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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他的家，害怕人家的父母问起自己的家庭情况。于她，那是一个疤痕，她不想示之于人。每个月她总是按时地寄500元回家，给弟弟妹妹上学用。她想，对父母，她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
她学会了和身边的人攀比，在这个贫富差距巨大的城市里，她的欲望不断地膨胀。穿衣服要名牌，手提电脑和珠宝什么的都不能比人差。为了显示自己良好的家境，她给男友也买了很多东西，而这些是她的工资所无法满足的。
最终她被查出挪用公款十万余元。男友没有和她一起承担，从她的生活里消失了，而平时的那些朋友很多也是对她躲之不及。只有几个死党把自己婚嫁的钱都给她垫出来了，可是离十万还差三万多。她整个人崩溃了，才24岁，她不想坐牢啊。最后她甚至想到了一死了之。
她的母亲是从她最好的朋友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电话打到了村支书家，让人家去叫的母亲。她的母亲听完了朋友断断续续的话后，愣了很久，没说一句话，最后坚定地对她的朋友说：“告诉我的娃，千万别想不开，有娘在。”
她的母亲一生不曾求人，为了找换女儿命的钱，她抛下尊严，一家亲戚一家亲戚地借钱；她卖掉了家里的几头猪，卖掉了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她每月寄的钱母亲都一分没动地存着，是为她应急用的。终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凑齐了三万块钱。
那一次，她的没有出过县城的母亲在上大学的妹妹带领下第一次到了京城，来到她租的小屋里。母亲看到她第一眼，第一句话就是：“孩子，你受苦了。娘给你做点好吃的。”便开始在厨房里忙碌起来。
妹妹在她的身边给她讲着母亲是怎样筹钱的。姐姐，你知道吗？你一直是娘的骄傲啊。娘一直以你为荣，在心里是最喜欢你的啊。姐姐，你很少回家，可能不知道，娘曾为了我们的学费去卖过血。这一次娘也去卖了啊，她还让我一直瞒着你。她原本已经想死的心，一点点地被融化，最终抱着妹妹嚎啕大哭。
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矮小的母亲，做好了她最爱吃的土豆肉丝和鸡蛋汤。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一样，只是眼神里的坚定让母亲变得高大。她掀开母亲的衣袖，看到了母亲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娘！”她第一次扑在自己母亲的怀里，像一个婴儿在那温暖的怀抱里找到了重生的力量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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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恒河残稿（1）
按：我几年前与香港凤凰卫视探险队一起考察世界文明的时候，每天要写一段《秋雨录》在电视上播出。其实每天不会只写一段，例如在印度恒河流域参拜佛教圣迹的时候，就多写了不少有关“缘起”的札记。近几年在别处旅行，也有这类语句留存。今从一大堆纸页间选出三十余条，交给想看的朋友。因以写于恒河畔的一些条目领头，统名之为《恒河残稿》。
余秋雨
于甲中冬日
现代科学已经能够勉强说明一个生命的来源。但是，这只是一种片断性的状态描述。
我们的生命来自于父母，那么，父母的生命呢？
也许在北宋末年，长江岸边，几个渔民救起了一个落水的行人，这是你的先祖。然后，清代，一群将军阻止了一场即将毁灭整个村庄的战
乱，而这个村庄正生息着你的前辈……
经此类推，千百年间早就被彻底遗忘的一件寒衣、一碗稀粥、一剂汤药、一块跳板、一柱手杖，都可能与你的生命有关。
世上全部善良的点点滴滴，粘连了时时有可能中断的游丝一线。
连我身上的文化，也有绵长的因缘。
