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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推倒的一张桌子上，提取出泰森的指纹，另外，在谋杀前一个小时，有人在靠近现场的地方看到过他。
麦克斯韦尔·戴维斯轻蔑地指出警方证据的漏洞。泰森的指纹当然会在客厅桌子上。作为家庭的证券经纪人，他经常因事到那里。即使他主要是来看诺玛，那也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凶手。陪审团应该记住，被告受审不是因为通奸。
至于那支德国手枪，也许小偷是在书房的抽屉里发现它的，在杀人后把它带走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它在哪儿呢？警方能把它拿出来吗？警方能证明我父亲是被他自己的枪射杀的吗？
至于便条，戴维斯说，它的内容太含混了，不能当作策划犯罪的证据。不管怎么说，它都没有暗示任何邪恶的内容。鲁道夫·克鲁格变得越来越猜疑。他去欧洲时，雇了一名侦探监视诺玛。诺玛知道此事，所以她想在她丈夫回家时到箭湖，因为她知道侦探会报告她和泰森的婚外情，她感到害怕。这就是她在便条中所说的“重要的时刻”。
“无罪！”陪审团宣布说，把他们俩释放了。
可想而知，这事牵涉到大笔金钱。如果陪审团判定诺玛有罪，她将失去继承我父亲财产的权利，那笔钱就会归我了。
我父亲把他的一部分证券、比弗利山大厦一半的产权以及别的一些财产留给了我，但是，他大部分的钱只由我代为保管，那些钱的利息归诺玛所有。只有她被定罪或死亡，那些钱才能归我所有。
我父亲赚了一笔钱，而且他是一个精明的投资者，从来不乱花钱。总共有七百万元，贪婪的诺玛“仅仅”得到一百万元的现金。
但是，不管从哪方面来看，六百万元每年的利息是惊人的。
我父亲没有把他的钱全部留给我，对此我不应该有怨言，因为在他资助的几次商业活动中，我都大败亏输。但是，我毕竟是他的血肉，那些钱应该属于我！他居然更相信那个诡诈残忍的诺玛，而不相信他自己的儿子，这真让我难以接受。
我父亲跟诺玛结婚时，我母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诺玛在我父亲投资的一部低成本电影中，担任一个小角色。她是一个糟糕的演员，她最出色的表演是在审判她的法庭的证人席上。
诺玛很有魅力，而且非常善于讨好别人。她很会捕捉机会，她看到，当新一代电影界拒绝接受我父亲时，他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我父亲非常固执，不肯紧跟时代潮流，那些曾经对他赞不绝口的电影界巨头，现在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他。
在公开场合，诺玛对我父亲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私下里，她假装崇拜他被遗忘的天才。她会连续几小时和他一起坐在他那古老的大厦中，观看过去他制作并导演的影片。
诺玛为了钱才跟鲁道夫·克鲁格结婚的，而他则是因为她让他恢复了自信心。
我父亲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他非常古板。生硬。虽然他身材高大，但长得并不好看。他是个秃头，有一对大招风耳朵，脸上经常是毫无表情。
他的确有轻松快乐的一面，但这已经和他的声誉一样消失了。
他是个报复心很重的人，从来不会忘记他的敌人；他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恢复过去的地位。他后来又拍了一部电影，但是票房收入非常不好，于是他又被遗忘了。
虽然诺玛一直讨好他，但他们的婚姻生活并不总是很平和的。
我父亲知道自己并不是女人喜欢的那种人，知道诺玛年龄比他小一半，所以他嫉妒心非常重。他怀疑她不忠，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来验证。
他会假装出远门，然后突然回来。或者，他外出不在家时，会雇侦探监视她。
