道蔡先生喜爱哲学。1916年下半年，先父得知蔡先生自欧洲回国，已来京出任北大校长，即请范源廉先生代为先容，征得同意后，即往谒蔡先生。据先父回忆：“不料一见面，先生就说要请我到北大任教的话”，后来“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大家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蔡先生末后的几句话真正的打动了他。常言道教学相长，抱这种态度来北大任教再好不过。自己怎能舍弃这样好的学习机会呢。于是先父将此事应承下来。不过当时先父正在司法部工作，为司法总长张耀曾（他的舅父）任秘书，一时不得分身，实际到校任职，是一年以后的事了。
1917年10月末或稍后些的一天，先父终于到校任职。这一天，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晋见蔡先生，其经过他有以下的记述：
我的意思是，不到大学则已，如果到大学作学术方面的事情，就不能随便作个教员便了，一定要对释迦孔子两家的学术至少负一个讲明的责任。所以我第一日到大学，就问蔡先生他们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先生沉吟的答道：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我说：我不仅是不反对而已。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而我这种发挥是经过斟酌解决的，非盲目的。
人们不应忽略，当时的蔡先生已年届半百，是清末的翰林，又曾游学欧洲，可以说是学贯中西的老前辈。而先父当时年仅二十四岁，不过中学学历，只对佛学有所钻研，刚受聘为讲师，且尚不曾一次登上讲台。由此可见，先父似过于认真，又颇为自信；认真与自信得似乎在老前辈面前有欠谦恭，而蔡先生反显得十分宽容大度了。
先父人北大经过，大体如上所说。可是或出于对蔡先生求才不拘一格表示推崇，或为了对先父自学成材表示赞许，不时有种种传盲见于书刊。如说，先父考北大不被录取，于是发奋自学，终于实现了“不录取我当学生，我却要去北大当老师”的愿望。又如说，蔡先生求才若渴，虽知先父曾未被北大录取，但仍坚持“当学生不够格，那就请他来北大当教授吧。”实事上先父中学毕业后即参加革命活动，不谋就业或升学，从未投考任何大学。先父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曾作过更正说：“有传我初投考北大未见录取，后乃转而被聘为教授者，非事实”；但似效果不大。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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