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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为银行重新注资是扭转经济局势的必不可少的措施。
房价见底
抵押贷款改革的目的，是要通过尽可能减少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行为，刺激购买力，防止房价过度下跌。这是减轻通缩压力、稳定银行资产负债表并鼓励他们恢复放贷必不可少的措施。达到目的的最好方式是调整抵押贷款，确保贷款本金不超过房屋价值。
争议的焦点集中在这种调整应该本着零星自愿的原则，只针对有拖欠行为的借款人，还是要强制不愿进行调整的放贷人接受来系统实施。
我赞成系统实施，因为零星调整无法使足够多的家庭见到成效，达到大幅降低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操作。而且，低端债务抵押债券（CDO）的持有者没有理由同意自愿调整——调整的损失必须要由他们自己承担。
这种方法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借机彻底检查美国的抵押信贷体系——这套体系已经被证明是漏洞百出的。我推荐采用经过适当修改的丹麦体系，该体系在1793年哥本哈根被洗劫一空后开始实行，业已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与美国依赖政府支持企业（GSE）即房利美和房地美相反，丹麦采用的是全体抵押贷款发起人以平等地位共同参与且无需政府担保的开放的体系。
丹麦抵押债券的显著特点是与抵押品相互对应，并可以实施互换操作。房主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在市场上购买等量的抵押贷款债券，并与抵押品进行交换来赎回自己的抵押房屋。由于利率和房价通常呈同方向波动，这样的特点——我们称之为平衡原则——降低了负资产的可能性。抵押贷款发起者要受到严格的监督，是信贷风险的承担者，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尽管没有官方介入担保，但这种债券在传统上估值很高，投资收益甚至比政府债券还低。
系统的抵押贷款调整方案，将以符合新平衡原则的新型抵押贷款取代那些被自动估值模型视为失败的抵押贷款。贷款本金将降至由自动估值模型确定的当前的市场价，此时放贷人（次级抵押贷款会更严重）将承受一定的损失。符合新平衡原则的抵押贷款将得到政府机构担保，并以此提振其价值，同时政府机构也将收取必要的保险费。为了公平起见，减记抵押贷款的房屋在资本收益兑现时将按照高税率纳税。为防止欺诈，将以房屋留置权的形式保留这项义务。这种做法应该可以安抚谨慎的房主，使其借助房屋价格的回稳从方案中获取间接收益。抵押贷款调整后，持有者将蒙受损失，但他们的损失很可能远远低于不执行调整方案的损失额度。
同时，政府支持企业（GSE）合并形成的机构将不会买卖抵押贷款，而是将其名下的组合资产转让给具备专业技能的小组，这些小组将从调整还款金额以适应房主的支付能力，而不是取消抵押房屋赎回权中获得报酬。同样适用于主要居所的新破产法将大大加快重组的进度。这样做可以加速执行破产程序，按照房主的偿还能力制定相应的还款额度，同时还可以解决二次抵押难题，舍此之外别无他法。
在欠款家庭的偿还能力之内，消除抵押贷款负资产和调整还款额这两项措施相互叠加，可以显著减轻但不会消除取消抵押房屋赎回权所带来的房价下行压力，因为这项救济措施仅限于主要居所。
开始时可以通过发售长期政府债券并将所得款项提供给抵押债券发行人的方式来补贴新的房贷利率，但抵押债券发行人最初10个百分点的信贷风险可能会与政府机构挂钩。发行方将按市场竞争决定的费率为承担信贷风险收取一定的费用。即便如此，新购房者享受到的利率也不能高于5％。发行方可以在保本情况下向美联储出售抵押债券以清偿债务。最终这种形式的补贴将逐步停止，同时利率水平将交由市场来决定。
政府机构将承担执行破产程序所带来的损失，这比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损失要小得多。要对厄运缠身的政府支持企业的资产组合逐步实施清算，相应的累计损失可以通过国债加以吸收。最终在房地产市场恢复稳定、依据平衡原则的抵押贷款站稳脚跟之后，就连抵押贷款担保都成为多余的职能，彼时即是时候关闭这类政府机构。（待续）
经济复苏计划（下）——反思2008年的崩溃风潮﹙四﹚
2008年改变了世界。本报获授权，独家刊发国际著名投资人索罗斯最新反思的中文版
不仅美国愿意长期维持对外赤字，其他国家同样愿意长期保持顺差。当前的金融危机不仅结束了这种发展模式，而且向人们显示了这样一种体系是多么不公——美国是危机的发源地，外围国家受到的损害却更严重
银行资金
应当在全系统内部强制执行银行重新注资方案，就像亨利·保尔森所做的那样。注资完毕后，最低资本要求应降至如6％，这样会鼓励银行的放贷欲望。他们会迫不及待地抓住目前丰厚的差额。经济将重新启动。每个人手中都有充足的流动性，同时迫不及待地要加以利用。到那时，随着通胀脚步的迫近，最低资本要求将提升至8％，而后更高，并以此来降低银行系统的杠杆率，长期来看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目标。
如果当初以这种方式执行美国的救市计划，也许可以用原先拨付的7000亿美元甚至还用不了那么多即可完成银行系统的重新注资。不幸的是，那7000亿美元已经花掉了一半，而情况较之以前却恶化了许多。两个月前完全可能的方案今天已经不再现实。这就是金融危机的显著特点：某项措施在某个时点上看似恰当，但在很短的时间内机会可能稍纵即逝。
银行体系现有的市场资本总额不会超过1万亿美元很多，但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窟窿可能不止这个数。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能指望公众会心甘情愿地接手注定要落入政府控制的银行股票，政府将不得不利用区分好/坏银行的方法：受损资产、现有股权和次级债将留在坏银行里，而好银行则将获得新的资产注入。股东和次债债主除享有增持好银行的权利以外，将损失他们的大部分或者全部投资。他们可能会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样好银行或许就不会落入政府之手。纳税人不得不消化坏银行的额外损失。即便如此，为挽救经济也必须向银行系统重新注资。注资的成本现在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但那也比听任累计债务把经济拖垮要好。
