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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能说什么呢？
那位官员面色阴沉地点点头。
“我没让你离开会场，因为你是位夫人”他说，“告诉你的上司不许再这样子。”
查克就坐在我后边，肯定也听到了这话，因他的身分，他没动声色。
尽管牵扯到敏感问题，我们得到了需要的东西，第二天，我们去察看了斯希普霍尔 机场贵区动物旅馆关猴子的屋子。这是一个很大的，通风的，吊架式建筑，是为各种动物 设计的从家养的宠物和外国野兽，还有专门关赛马的地区，两个小房间装猴、鸟和其他小 的外国动物。令人愉快的设施给我震动很大。看上去管理是有效的。确实，它可以与大飞 机场的登机室相比而且这里还不拥挤。
我们了解到有时候鸟和猴子被放在一起。从细菌学角度说。这会引起一些有趣的可 能。我们看到的会不会是一种鸟的病毒、这可不是大牵强的说法。何时我们想埃波拉可能 不是一种植物病毒，主要因为只有那些不大像埃波拉的病毒才是某些植物病毒。
旅馆经理向我们保证最终死在雷斯顿的猴子只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他们交给我们 检查的记录说明动物在那里停留不超过六小时。在那样短的时间里。雷斯顿的猴子可能与 来自非洲的动物接触吗？从记录中我们所能辨认的可能与非洲动物接触的是两只灵长类动 物，一只佛佛和一只鼻子上长黑点的猴子。它们从加纳来，要运到墨西哥城一家私人动物 园去。这方面有问题吗？我们无从知晓。经理告诉我们非洲的猴和亚洲的猴都用同样的水 瓶。这不足以证明一种病毒就是这佯传给猴子的，同时传播两种病毒就更不可能了。虽然 不是个好主意，我们还是告诉经理这样有可能传染疾病，我们的观点似乎对他产生了影 响，他赶忙向我们保证以后他一定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他立刻指示工作人员提供新的瓶 子，并采取消毒措施。
那天半夜，我被电话铃声吵醒，是乔从亚特兰大打来的。消息很坏。
“我们得到消息，一艘开往得克萨斯州运输猴子的船，正在从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到阿 姆斯特丹的路上，”他说：“据传说，阿鲁沙关猴子的地方有许多猴子死了。”
他给我讲了空运中的详细情况，动物已经被带上天空，乘荷兰航空公司班机去斯希普 霍尔机场。我看了一下手表，早上二点钟。我把闹钟上到六点三十分。我给动物接收部门 打电话提醒他们。
“我们会在动物到达时认真检查的。”他们告诉我。
不论传言的背后有多少真实性。后来发现那些猴子是健康的，被允许继续运往德克萨 斯州。对此我们并不满意。我们还需要得到保证那些猴子是安全的。我给乔打电话。告诉 他运猴子的飞机已经起飞。我们决定安排对猴子的接待。“疾病控制中心”我们实验室动 物资源主任和灵长类动物医疗方面主要兽医，博比·布朗（Bobbv Brown）准备飞到他 家所在的州去迎接这些猴子。
乔知道要查出猴子身上的丝状病毒是否来自非洲，或者同一个家族却来自亚洲，这是 至关重要的。我报告中说，一些从加纳运往墨西哥城私人动物园的猴子，作为首批雷斯顿 的货物，曾被安排在同一房间里，这点引起了乔的好奇心，他设法搞到了那位在墨西哥动 物园的接收人的名字，并和他通了话，从他那生疏的西班牙语交谈中，乔确认当猴子到达 动物园时情况良好，而且至今很健康。但乔并没有就此停止。他需要一份猴子的血清样品 以检测埃波拉病毒感染的情况。于是他和一位“疾病控制中心”的朋友乔治·贝尔 （George Baer），一位终生与兔子打交道的兽医联系上了。乔治认识或几乎全认识墨西 哥的头面人物。正是通过他的帮助乔得到了大拂拂和那只鼻于上长着黑点的猴子的血清， 它们都对埃波拉病毒和埃波拉病毒非洲病毒株的抗体呈阳性反映。就我们来说已经排除了 非洲病毒被牵连的最后可能性。他此时相信。我们的对手是一种新的亚洲病毒。
