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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是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埃波拉病毒研究小组在苏丹的主要调查员之一，他是一个 才华横溢具有吸引力的讲师，但同时又有点自行其是，靠头脑和毅力在人生道路上一帆风 顺，而他确实有毅力。我怀疑他从未仔细准备讲稿，可是他的讲课水平总是一流的。也许因 为他是爱尔兰人，具有传奇的爱尔兰人天赋的口才，说起后来令人不得不信服。但是吸引我 去听课的既不是戴维的赃力，也不是他的深刻的智慧。真正引起我的好奇心的是他在世界各 地探寻病毒的经历。
我们终于来到喀土穆，对当局控制放行感到焦虑。但是我们不能前进。我们无法动弹。 我们在丛林中找上有关官员的门，但是他们坚持说毫无办法。马里迪周围已经建立起一道防 疫线，没窄任何进出该城的交通，每个人都害怕得不得了。他们告诉我，无法找到愿意运送 我们的人。他们不愿或不能帮助我们。
于是，晦，你看！紧要关头出现了解围的人。如不是上帝自己，也是他的代表，降临现 场。你猜，谁来到朱巴机场了，不是别人，正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还有，他有自己的飞机。 原来英国圣公会在苏丹南部被围困的人群中有一大批追随者。他是去南方帮助那些信徒而途 经此地的。显然，对于当地政府，主教是比我们更为重要的人物，因此没有人会干涉他，不 让他“飞到任何他想要去的地方。于是，我们找到大主教请求搭乘他的飞讥。他说：”当然 可以，来吧！“
我至今不能肯定他是否完全理解这场突然爆发的瘟疫的全部意义，或者他自信有上帝保 护，而全然不顾瘟疫的危险。
戴维接着谈他在马里迪的调查，在那里他找到一所被弃置的医院，该院的许多工作人员 死于埃波拉病疫，其他人员则躲在各自家中，但疫情仍时有发生，他就在空地中间解剖尸 体。他最后来到恩扎拉（Nzara）镇。他爬到一座棉纺厂的屋顶去抓蝙蝠，希望能在其中的 身上找到引起埃波拉病的病毒。他将这只死蝙蝠装在箱子里送回波登，由一位名叫厄尼·鲍 恩（Ernie Powen）的研究人员将它打开。没有人告诉厄尼箱里装的什么，因此当他发现那 六只蝙蝠时很是惊讶。遗憾的是，波登的研究人员在蝙蝠身上找不到埃波拉病毒的线索。但 就我而言，这与本题无关。当截维继续往下讲时，我唯一想到的是：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 情。
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才作出这个决定，并用了更长的时间才真正参加和戴维所描述的那 样一项调查工作。然而，我总是一个后来者，在我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远比我想象的要 多。
1943年8月，我出生于英国的登比（Denby）市。当时正是酷热的长夏，该市正在遭受 唯一的一次空袭。母亲说过在我出生前采集黑毒的事。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在英格兰北部 通常黑毒要到八月底才成熟。我最初的记忆是当敌机在头顶上飞过时，我仰躺在通向防空掩 蔽体的楼梯上的情景。
当我11岁时，我被送到威尔士北部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那好像被放逐一样——真正 完全的隔离。我在那里度过的6年时间，是一生中最不愉快的日子。为了排遣孤独感，我贪 婪地阅读我能找到的一切散文、小说和诗歌。我学音乐、弹钢琴和风琴。
当我以英文、法文和历史都是A等的成绩毕业时，我发现自己已在人生道路的分水岭 上。父亲和母亲迁居巴黎近郊，因为父亲将在枫丹白露（Founfainebleau）的北约总部 （NATO）工作。于是我得有机会在巴黎大学（Sorbonne）读书并有过几次真正的旅行。
在法国和意大利消磨了两年之后，我逐渐显现出掌握外国语言的能力和向往异国他乡的 情绪，我下打算回到寒冷、潮湿和灰漾漾的英国，但是我要谋生。到这个时候，我实际上已 把自己当作一个地中海人了。我再也不能使自己适应故土的生活。我同一个年龄比我大的人 结了婚，他到处旅行，特别是非洲。