聪明燃料
在抵消衰退和通缩的过程中，能源政策可以发挥更大的创新作用。美国消费者无法继续扮演全球经济引擎的角色，世界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替代能源和节能减排可以发挥引擎的作用，但前提是保持传统燃料的高价，为投资新能源创造理由，这样的投资也可以缓解通缩。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位美国政客敢于说服公众我们有必要维持传统燃料的高价格。
奥巴马总统需要拿出更多的勇气和技巧来采取正确的对策。他必须确定化石燃料的底价，强制收取碳排放税或拍卖排污权。前一项措施更加高效，而后一项措施政治可行性更高。此外还要对石油征收进口关税，将国内油价维持在每桶70美元以上。关键是要说服公众能源成本将永远维持在高位，以此来鼓励对替代能源和节能设备的投资。
最终，能源成本可能会随着新技术的普及而下降。但价格机制本身并不足以保证新能源的开发。税收优惠、补贴、汽车排放标准和建筑法规必不可少。即便如此，如果碳排放无需付出代价，那么能源安全和减缓全球变暖也都实现不了。美国自己做不了这件事，但没有美国的领导这个任务也完成不了。
重新平衡核心和外围利益
1980年代后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一直被美国和所谓“华盛顿共识”所主导。他们不仅未能提供一块平坦的舞台，反而以损害处在世界经济外围的国家为代价，一再照顾国际金融机构（IFIs）控制国、特别是美国的利益。外围国家必须遵守“华盛顿共识”中规定的市场纪律，这让他们在面对金融危机时无处可逃，而美国却可以一直不受影响，吸干全球的储蓄来保持不断增长的经常账户赤字。
这种状况本来或许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因为不仅美国愿意长期维持对外赤字，其他国家同样愿意长期保持顺差。当前的金融危机不仅结束了这种发展模式，而且向人们显示了这样一种体系是多么不公——美国是危机的发源地，外围国家受到的损害却更严重。
伤害外围国家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这种现象出现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它的深远影响远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处于危机核心的国家有效地担保了银行存款，但外围国家却无法为投资者提供同样令人信服的担保。结果造成资金从外围国家出逃，到期的贷款难以展期，而出口也由于资金匮乏而受到了影响。
这使得国际金融机构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完成新任务：保护外围国家免遭源自核心国家也就是美国的风暴袭击。这需要为保护外围国家的金融体系提供大额援助，包括贸易融资，同时协助他们的政府实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前一项任务需要在较短时间内提供大笔应急资金，后一项任务则需要提供长期融资。可事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以处置的自由资金只有约2000亿美元，考虑到巨大的潜在需求，这些钱根本不够提供有意义的援助。该怎么办呢？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创造更多货币。已经存在特别提款权的发行机制，只要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5％的成员国批准，即可启动特别提款权计划。过去，美国一直坚持反对态度。
创造更多货币供应是应对信贷崩溃的正确措施，这也是美国国内正在采取的做法。那么在国际上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特别提款权在提供短期流动性方面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如果富国向穷国捐赠他们的额度，就可以协助外围国家实行反周期政策。如果大规模实施特别提款权计划，比如以1万亿美元为限，该计划即可在对抗衰退和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富裕国家这种看似无私的举动实际却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刺激全球经济并支撑本国的出口。
除捐赠特别提款权配额外，主要发达国家应该联合在一致限度下为外围国家发行的长期政府债券提供担保。只要符合相应的国际框架，应该对地区解决机制持鼓励的态度。比如，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应该配合IMF的一揽子计划为乌克兰的市政工程提供融资；应该鼓励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原材料产地的利益，只要中国愿意遵守《采掘业透明度计划》和其他国际标准。
此外，应该引导长期顺差国家拿出一部分货币储备或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欠发达国家的长期政府债券，并以增加出资国在IMF的投票权作为交换条件。这种方法可以和拟议中增加短期流动性机制的信托基金配合使用。
由于特别提款权计划在向外围国家提供短期流动性方面效果并不显著，因此短期流动性问题还需要通过其他途径加以解决。引人注目的是，长期顺差国家可以向补充IMF全新短期流动性机制（STL）的信托基金提供支持，该基金允许国家在三个月内提取五倍于自身配额的流动性。比如，按照短期流动性计划巴西只能提取234亿美元的款项，而其自身的储备却接近2000亿美元。灵活性更强的补充基金扩大了短期流动性机制的影响，而提供高配额希望可以吸引长期顺差国家出资成立规模足够的补充基金。