尽管墨西哥的动物已检查过了，我们仍不知道德克萨斯州的货物是否安全，所以， 博比·布朗决定回到他家的那个州仔细检查一下从阿鲁沙来的猴子。他联系得很顺利。拥 有猴子的兽医是一位老朋友。于是他和博比合作。给所有的动物认真体检后，他们没有发 现与当前非洲丝状病毒感染有关的疾病的证据。他们确实发现一些动物已有了抗体，但 是，对这些动物进行的活体检查，足以说明我们有可能得到检测病毒的最好的血清。博比 甚至把抗体呈阳性的猴子带回了亚特兰大，我们在“疾病控制中心”喂养了它们很长一段 时间用以观察他们是否会发病，或具有持久潜伏性埃波拉病毒感染的证据。什么也没有发 生。又是一种误导。最终，我们得到了一只健康猴，它带有埃波拉病毒抗体，但它对其他 猴子或管理人员的健康不构成威胁。这可是个重要的信息，因为雷斯顿事件发生以后，我 们不断接到焦虑的兽医们打来的电话，报告他们那里有对抗体呈阳性反应的猴子。那些动 物对他们很有价值，也很重要，他们不想有无谓的损失。每个人都愿避免雷斯顿猴子恐慌 的再现。
在我从阿姆斯特丹返回美国时，经过纽约。查克已直接回到“疾病控制中心”。当我 到达时，史蒂夫·奥斯特洛夫来接我。他是从雷斯顿赶来调查JFK机场动物旅馆情况的。 等我提取了行李，我们一起去了那家旅馆。它是由旨在保护动物的美国社团开办的，由一 位30多岁，身材高大，长着黑头发的妇女管理。显然，当谈论起动物时，她显得很宽 厚。实际上，这家旅馆充其量只具备饲养动物的基本条件，从面积、清洁和效率上讲，远 不能与阿姆斯特丹的相比，好几只猴子被塞进一个小房间，有的还因缺少房间不得不放在 门厅里。任何猴子一旦被发现情况不妙就把它从宠子里放出来，由工作人员用手喂食并加 以护理。
史蒂夫和我兴奋极了。
假如有一条从非洲到美国本上居民的埃波拉感染途径，就应该是这里。我们询问经理 在猴子和雇员身上是否出现过埃波拉病毒那样疾病的可能性时，我们的担心被证实了。
她不仅知道这样一个病例，她还告诉我，两年前她本人就染上了一种急性热病，听起 来很可疑是出血热。虽然她已恢复健康，我们还急着检查了她的血液。结果她身上带有少 量埃波拉病毒抗体，但是我们不能肯定这到底意味什么。跟踪抽样显示抗体滴定率没有变 化，这表明不论她的情况怎样，都与近来发生的埃波拉感染无关。也许她被感染过，也许 这是假阳性。
等我回到亚特兰大，我发现检疫部已采取了行动控制猴子进口，以限制那些残忍地对 待猴子，在运输和关养时使它们处于拥挤状态的走私者，他们非法将猴子当作宠物出售。
最终，在1990年3月检疫部终于通过了关于不仅在菲律宾，而且是全世界暂时禁止 进口猴子的决定。这引起了愤怒的科学家们极力抗议。我们不知道科学家是多么地依赖这 些野生的猴子。让我们惊呀不已的是每年美国要进口2万多只猴子，其中有1600只是来 自亚洲的弥猴，与在雷斯顿死亡的猴子属付一种类。这些猴子主要用于医学研究，有些则 用于测检药物的安全性。我们对大量的进口和实验用途深感恐惧。这是一宗大买卖，还有 黑社会在插手，它涉及的范围之广，利润之大，是我们从未料到的。因此我们是为限制和 进一步规范猴子贸易做了点事。
但是，禁令生效之前还有一段时间，猴子仍在被进口，有些无疑是患病的。这一点需 要紧急地通知兽医和研究人员。乔，史蒂夫和我一起制定管理可能带有出血热病毒进口猴 的预防措施，忙得不可开交。我们有一些先例可作借鉴。1967年玛尔伯格流行后，检疫部 有规定，要求猴子被放出来以前须关养30天。但这些规定并不完全。在检疫中，总有几 只死亡。埃波拉疫情的传播有可能被误诊或漏查。结果，一些被感染的但无症状的猴子在 强制性等待期间被放出去，我们仔细地讨论了如何保证最近进口的猴子身上的埃波拉病毒 不被漏查。