我自己要旅行的激情并未随结婚而消逝。相反，随着岁月的推移变得越发强烈了。27 岁那年，我觉得一定得采取某种行动了。我决定要做一些人们曾经告诉我，像我这样已婚妇 女，特别是有一个孩子的妇女做不到的事情。我要成为一名医生。
不管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英国流行的对妇女不宜学医的偏见，我上了当地的技术 学院，选读物理、化学和动物学等课程，以便能达到医学预科课程的要求。也许那些主管人 以为这些课程足以便我生气而放弃我的脱离常轨的道路。诚然，我坐在15岁男孩坐的最后 一排的未位，熬过了艰难的第一学期。尽管这些孩子还不成熟，他们已经学过两年物理，这 意味着他们知道所有的答案，而我则一无所知。
然而我下定了决心。我尽量把一切都记录下来。下课后就去接汉娜（Hannah），然后 回家，准备晚餐，并料理家务。只有这一切都做完了，我才能坐下来做家庭作业。这也并不 容易。1967年那时还没有袖珍计算器，而我又耻于让人知道我已经忘记了对数运算了。因 此，整整一个学期，我都用长长的乘法和除法运算，写得满纸都是，就像《阿丽斯漫游奇境 记》小说中的老鼠尾巴，直到我哥哥可怜我，送了我一把计算尺。
无论处于何种困境，我总是能够在A级物理和化学课中门门得A分。我想这样的成绩 足够使我顺利进入医科学校。当时对妇女是有限定名额的，接纳的限额为所进班级人数的 15％，而大多数成功的女孩子是从高级私立学校毕业的化学专业学生。即使如此，我相信我 仍能进得去。我给所有我能想到的每一所医学院的院长写信，所有的回音都是一样的：我被 认为是“不合适的”；有一所学校直截了当地让我回到厨房水池旁边去。同时，我看到医学 院接收比我年轻、学习成绩差的男同学入学，原因是橄榄球打得好。
值得欣慰的是，有一个例外：皇家自由医学院院长费朗西丝·加德纳夫人（Dame Frarces Gardner）出于好奇，约我面谈。我们谈话之后，她同意接收我，尽管这样做明显地 违反招生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意愿。于是她提出一条不可违背的条件：我必需出具丈夫的信 件，保证他在我结束四年学业之前不与我离婚。他照办了。
加德纳夫人嫁给一个名叫乔治·奎斯特（George Quisi）的好人。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古 怪的人，他的名字令人想起狄更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其实，曾有谣传他是理查德·戈登 （Richard Godon）的喜剧小说《家庭医生》（Doctor in The house）中的古怪外科医生兰斯 洛特·斯普拉特（lancelot Spratt）爵士的原型。他常常拒绝在外科手术教室中进行手臂消 毒，虽然十分合理的，他自己从来没有不进行消毒就做手术。他走进手术教室，穿上一件大 号的塑料工作裙。为向他的学生演示一项外科技术，用带血迹的棉花球取出一大套钳子，利 用这套钳子在围裙的正面阐明他的论点。他的腰围很大，因此有足够的地方进行演示。有一 次乔治·奎斯特在开车（他开车不稳）将我从一所医院送到另一所医院的途中告诉我说，有 一个（唉，也许不足凭借的）传说，说他曾经给钱让正在建造一所新医院的工人们喝啤酒， 鼓励他们坚持罢工。他说他不赞成新建筑。
我抱着相当程度的忧虑进入医学院。我肯定我会处于一群很聪明的男生中间，他们将彻 底胜过我。此外，在路上来回还要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注在离伦敦50英里的地方 ——这就耗费了我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但是我感到能够进医学院学习是一种殊荣，因此我不 在乎不能满足家庭和工作两方面对我的要求。我非常幸运有家庭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我的 能力甚至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呀。而且我后来竟能在交通车上大量地阅读。唯一的问题是当我 取出我的解剖学书藉——特别是当我翻到有关性的片段时，同车的穿着细条子工作服的人所 表现出的惊奇。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甚至把盛放着一具真正的骷髅的盒子放在我头 顶上方的行李架上，但愿它不致于掉下来将所盛的东西散落地上。有人告诉我，如果出了这 样的事故，根据不知何时制订的“解剖法”，我将会被抓起来。这条法律就是为了制止任何 与医药有关的东西不当地惊吓公众而制订的。
