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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美国文化，受到这种媒介的过分影响时，表象的经典认识论（它使解释学值得信赖）便在这种关于模拟的反认识论（它使解释学不知所措）面前变得黯然失色。
我们从格里茨和鲍德里拉德的论述，再加上曼德的观察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教训：
1。人类的文化是很成问题的，因为符号具有多义性，从同样的符号，不同类型的人引出了不同的意义。
2。由于意义和符号的关系在变化，文化进一步变得复杂起来。
3。西方文化的表象逻辑，由于出现了模拟，陷入了超真实性的危机。符号和图像常常只是指代其他图像和符号，在那种情况下，无形意义和有形真实已无关紧要。
4。图像和符号脱离意义和真实事物，在电视的情形，在西方文化中受到电视影响的那些部分，表现得尤为严重。美国文化中的科学人类学
在美国，就科学事务进行决策的方式是所谓的〃民主主义科学〃。在这种决策方式中，不同的派别都参与了决定的形成过程。决定的作出，可以是直接的，比如说通过公民投票；也可以是间接的，比如说通过开诚布公的非正式协商，或者通过多个级别的核查和平衡。不管哪种情况，非科学家都与科学家一样起到重要作用。就像科学家中间有不同的价值观，非科学家可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这些不同派别的信仰、哲学、思想体系和价值就是意义，如果说人们需要用符号去了解、交流和作用于他们各自的意义，那么，那些多义的符号便不可避免地会使得民主主义科学变得复杂起来。在民主主义科学的任何一个事件中，都能发现对于科学，对于科学在我们生活中的涵义，有许多种不同的理解。
那些不同的理解，就是说明性人类学研究的素材，因为它们就是意义和符号之间的不确定的关系。它们之中有一些很好的例子，表明了科学的新教徒模型已让位给科学研究精神，科学的精神自主权在一个精神犬儒主义和财政紧缩的时代已告崩溃；也表明了，在核争议中的三个派别，每一个都可以有理由坚持他们各自的科学观。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那些更为严重的例子中，科学的种种意义和真实正在逐渐消失于鲍德里拉德的超真实性之中，它们已挥发殆尽，正被只是落脚在别的图像上的图像取而代之。一位已经说明自己不是医生的演员就是用来取代医学权威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模拟物；烟草业的院外集团可以就他们自己长期认可的科学证据的标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他们的立场始终是要允许被动吸烟的危害继续存在；一位动物学家靠着哗众取宠预言一场大地震，竟能让成千上万人惊恐不安。这些，都是科学的意义和真实已经消失的实例。
关于图像的这一类鬼事，都是冒充干的好事：靠一些魔术和鬼把戏，拼凑出某件事物的一个人造的外貌来。在职业魔术表演中，如果要变出一个魔鬼的幻象来，那么所用的道具有烟雾、反射镜和机关门。在冒充科学的情形，所用的道具则是科学证书、技术术语、科学证据的标准，等等。
最后，我们应该细想一下，曼德在分析电视的真实性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认识论倾向的要点，并从它引出一个关于科学与电视关系的重要观点。他的要点有如下几条：肤浅的东西比有深度的东西容易（表现）。这种媒介无法处理含蓄、微妙之处和多义性。在电视上，希奇古怪的事总是比平常事更吸引人。死比生更容易（传达），（因为）它是具体的、集中的、精采的、已经解决了的，而且掐头去尾以后仍有意义。倘若科学的内容是非常简化的、肤浅的、单调的、希奇古怪的或者令人恐怖的，那么电视的这些特点就不值一提。但是，倘若科学具有令人感兴趣的实质，那么我们从曼德列出的这些特点便可以引出结论：科学只配制成坏电视。科学思维的智力深度和价值与电视传播如此内容的能力，二者是一种反比关系。如果我们尊重科学，那么，我们就该跪下双膝祈祷：上帝保佑我们，科学不要上电视。