更糟糕的事发生了。最近进口的猴子中又有了类似埃波拉病毒的疫情出现，这次是发 生在宾西法尼亚州另外一家公司购买的进口猴中间，和雷斯顿的猴一样也来自菲律宾，是 穿越太平洋由海上运来的，与非洲没有牵涉。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病毒是新的，来自亚洲与 亚洲有关，与埃波拉不同。但越来越清楚的是人没有患病，我们不知道的是，人是否会进 一步被感染。1990年1月，事情更加糟糕。令人惊讶的是海斯顿实验室为弥补它的损失又 开始进口猴子了，供货者仍然是马尼拉原来向他们提供猴子的公司。这批猴子也开始死 亡，它们同样是被感染了新丝状病毒。
这真难以置信。
病毒仍潜伏在他们实验室里？还是他们每次进口的都是新感染的猴子？很可能是后一 种。
似乎这还不够糟糕。2月初我们从德克萨斯得到消息，说那里发生了一种疑似致命的 疾病，并迅速在进口的猴子中蔓延。我给德克萨斯州的实验室打电话，那里的史蒂夫·皮 尔逊（StevePearson）毫不奇怪，他是我们“疾病控制中心”兽医主任博比·布朗的另一 位同事。
史蒂夫不仅是一位技术高明的兽医，还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在电话里就可以听出他对 损失了宝贵动物十分忧伤。他真关心它们，并准备尽可能多地挽救他的猴子。我们的调查 相当深入，有充分理由肯定没有人染上这种病。如果这是扎伊尔的埃波拉，我们相信到这 时候早该有一大批人被感染甚至死亡了。我向史蒂夫建议我们要弄清病毒是怎样被传播 的。否则，我们没有控制它的希望。他很愿意合作。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做全部活检。我 们谈了一会儿，我向他讲了他面临的特殊危险以及如何采取预防措施最大程度地降低这些 危险。
我意识到他需要一位助手。为此我们从“疾病传染中心”派一位叫做佩吉·蒂普尔 （PeflgyTipple）的流行病学专家到德克萨斯去帮助该州的流行病学家凯特·享德里克斯 （KateHendrichs）。佩吉喜欢动物，自己拥有一匹马。热衷于收集资料。
不过在这一案例中是凯特收集了大部分的资料。她很年轻，有些易于冲动，充满奔放 的热情，是个纯粹的研究人员。她同史蒂夫·皮尔逊紧密合作，能把将要死去的猴子的情 况串起来，这使我们对于为什么这些流行病会发生这个问题，有了更好的洞察力。
这项调查被简化到一定程度，因为凯特和史蒂夫只调查亚洲的埃波拉病毒，而不是埃 波拉和雷斯顿发生的猿出血热的混合调查。大部分实验室，包括德克萨斯州的那个实验 室，在猴子刚刚到达时为它们做结核菌素皮肤实验。结核病是笼养猴的主要问题，尤其是 刚来的猴子，试验时把一种小剂量的试剂注射到猴子眼睛周围柔软的折皱里，如果动物被 结核菌有效地感染了，被注射的地方就肿起。瓶装的试剂有几种剂量。从理论上讲，细细 的注射器可容纳几种剂量。由于针管中的死角，一次只能抽取七次注射的量。这个试验中 的细节竟然是解开这组猴受感染的迷底的钥匙。
凯特仔细检查了猴宠的设计，特别留意被感染的猴子。然后她和史蒂夫以及他的工作 人员重新检查了一遍工作程序。是这样的，他们说他们一直是按照同样的程序给猴子做检 查的。她要求他们给她重新演示一遍。确实，工作人员按照一个专门的程序从一个笼子到 一个笼子地检查。宠子分上下两层，凯特按照他们给猴子注射肺结核试剂的顺序清点猴 子。一有情况异常，她就去查询记录猴子死亡的资料。她数得十分仔细。每数到第八只猴 子都看到它情况良好，没有得病的迹象。事实上，只有第二只至第七只猴子生病。原因很 清楚。那些第一只和第八只幸运的猴子是用干净的注射器注射的。
这是任何一位研究员所能收集到的最好的证据。它说明德克萨斯的丝状病毒，诸如玛 尔伯格，埃波拉甚至拉沙，都有可能通过使用过的注射针头传播。凯特的发现提供了病毒 传播的最好的解释。如果细菌是空气中产生的，那么第一和第八只猴子会像其他的不幸的 同伴那样早就被传染了。后来凯特在波士顿的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学会上公布了这些资 料。
动物管理员感染了
