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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从左手把社会大量的财富聚集在自己手中，从右手把这些财富转让给少数人。比如上海的周正毅、许培新等之所以能够短时间内富裕起来，就完全是通过政府权力敛财的结果。看看上海城建局的0089号文件，问题就一目了然，即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过权力才是致富之路。这些都是路人皆知的事实，权力是获得财富的捷径。
怪不得有不少民营企业家向我抱怨，你想在国内市场发展好，不靠近权力就寸步难行。任何一家企业，或者经营任何生意，如果不跟权力结合起来，你要很好地把这个项目或这个企业做好并进行下去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困难，因为整个政府的权力对现实的经济活动，渗透得太深。权力一进入经济领域，不仅市场经济不成为市场经济，而且社会的财富就会通过权力以各种方式转移到少数人手中。不少政府官员之所以愿意下海经商，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国内经济生活中这种最为基本的特征。
可以说，目前所流行的“红顶商人”事件及官员们下海经商，并非是如何运用私权力按照市场运作规则来创造财富，更多的是希望借助于公权力来为个人经商服务，更多的是希望借助于以往职务所建立的关系为经商服务。如果这样，这与传统社会中的权力运作，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力运作就没有多少差别了。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随处都是，权力跟金钱的交易一直都在进行。比如，封建专制社会里，一些商人有了钱就会用钱买一个官，然后又通过做官所掌握的权力或敛财，或做官后又去从商，利用个人的关系借助公权力为个人经商服务。
因此，对于官员下海经商的问题，我们并非鼓励或制止，而是如发达国家那样，用制度严格地界定公权力和私权力，即坚决官商分离，严禁政府官员两栖化，既从政又经营自己的企业。这里，公权力是什么？它从哪儿来？它的功能与服务对象是谁？它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等等。大家应该比较清楚，无论是从合约论还是从暴力论来说公权力是来自社会大众的，是社会大众转让出来的，因此它只能为社会与大众服务。私权力是什么？它是个人通过市场方式展现出来的能力，无论实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源都是如此。对于这些权力，一个企业家，你怎么使用都没有关系，只要在既定的制度范围内，你怎么做都没有问题，挣多少钱都没有问题。在市场体制下，并没有因为你财富增加了，市场就要来限制你。
在发达的市场体制中，公权力和私权力有明显不同，它有个清楚的界定，你如果要从政，你就得把你的财产，你的整个企业或者委托出去，或者交给他人去做，不要说我从政以后，还要经营我的企业，因为如果你不把你的企业委托出去给他人做的话，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随时都可能发生。比如说你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定出对自己有利的政策与法规。你也可能通过权力的方式来影响你经营的好坏。这些都是与民主政治相悖的。同时，如果官员要下海经营，就得给予时间与范围上的限制，在多少时间内不能够从事哪个方面的商务活动，否则就要受到严厉处罚。
还有，如果公权力和私权力混在一起，就会出现许多解释不清楚的问题。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证监会的官员要辞职下海经商，然后他立即进入一家证券公司工作。本来这是一家经营严重亏损的公司，但是当他一进入这家公司后，整个公司局面马上改观。由严重亏损转变为大赢利，其官员收益一经商就几十倍地增长。现在我们要问的是，这家公司能够如此转变，是因为该官员进入这家证券公司而该公司经营管理改善、市场竞争力增强，还是说因为该官员利用了他原来职位上的权力，或用权力与金钱交易而导致的结果呢？特别是目前金融资源基本上还是政府垄断的情况下，要对这种公权力与私权力严格区分是相当困难的。即使该官员真的没有为利用他原有的行政资源为他的公司谋私利，别人也会怀疑。因此，对官员下海经商，对公权力与私权力的严格区分是十分重要的。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国家对这些问题没有很好的界定，没有好制度安排与监督机制，那么公务员下海经商只会导致更多公权力与私权力之间的冲突与问题，其弊大于利。因此，在现在的条件下，不是鼓励政府官员下海经商，而是要求政府官员做好其本职工作、发挥其人力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其职位上工作得心安理得。同时，对于那些既没有能力又不愿意从政者，给出一“台阶”，让他们纵身跳进商海，为实现自己的另一种人生理想奋力遨游。但是，政府官员辞职下海经商，必须给予他时间上与范围上的限制。比如，在哪个部门工作的官员在多少时间内不得从事哪些方面的经商活动，以免减少利用他此前在做官时建立的各种关系从事不正当经营，或者说减少一些政府官员在从政时为自己下海经商创造种种利用公权力的条件。
总之，在市场体系下，政府官员下海经商并非是鼓励或制止那样简单，而是应该制定相关的制度规则来界定公权力与私权力，保证公权力不会由于政府官员下海经商而滥用之。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其他就不会太重要了。
（2004年3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49节 确立“以人为本”的金融市场
在举世瞩目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受到了广大代表们热烈的好评。因为该报告不仅表现一个“实”字，而且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正如温家宝总理早些时候指出的那样，“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我们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要求，应当从现在具体事情做起，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贯穿到我们各项工作中去。”