我的事业也受到另一位意志坚强的妇女的影响，她就是希拉·谢洛克（Same Shei1a Sherlock）。是她引导我通过了实习医生。她相貌威严，对人要求严格，她因为对引起黄胆 性肝炎在国际上所持的立场而以黄色皇后的绰号著称。在她的管辖下，根本不允许出错。她 秉性古怪，才华出众，可能会是《爱丽斯漫游奇境记》的作者笔下创造出来的人物。有一次 她参加她的住院医生们组织的一个圣诞节聚会，她径直走到盛着混合香甜饮料的大酒钵前 面。那是一个放满干冰的大色谱箱。为的是使它放出诱人的雾气。住院医生们一时都沉默 了。
她先品尝了调制的饮料，然后撅撅嘴皱起眉说：“酒味不够”，她转身对一位住院医生 说：“孩子，到我桌子底下把一瓶威士忌酒拿来。这酒是一位病人为了感谢而送我的礼 物。”酒瓶一到手，她就把酒倒进大钵，统统都倒进去了。这次聚会结果开得很好。
我很幸运与特丽莎·泰特（Teresa Tate）成了好友。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有着一头淡 黄色的头发。她出身有钱人家，还曾与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一同上学。因此她进医学 院并非为了将来的生汁。而是出于她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的志愿。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得住她。当我们两人结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这 使谢洛克夫人非常高兴。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领导偏爱妇女甚于男人的唯一一次。
有一次，特丽莎和我忽发奇想，用彩色蜡笔在病人的记录纸上做标记：红色代表血红蛋 白，黄色代表胆红素（bilirudin）。胆红素是引发黄疽病的。我们把结果贴在病人的床脚一 端。谢洛克夫人党得这样做挺好，并让年长的住院医生们看。她大声说：“瞧，孩子们，事 情就该这么做！”（她总是称呼男士们为“孩子”。）“现在你们可以看见发生什么事情 了”。我们的同事们真正喜欢我们两人。我们可以看见他们那种咬牙的样子。
医务实习期后。我必须当六个月的外科往院医师。但外科不适合我的性格，外科医师好 像并非真正需要用脑子办个。他们老是开刀。除此之外，我的兴趣在另外的方面。自从我在 谢洛克夫人手下工作、护理肝炎病人起，我就对病毒着了迷。因此当我一旦完成了外科注院 医师的任务之后，就自然而然地到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部，（PHIS）（Public Health Laboratory Service）去工作，那里是英国一个病毒学训练的好地方。
问题是那时候病毒是科学的灰姑娘。医学界对病毒并不认真对待，因为他们认为病毒并 非引起疾病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不管怎样，“没有办法对付病毒”。在那些日子里，把 公共卫生的重点放在疾病的预防上是一种陌生的观点。你等待患者得病，然后设法去医治 他。此外还广泛地相信现代药物已经战胜了像小儿麻痹症那样的疾病，一位同行甚至为我的 兴趣而责备我，他坚持认为我专攻病毒性疾病是很“不恰当的”。他说我需要深入研究的是 细菌学一一像他所做的那样一一那一定会提供我成为一个病毒学家所需的一切知识。然而， 不知怎么，我坚信他是错的，而且，在这点上，大多数人是错的。我坚信病毒学将成为一门 有发展的事业。
病毒学、管道和埃波拉病毒
1978年我完成在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的硕士学位学业之后到了牛津（Oxford）。 在那里我受雇于拉德克利夫医院（RadceiffeHospital）的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部。一有可能 我就要求转入病毒学。人家告诉我，那里没有空额。失望之余，我将目光转向另一方向，并 找到一个职位，跟鲍勃·米切尔（Bob Mitchell）一同工作。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细菌学家 和教师，在邻近的邱吉尔医院（Churchill Hospital）指导该院的细菌学实验室。我的最高上 级是约翰·托宾（John Tobin），他是公共卫生实验室主任和病毒学主任。约翰年纪五六十 岁，行动迅速、热诚、诙谐，有点自行其是。哪里有新东西，他就出现在哪里，双目略微瞪 大。他以坐在实验室的橙子上来自动手，做点技术工作为乐。凡愿参加的人。他都乐意吸收 进来同他共同工作。我是那些志愿者之一。约翰是第一个教我病毒学的入。