现在，我们可以回来对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进行较为广泛的讨论了。我为一种说明性人类学提出了几条需要遵循的原则。首先，非科学家理解科学的意义同科学家理解的意义一样，也是中肯的。这条原则并非认为非科学家对科学的理解一定是好的科学，对科学有益，也不认为那一定是有一种科学知识或者科学推理作为依据。这条原则仅仅指出，领会科学是什么，是许多人都能够做到的事情。在任何一场争论中，都应当欢迎不同的派别提出他们对科学意义的哪怕是非常不同的看法。民主主义科学应该在政治上是宽松的，而在解释学上是一视同仁的。有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必须注意到，在民主主义科学中，科学的意义和符号可以既同科学知识的实质内容没有任何联系，也同科学推理的逻辑结构毫无关系。当然，在民主主义科学中看到的这许许多多关于科学的意义全都有它们不可否认的存在价值，但是，这并不要求它们的这种价值必须接合在科学知识或科学推理上，或者说与后者有关。这样的价值也许还与那些标准直接相抵触，但是，只有这样做，才不会把它们排斥在民主主义科学之外。为了正视科学的实质与科学的民主主义意义之间存在着多么宽的鸿沟，我们可以想一想美国的科学教育状况。我们大多数上中学的孩子在科学方面都未曾受过教育，而且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随着他们在我们的中学里向上升级，越来越严重。美国人口中，绝大多数的成年人都是科盲。如此糟糕的情况，竟一点也没有削弱科学符号的威力和权威。《旧约全书》中的上帝仍然是我们为科学立下的范型，因此，对恐惧、神秘和敬畏作出的圣经解释，就是科学在美国人生活中所起作用的具体化。
接着，我们就有了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如果流行的科学符号是各种各样论争和思想体系通过借用、偷窃、歪曲和操纵来为之服务的，那么，这些科学符号体现了科学的什么非科学意义呢？人们为什么要冒充科学？假定这些科学符号真的具有增强商品、政策和思想体系的力量，那么，被增强的意义如若不是科学，又是什么呢？
最后，我们则必须对美国人生活中科学的文化动态提出疑问。如果流行的科学符号和它们所体现的意义并不一定具有科学智力内容的根基，那么，那些符号是怎样与科学内容分离开来再与非科学意义结合在一起的呢？科学声誉是怎样与科学分离，后来又让那些与科学毫无关系的意义所占有呢？总之，科学是如何被冒充的？
这样，关于科学、符号和意义，我们就面临着一件环环相扣令人头痛的事情，不过，我们同时也有了一套理解这件头痛事（不是治愈它，只是理解它）的说明性人类学方案。所幸的是，这种科学人类学有它自己的大宪章，一部基本法，它规定了方针原则，能够指引我们制定出一个建设性的研究方案。有趣的是，这部基本法的作者并不是人类学家，而是一位历史学家查尔斯·E·罗森伯格（Charles E。Rosenberg）。在他1966年发表的那篇论文《美国社会思潮中的科学》里，他承认，科学在这个社会中的作用包括有科学家的专业价值和态度，但他接着就强调，那种作用绝不仅仅只是这些。罗森伯格说，更为突出得多的，是把科学劫掠来制成图像和隐喻用以证明资产阶级道德的那种社会风气。人们通过与电报公司作对比的方式来说明神经系统是什么，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证明情感淡漠的合理性，用法医精神病学的辩解来同时支持自由主义派和保守派的社会理论。在这一类场合，告诉我们的，其实是大量科学之外的东西，如电报公司、情感淡漠、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