也就是说，“以人为本”，就是如何让执政党的政策来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比如，征地中侵害农民利益问题、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城市民众失业、社会医疗保障等。“以人为本”不仅是我们执政党的理想，也是执政党如何把理想转化为现实，把理想转化为民众生活的点点滴滴。而在发达的市场中，个人点点滴滴的需求也是市场繁荣的泉源与动力。
因为，在市场体制下，为什么社会资源能够有效地运作？就在于无论是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还是产品的消费，都是为满足人的种种需要而来。离开了人的最终需要，任何产品或任何经济活动都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都不可能找到所需要的市场。而我们的经济发展都为提高民众的福利与生活而来。如果离开了民众生活，经济既无意义，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又在于市场为每一个人提供发展其潜能的空间。在有效的市场中，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约束条件下找到适合自己发展与工作的空间。这就是市场中“以人为本”的真谛。
对于金融市场来说，“以人为本”意味着什么呢？是上市公司在市场融集低成本的资金吗？是银行获得最大化利润吗？是投机者可以使市场翻江倒海吗？等等。其实都不是，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就在于满足人们的消费偏好，所有的公司和政府都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设；就在于让投资者进入市场后能够获得合理的回报，而不是千方百计地来掠夺投资者的财富。如果金融市场以此为鹄，那么要实现市场的繁荣与发展是不可能的。
对照香港与国内股市，为什么香港股市投资者鱼贯而入，而国内股市投资者则敬而远之，何也？就在于两个不同股市给予投资者的回报不同也。如2003年底，香港股市的市价总值557万亿港元，900多家上市公司全年派息1639亿港元，整个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为294％，而香港银行的存款利息为零。34家恒生指数成分股年底市值388万亿港元，全年派息1316亿港元，投资回报率为339％。也就是说，投资者进入香港股市，即使他不能够从炒卖股票中获得收益，但基本的回报不会少。
对于国内股市，2003年底流通股市值132亿元，1200多家上市公司全年派息约460元，流通股股东获得153亿元，扣除税收后回报率为09％，而国内银行利息扣除税后158％。试想，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如何愿意进入风险高的股市。对于国内资本市场来说，无论谁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其他任何东西都不重要，最为重要的是投资者进入股市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甚至随时都有可能受欺骗。如果投资者进入市场之后不仅没有回报，而且其财富随时都可能受到掠夺，那么最好的口号都无济于事，“以人为本”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还有，对于国内居民11万多亿的储蓄来说，为什么民众宁可低收益或负利息存款于银行而不进入其他金融市场呢？是市场没有对资金的需求吗？是民众不想更高的投资收益吗？非也。在中国，尽管这几年从资金层面上来说，资金的稀缺程度有所降低，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仍然十分困难。有许多企业家不少好的项目由于融资集资的困难而夭折。对于民众来说，他们都希望寻找到安全性好、收益高的投资渠道。特别是随着国内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民众为了减少自己财富的贬值，更是需要好的投资渠道，如目前基金市场的基金卖得火暴，就是与此相关。但是对国内的一些金融市场来说，无论如何提倡；民众就是不敢进入，何也？问题就在于这些市场不能从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让投资者获得合理的回报也。特别是不少金融市场的繁荣往往是以牺牲民众利益而发展的。
那么，以上金融市场的现象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在于以往不少金融市场的规则，在制定规则时，不是从民众利益来设立规则，没有制定保护民众利益的制度。因此，对政府来说，“以人为本”，就是作为金融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及维护者的政府，在金融市场规则制定时，就得从民众的利益出发，如何制定有利于大众利益的规则，特别是如何通过规则的制定来保护弱势金融市场的中小投资者利益，如何来减少市场力的不对称性、市场信息的非对称性、市场运作无效性。比如，对于国内证券市场来说，不仅有制度规则让民众能够分享国内经济发展成果，而且要设立制度来保证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犯，受到侵犯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得到补偿等。
而对民众利益的保护不仅表现在对民众利益受到重创后的补偿与纠偏上，更重要的是为每一个人的潜能发挥提供点点滴滴的便利。为民众经济生活权利的空间张扬提供有利的环境与条件。比如金融市场的发展就应该多方位全面的发展，以便民众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再比如国有股减持问题，政府就不应该与民争利，在还富于民的基础上形成国有股的减持方案。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才可能达到多方利益博弈共识。还有，金融市场的“以人为本”，政府并非仅是一些原则上的理念，而是一点一滴地体现在政府与民众交往的关系中。如约束政府的权力、减少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垄断、减少一些部门对政府权力滥用等。