妈妈抱着我在乡村中给人写信、教人识字，使我懂得了址初的笔墨，这算是最近的“因果报应”。妈妈又何以识字？几百年的乡塾书声传到她身上，中转过多少固执的贫困的书生？在文字几乎不敷实用的漫长年代，一间间风雪茅舍如何免于倒塌？一个个临终的塾师如何留下嘱咐？每一步都是在不可能中发生的奇迹。
因此，这是无比遥远的因果，落到了我的笔尖。
种瓜得瓜，得豆得豆，这只是说了最后一个环节。
瓜豆的种子来自何方？又是什么因缘使它们进化成今天的瓜今天的豆？如能细细追索，必是一部有关人间生存的浩繁史诗。
人的生命更其珍罕，不知由多少奇迹，聚合而成。说自己偶尔来到世间，是一种忘恩负义的罪过。
为了报答世间恩义，唯一的道理是时时行善，点滴不捐，维护人类生命的正常延续。
因自己的投入，加固人间的正面因果。
宏观的因果，是一种不朽的因果。为此，胡适之先生曾写过一篇《不朽》来表述。
节约了一杯水，细细推导，正面结果将是不朽的；随地吐一口痰，细细推导，负面结果也将不朽。那么同样，美言不朽，恶语不朽，任何一个微笑不朽，任何一次伤害不朽……它们全都轻轻地传递着，曲折地积累着，迟早总会归并成两个世界，一个让人喜乐的世界，一个让人厌弃的世界。
我们遇到恶，大多与我们的行为无关，更与我们的命运无关。
恶的出现，也是宏观因果的产物。多少年前的某个邪念，给世间增添了一份仇恨；千百里外的一次争吵，为文坛留存了一堆脏话；几十年前的一场灾难，为民族加注了几分兽性……
也许，一种过于突然的成功，激发了他人心中的嫉妒；一种过于激烈的实验，导致了社会心态的失衡；一种过于广阔的占领，剥夺了某些同行的机会……
似乎能找到近期原因，其实全是远期原因。
我们怎么能对远处生成的恶，产生多大的仇恨？
唯一能做的事是：它来了，正巧来到我跟前，这是一个机会，可以通过我，把宏观因果中的负面积累，开始改写成正面。
吃得一口饭，因缘可追索千山万水；那么，听得一声骂，心情也应该天高地远。
一个连自己也不敢卫护的人，怎敢卫护自己身上的美德？一个连自己身上的美德也不敢卫护的人，怎敢卫护世间的美德？
对于孩子，父母的骂声是一种剥夺，剥夺
了他本来就很脆弱的尊严。当尊严已经失去，正确的行动又有什么价值？没有尊严的正确又有什么意义？
感谢我的长辈，没有在我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骂我一句、打我一下。于是，我在应该建立人格的时候建立了人格，应该拥有尊严的时代拥有了尊严。我正是带着这两笔财富走进灾难的，事实证明，灾难能吞没一切，却无法吞没这样一个青年。
没有挨过打骂的青年反而并不畏惧打骂，因为这个时间顺序提供了一个自立的机会。如果把顺序颠倒了，让小小的生命经历一个没有尊严的童年，那么，我也许只能沉人灾难而无法穿越。
如果说，灾难中的受辱无法动摇我的人格，那么，灾难后的人格必然鼓励我拒绝受辱。
灾难的经历使我看轻灾难，这便是人格的二度自立。
人间尊严的一个关键形态，是美。美有可能被迫失去尊严，但尊严总会转化为美。
美之于人，集中了自信、教养、风度、见识，最终凝结成一种外化形态，举手投足气象非凡。这种气象，使尊严获得塑造，从此不再涣散。
中国式灾难的例行动作，是抢劫他人的尊严。抢劫尊严的必然结果，是彼此践踏尊严，最后谁也没有尊严。
当人群失去了尊严，他们的文化也无法保持尊严。无法保持尊严的文化怎么可能给失去尊严的人群增添点什么？这是一种可怖的恶性循环。
在尊严的问题上，自己和他人处于相同的方位。
看重自己的尊严，一定看重他人的尊严，反正亦然。尊严，在互尊中映现。我郑重地整理自己的衣襟，是为了对对面的人表示恭敬；我向对面的人轻轻鞠躬，也正是在证明自己正是世界的贵客。
这种互尊，如镜内镜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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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恒河残稿（2）
灾难的脚印总是由伪装道义的脚步留下的。
伪装道义的脚步在哪里最先露出破绽？当它们要以道义的名义践踏他人的时候。
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外，人间灾难的核心便是人整人。
在灾难时代跟着整人，在灾难过去之后便不再整人的人，是一个介乎好人，坏人之间的庸人；