关于神经病学、热力学和精神病学等被提到的那些学科的科学内容，这样的对比、证明和解释几乎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只不过是把它们的一套科学术语劫夺过来为一些同那些领域毫不相干的目的服务而已。换成人类学家的说法，这就是科学符号可用来表达非科学意义。正如罗森伯格所说：〃这里有一种逻辑既武断随意，又权宜牵强，而那正是这些'科学'类比所看中的。不仅在这些类比提到的科学内容中，而且在它们的社会效果中，我们都会看到这种逻辑。我们不仅要看被盗用的（科学）思想是否具有内在的连贯性，而且也要看它们的外在逻辑，即它们的社会目的。〃
这样，我们也许就会有理由假定，科学容易被用来传达非科学意义的这个特点，将会毁掉它的声誉。但是情况并非如此。这个特点一点也没有降低人们对科学的崇敬：〃科学和美国社会思潮之间关系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人们在情感上更加贴近科学，科学被当作一种能够说服和激励个人采取行动的绝对（权威）的那种作用正在加强。〃人们相信科学是客观的，无党派偏见的，即使在科学知识和推理的内容与科学的这种力量并无特定关系的时候，它也能修补我们哪怕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不会推翻我们的社会结构！）。
这里，把这种科学的人类学作一个小结：
1。科学是在确定存在方面具有一种绝对权威的广泛流传的思潮，尽管它的这种力量似乎有些神秘（旧约全书式的科学）。
2。同时，这种权威形式是许许多多的派别都能够大致平等地加以利用的，也就是说，确定科学及它的涵义这件事是向一切人敞开的（民主主义科学）。
3。例如，并不要求各种关于科学及其涵义的相互竞争的观点一定要符合科学知识的标准，或者遵从科学推理方法。
4。结果，科学的绝对权威可以通过使用科学的流行符号而被人借用于担保或者加强各种思想体系、商品和政策，而不论后者是否建立于科学之上。
5。为了搞清科学的符号是怎样与科学实质割裂开来，然后再贴加在其他意义上，说明性人类学提供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根据的是基尔兹关于意义和符号的论述，鲍德里拉德关于真实和模拟的分析，以及罗森伯格就科学和美国社会思潮所作的评论。
现在我们来看看我的研究方法是否行得通。在紧接着的五章中，我介绍了美国人生活中的五个科学插曲，它们每一个都涉及到科学符号和文化意义的一个不同的问题。总合起来，它们表明了这样一个大问题：这些符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它们几乎能够附着在任何一种意义上。
我要先在这里作一个申明。在这些案例中，我好像是在对好科学与坏科学之间的争端进行判决，或者说，我是在把伪科学放在真科学面前加以揭露而竭力诅咒它。其实，那并不是我要做的事情。当我揭示出某些科学符号已经贴附在各种文化意义之上时，这其实便意味着它们本应该贴附在科学之上。科学符号回归重新指代科学，这是必然的。但是，在这些插曲中，对意义和符号作出解释要比空谈好科学与坏科学之间的争端重要的多。例如，第五章就不是对加氟问题的科学内容进行教科书式的说明。那一章其实是在讲一个故事：惧怕人的灵魂会被一些非人性的机构勾了去。当水中加氟化物的政策牵连到那种恐惧时，这个故事也就变成了一个关于科学符号和文化意义的神话。请记住，这个故事的真正价值在于值得对它作出解释，而不是空谈理论。在第三部分的其他四章中，我也是这样做的。每一章都是在问同样两个问题：哪些意义被加进了这种关于科学的思潮中？科学符号是怎样被贴附在那些意义之上的？
第三部分 科学插曲
第五章 勾魂术
