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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达金沙萨的第四天，就传来更多的坏消息。这次，不是金沙萨，也不是扬布库来的 消息。这种病毒在扬布库爆发之前就已明显地冲击了苏丹南方地区，在扬布库东北大约五百 英里。那里爆发的疫情跟导致扬布库数人死亡的疫情完全一样。这两个疫情是亲属关系吗？ 由于苏丹爆发的疫情早于扎伊尔的疫情，我们的结论只能是：如果两者有关联的活，那未， 这种传染一定起源于苏丹。如果那样，它一定经由西南，越过边界，沿着利文斯顿博 （Dr。Livingstone）于18世纪70年代勘探出来、至今很少变动的那条路线进入扎伊尔的。 应当有人去那边（尽可能接近苏丹边界）看看这两种疫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接着我又想： 我何不亲自去一趟呢？
卡尔不反对我的决定，小组其他人也不反对。可能是因为没有别人愿去。我要去旅行的 那地力跟地球表面任何偏远地方一样偏远。在那地区之外很少有儿个人能想得出那里会有些 什么。我找到一份米什林绘制出版的该地区地图（Michelin map）带在身边，估计会有帮 助。后来我认以到那一定是卓越的乐观主义者绘制的。这份地图更多的是凭信心而不是依照 制图法绘制的。地图上写的建议并不令入鼓舞：“凡是没有清楚路线的地方，向导和导航器 材是必要的。单车走这条路最不明智。”这说的很好。接着是这样引人兴趣的话：“本图中 描绘的国际边界不能认作可靠。”作为有声誉的地图制作人，写出这样的话，无疑是承认绘 制的不幸失败。
我正在边界勘探时，小组大部分人员部集中在扬布库，研究后来的病例。如果一切顺 利，调查人员也可能会成功地限制传染的扩大。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小组另一成员，比 利时嗜眠病专家西蒙·纽文霍夫博士（Dr。 Sinlon Van Nieuwenhove）也计划沿豪特扎伊尔省 （tlie Prorince of Haute Zaire）境内更靠南边的一条路线出发，去那些有铁路等公共运输服务 较好的地区。在那里，埃波拉病毒可能传播得更快。但是该病毒将遇到很大阻碍。第一，要 到达那地区，就必须先通过我现在正要去的那个偏远地区；第二，铁路的速度跟蜗牛爬行一 样缓慢。它的出名的迟缓简直成了传奇。有一次我们托铁路上运送一桶柴油补充我们的燃料 供应，竟始终没有送到。
我们出发往北方进军的日子越来越近，福梅特罗天天开会，情况越来越紧急。一大堆困 难亟待克服。如何捕捉那些可能变为传播病毒的动物和小虫？对扬布库爆发的疫情究竟应该 如何调查？现场实验室应采用何种工作方法？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总在我们脑子里素回着： 如果我们小组中有人染上了这种病毒，那该怎么办？
日子在紧张地准备生活用品和必需的装备中消磨了。我们需要小玻璃瓶、注射器、橡胶 手套，和其他用品；还需要吉普车和燃料。北方会没有燃料，我们必须带足自己需用的燃 料。经济上，扎伊尔已陷于困境。过去，她是比利时的殖民地，称为比利时刚果。自1960 年赢得独立以来，一直努力争取自力更生。到了1976年情况变得更糟，主要原因是三年前 政府将私人企业全部没收，改为国营，以致整个国家经济趋于崩溃。像大部分非洲农村一 样，内地没有电，1976年间实际上连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如蜡烛，也买不到。情况如此之 凄惨，农村很多地方连啤酒也没有。啤酒成了非洲经济盛衰的晴雨表。啤酒没有了，表明国 家经济景况一蹑到底。