总之，政府把“以人为本”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之核心，这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而人类文明就是把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利益具体化在政府政策中，表现在民众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而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金融市场，就得以投资者利益为本位，无论是市场建设、制度安排，还是法规的设立等方面都得从投资者利益出发，既要让市场的投资进入市场获得合理的回报，也要保证他们进入市场后其财富不会受到掠夺，财富掠夺后能够得到补偿。
（2004年3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50节 法律公正为社会秩序的核心
早些时候，在东北某地，一宝马车主人由于一农民的拖拉机碰了一点她的车而把农民撞死；但此事没有下文；最近《京华时报》又刊登了北京一宝马车司机闯红灯肇事后对记者大打出手，肇事者则神气十足。同时，又看到美国媒体的一则报道，美国的“家政皇后”斯图尔特由于妨碍司法公正和在选择特定时间抛售股票的问题上对政府撒谎等而面临着牢狱之灾。
几件事情，尽管看上去是风马牛不相及，但从实质上来看，其核心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秩序用什么来维持。它可以是用权力、金钱、个人身份、道德、宗教、合约及法律等。而不同的维持方式也就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如何。
在以权力维持秩序的社会里，整个社会的资源都以权力来分配，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权力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一则整个社会资源不可能有效运作，因为任何权力都不可能有效地计算个人的真实需要；二是个人的潜能会受到压抑，个人没有动力努力工作；三则个人为了获得权力，暴力一定会盛行。整个社会秩序或是在专制高压统治下或是战争暴力盛行，个人的生命受到严重的践踏，如以往的伊拉克。
在以金钱维持秩序的社会里，钱是个人财富、社会地位、行为方式的象征。钱可以决定一切、主宰一切、奴役一切，视制度规则为无物。一个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在这种社会中，由于以钱为主宰，个人的一切都完全物化为钱，人不仅成了金钱的奴隶，由金钱来支配个人的一切，而且使人成了一个没有人格、没有人性、没有情感的冷冰冰的人。在他们那里，既没有社会制度与规则，更没有社会公德。
既然钱能够主宰一切，那么逐利求钱就成为人的本性。个人为了获得钱就会不惜采取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来获得财富。如果权力能够获得钱，人们就会攫取权力；如果暴力能够获得钱，人们也就会行使暴力；如果交易能够获得钱，他们就会进行交易等。在这样的社会里，整个社会的秩序一定会是贪污腐败、暴力等行为泛滥。
而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个人的活动在既有制度框架下进行，社会秩序以法律制度来维持。个人之间关系以合约来连接，平等、互利、自愿及相互尊重。政府的作用则是制定产权规则、保证合约的有效履行及个人的财产不受他人侵犯。
用上述理论来对照文章开头所看到的几件事情，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开宝马车的人，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最根本的就是以钱来衡量人的行为。在这些人看来，有钱就可以决定一切。有钱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有钱在社会上可能搞定一切。别人不可负她（他），而他们却可以任意主宰他人，甚至主宰他人的生命。
不就是农民拖拉机碰了宝马车一下，他们却可完全丧失天良地把人压死，还声称可以花钱了却此事。北京的宝马车肇事者，本来是打着手机闯红灯已大错，女肇事人对来报道该事的记者大肆辱骂，大打出手。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仅说明这类道德水平之低，根本没有现代人的文明素质，而且说明了他们竟敢在公共场所用暴力来对抗记者，大打出手，希望用武力征服他人。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做，最重要的就在于他们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用金钱来摆平，金钱可以衡量一切。至于其后来处理的结果如何，国人目前还不知道，但是有一条，如果我们的社会都以钱来作为衡量一切的准则，视制度与法律为无物，那么我们社会不仅会走向物欲横流的社会，而且会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而行，使我们的社会变成没有公理、没有正义、没有人的尊严的社会。有的只是钱、钱、钱！而钱也只有通过权力与暴力来获得。
至于美国的“家政皇后”斯图尔特事件，不在于她过去对社会有多少贡献（曾教授人们如何创造完美家居生活而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明星），不在于她所拥有的财富有多少（她拥有一个价值数亿美元的公司，曾被誉为美国第二富婆），也不管他在特定的时间里抛售股票所获得的利益那样小（仅20多万美元），只要是她的行为与社会的公正、法律的公正相悖就得承担自己行为之责任，就得面临牢狱之灾。这也说明了，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一样，谁也不可超越法律的尊严与平等。也正是在这基点上造就了美国社会的现代文明与经济繁荣。
在中国，尽管20多年来经济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谁也不可否认。特别是歧视性地对待农民、财富分配严重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盛行、社会公德缺失等等，何也？人们没有以法律公平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