如果说科学有屈从于文化意义的时候，那么，关于加氟化物的争论就是这一类现象的老祖宗。那场加氟之争，其实是对科学和价值的理解和误解产生的问题，是由于主张在公共饮水中添加氟化物的那些公共卫生官员们在政治上的幼稚而引发的。那些官员非常简单地告诉公众：加氟化物对你们有好处，因为流行病学、牙科学和生物化学这样说。他们以为，只需要那么简单地说一下，然后实行就是了。然而这种做法，至少是对市民的不尊重，因为他们对于加氟的科学依据知之甚少，甚至毫无所知。最糟糕的是，那种做法直接引起了一场恐慌，因为那意味着，那些不露面的官僚竟强要我们吃下那不知是什么的化学药物。结果是一片反对之声。反对者断言，说加氟是一些不知名的官僚搞的一个阴谋，要偷去你们的灵魂。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任何反对行动，包括反对那项计划的科学前提，便是一种高尚的英雄行为。至少在那场加氟争论的头15年，即从1950年到1966年，反对意见占据上风。关于这个问题的952次公民投票中，反对派获胜占59。4％。为了说明科学和意义搀和在一起的这场争执，我要简短介绍一下加氟风波的历史。然后，我再指出，在50年代美国人的生活中，是文化上的什么东西鼓动起了那种反对加氟的情绪。接着，我要分析，科学的某些符号是怎样用来为反对派的争辩服务的，哪怕赞成加氟的人相信科学只站在他们一边也无济于事。加氟问题简史
在1901年，科罗拉多州的一位牙科医生弗雷德里克·麦凯（Frederick McKay）注意到，他的许多病人的牙齿上长有色斑，影响美观。好牙齿本应全都是又白又亮。后来发现，牙齿长色斑与地区有关。比如俗称的〃得克萨斯齿〃和〃科罗拉多黑齿〃，指的就是牙齿已经明显变色的较为严重的情况。到1916年，麦凯终于找到色斑的原因是氟化物，它们天然存在于某些地区的饮水中。饮水中氟化物含量越高，色斑就越严重。因此，严重的色班就叫做氟斑。麦凯和其他人还注意到，有不太严重色斑的人反而多半有一口好牙齿，也就是说牙齿孔洞较少，而且比较坚硬。1931年，流行病学家则证实，这种情况也是由天然存在的氟化物引起的。关键的研究成果，是在伊科诺伊州迈隆克（Minonk）地区通过普查获得的，该地区饮水中天然氟化物的含量达到百万分之25（ppm）。在迈隆克长大的儿童，他们患龋齿的情况要比原来住在别处待牙齿完全长成后才搬到那里去的儿童，轻微得多。美国公共卫生署（USPHS）后来对五个州的13岁儿童进行普遍调查，最后得出结论：较多的氟化物可以防止龋齿。这个结论在其他12个国家得到证实。
那么，倘若在人群的饮水中人工添加氟化物达到10ppm，那也许就会明显改善儿童牙齿的健康状况而又不至产生色斑或其他副作用。（产生轻微色斑的含量大约是25ppm。）1945年，美国公共卫生署开始在四个地区进行对照研究，来检验这个假说。研究分别在纽约、密歇根、伊利诺伊和安大略进行。试验人群中每人都摄入添加的氟化物，而作为对比的另一个对照人群，无论是天然的还是添加的，则完全不摄入。这样的研究原定持续10年。但是，当美国公共生卫署发现在5年中试验人群中儿童患龋齿的数量已减少50％以上时，它得出结论，人工添加氟化物是非常成功的。1950年，公共卫生署便建议在缺乏天然氟化物的地区，人们应该在他们的公共饮水中人工添加氟化物，使之含量达到10ppm。认可这项政策并为之担保的组织有美国牙科协会、美国医学会、美国公共卫生牙医协会和国家研究委员会。
通过服用药片和吃进食物添加剂也能摄入氟化物，但是这些方法都不可靠，因为是否按时按量，是否方便以及价格和其他一些人为因素都有可能影响效果。然而，把氟化物添加在人们的饮用水中，既简便，花费又最少，而且不管个人的习惯如何，人人都能随着饮水而摄入。成千上万的社区采纳了公共卫生署的建议，在他们的饮水中添加了氟化物，但是在许多场合，总有人激烈反对这项措施。地方公共卫生部门通常是根据美国公共卫生署的通知，附上其他权威部门的意见，径直向镇议会或者市议会建议添加氟化物。在作决定时，几乎或者完全没有听取公众的意见。于是，差不多政策刚一实施，也就是说，当公共饮水中开始加氟化物时，就会出现一场由愤怒的人群发起的反氟化物运动。反对氟化物的人最常用的战略，是要求就此事举行公民投票。在1950到1966年期间，一共进行过952次公民投票，其中有566次是反对意见获胜。
公民投票的好处之一，是能够对公众的情绪作出量化分析，也就是说，可以把投票结果与其他数据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对于这样一项涉及个人利害的政策，赞成加氟化物的投票人，大多是有不满12岁孩子的年轻父母，他们是氟化物的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