金沙萨的情况略微好些。但我们仍难找到我们需要的供应物品。比尔和他的玛玛那模医 院的同事一一夫妇俩人，原来是英国军队里的兽医——很有办法，帮助我们买到了所需的一 切。另外，美国大使馆又提供我们真空罐装军用口粮。那些罐头必须用钥匙才能打开，实际 上是过时的物资了。我得到的一份，其上标注的日期是1945年或更早一些。我想，也许 1945年是制造军用口粮最好的一年吧。
我们另一主要关切的问题是在我们小组成员之间建立某些联系的方法，以免重蹈乔 尔·布雷曼的覆辙。传教士组织中心再一次帮了大忙。金沙萨的比利时天空教传教士有一种 专门联络的装置愿意供我使用。那是一台只用一个单边带的收发机，只需一节12瓦的电池 就可操作，天线就装在我的吉普车后面，用
们是亲戚一一到来跟我同乘这趟飞机，飞机才能起飞。他还坚持让我们替他带些供应物 资一一他要发给本巴的。没有人会反对。这类事情已经成了惯例了。在扎伊尔，任何人手里 掌点权，干这种勾当，极少感到内疚的。如果手里有权不利用，就等于失去了权力一样。
我们终于起飞了，两小时后便到达本巴。飞机在红土跑道上刚停稳，人群便跑了出来察 看发生了什么事。大多是儿童。他们大张着嘴看着飞机上卸下的物资，这在本巴是罕见的。 一架运输机的到来，确是一件大事。
我们飞行的第二站是基桑加尼（Kisangani）。到达时已是下午很晚了。这个城市离赤 道很近，刚下午六点，夜幕就降临了。这意味着时间很短了，只能卸下两辆吉普车和那些物 资，还得要找过夜的地方。当地天主教会提供给我一个住处。我一走进里面，看见一张长方 形大照片，照片中人物是以前在该教会工作过的传教士们。他们都是十年前被扎伊尔的叛变 士兵杀害的。这张照片提醒人们：使这一地区变成这么危险的不仅是疾病。
这种病毒不能长期无名，给它命名的荣誉落在了卡尔身上。尽管扬布库似乎可以为名， 卡尔不以为它是个响亮的名字，也许他不想给这个小镇再增添任何污名了。他研究了一地区 的地图，注意到杨布库附近有一条河流，于是便决定以该河的名字命名这种新病毒一一埃波 拉（Ebola）。
追踪埃波拉病毒
当我发现基桑加尼没有人对疫情有所了解时，决定独自一人去伊西罗（Isiro）。伊西罗 是基桑加尼和苏丹边境之间最大的一个市镇，位于基桑加尼东北120英里处。与我作伴的只 有司机。但当我了解到司机的品格与脾气后，我真宁愿一个人上路。他寡言少语，近乎是个 哑吧。他的沉默还带点挑衅性，好像老在做给我看他给我开车是倒了大霉。此外还很快就看 出他也不是个精明的司机。他总是参加汽车大赛一样，在泥泞的道路上开得飞快。我一直担 心怕出车祸。当我指责他，甚或只是稍作提醒时，他都会瞪着眼睛看我，好橡说：我开我的 车，关你啥事。问题是除了他，没其他人选。他20来岁，在扎伊尔南部的一个牧师家里长 大，后来移居国外。队里把他派给我，说他熟悉当地的地形和风土人情，可以信得过，对此 我不无怀疑。意识到米什林的地图全然不管用，我只好听天由命。但愿我能顺利结束旅程， 一路平安。那时正值雨季，因此沿途情况比通常时候还要糟。雨水把泥土变成红色的泥浆， 司机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沼泽。这里的土地主要是红土，一种含有铁矿砂的粘土，呈铁锈色。 这些红土路，湿的时候，滑得像结了冰的湖面，车轮胎又带上了泥，行进十分困难。我们最 多也只能维持10至15英里的时速。和本地区其它道路相比，去伊西罗的路还算是条主要的 高速公路，至少，地图上有明确的标志，而且路上还有轮胎驶过的痕迹。热带草原上浓密覆 盖着的像草香蒲，在持久不散的薄雾笼罩下，像是处于睫陇的梦境。猴子、羚羊、拂拂一听 到我们车子到来的声音立即四处逃散，消失在烟雾中。野兽的叫声从远处传来，鸟群倏而从 天而降，倏而又飞回灰色的天空。于是，大地变得万籁俱静。很长一段时间，只听见汽车的 引擎声和不断敲打着汽车顶篷的雨点声。