在灾难时代从不伤害他人的人，是上等好人；
在灾难时代整人，在灾难过去之后还在整人的人，当然是坏人；
在灾难过去之后以清算灾难的名义伤害他人的人，则是顶级坏人。
古人云，虽有百疵，不及一恶，恶中之恶，为毁人也。
因此，找世间巨恶，除杀人、制毒、抢劫者外，必是揭发者和批判者。
这后两者，主要集中在文人中。
中国人的素质若要提高，有一个终极标准，只有五个字，那就是：以毁人为耻。
当负面声浪围绕四周时，立即回想自己有没有真的做错什么。如果没有，那么就应该明白，这是对自己重要性的肯定，对自己以全新生态构成对众人挑战的肯定，对自己生命优越性的肯定。
对肯定，有什么可声辩的呢？
谦虚地领受吧，把骄傲藏在心底。
全部表情是：微笑着，又像是没笑。
坊间有《余×之争》、《余×之争》、《余×之争》……而我却不知道发生过这种争论，也不知道这么多争论的对方是谁。
当一个碗要冒充两个碗相撞，它必须先要把自己敲碎。为了引人注意，它要敲得很响，因此碎得彻底。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只见眼前一片瓦砾。
中国有幸，终于到了这个时代，谁也可以不理会那些拦路诘问者。
他们说你背上有疤，你难道为了证明自己清白当众脱衣服给他们看。
须知，当众脱衣的举动，比背上有疤更其严重，因为这妨碍了他人，有违于公德。
而那些中国人，看了你脱上衣，还会看上你的裤子……
终于，中国有幸，到了不必脱衣裤的时代。
千万不要与他们辩论。
原因是，辩题是他们出的，陷阱是他们挖的，又不存在真正的裁判。这就像，被拉到他们家的后院去进行一场“篮球赛”。
找不到合乎规格的球场，就不存在比赛。
许多善良的人总是在别人家的后院，一次次败下阵来。
骂骂咧咧的寄生者，其行可鄙，其情可悯。
哈维尔说，只有生过病的人才知道健康的重要。
他是在说一种不良的政治制度对人的启迪，由我们中国人听来，仅一步之遥。
我们终于经过搏斗而获得健康，有人却要我们为当年的生病而检讨。
天下没有一个健康人，要自己或别人成为当年病毒的代表。
因此，应该赶紧为他们治疗。
我的青春，和灾难相伴。
我的搏斗堪称英勇，并把搏斗的脚印留在那块土地。
这是我骄傲的履历。
有人说，为什么要把脚步留在灾难的土地上呢？于是他们疑窦重重的勘探起三十几年前的脚印。
他们自己似乎是“飞”过灾难的，因此与脚印无关，与灾难无关。
与灾难无关的人也与中国无关。没有离
开中国却与中国无关，实在值得同情。
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把勘探当作学习，把脚印当作课本。在他们面前，有一位永恒的导师。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这种英雄气概，未必是指征战，也未必是在山道间。
一位老人这么说——
别人骂了你，十年间，他们除了骂你再也没有写出什么。
你被骂了，十年间，除了没有回骂之外你写完了一切。
有了这份笔墨帐，不必再做其他裁判。
武士最大的风采，出现在剑戟丛中。
剑戟锈蚀了，英雄也就萎谢了。
因此，一听剑戟声在身后响起，就会满心喜悦地自问：这是不是英雄交响乐的序曲？
在这平庸的年代，有谁能享受千军万马向自己奔来的荣耀？
千军万马不可能让一个人受伤，找不到方向的队伍呼喊着一个人的名字胡乱冲撞。
这种呼喊，不管开始是不是捉拿声，到最后，必然成为欢呼。他们把他拥戴成了坐标。
文革灾难结束后，平反了几十万宗冤案。
几十万宗冤案得以成立，至少有几百万名揭发者、批判者、假证人。
冤案平反了，但他们没有受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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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恒河残稿（3）
他们是灾难的主角。只要他们还在兴奋，灾难便仍在延续。
年轻的你们，使我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
同样是二十岁，你们在各方面都比我优越。只有一点我比你们优越，而且你们很难追赶，那就是，灾难使我对善良特别敏感。