此外，发达国家央行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换汇额度，同时应该接受以当地货币计价的资产来使援助更加有效。IMF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为以当地货币计价的资产价值提供担保。
从长远来看，国际银行制度应该促进信贷流向外围国家。从短期来看，发达国家央行应该对商业银行施加压力，促成信贷展期操作。这项任务或许可以由国际结算银行（BIS）来负责协调。
只有放开引起很大争议的额度再分配问题，以上这些措施才能够成为可能。这符合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自身利益——除非他们放弃一部分投票权，否则新兴国家就会弃IMF于不顾，转而寻求双边或地区安排。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但真正解决却需要很长时间。以同意开始谈判来换取对大规模特别提款权计划的支持是最好的方法。奥巴马总统会满足全世界的愿望，引导这个问题向前发展。（待续）
对2009年的展望（上）——反思2008年的崩溃风潮﹙五﹚
2008年改变了世界。本报获授权，独家刊发国际著名投资人索罗斯最新反思文章的中文版
长期利率的上升将会抑制复苏，而货币供应大幅度增加将导致通胀，这样意味着很可能出现一个时期的滞胀。但是，这是一个高级、令人渴望的结果，因为它会避免长期的萧条
全球经济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奥巴马总统能否实施全面和一致的一揽子措施，以及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功地落实这些措施。中国、欧洲以及其他主要国家如果应对也将同样重要。如果国际合作良好，那么世界经济可能会在2009年年底慢慢走出低谷。否则我们将会面临一个非常漫长的经济和政治的混乱和衰退时期。
我们无法一蹴而就地重新建立经济均衡。相反，我们首先要向经济体内注入充足的资金，来弥补信贷的崩溃。随后，当信贷开始再次流动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流动资金从经济体系中抽出去，这要像当初注入资金一样快。第二步行动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要比第一步行动困难得多，这是因为把钱给出去总是比把钱收回来容易得多。因此，经济刺激计划应该导向相对高产出率的投资就更为重要了。挽救美国的汽车产业应该只是一个例外，而不能成为定规。
美元
向美国经济注入大量资金，将会在汇率和利率两方面遇到困难。在当前金融危机之初，美元面临压力，但随着危机的恶化反而出现了强劲复苏。美元在2008年下半年的强势并不是由于人们更多地想要持有美元，而是因为借美元变得更为困难。欧洲和其他国际性银行通过在银行间市场提供资金而持有大量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当市场萎缩的时候，它们被迫购买美元。与此同时，周边国家持有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当它们无法发行新的债券偿付这些债务时，它们就不得不偿还这些债务。处于欧元区周边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与欧元的联系更为密切。但是，当俄罗斯市场崩溃的时候，对美元的影响是一样的，因为俄罗斯中央银行购买了大量欧元，现在他们不得不抛售这些欧元来维护卢布。
这种趋势在2008年年底出现了暂时的逆转——美联储把利率降到了实际上零的水平，同时开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欧元出现了急剧的止跌回升，但由于欧元区内部出现了困难，这种回升是短暂的。希腊骚乱活动的蔓延使人们注意到了南欧国家——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以及爱尔兰所面临的困境。这些国家的可转让存单利率上升，信用评级被调低，而它们的国债与德国国债的收益差扩大到了令人惊讶的水平。从2009年初起欧元掉头向下，而英镑的跌幅甚至更大。
鉴于德国和欧洲中央银行对全球经济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抱有不同的看法，世界其他货币的汇率很有可能会出现大幅波动，并且使经济的复苏被放缓。欧洲中央银行的指导方针是不平衡的：它在法律上只需要关心维持价格的稳定，而非完全就业；德国现在还对魏玛共和国时期最终导致纳粹上台的失控的通货膨胀记忆犹新。这两点顾忌阻止了财政上的不负责以及无限制的货币供应。
这对于欧元作为一种价值储存手段有利，但是对缓解欧元区内部的紧张却不利。欧洲没有一个保护银行系统的统一机制、各国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事实，使人们对它们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表示担心。爱尔兰的信用足够好吗？欧洲中央银行是否能超越某些限定为希腊的国债提供担保？《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基础正在动摇，更别提英国和瑞士在保护它们畸形发展的银行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了。
当各国的监管者试图保护他们自己的银行时，他们可能会伤害其他国家的银行系统。比如，奥地利和意大利的银行在东欧涉足颇深；现在由英国政府控股的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在海外，另一方面，英国相当大一部分的住房资金来自于外国银行。最终各国的监管部门将不得不相互保护，但这只会发生在它们面临共同的危险之时。
财富的拥有者也许会越来越多地转向日元和黄金，以寻求安全，但他们可能会受到监管部门阻挠，首先就是日元。寻求资金安全的势力，与需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