这里几乎没有医疗设备，也没有多少医生，人们最多只能寄希望于药剂师为他们提供一 些简单的药品。我想，如果要了解当地有无疫情发生，药剂师恐怕是最佳人选。但是我和村 里的头头、教师以及凡能给我提供任何信息的人都谈了话，尽管人们一般都乐于帮助，但我 还是没能了解到这里曾发生过什么事情的真实情况。我必须通过当地翻译，因此始终存在着 在翻译过程中有一些重要事情被漏掉的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和我打交道的是些 文盲，这些人容易认为外国人是有特殊本事的，我不能肯定他告诉我的是事实真象还是只说 些他们认为我爱听的话。
“你知道有人发过烧并出血了吗？”我问。
“哦，有过，确实有过，”他们说。
但他们很快就补充说，最近没发生过那样的事。而且，我当然也无法肯定他们向我描述 的那种病就是埃波拉病。非洲蔓延着多种疾病，人们不断地患病、死亡，包括年轻人、健康 人在内。即便是训练有素的医生，在这种原始条件下，要对某种病作出诊断都有困难，更不 用说给予有效的治疗了。我专心致志地向人们了解关于埃波拉病的情况，以至到了当天下午 很晚时候才想起自从离开基桑加尼之后我们什么东西也未曾吃过。也许这就是我的司机不时 地把阴森的目光投向我的缘故。当我提议在下个农村集市下车买点吃食时，我看到司机一天 来第一次表现出难得的热情。
然而在我们到达的第二个村庄，找不到食物。那儿根本没有集市，商店的柜台又是空 的。不管去哪里，情况都一样。我对本地区的艰苦情况思想上是有准备的，但没想到竟如此 之糟。显然人们是种什么吃什么，没有多余的东西出售。在此之前，我还没有想到要动用军 用罐头。这种已存放30年之久的食物要是已经变质不能食用，那就可能意味着所有的罐头 都报废了，那么我们该吃些什么呢？！
我们把车停在路旁，但没下车。雨越下越大，从窗玻璃望出去，什么也看不见。我拿出 两听罐头，司机带着满脸的怀疑神色注视着我打开罐头。“能吃”，我这么说时，连自己都 没有信心。我把鸡罐头留下，把火鸡罐头递给他。我的罐头里还有奶酪、花生米和汤。我咬 了一口奶酪，仔细地嚼了嚼。不错，还真的不错！我又尝了尝鸡，真的很好吃。我向司机点 了头，他至今还没动他刚打开的罐头。“挺好吃的，吃吧！”他并不相信我的话，试着吃了 一口后，显然同意我的话了。我希望他今后能给予我更大情任。
饮水又是个问题。对于我的困境，《上古水手之歌》（Rimeof the Ancient Mariner）的 叙述者是不会感到生疏的。水是到处部有。雨水不断从天而降，然而无法饮用。不论我们从 乡村的一个水眼。甚至一口井里打上来的水，都是污染了的，我只能用碘片来消毒，水中碘 化物的味道是那么可怕，以至我对该水的安全可饮性不再有任何怀疑。我不相信任何细菌， 经过这种可怕的味道仍能存活下来，还会有力气使我致病。
我们到达伊西罗时，夜幕已经降临。我急于要试一下我的无线电。我拉出天线，把电源 打开，接通电源，转动拨号盘，试图找出一个地方台，但我拨来拨去只听到两个传教士的对 话。孤单档的声音在黑暗中寻求交流。我试着再和别人接通。根本不理采司机对我投来的狐 疑目光。我对着麦克风说：“我是世界卫生组织扎伊尔小组的乔·麦克科密克医生。有准听 出是我吗？”
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调整了一下天线然后再试，仍然没有声音。不管我怎样努力。都没有反应。我曾经为 获得一台无线电而那么高兴，为能够容易地与外界取得联系而信心十足，而现在我真感到我 是完了。没人知道我在哪里，而假如我不能把无线电摆弄好，人门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在哪 里。那天晚上睡觉时，我几乎陷于绝望，感到无比孤独。我更害怕的是跋涉了几千英里的不 毛之地后，仍找不到疫情的踪影。我知道苏丹确在发生瘟疫，但我没有签证，无法越过边 境。很有可能我的第一次追踪病毒之行落得个空手而返。
第二天一早我进入伊西罗，运气依然很糟。没人知道像埃波拉那样的疾病。只有继续向 北走，向苏丹的边界前进。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一个叫栋占（Dungu）的小镇，离此50 英里。我们走的是一条小路，自从比利时人在1959一1960年撤出后，整个北部地区无人管 理，道路与桥梁失修。我们没碰到其他车辆。正常人谁会到达里来，他们又会往哪里去？