他曾经在电话上装上窃听器，还曾经付钱让一个漂亮的失业男演员去勾引她。但是，诺玛一直非常警觉，他所有的办法全失败了。最后，一位私人侦探终于发现了她和泰森的约会。
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向我父亲报告，我父亲就被杀死了。
我父亲住的那栋大厦阴森森的，充满怀旧气息。我很不喜欢它，所以在布兰特伍德租了一间公寓，但是，当我父亲被谋杀、那两个情人被逮捕后，我又搬回了大厦。我的主要动机就是要把整栋大厦彻底搜查一遍，找出证据。
形势对我非常有利。我父亲没有雇仆人，他说他们爱把主人的一言一行都传出去。我虽然雇仆人，但他们主要是白天来干活。
晚上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希望能找出一些警察没有找到的证据。
温斯特罗姆警官负责本案，他觉得我的想法很好笑，他都没有找到，我怎么可能找到呢？不过，他并不反对我试试。
我最想找到的就是那把德国手枪，以及那上面的指纹。温斯特罗姆告诉我，我这是浪费时间。人们一般不会把凶器留在现场附近的，那把手枪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认为那把手枪一定藏在屋里。
这只是一种预感。但是，这预感非常强烈，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那把德国手枪躺在某个黑暗、隐秘的角落，等着我去发现。
我翻遍了大厦，就差把墙推倒了，还是一无所获，这时，我开始相信温斯特罗姆的话——它根本就不在屋里。我也没有发现能证明诺玛和泰森有罪的一片纸、一块布、一点血迹和一根头发。
随着审判的临近结束，我简直要发狂了，我躺在床上，梦想着制造能证明他们有罪的证据。突然，审判结束了。他们被无罪释放了，他们永远逃脱了法律的惩罚。我几乎可以听到他们的笑声。
我离开酒吧时，已经是黄昏了。我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这是一个危险的、孤注一掷的办法，但是，如果我能成功的话，那么就既能报了仇，又能得到钱。
那栋像博物馆一样丑陋死板的大厦坐落在山坡上，俯瞰着日落大道。当我沿着山坡向上爬时，可以看到屋里亮着灯。
我惊讶地发现，屋里就诺玛一个人。她坐在书房我父亲的书桌后，正在核对账单，签支票。她换上了一件天蓝色的紧身衣，各个部位都显得一清二楚；她的头发也重新梳理过，还化了妆。她现在的样子与在法庭上时截然不同，那时她就像个羞怯、呆板的修女。
“欢迎回家，诺玛。”我悄悄走进去，她吃了一惊，抬起头，不过她眼中并没有恐惧之色。我一直认为她很有胆量。“在计算战利品，诺玛？”
她微微一笑。“坐吧，卡尔，”她冷冷地说。“我知道你会来。”
“知道我会来？”我坐进一张椅子中。
“当然。你就住在这里，不是吗？”她讽刺地问道。
“对极了，”我回答说。“我希望你别觉得我在这里碍事。”
“我想你会一直恨我，把我想得非常坏。卡尔。你就像那些自以为是的记者，喜欢捕风捉影。如果十二位聪明的男人认定我无罪，为什么你就不能怀疑一下自己的判断呢？”
我用一根手指指着她说：“因为，你知道，我知道，你谋杀了我父亲！”
“根本没有这回事！”她脸色铁青地回答说。
“泰森举着枪，”我继续说，“但我认为是你扣动扳机。”
“卡尔，”她无力地说道，“我——我爱你父亲。你想不到——”“别跟我来这一套，诺玛！你跟我一样不爱他，”我撒谎道。
“他是一个讨厌的老古董，一个固执、愚蠢的暴君，从来不考虑别人，眼中只他自己。他是一个小王国中的小希特勒。别糊弄我，诺玛——我们俩都痛恨他！”
这些谎言中有些还是真话。我认为，当诺玛筹划谋杀我父亲时，她脑子里大致就是这么想的。
“啊，卡尔！”她喊道，真的非常惊讶。“我感到震惊！而且我——我觉得你忘恩负义。你父亲帮过你许多忙。”
“诺玛，”我说，“别这么虚伪了，好吗？”我像个同谋犯一样冲她眨眨眼。
她可爱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我也许点虚伪，”她承认说。