我在极度饥饿中向周围的朋友借饭票，伸手接取的时候会迅捷地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神，我能辨识眼神角落哪怕一丝的勉强。
于是，我也彻底明白了善良的本体和边角。
我的《山居笔记》有多重主题，而核心主题则是灾难。
我的一生，将离不开对灾难的研究，并追踪灾难的污迹。
由此，灾难也认识了我，并从此不放过我。
我为研究灾难而遭遇灾难，其情其景，就像那些在SARS期间倒下的医生和护士。
我推开门，还是冲了进去。
佛学家陈瑞献先生对我说：“我这一拳出去，非常慈悲！”
他的拳，打向邪恶；
我的拳，打向灾难。
阿弥陀佛！
我对当代中国文明的一大贡献，是凭着我的篾视，摧毁了好几个伪法庭。
他们已经摆好了审判的架势，历史问题的法庭、强迫忏悔的法庭、咬文嚼字的法庭……
我如果开口一辩，法庭也就成立了。于是始终不辩，连几个伪法官的名字也从不提起。
于是审判不能成立，法庭不能成立，一切
归诸空气。因此他们急了，纷纷出书伪造我的辩词。
对于伪造的辩词，仍然不辩。结果，伪法庭再难撑持，只有那几个神经分明已经失常的伪法官，继续在地下室里声声咆哮，享受着审判的乐趣。
篾视是一把无声的扫帚，使大地干净了许多。
我的文章和我的名字都不想传世。
我只想我的某些文句曾经滋润了某些人的心田，而这些人因此所产生的点滴正面情思，淡淡地影响了周围。周围，又有丝丝缕缕的传递，既不强大又不纯粹，却留下了远去印痕。
没有人记得这些印痕与谁的文章和谁的名字有关。
我的写作，就像我向拥挤的人群递过去一个笑容。
接受我笑容的只有几个路人，引起反应的更少，但他们因我的笑容而增添了一点喜悦，也给别人露出了笑容。
笑容传递下去了，其中个别人，养成了向路人微笑的习惯。
当然，笑容的比喻过于单纯，还可增加一些表情。例如，传递给世间的是一份端庄，一份从容，一份忧虑，一份急切……
总之，传递出人之为人的正常表情，使世间的不良表情，感到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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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莉：上海的现实主义（1）
清明将至，细雨霏霏，我来上海，为故去的亲人上坟扫墓。我来上海多少次了？不记得了。因是喝长江水长大的，长江沿岸的城市，都有稔知感。尤其是上海，有骨肉至亲生活在这里，从小到大，来来往往，积累起来，也是许多个日子，仿佛上海，也就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了。
上坟扫墓，在上海，是每年的一桩大事。清明前后，公共交通公司都要为此开辟公共汽车专线，远到苏杭，嘉定都算是近的了。清明节的扫墓，上海也还有自己的许多说法和专用名词，外地人一般是闹不懂的。比如扫墓供品中，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是青团。麦青草与糯米和豆沙制作的一种糕点。这是新春的时令点心，人爱吃，鬼也爱吃，大家都吃，什么道理？却不知道。我在一家大超市买青团，六只一盒，三元钱。回来路过好德便利店，青团却是一盒六元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同一天，同等大小数量的青团，价格可以相差一倍。好德利便利店是上海人自己开的，是开在家门口的杂货铺，它的服务员是阿姨型的，四十多岁五十出头，胖或者微胖，性格温和，一口上海话，上海的人情世故，无有不懂。上海不像其他许多城市，一味地好年轻姑娘。这些姑娘，脸面也许年轻好看，问她什么，却瞪了无知的白眼，一问三摇头，如此，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就是薄薄的不牢靠，不厚实，不亲和人，可要可不要的东西，就不想买了。上海却不，只要它愿意，它会设法让你把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都乖乖掏出来。阿姨好脾气，耐心教我道理，说：“这青团是好的呀，那青团的是摆摆样子的呀。要是自己吃么，一定要买这青团。那青团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