雷斯顿的五名动物管理员主要负责照料近来进口的猴子，他们要做的一件工作是把猴 子从运输用的板条箱里放出来。这个活相当简单，用橇棍把箱子打开，被弄断的廉价木片 在通风条件很差的房子里散落得到处都是。箱子里那些可怜的，满身泥污，吓坏了的动物 只好被抓出来送进一个标准的不锈钢笼子里。我们希望抓动物的人能戴着厚手套，这是个 很脏乱的活儿。板条箱里关着一百多只吓坏了的猴子。它们被关了40个小时，甚至更长 的时间，箱子里到处是结成块的动物粪便。那些箱子像我们在“疾病控制中心”使用的一 样，装有把手使管理员不直接接触猴子就能控制它们，至少是在猴子被麻醉以后再接触 它。当用双手握两个拉手时，这样可能使笼子里的猴子身体后仰。不幸的是，一旦猴子悟 出了那机械的道理——这不需要很长时间——它就会把手脚抵在宠子前方板条上以支撑后 仰，你拉它推，常常是猴子取胜。唯一打败猴子的办法是也使用双脚。我们在“疾病控制 中心”干这活时都穿上太空服。有时我也坐在地板上采取与猴子同样的位置，把我那双大 号的橡胶靴顶在板箱的木条上起杠杆作用。
由于在“疾病控制中心”第四级病毒实验室里我们总能收到别人扔下的猴子，我们成 了一些身材较大和年龄较长的动物的主人。经我们手检测四十磅重的猿是常有的事。你得 彬彬有礼地对待这些动物。永远避免眼光的接触，大多数的猴子认为这是威胁。动物要被 注射轻微的麻醉剂，以便安全地把它们从宠子中移出进行检查和必要的血样采集。我们恪 守的常规要求是永远给一只猴使用一支新的针头。另一条规定是涉及猴子的程序必须有两 人参加。实际上我们是三十人一起干。
那就是我们“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情况。在许多商业性养猴实验室，管理员乐于表 现强悍而且不戴手套。许多笼子缺少拉手，所以抓猴子的唯一办法就是打开宠子的门，大 战一番，野蛮对野蛮。有时一个笼子里装两只猴子，这样捉起来就更加危险。有些管理员 被猴子抓住，并抓破皮肤或咬伤，于是他们就染上了一种叫做“猴日病毒”的病，这种病 毒不会使猴子病得很厉害，实际上这是一种痢疹病毒，在猴子身上最多引起疽疹，唇疽 疹。可是，在人身上会引起像狂犬病般的疾病，通常是致命的。由于很少发生，人们几乎 已经忘记猴日病毒会使人患病，而大多数猴子管理人员认为这早已成为过去。20世纪80 年代在佛罗里达州番萨科拉附近的一个实验室里曾经有过一位猴子管理员死于猴日病毒。 后来，调查者在这位死者的办公室里发现他桌上有一本教科书，该书敞开的一页上描述了 猴日病毒感染人后的一些症状。可是这位管理员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他的担心，连对他的 妻子也没说。
1990年1月的一个早上，史蒂夫·奥斯特洛夫来到我办公室。他告诉我一位雷斯顿的动 物管理员在切开一个受感染而死亡的猴子的肝脏时割伤了自己。史蒂夫对此表现出令人吃 惊地不大在意。乔正在俄国参加一个出血热会议，我无法与他联系。我给彼得·贾林打电 话。请他主持那里的局势。
实际上，情况不妙。贾林已经准备好了电子显微镜并检查了肝脏，肝脏上全是丝状病 毒。警报拉响了。就是它。出了这种事，准是埃波拉。
我毫不犹豫地决定认真对待此事。我给佩格·蒂普尔（ Pegtinple）打了电话，她最 近才被派住雷斯顿以减轻史蒂夫·奥斯特洛夫的工作压力，接管调查与感染的猴子有接触 的人的工作。她已经给管理员做了检查，总的来说，他情况还不错。她说话时一点也不着 急。那管理员是中年人，肥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我告诉她每小时给他做一次检查，但不要无必要地限制他的活动。
“只是不要离开他，直到他渡过潜伏期”。我说，“从现在起大约一周的时间。”
挂上电话以后，我又与彼得联系。我们一致认为跟踪病人最好的办法是每天采集血 样。
第二天，乔从俄国返回。
“干得好”，他听完我告诉他我做了哪些工作后，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