“有一点。不过，卡尔，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这么不喜欢你父亲，那你掩饰得可真好。这些多年来，你没有对我说过一句批评他的话。”
“就这一次，”我说，“让我们开诚布公吧。我们是敌人，诺玛。
不，不是敌人，是竞争者。如果我告诉你我对老头的真实想法，你转脸就会告诉他。你会毁了我。我说的对吗？“
诺玛更舒服地往椅子上一靠，点着一支烟。
“无可奉告，”她回答说，虽然她的笑容证明我说得对。“你这个人真矛盾，”她继续说，“如果你这么痛恨你父亲，那么为什么还这样仇视我呢？”
“你没有猜出个中缘由吗？诺玛，我对你个人并无恶意。但我喜欢钱，特别是那些理应属于我的钱。说实话，我真希望陪审团判你们有罪。”
“瞧瞧，瞧瞧，”她说。“你这人真残酷。”
“哪儿的活，但我很倒霉，失败了。”
“你不在乎你父亲被谋杀？”
“你见过我哭吗？我只在乎钱。钱就是幸福。但是，诺玛，我要告诉你：泰森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他太不小心、太笨了。如果你和我合作的话，那就根本不会有什么陪审团了，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案子要提交陪审团了！”
她面无表情，但眼睛却仔细打量着我。
我继续说道：“诺玛，听着，如果你不是明智地请了麦克斯韦尔·戴维斯，泰森肯定就完了，他也会连带着让你也完了。这全得归功于戴维斯，他真是太棒了！”
诺玛同意地咯咯笑起来，我也跟着她笑。
“啊，那个老家伙是个艺术家，”我说，敬佩地摇摇头。“他真是个天才！他把证据拿来，把它转到他想让你看的那一面。比如关于桌子一事。泰森把他的笨爪子留在了那上面，你以为他死定了。
但麦克斯韦尔·戴维斯告诉我们，他的指纹应该在客厅的那张桌子上。泰森总是来那里作客，所以，如果他坐在桌子边时，把手放在桌子上是很正常的。“我叹了口气。”但这太愚蠢了！为什么他不戴手套呢？“
“啊，他戴了！”诺玛辩护说。“但他不得不脱一下，因为——”她的嘴巴张开了，瞪大眼睛看着我，希望我会淡然一笑，满不在乎地耸耸肩。
我站起身。“多谢，诺玛，”我怒吼道。“这就是我想知道的！”
我向她走去，恨不能双手掐住她的脖子。
她立刻把手伸进半开的抽屉。我瞪大眼，盯着一支德国手枪乌黑的枪眼。
“我告诉你你，卡尔，”她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会来。”
“我父亲的手枪！”
“鲁斯不敢带着它离开，”她说。“如果他被抓住，从他身上搜出这把手枪，那我们就完了。所以他把它藏在屋里。”
“藏在哪里？我怎么没有找到它？我对这里可是很熟悉埃”有那么一瞬间，她似乎要咯咯笑起来。“你在冰箱里找过吗？”
我点点头。“对于两个业余凶手来说，这可真是很聪明的办法。当我告诉温斯特罗姆时，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
她重新坐下，然后举着手枪。“我猜你希望温斯特罗姆警官扑过来逮捕我，”
她嘲讽地说。“不过，他当然做不到。”
“他的确做不到，”我同意道。“我知道对同一案件不能再次起诉。那么你现在想干什么——开枪打死我？”
“别瞎扯了，卡尔。我不会这么冒险的。走开吧，别惹我。如果你把大厦中你的股份卖给我，我愿意出高价。”
“你让我考虑一下，”我说。“我会告诉你的。现在，把手枪给我。如果你不给，我从你手中硬抢时，可能不得不抓破你的脸。”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把枪交给我。我把枪插到腰里，走了出去。我的计划进行得异常顺利，出乎我的意料。
早晨，我告诉诺玛，看到她让我恶心。然后我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搬回到布兰特伍德。我用了两天时间，把我的计划中最细微的部分都考虑到了，然后打电话给她。
“我决定卖掉大厦中我的全部股份，”我对她说。“我要求你按照承诺的那样，高价收购。你付得起这钱，诺玛。”
“这大厦其实没什么用处，”她狡猾地说。“现在，没人会买这种古老的房子。他们告诉我，我最多能得到七万五。所以我愿意对你大方点——我愿意出五万买你的股份。”