“在病毒学中”，他对我说，“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要做得快。”
那时我们正准备组织培养物，——长在试管里的细胞一—必须十分小心不使它们感染细 菌和真菌。那是个好主意：速度起作用。我们用萤光抗体检验法一乙乙种叫做免疫萤光 （IFA）的技术一乙来检测乙种新发现的微生物，即引起退伍军人病——退伍军人肺炎的微 生物。约翰并不糊涂；对他来说退伍军人病是或不是乙种病毒，没有什么差异。真正要紧的 是那是新事物。不管怎样。病毒学家使用免疫萤光技术要比细菌学家来得多。它确证或量比 引起感染的微生物的抗体或抗原，那种萤光染料使你能看见微生物，因为它在一定波长的紫 外线下会发黄光。抗原把抗体当作“外来”入侵者的物质。这些可以包括病毒、毒素、配伍 禁忌的血液、细菌或器官移植体。这些东西存在于人体刺激免疫系统，后者又转而制造出保 护性抗体来对抗他们。如果没有这种机制，人类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当时最讨厌的抗原之 一当然就是退伍军人病。它同1976年在费城召开的美国退伍军人会议的参加者中间神秘地 爆发的致命肺炎有关。虽然那次爆发已经过去两年，约翰是英国第一个研究该细菌的人。鲍 勃·米切尔也积极参与。于是我们三人就合作进一步研究这种疾病。
我们的研究大多在下班以后进行。这是有原因的。每天下午五时左右，当实验室技术员 将要回家的时候，约翰便来找我说：“苏，让我们来发萤光吧！”别人或许以为这是乙种很 怪的邀请，但我对此热烈响应。这是非常有趣的。我丢开一天的日常工作，取出培养物，同 他们一起工作到深夜。我们之所以在业余时间做这些，主要原因是因为技术员们会担心和不 高兴。他们会想我们在干什么？把他们的生命置于高度致病性的新微生物的危险之中？而且 他们会想还有哪些微生物比退伍军人病更易致病？这就是我的“追猎第四级病毒”生活的开 始——处理别人认为危险的东西！
然而我不在乎这种危险。我估计，只要我正确对待所研究的微生物，并遵循合理的预防 措施，我就会是安全的。此外，我对约翰抱有信心。他同微生物打交道有很长时间了，并且 知道怎样对付它们。
我们所做的关于退伍军人病的工作开始有收获了。约翰和我被请去向临床呼吸疾病小组 作报告。我们讲了我们对这种疾病的知识着重在症状。医生们常常把退伍军人病误诊为常见 的肺炎而从来不知道患者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我们确知这种疾病的传染要比人们想像的更为 广泛。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在显微镜下研究的这种疾病即将直接出现在邱吉尔医院的病房 里。而将要提醒我们注意这个事实的人正坐在听众席上。他是乙位年轻的住院医生，名叫马 丁·缨尔斯（Martin Muers）。
我们作报告的几天以后，马丁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正从拉德克利夫医院打电话。那医院 位于古城牛津的牛津大学中心，就在我们的山脚下。
“我将对乙位做过肾移植的患者做支气管窥镜检查”，他说，然后又加上：“我想她也 许患了退伍军人病。需要做些什么来检验一下？”
“请你从肺部深处（越深越好）取一个任何能取得的样品，注意在取出的过程中避免污 染”。
电话的那一端沉默了一会。无疑，马丁是在揣摸怎样才能满足我提出的规格要求。我提 出一些建议。然后他说：“让我想想我能做些什么。”
一小时过去了。时间已经晚了。实验室技术员已经回家了。我透过窗子看见马丁骑着自 行车朝山上走来。他带了一支10毫升消毒离心机管。管里有三条支气管窥镜小管。好极 了，正是我所要求的。
“我希望你用消毒剪刀将它们剪开。”我说。
我将烧瓶放在安全柜里——等我想好用它们来做什么。我需要的东西就在这些小管子里 的某个地方，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