我开始怀疑埃波拉疫情两次发作之间是否有联系。在这种地方，人们若要旅行，只有靠 走路或是骑自行车，他们一天行走的路程有限。扎伊尔和苏丹之间的旅行如此困难，一般人 不可能将瘟疫从一处传带到另一处去。何况埃波拉病毒的潜伏期只有几天，病人不可能在此 期间步行或骑自行车。我的查访结果证实了我的怀疑：没有人听说过这两个国家在此地有交 通或贸易来往。日后呈报程碑，两个发病地区之间通行方便，这纯属无稽之谈。我实际上是 独自一人行进在连接两次病情发作的道上。西蒙走的是南部地区，凡是去那里旅行的人都得 走他探测过的那条路。
我进村后引起的强烈反响说明我低估了此地所处的边远程度。人们无比兴奋，好像我是 从外星来的。小孩们聚集在我的的周围，好象他们中间站的是什么怪物。他们可能从来没见 过白人，我的特殊外表甚至造成恐怖，有些孩子竟然哭了起来，急忙跑开。
怪有趣的，但也令人不安。
人们一旦从开头的惊恐状态中恢复过来，便很愿意和我交谈。但是交流需要时间。在非 洲，特别是在农村，人随便交谈是不合适的，首先双方得先交流两家的健康情况。这样，即 使是问路，也有可能要搭上两个小时，而且，经验说明，不能向你见到的第一个人提问，这 样作对方不接受，你得找管事的人。
快到栋古时，我令司机停车以便再试一次无线电。我还是在为没能接通无线电而烦恼。
“我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麦克科密克大夫。有人听见我吗？请通活。”
我等待着，然后又再试一次，这次我好像听到一个声音。我拨弄一下拨号盘。
“我是麦克科密克大夫，能听见我吗？”
“是的，大夫，能听见你。”我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
我终于与东南方向百英里外的布尼亚（Bunia）的一个传教士通上了话。我请他帮我与 金沙萨的世界卫生组织小组总部联系，让他们知道我迄今所取得的也可以说是未取得的进 展，传教士保证说他会通过教会替我传话。我太高兴了。我与外界的联系并未中断。
在栋古，我们住在当地的教会里。在这种地方总能得到慷慨而热情的招待。客人带来一 种难得的欢娱，至少在饭后是如此。这里用私人发电机发电，而且只是在黄昏后才发动。如 果没有发电机，就只能像鸟儿那样安排作息时间了。晚饭后，人们安歇了，村里一片宁静， 当厨房最后一根柴禾熄灭时，黑暗笼照了大地。在非洲农村夜间的一件乐事是到户外散步， 仰望大空，群星闪烁，美妙万分。一种敬畏心情，油然而生。你会觉得住在村里的非洲人与 宇宙融为一体，这种奇妙的感觉会使生活在贫穷和疾病重压下的人们体会到生命的真谛。
像大多数非洲人一样，天一亮我就起身了。这时正好到栋古周围的村子去转悠，寻找类 似埃波拉的病毒了。再一次，我又空手而归，我没发现在扎伊尔与苏丹南部之间任何商业来 往的迹象。栋古的人们很少去外地旅行，去干什么呢？人们没处去也没事干。
离开栋古后，我向北走到了一个叫阿巴（Aba）的小镇，离苏丹的国界更近些了。但是 不管我们再往哪里走，我们得先乘渡船渡过尤勒河（Ue1e River）。这种渡船是由四只漏水 的独木舟连在一起、上面盖上木板做成的。它看上去那么摇摆不稳，连运载吉普车都有困 难，更何况五吨重的卡车。尽管这渡口位于苏丹和扬布库的主要通道上，显然很少车辆使用 它。因而它也不大可能运送过带有埃波拉病毒的卡车。他们友好地告诉我们，可以把吉普车 平安地运送至对岸，我们对此不无怀疑，但此外也别无他法，只好把它开上木板。这突如其 来的重量使木板剧烈地晃动，然而它居然平稳下来。我和司机都不敢坐在吉普车内，没那个 胆。我们站在独木舟上紧张地看着水手们把那只在重载下晃晃悠悠的破船，半摇半拖地拉上 对岸。与此同时其他水手则忙着用罐头盒把船中的水舀出来。我一直担心船上的人随时有落 水的可能。然而由于某种奇迹，我们终于平安抵达对岸。在非洲我很早就学到了这样的经 验：问题总会解决的，但往往不是按你原来想象的那种办法