“这房子是不算什么，”，我承认说，“但那里有几乎一英亩的地，如果放在一起卖的话，可是很值钱的。你应该给我十万元。”
“应该？”
“对，应该，而且我要现金。”我并不需要现金，但我有我的理由。
“为什么要现金？”她不安地问道。“这要求很荒唐。”
“你最好赶快去银行，”我说，“因为明天晚上八点我要来拿钱。
让泰森带一份出让证书，我要在上面签字。他还可以作为见证人。“
“听着，卡尔，你不能指挥——”
“啊，我可以。别打断我的话，因为我还有事要说。告诉泰森，带一份我父亲所有证券的清单，以明天收盘时的价格为准，附上它们的估价。你也要给我一份大厦其它物品的税后清单。”
“我不干！”她喊道。“这些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我不接受你的讹诈。即使你把真情说出来，我也不在乎。现在谁也动不了我们了。”
“你错了，”我说。“他们不能因为同样的罪行起诉你，但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因另一桩罪行起诉你。你知道做伪证是犯法的吗？他们可以因此而判你和泰森两年徒刑，我向你保证，他们会很乐于这么做的。”
一阵沉默。“好吧，”她平静地说。“我会按你说的做。但别以为我是因为怕你才这么做的，那我宁愿进监狱。”
“别担心，诺玛。我要的只是那十万元现金。”
“另外，”她继续说，她的大脑又活跃起来。“我相信麦克斯韦尔·戴维斯很容易就能证明那种伪证指控是站不住脚的。”
我没有说话，但我知道她说得对。两天前，当我离开大厦去布兰特伍德时，我遇见了麦克斯韦尔·戴维斯。他有事来找诺玛，在大厦的台阶上停下来，跟我握手。
“小伙子，别对我不满，”他说。“你要理解，我只是在挣自己的那份钱。”
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热情洋溢的人，眼角布满了亲切的皱纹，说话带着南方口音，举止像个旧式的南方贵族。我没有那么孩子气，所以并不憎恨他，他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干得太棒了，我跟他握了手，并对他说，撇开个人的感情不论，我认为他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辩护律师。
诺玛还在说：“我不想让泰森过来。为了避免引起讨厌的曝光，我们已经决定这段时间不见面。”
“这真让人感动，”我回答说，“我要泰森在唱—就这么定了。
如果你告诉他嘴巴严点，天黑后悄悄过来，那就不会被人发现了。“
“好吧”她同意了。
“告诉泰森，如果他不想找麻烦的话，最好准时到达——一分钟也别晚！”
我挂断电话。
第二天晚上六点四十五分，我站在一个小电影院的售票间，跟售票员多丽聊天。我选择那家电影院，是因为就在我父亲死前几个月，他买了这个电影院的股票。
因此，我认识这里的工作人员，更重要的是，他们认识我。
第一个双场电影七点开始。我早已看过这两部电影。它们加在一起放，需要三小时五十六分。
在走廊我看到经理比尔·斯坦墨茨正和一个漂亮姑娘调情。
我走过去，跟他聊了五分钟，然后走进放映厅，在紧急出口边的一个位子上坐下。售票员偶尔会担任领座员的工作，但大部分时间他都在门外。
还差十五分八点时，我环顾四周。一小部分观众坐在中央，正聚精会神地看电影。看不到工作人员。
我悄悄地从紧急出口溜出去。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插进门缝，这样门就不会关上，保证我能再次进来。
诺玛和鲁斯·泰森正在客厅里等着。泰森显然很不安。他时不时紧张地看一眼我的脸，好像那是温度表一样。
诺玛很沉静。我在出让证书上签了字，泰森作为证人也签了字。诺玛递给我一个装满钱的手提包。我没有费神去数钱。
泰森拿出一份证券清单，诺玛递给我几张纸，那是我要求的统计单据，我粗略地翻了一下，把它们折起来放进上衣口袋，我花点时间的话、也能搞到这些东西，但我想让他们俩有事做，这样他们就不会猜测我的真实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